[旧话重题]再接再厉 更上层楼--《全集》主编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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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话重题]
再接再厉  更上层楼
--《全集》主编谈《全集》

——刘正成、朱关田、王澄、黄惇、曹宝麟、丛文俊、吴鸿清等谈《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和书法研究

       《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1995年10月，由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召开的《中国书法全集》学者座谈会在荣宝斋召开，在听取了顾廷龙、季羡林、冯其庸、李学勤、金维诺等学界前辈的意见后，当天下午，《中国书法全集》部分分卷主编座谈会在松竹草堂召开。《中国书法》杂志于1996年第四期刊载了这个座谈记录，现在翻看旧言，亦有新意存焉，故贴出以饗网友。

   《中国书法》原编者按：当前，中国书法的学科建设迫在眉睫，《中国书法全集》作为中国书法史，即中国书法本体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突破与成就，为了总结经验，探讨得失，《全集》编纂人员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其论颇有可取之处，现录之以飨读者。

                                                                                                

——原载于《中国书法》杂志1996年第四期

图文：1995年10月，《中国书法全集》部分分卷主编座谈会在松竹草堂召开。前左起：孙伯翔、王澄、丛文俊；后左起：吴鸿清、周祥林、张锡庚、赵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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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上午听了季羡林等学界前辈有关《中国书法全集》的谈话，各位分卷主编想必有许多新的想法，请大家结合自己参加《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谈谈对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方法的问题、资料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理论的问题等的看法。以便让书法界或整个学术界了解我们书法史研究的进展情况，搞了些什么东西，关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什么是我们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难点和正在追求的目标，以推动当代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在书法理论界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都在讨论，周俊杰先生在《书法导报》主持的栏目上也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今天结合《中国书法全集》来谈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既是在讨论今后的《中国书法全集》如何进一步编撰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告诉读者当代书法史有了些什么新的情况和新的动向，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

图字：1995年10月，《中国书法全集》学者座谈会在荣宝斋召开，全体成员合影。前左起：刘正成、李学勤、冯其庸、季羡林、顾廷龙、金维诺、朱关田；后左起：丛文俊、王澄、曹宝麟、黄惇、周俊杰、吴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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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

应该说在座的各位机会都不错。如果没有编撰《中国书法全集》这个艰巨任务，可能我们对许多问题是不会去做深入的探讨的。深入进去以后，才真正觉得这项工作确实很有意义：首先是通过全集某一分卷的编撰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因为编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书法史做进一步认识、理解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却是很值得的。另外，作为一项前人没有干过而许多人没有能力、也不屑于干的艰巨工程，虽然仅出了二十余卷，但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所以我是很乐意继续参与这项工作的，而且越干越有兴趣。

我自己认为我在参与全集的编撰工作中，还是很有敬业精神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尽量把其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以及交游等方面的问题搞清楚，虽然很紧，也很单调，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对今后研究书法史的人有些用处。先前我编《米芾卷》的时候，虽然也非常认真，但严格地讲，这一卷的考释还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的。现在编《北宋名家卷》情况就好多了，因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相关的知识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可能有些陈旧，也许同三百年前的乾嘉学派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严格说来我们搞书法史研究的大多还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是从喜欢书法开始然后才接触并开始研究一些关于书法史、书法美学等方面的内容。我新编的三卷都是独立搞出来的，也没有来得及请学术顾问，所以在专门研究宋史的专家看来可能也会存在不少问题。总之，有待于改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从《中国书法全集》已出版的二十多卷来看学术水准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校对、图版等技术性的地方还应更仔细一些。另外，有些分卷如《祝允明卷》中的评传就写的单薄了一些。《中国书法全集》中的评传可以说是一本书的重头戏，因为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他可能不会去注意具体的年表和考释等内容，但评传却一般要读的，所以影响很大。作为全集的主编应该严格把好各分卷的评传这一关，没有写好一定得重来，有些分卷主编进行这项工作如有困难，可以找人合作，总之，一定不能勉强。

图字：1995年10月，曹宝麟（左）、黄惇（右）与李学勤（中）在北京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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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杰：

我对史是外行，前两年刘正成先生叫我编《近现代名家卷》，这样使我的研究方向有了一个大的转移，过去着重于书法美学而这两年搞近现代，自然对近现代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大学有关的教科书关心较多，起码多读了很多好书。这些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艰苦，很有意思，也很有收获。最近我在《书法导报》上主持一个专栏也主要是约有关书法史的文章，希望通过讨论使大家逐步对书法史重视起来。不懂书法史当不好书法家，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作这方面研究实际上也只能是深入到某个朝代去研究。全集现在编了二十二卷，大部分我都读过，质量确实很高。日本出版的类似于全集的大书，他们在资料的收集上很丰富，印刷也很精美，但是相关的研究文章，特别是有深度、有独特见解的分析文章却很少。而且日本也很少有专门研究书法的纯理论书籍面世。所以，在书法的研究上，中国肯定比日本做的更好，我有这个自信。以围棋为例，前几年日本来几个初段棋手就可以和我们的国手比高下，但现在打擂台就不分上下了。因为书法围棋都是中国人的东西，中国人血液里流的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所以我们搞全集在文化品位上一定要高，必须拿出最高水平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书法全集》在史料的梳理上要和当代的最新研究成果接轨。以评传为例：现在国内不少重要人物的传记，看了很过瘾，给人以立体、全面的印象，因为这些评传是把个人放在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考察的，既有前因后果，又能预示到未来，甚至还常常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从宏观上就把握住了这个人的整体形象。总之，要多方借鉴，多方吸收，把全集搞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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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有同志在发言里面谈到了对当代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问题，昨天韩玉涛先生送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有一万多字，评论朱关田先生的《唐代书法论集》，下了很多功夫。终于有第一篇了！宝麟《抱瓮集》在台湾获奖了，他的北宋名家卷搞了一年多，天天晚上干到两点多，到底他有什么得和失，刚才那几句话一略而过，我认为是很谦虚的。在研究方法上他得力于王力先生，而王力又是受赵元任先生影响的。如果有人去关注他们，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从而写出他们的得与失，显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这么多书法研究的成果没有人关心，让研究者自己来说？自己总不能老说自己怎么样或已经怎么样了嘛（曹宝麟插话：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寂寞的事！）所以，书法评论界怎样开展文艺评论，把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应用到当代书法的创作与研究之中，看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不久前在苏州召开的篆刻理论研讨会上，高占祥同志专门提出了重视应用理论的研究问题。高占祥同志还讲到呼唤大师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大师呢？总不可能出一两本字帖就成为大师了吧！现在书法批评和书法创作都存在浮躁的现象。以《中国书法全集》的出版来说，专家们认为全集的出版为保证质量不能太快，而许多有关的领导又觉得太慢了些，希望出快一些，快出成果。作为主编，我在中间就颇有两头为难的感觉。


图字：1995年10月，《中国书法全集》部分分卷主编座谈会在松竹草堂召开。右前起：曹宝麟、朱关田、黄惇、赵雁君；后右起：李廷华、姚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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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

我提个建议，为了把全集搞好，大家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通力合作。比如搞清代部分的同志。必须看一些清代有关的文献，接触一些清人的笔记，如果涉及到与书法有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研究关系不大的资料，是否可以做成卡片。因为这些东西，也许对自己没有大的用处，但对其他人的研究可能却很有价值。这些年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宋代书法研究方面，很难有精力涉及元代。但元代作为移民，无疑与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研究元代书法的同志将这些资料记下来相互交流的话，肯定会发现许多有用的，甚至是可以改变既往看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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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

编全集没有资料是不行的。《中国书法全集》出了这么多卷，影响已经很大，现在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比以前好了许多，但实际工作中仍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假如我们在资料收集工作中能有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与介绍，也许会顺利的多。这个问题解决了，今后全集的编撰就好办的多了。作为主要从事创作的书法工作者，我为什么接下来学术性很强的编写全集的任务呢？一方面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工作给自己增加压力，锻炼一下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讲，则是确实感觉到这样重大的工作咱们不做又有谁去做么呢？现在书法界作这方面工作的理论家毕竟有限，而《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无论工作量还是意义又确实重大，因此咱们从事书法工作的人不去努力是站不住的。现在日本已有《中国书道全集》，虽然学术性并不太高，而我们中国却至今没有，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从以往出的二十多卷全集来看无论出版质量，还是研究深度都是比较高的，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包括我编的那一卷。我觉得上午有位老先生提的建议很有道理，就是海内外有些经济实力的人愿意作一些文化上的事情。如果在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与他们采用合资与合作的办法，出《中国书法全集》的精华本或修订本，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还有一个少数民族书法的问题，因为我们搞的是中国的书法全集，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的书法艺术。有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我觉得也应该适当将它们纳入进来。

刘正成先生与王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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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鸿清：

《中国书法全集》出版与编撰的意义重大。但对于一般的书法爱好者来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季羡林、顾廷龙、李学勤、冯其庸、金维诺等老先生虽然不是专门搞书法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敏感与卓见，因而一眼就能认定《中国书法全集》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书法全集》虽然还没有出完，但是他成功的大局已定。现在，反而许多专门搞书法创作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敏感与见识，觉得买全集还不如买一本字帖。所以我们在认识上必须引导，在宣传上也应加强。我们有责任去收集和整理国内外各方面对《中国书法全集》的评价，更有责任去总结和研究编写的主导思想，包括各分卷主编研究的方法和编撰过程中的甘苦，甚至和日本有关的书道全集作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等，从而使普通的书法爱好者更好地看清并认识全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全集编撰与出版的进度问题，我认为不能太急也不能不急。如果拖得太长，读者失去热情自然不行，但太急质量又不能得到保证。所以我们得有一个统筹的安排，人员要相对集中，既可以将评传、考释、年表分开来做，也可以有不同的人来完成同一项工作。如果全部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工作量太大，时间也不能得到保证。

吴鸿清先生做客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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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文俊：

我想先谈一下全集‘全’的问题。现在我们确实有全集还不够‘全’的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把所有的作品都收集起来就是‘全’，如商周金文、先秦金文就有上万件，这是不可能全收的。但我了解到现在已经出版或正在编撰的部分分卷，确实也存在着某些重要材料被遗漏或忽略的问题。比如，东汉有一批‘买地券’的材料，非常精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很重要，但在《秦汉金文》卷里却没有‘买地券’这一章，内蒙出的绢，共有一万多件，最晚也是元代的东西，全部是文书，有些写得非常好，好像不次于同时代许多书法名家流传有序的作品。像这样新发现的材料，需要我们去广泛关注和收集。另外一个问题是从秦汉刻石到南北朝能不能搞几个专题，比方说‘汉唐碑额书法’，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曾专门收集了一下南北朝墓志，很有意思，它涉及到十几种书法风格以及书法的变体，可以写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又如汉代的‘镜铭’，它的特点是文字的图案化和图案的文字化，他们之间非常难区分，甚至连一些专家也无法解读，因而它的书法风格很特殊。又如楚简书到现在已经出了十几批，还有楚帛书，楚国文字这么丰富，应该给一个专题才是。最近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时着重讲了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观点是建国以来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严格地讲似乎只有‘文’而没有‘人’。我们现在有关书法的研究也存在有这个问题，许多书家的评传大同小异。其实每一个书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环境与经历。像宝麟、关田等人在史的研究和有关资料的分析与掌握上做的确实不错。但在对人性、人格等因素的分析上还略显不足，如苏东坡，这个人其实是很复杂的，黄庭坚出了名他还嫉妒呢！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很高雅，有时候也很庸俗，有时候很豪迈，有时候却很忧郁，同是一个人，逆境和顺境是不会一样的。包括颜真卿恐怕也不是那么单纯，像庙里的神像那么庄严。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发掘人性和艺术的关联上多下点功夫，我想这是咱们能够落实的，也能够做到的，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并超出前人的地方。事实上以现在的条件和研究水平，再加上我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我们是确实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是可以超过前人的，领先一百年不敢说，领先五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全集中的年表，我赞成宝麟的观点，每一件事、一句话都得好好去考一考，要尽量把工作做细一些，做扎实一些。如果有人来研究我们的话，我们应该问心无愧，要值得让人去研究。对主编来说，每一分卷的构想，需要什么样的评传，应该插几篇什么样的文章，必须统一考虑，多花些精力，反复斟酌。有关书论的收集也应讨论一下。有些人字写得不怎么样，可能只能收几件作品，但是他的书论有一大堆，如按原来的体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总之，作为分卷主编，目前应抓紧对资料的收集，资料充实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1995年10月，《中国书法全集》部分分卷主编座谈会在松竹草堂召开。右起：丛文俊、王澄、孙伯翔、朱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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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关田：

刚才大家谈了许多问题，我颇有感触。作为书法科班出身的我来说，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也不容乐观。在以前的书法教育体系中，一不讲文学、二不攻史学，在考证学方面也是浅尝辄止。因此，能参加《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工作，不但能检阅自身的知识面，更为重要的是还能让我们获得一些全新的知识。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在编书过程中，随着问题的深入，细节的强化，困难会日益增多，我们就愈会感到知识的不足。

现在《中国书法全集》的影响已经打了出来，因此就更应该注意其编辑与出版的质量，要巩固提高。编一卷，就是一卷，不能马虎。对于分卷主编的选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有些人对书法方面的知识了解不深，我觉得就不应该勉为其难，不要碍于情面。在问题研究方面，我觉得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要多挖掘新的题材。譬如：我们是否可以出一本研究康有为的专著，搞一次专门研究康有为的活动等。这样不但可以使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而且还能在活动中发现新的优秀的研究人才，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其他问题与研究领域的发展。

《中国书法全集》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如能谋求到政府的支持和学术界的帮助则更好。今天上午诸位学术界泰斗能在此与全集的主编们共商大计，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要尽量争取政府的鼎力相助。其中包括资金的筹集、资料的收集等等。如在资金的筹备上，应借政府之力予以扶持，因为资金到位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全集的编撰速度及出版质量。

《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都是咱们国内的书法工作者，资料也大多来源于国内。它作为中国第一部内容、体例最完善的书法全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特别是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国内刚刚发现、尚未公世的资料与作品，因此日本、台湾等地的学术界和书法界都很重视。这就涉及到如何与海内外学者相沟通的问题。我认为由刘正成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意义有三：一是填补了国内外书法史的空白；二是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研究的深度，又有开阔视野的专家和学者；三是改正了书法界浮躁的学风。通过编写全集，使我们养成了踏踏实实、严谨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作风。为整个书法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搞革命的一定知道革命的发展历程。同样搞书法则必须懂得书法发展的历史，而可悲的是当前许多喜好书法的同志对中国书法历史的了解近乎空白，却以为胡乱涂抹几笔便可美其名曰：‘书法家’。所以我们编这套全集的目的之一是在广大的书法爱好者中普及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走出那种只知道拿笔涂几个字的怪圈，从而使更多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艺术家。


刘正成先生与朱关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