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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作]考古学对二十世纪书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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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4 12: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个贴子最后由闻正在 2003/04/25 12:31pm 第 18 次编辑]


     考古学对二十世纪书法的影响

  
     刘正成
     内容提要 二十纪最大的考古学发现是甲骨文和简牍书。这些史前和上古文字成为二十世纪书法家的创作素材,产生了一批以考古学家与古文字学家为先导的二十世纪代表性书法家,其二十世纪末期的书法即以现代考古学的影响为其历史性特征。这是继清代碑学风行之后,对传统主流书法的一种重构与拓展。与此同时,近代考古学的方法论也引起了对中国书法史学的思考。这些思考的内容包括:先秦书法史上关于小篆、古隶、以及毛笔等的使用;汉魏南北朝书法史上关于章草、《兰亭叙》真伪、北朝碑石书法;史前书法史与文字的起源中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字;书法史料学方法论中的时空定位、文化学立场等。
     关键词 甲骨文 简牍 当代书法 史前书法 时空定位
     一 近代考古学对书法创作的启示
     自1899年王懿荣鉴定和收藏甲骨文,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现西晋木简,同年敦煌千佛洞发现《敦煌石室写经》,1911年英国人斯坦因先后在于阗、古楼兰遗址得汉晋木简开始,使中国书法家自西汉发现《古文尚书》、西晋汲冢发现《竹书纪年》后1700年来,第一次看见甲骨文、古隶墨书,尤其近50年大量战国、秦汉简牍的出土改变了学习篆书从金文、秦小篆始,学习隶书从东汉八分铭石书始的观念。为20世纪书法艺术创作找到了历史性特色。
     1 甲骨文体书家的流变
     罗振玉与董作宾 甲骨文研究专家的“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中,雪堂罗振玉与彦堂董作宾均是甲骨文书体的大家。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贞松老人等。浙江上虞人。1906年前后,他便着手收集并多方设法了解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安阳,并派人和亲自去出土地考察。他从数以万计的甲骨文中,考证出安阳为殷代后期首都所在地。先后有《殷墟书契前编》(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铁云藏龟之余》(1915)、《殷墟书契后编》(1916),以及《殷墟书契考释》。后世誉他为“甲骨文识字之始”。考释之余,他运用甲骨文的新形态,一改以钟鼎文与秦汉小篆刻石写篆书的传统习惯,所书篆书作品以方折结体,虽仍用传统小篆中锋用笔,但尤为爽快清丽,为篆书开一新天地(图1)。他还用所考释几百个甲骨文编集《集殷墟文字楹帖》问世。罗继祖在其后跋曰:“雪堂公篆写契文,由于摩挲日久,独具会心,注意力专在其疏密错综体势上,丝毫不掺入后来钟鼎文的笔法,能不失契文之真。”罗氏的钟鼎文也是写得很淳厚的,但钟鼎文笔意也许并未如其公子所说“丝毫不掺入”,比起略后的董作宾说,董氏则更近甲骨原貌。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他作为现代考古学者,由于他长期的田野工作,并运用其深厚的书法素养,依甲骨“贞人”所属时代以及书体类型特征,所建立的甲骨文五期分类,是具有相当合理因素的年代学依据。层位学的广泛运用,为年代学建立了更坚实的基础,但书法艺术类型学的方法并没有完全过时,在特定情况下,还尤为准确。他的专著《新获卜辞写本》、《小屯殷墟文字编》、《小屯墟文字乙编》、《殷历谱》等,最大的贡献是其断代研究。而他经常书写的甲骨文对联、集诗等,几乎摹仿出甲骨文刻手的刀刻痕迹,方笔方折,笔锋尖利如契刻,很得甲骨文之神韵。他所书的甲骨文立轴,甚至仿照甲骨片上文字组合章法而成,高低疏密,参差错落,尤为古意盎然(图2)。
     叶玉森与柳诒徵 叶与柳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学者兼艺术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甲骨文书法创作。
     叶玉森(1878——1979),字镔虹,号鵓渔,别署中泠亭长,江苏镇江人。他是继“四堂”之外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之一。同时,又是精通诗文,兼擅书画的艺术家。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谭》、《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他所书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寓刚于柔,与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弘毅刚劲相映成趣,其所书线条极精致细腻,颇有书卷气息,甚至可以说更得殷代甲骨文书家的笔意而少刀意(图3)。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对甲骨文书体的借鉴与创造,较罗、董更趋谙熟与圆融。
     柳诒徵(1979——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柳氏是成绩卓著的名学家,著有《国史要义》,《国学图书馆总目》、《柳诒徵史学论文选》等。他又于书尤有研究与才华,瞬息数十幅,一挥而就,或真或草,或篆或隶,皆成佳构。所以他作甲骨文书,不拘于字形而僵持,而是从用笔到结体颇随情意而行,生动婉转,富有意趣。往往用甲骨文错落的章法,但结字大小相间,方圆并用,与叶玉森的甲骨文体颇多相近之处(图4)。
     丁辅之与黄宾虹 这二位均是艺术家,一是书家,是一画家,他们所书甲骨文体,完全是一种艺术的诠释,大失学究气息。
     丁辅之(1878——1949),名仁,号鹤庐,浙江杭州人。他的甲骨文书体已经基本失去契刻刀意,而更多吸取其细劲的笔意,隽雅秀美,柔劲而圆润。他也几乎不用摹拟甲骨错落疏密之 整齐规范,行列划一,笔笔精到,一丝不苟,是一种经过甲骨文改造的篆书,而非甲骨文的摹写(图5)。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一作滨虹,安徽歙县人。黄氏虽然兼善诗、文、书、印,但主要是一位山水大画家。他以笔墨“写”山水,蔚成开宗立派大师。由于他对书画线条的深刻理解与锤炼,在篆书上更为自由地融入甲骨与金石的多种笔意,形成形体疏放,结字简古,用笔松活的似甲骨非甲骨,似金文非金文的独特风格,颇受时人所赏。可以说是对甲骨文书体的天才吸收运用(图6)。
     与其同时代写甲骨文书体的书家尚有章玉、高德馨、王委烈、简登斋、胡小石、闻宿、张凤、鲍鼎等名家,但因其传世甲骨文书作不多,影响不如上述几家为大,论述从略。
诸乐三及当代甲骨文体书家 甲骨文体书法从考古学界溢出社会,为职业艺术家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值得提到的是浙江美术学院通过教学体制的流传的状况。
     诸乐三(1902——1984),名文萱,号希斋,浙江安吉人。诸为吴昌硕甥,也是吴昌硕书法与绘画的嫡传弟子。吴昌硕以秦篆《石鼓文》为范本的篆书创作在诸乐三身上一脉相承。因此,诸氏作甲骨文体书法时,结字取自甲骨文,但结体与笔意仍多存金石碑版气息,与董作宾,叶玉森等的风格大相迳庭(图7)。同时代尚有浙江美院教授刘江(1926——),以甲骨书法创作和教育闻名(图8)。
     当代有代表性的写甲骨文书家还有苏州沙曼翁和福州潘主兰二位,影响亦及于一代。安阳刘顺(已故)专作甲骨文体书法,并多仿甲骨文契刻的原文(图9)。北京王友谊在近年书作中,写甲骨文体线条灵动,刚柔相济,颇受时誉(图10)。当代甲骨文体书法在展览会中每有所见,甚至在一般的大、小篆书作中,亦每每吸收甲骨文简洁的结字法和爽利的刀笔法而用之,使篆书创作改变了以钟鼎文和碑石铭刻的金石遗风,更趋于自由、浪漫、轻松的风格特征。那种完全以金石为标准的篆书风格已不断减少而成为当代篆书创作的时代风格。
     2 简牍体书家的流变
     张继与魏建功 简牍体书风的肇始者,亦来自学术界。张继与魏建功作为一代学者,敏锐地从考古资料中得益,开一代风气之先。
     张继(1882——1947),字溥泉,别署自然生,河北沧县人。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国史馆馆长,刊行《国史馆馆刊》。他善于章草,但其笔意已与传统的《史游急就章》、《索靖出师颂》等刻帖不同,有简牍中古隶的章法笔意。他所作的楷书,亦参以简牍书中的古隶章草捺笔,得简牍神韵(图11)。
     魏建功(1901——1980),笔名康龙、健功等,江苏海安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其所隶书作品,已经全然没有东汉末见八分铭石书之意,而纯粹以汉简体式和笔法,亦兼以隶草——章草法,开风气之先(图12)。
     王蘧常与钱君稥 这两人都是活跃于上海的学者兼艺术家的名人,他们吸收秦汉简牍入书,在书法界产生很大影响。
     王蘧常(1900——1989),字瑗仲,浙江嘉兴人。王系沈寐叟弟子,他吸收了沈的以碑版法入行书的风格,而以古隶法入草,开创了一代新风。王蘧常的草书常人皆以为章法,但与东汉传世章草诸帖大相迳庭。他独取秦汉简牍中古拙滞厚的古隶入书,简略高古,颇有奇崛之意,打开了章草的新局面,颇受时人赏慕(图13)。
     钱君稥(1906——1993),浙江海宁人。钱氏师从丰子恺,作书得其师潇酒笔意。他是印学家,注意从古文字吸取材料,故作隶书亦弃八分铭石书之法,用逶迤舒展的汉简法作隶书对联,颇得时誉,影响很大(图14)。
     在这一时期,或稍早的,尚有钱智修、郑沅等名家,受战国、秦汉简牍出土而影响至于书法,以简牍书体行世。
     当世书家作隶书者,已经罕有不受简牍书体影响者,但影响突出者,李刚田写郭店楚简篆书(图15),鲍贤伦亦受楚简影响的隶书卓有成绩(图16)。
     当世作书多取行草率意之风的抒情写意,故作篆隶者,尤其是作隶者,均不纯取八分铭石书的端整凝重之法,而兼以古隶、草隶之法。造成了二十世纪末期隶书的潮流风格。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风气将有进一步深入发展之趋势。
     二 近代考古学对书法史学的启示
     甲骨文发现已经一百年了,人1928年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也已经七十年了。这些,不仅改变以人们的先秦历史观念与史前历史观念,也改变以先秦书法史和秦汉魏晋书法史的观念,及其史前书法观念,同时,也找到了阐述历史及其发展的实征资料与逻辑关系。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中心的现代考古学理论,也为当代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特别是对书法史料的整理、研究、归纳、概括起到了开拓作用。
     1 对先秦书法史研究的启示
     本世纪初,王国维用秦时古器铭文证明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历史事实,纠正了西汉许慎《说文解字》①将“古文”列于“籀文”之前的错误,为重新认识先秦历史,纠正汉以后典藉的错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②。也是王国维,在研究甲骨文中,虽然采用传统金石学的方法,却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用“地下的材料”考证出“地上的材料”——《史记》中关于商王世系的可靠性。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在是近代考古学的产物。建立在近代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先秦历史,特别是商史的研究和认识,为先秦书法提供了几乎全新认识。
     关于小篆 二十世纪以前的书法史,尤其是唐以后的书法史上,关于小篆的记载除了文献以外,实物就是相传秦相李斯所书《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然后即是遗存的许多相传亦是李斯所书的诏版文字。仿佛小篆是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一时发明创造出来的新书体。近代考古学资料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大量商周青铜器的出土,证明了地属宗周的秦国文字——秦大篆文字经过几百年逐渐演变成李斯时代的小篆。这可以从陕西出土的许多西周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像《石鼓文》一样的西周文字中,有许多和秦小篆文字形体几乎一样。反过来,人们又会按王国维所指示的东周时东西两地分别用籀文与古文的说法,去整理与秦小篆形成过程中六国文字和书法的演变。先秦书法史学者丛文俊的《鸟凤龙虫书合考》即为六国书法史撰写出了全新的篇章。建立在《说文解字》基础上的先秦书法史得以彻底改变,小篆的产生和运用不再处于神秘之中,李斯等人对小篆书体的创造也就成了可信的历史事实。
     关于古隶 按照传统书法史观念,是小篆演变隶书,西晋卫恒(?——291)所著《四体书势》中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或称为下杜人衙吏程邈所“定”字曰隶字,因为囚于狱中的程邈所改的篆书为“隶”(奴隶)书。古文献的记载非史事当时的记载,亦乃后人之转述。从目前大量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来看,隶书,即从古隶到东汉末八分铭石书有整整五百年以上的“隶变”过程。隶书(八分铭石书)并非直接从李斯小篆而来,而是发生在从大篆——小篆——隶书的全过程中,即从东周战国到东汉中期的整个时代,均是古隶的时代。这一个古隶——隶变的时代,不仅孕育产生出东汉末年规范、华丽的八分铭石书,同时也孕育和产生出大行于后的草书与行书。隶书的时代并非仅仅是秦汉时代,同时也包括先前的战国和先秦时代(图17)。真正到了本世纪,书法家们才真正看到了秦汉时代人以至先秦时代人,是怎么用墨笔书写古隶的。以东汉末年《曹全碑》、《史晨碑》等为代表的八分铭石书来学习隶书的历史被改变了,当代大量引用战国秦汉时代简牍书体作书的现实,便是人们重新认识古隶,认识隶书发展史的证明。
     关于毛笔 史籍记载“蒙恬造笔”。书法的历史,应该是用毛笔作书的历史。这样,书法历史仅止起于汉代。近代考古工作不仅发掘出秦汉以前毛笔的实物(图18),尤其从已经朱书而未契刻的甲骨文中,已经看到了毛笔在书法上的运用。用兽毛所书写的文字线条,是甲骨文得以存在的前提。甚至,从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中陶器上的彩绘(图19),可以看出如此优美而富装饰性的线条,没有毛笔的运用是难以想象的。书法艺术的历史显然不能仅仅从汉代写起, 可以说,先秦时代文字发展的历史,理应也是书法发展的历史。这中间,包括纸的产生和运用的历史,也随着考古发现而往前推移。
     2 对汉魏南北朝书法史研究的启示
     由于秦汉简牍书的的出土和大量北朝墓志的出土和发现,汉魏南北朝的书法史就不再是“蔡邕——蔡文姬——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历史了。从秦到东晋的七百多年时间,李斯、程邈、钟繇、王羲之这样突变式的书体创造史仅仅成为一种传说,而非书法发展的信史。
     关于章草 “章草”其名,历来文献记载多歧义。唐张怀馞《书断》明确列出“章草”其名而释之,称为“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也。”③现在传世史游《急就章》刻帖成了章草的标准范式。《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史游即章草之祖也。”(《史断》)史游是汉元帝时人,元帝乃两汉之晚期。从近代考古出土资料看(图20),“解散隶体,兼书之”是贯穿在整个“隶变”过程中,相反,“隶体”的最终确立是在东汉末年,所谓“灵帝时,(上谷太守)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书断》)。“解散隶体”的过程,就是从大篆、秦小篆演变到东汉末八分隶书的过程。由是观之,“史游即章草之祖”的论断在近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应该重新改写了。当然,在隶书形成过程,即古隶阶段代表性书家,如史游、杜度、张芝等的贡献,又是这一阶段书法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里程碑。
     关于《兰亭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郭沫若以南京新出土之《王兴之墓志》之字体,而推断《兰序叙》不可能是王羲之时代所有的书体,从而否定王羲之传本墨迹及刻帖的真实性。郭沫若以“地下的材料”而论断“地上的材料”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宥于他所能看到的出土资料有限,仅仅根据立碑铭石书体的特制用隶体,就推论王羲之时代楷书未创立又是片面的。最重要的确证,除了1908——1909年日本西本院寺探险队在楼兰发掘的《李柏文书》④(图21)外,1997年长沙考古队在走马楼发掘出的三国吴简⑤(图22),均是修正郭沫若关于《兰亭叙》系伪作的最为切实有力的实证。从钟繇到王羲之这一段楷书形成历史,根据目前所见考古资料,完全可以重新大略写出来,以祛除迷雾似的传说记载之弊。
     关于北朝书法 目前传世的古书法文献中,南朝论家几乎占绝对多数,如羊欣、虞和、王僧虔、陶弘景、袁昂、萧衍等,所论书家基本不及北朝,一般从魏、西晋、东晋、南朝顺序延续下来,北朝书家均零星记录,即使是像王这样的北朝书家,所遗《古今文字志目》记载书家也仅及魏晋。然而,本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包括邙山的北魏墓志数以万计(图23),东魏、北齐、北周大量的摩崖刻石重新引起注意和调查、摹拓问世(图24),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足以与东晋和南朝相媲美的书法世界。以北魏的宫廷书家,和以僧安道一为代表的民间书家,创造了灿烂的北朝书法艺术。北朝书法史将在大量出土资料的整理、研究基础上,填补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这段空白将是不远将来的事。
     3 对史前书法史研究的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政府对考古工作的整体规划与投入,史前考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其中,有关史前文字的考古发现则直接为廓清书法艺术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与思路。
     关于丁公陶文与桓台岳石甲骨文 安阳殷墟甲骨文字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形成这一成熟文字的历史应该是漫长的,甚至是多元文化的产物。随着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形成了与中原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共同发展的中华多元文化圈。基于这一观点,山东邹平丁公村发现的龙山陶文、山东桓台发现的岳石甲骨文,与前此所发掘的山东宁阳堡大汶口陶文一样,在殷商晚期甲骨文完全成熟之前,有多种原始文字的创造和使用。 这种与殷墟甲骨文密切相连的山东地区古文字,其书法艺术的创造观念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邹平丁公陶文那十一个古文字——刻划符号(图25)尽管尚未能识读,但其书法艺术的审美信息却暴露无遗。这种文字——书法线条不是一种简单的刻划,而是一种高度抽象并富于表现因素的艺术创造。
     关于临汾陶寺扁壶文字 如果说桓台岳石甲骨文比安阳殷墟甲骨文能早出几百年的话,山西临汾陶寺尧都平阳遗址则明确地早出1500年。出土扁壶上有一朱书“文”字(图26),这个“文”基本与小篆“文”吻合。考古学家又进而与大禹联系起来,称大禹姓“文”,叫“文命”。⑥从扁壶原物看,这个“文”字显然是用笔书写上去的。字的线条均匀爽利,是一种熟练的书写。想一想,这是距今4500年的文字书写啊!《史记》关于三代的记载是真实的,关于三皇五帝时代的记载亦岂止是传说。?
     关于贾湖甲骨文与骨笛 许慎《说文解字·序》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鱖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异也,初造书契。”黄帝的时代,基本上和尧的时代相近。陶寺陶文即可作为苍颉时代可以造字的佐证。许慎在《序》中又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基本上说的也是造字的原理。八卦有了线条以示物,还用得着其后的神农氏去结绳记事吗?伏羲时代会不会有文字的创造呢?河南舞阳贾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得到了裴李岗文化的考古遗址发掘。在这个新石器早期的聚落遗址的大量遗物中,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甲骨文;二、骨笛。在十几个甲骨刻划符号——文字中,有两个近于殷墟甲骨的文字:“ ”和“曰”⑦(图27)。这是距今7800年到9000年的人类文化和文字记载呀!在出土的二十几支骨笛中(图28),有五孔、七孔和八孔笛,能吹奏出五到七、八个音阶。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有音乐和书法的艺术实践存在了!高度发达的音乐器材,恰好证明了高度发达的文字审美创造。这就是伏羲太昊时代的文字——书法源头啊!二十世纪的西方流行“文字西来说”得到了有力的反证,贾湖甲骨文虽然尚未能证明其原始文字的成熟,但是,它比埃及古文字、两汉流域楔形文字早出一、两千年!文字——书法艺术的如此成熟,正来源于先民的历史创造之中和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之中。考古事业的兴盛发达,为史前中国书法史提供了撰写的可能。
     4 对书法史料学的方法论启示
     二十一世纪的考古学,仍将启示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和真实的发现。
     从传统金石学——二重证据法——现代考古学的地层学与类型学,二十世纪走过了学术的现代化历程。同样,中国书法学作为艺术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从考古成果和考古方法论上去学习和借鉴,书法史学的工作也将不能实现其现代化过程。
     关于时空定位 一切书法史料,如果仅仅依靠艺术类型学——风格学的分析,将仅仅呈现平面的空间关系,如果根据地层学原理,揭示出时间关系,也就是说作出真正的时空定位,所有书法史料将呈现出立体的时空关系了。这样,我们就会具体地去考察、确定、证明、分析出何人、何时,在何地、所书何内容的书法作品,才会使我们对这个书家的整体艺术风格获得具体过程的把握,我所组织、策划编撰的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学术着力点,就是确定每一个时代,每一种载体类型,每一个代表性书家,每一个书家群体的作品,获得历史时空位置的确定,使一切关于它的研究获得具体而真实的时空关系,使真正的艺术史研究获得现代成果。当然,这就根本改变了从晋唐到明清以来传统的品藻书法价值判断——书论的历史状况而走向现代。
     关于文化学立场 由于西方近代考古学是建立在地质学和人类学基础上,因之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观照。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来源于西方,它虽具有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倾向,但多学科介入的考古学,启发了书法艺术史学的多重文化价值的研究。如果我们永远仅仅从“永字八法”、“欧阳询三十六法”这种“法”与“法则”的研究着眼,书法学的全部人文价值则难以阐发出来。书法艺术学和书法史学研究的核心均是书法作品和书法家,那么,书法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存在的研究,使书法家——人的一切有关的研究成了书法艺术作品及其观念研究的支撑,这样的研究成果既富于文化学价值,同时,也使其艺术学价值获得最为深刻透彻的阐释。这种方法不是改变历史,而是使我们对书法艺术的历史得到真正的再现。

                                                     2001年1月9日于松竹梅花堂
注释:
①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④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152页《李柏文书》,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
⑤《刘正成书法论文集一》384页《钟繇与长沙吴简说》,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⑥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相关问题》,《中国书法》2000年第10期
⑦河南考古所编《舞阳贾湖》上、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9年版。
2、河南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4、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5、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海出版社,1983年版。
6、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相关问题》,载《中国书法》2000年第10期。
7、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
8、《刘正成书法文集一》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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