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部司马 发表于 2003-6-22 18:42:06

 简帛文化价值述论

                简帛文化价值述论
                  方孝坤
内容摘要:本文从形制、文字、内容三个方面论述了简帛的文化价值,试图较为全面地建立简帛学的研究范畴。
关键词:简帛 文化价值形制文字文献
方孝坤南京大学博士生阜阳师范学院讲师
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2000jqw25)
    简帛出土已经一个世纪了,自简帛出土之日起,简帛研究也就开始了。许多学者在相关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或补充史料,或辑佚文献,或订正讹误,在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及文书档案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往者研究较多集中在文字考释、史料利用及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综合研究简帛的文化价值的文章很少,随着简帛学的成熟,从事简帛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综合研究、开发利用简帛的价值已成为必然。本文拟从完善简帛的研究对象出发,对简帛的文化价值,从形制、文字、内容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             形制论
    简帛究竟始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由文献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以简帛为载体的书本了。从以出土的战国至魏晋的数十万枚简牍中,我们发现,简牍的形制已超越其原始的契刻或书写载体的雏形,直启中国书籍的滥觞。
  简牍所用的材料,大体上分为竹木两类。《说文》曰:“简、从竹,间声”简是削竹成片的狭长条。牍从片,片是剖开的木片,篆文木字的一半即为片。《说文》曰“判木为片”,可知牍是狭木条。约在秦以前,简和牍有相对严格的界定,《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牍,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到了秦汉以后,竹木均可称简。《急就篇》师古注:“牍,木简也。”出土的简牍也证明了这一点。
   竹质的简牍多为毛竹、慈竹,少量用短穗竹与苦竹,多用于南方。木质简牍多用松木,有青扦、毛白杨、水柳、怪柳等品种。不管竹质还是木质,据出土物看,都是当地易取之物。
   除竹木之外,还有玉简、石简、帛书等。玉、石质的原料制成简形,书之以文,也可曰简。《旧唐书·礼仪志》云:“造玉册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寸二分,厚三分。”此虽为唐制,亦为汉沿袭而下。《续汉书·祭祀志》云:“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说文》曰:“简,牒也。”可知牒简实同。出土实物有“行气玉铭”、侯马盟书等,形状稍有差异。帛书虽少,也有出土,理所当然应该是 简帛学的研究对象。
   文字以何为载体,在纸没有出现以前,经历了一个慢长而复杂的过程。从龟兽甲骨到锺鼎彝器,到玉片、石片,再到竹木简牍,载体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而文化的传播和记录也由狭窄的专门用途而到宽泛的大众化,从甲
   骨卜辞的神秘气氛到竹木书信的随意潇洒,汉文化的传播和记录经历了由封闭而开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文化的自然精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政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简牍的容易获得,使得文字资料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地便利阅读,为后世纸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前提。
   简牍的形状、编连,给予了简牍以丰富的使用途径和众多的称呼。下边我们简牍的名称及其类属。
1, 据其形制分类
   尺牍秦汉简牍一般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秦汉制,一尺约相当于23厘米,因此,称之为“尺牍”,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制,每简约写30—50个字,现在人们称书信为“尺牍”即由此而来。
   两行《居延汉简》有:“去上谴卒来,取两行,来毋留。”

(74·E·P·T51·337)
   然此名,文献极少记载。其长度在22.2—23.2厘米之间,宽度为2.5厘米左右,也有个别较长或较宽者。显然,两行是指容字较多的宽简。
   方遇字数较多,只好加宽简牍,这种简牍叫方。《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者书于策,百名以下者书于方”。贾公彦疏云:“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方的容字较两行多根据内容、文字大小、书写习惯,可以写成五行、七行、九行不等。也有称一尺见方的板叫方。
   尺一即长度是一尺一的简牍。《后汉书·李云传》载:“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李贤注:“尺一之板,谓诏策也,见《汉官仪》。”可见,简牍的长度是很严格的,是讲究等级的,皇帝以“尺一”写诏书,一般老百姓则不能用之。《汉书·匈奴传》记载,一投降匈奴的汉人让单于以一尺二寸之牍给汉文帝写信,以示倨傲。
   除了以上形制,还有二尺四寸的简专记古代经典著作,三尺简牍专记法律。《汉书·朱博传》载:“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书·杜周传》载:“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1975年出土了有关秦法的云梦秦简,但不是三尺,三尺法律可能始于汉代。
   觚一种多面体的简牍,以小树棍为之,削而为三面、四面、五面或者更多,以增加容字。也称为“苫、 、 ”,多为木质,一般用于不太重要的习字书。颜师古注《急就篇》曰:“觚,其形式六面、或八面,皆可书。”《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六觚,六角也。”1977年在甘肃酒泉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一枚七面棱形觚,觚断面几呈圆形,长37厘米,文字分两部分,接连抄录共212个字,前半部分为笔录某诏书的一部分,计133字,后半部分为书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
   册即编连之简,书之雏形也。居延出土简册,完整而保持原貌者首推《劳边使者过境中费》册,该册出土于金关遗址第二十一探方内,全册计简九枚,保留有原册编绳二道,简长22.9厘米,宽10.9厘米。从出土实物看,简册是先编后写。我国古代编册起源很早,对我国竖排本图书的形成影响很大。
2, 依其用途分类
   薛英群先生根据居延汉简上的名称,将简分为15类。郑有国先生将其分为8类,综合比较,去起重复,我们分出以下类别。
   牒《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说文》曰:“牒,札也。”段玉裁注:“厚者为牍,薄者为牒。”《广韵·帖韵》:“牒,书版曰牒。”由上知牒就是简,然而,居延汉简所见之牒,似有所别,实是一种文书。如:
   六人衣物、别名,牒书一编敢言之。 (74 EPT51114)
   《增修礼部韵略帖韵》:“牒,官俯移文谓之牒。”
   检文书信件表面的简牍。《说文》:“检,书署也。”徐铉注:“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检是夹在文书外面的两块简牍,类似今日的信封,简上写有寄往何处,文书种类,传递单位,发出时间,收到日期等。
   从居延汉简中发现,检有两种,一种为封书信之检,带封泥印钤;一种不加封泥,为一般标签。
   沿这两条线发展到今天,封泥之印变为铅封,封检变为信封,作为标签,随着社会进步和商业的发展,其用途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名片,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标签。
   板《广韵》:“版同板”,即木之析为片者。此意接近前边的方。板是一种如简札的书写用品,居延出土之板多为板檄,或称合板檄,属于重要的紧急文书。
   檄《说文》曰:“二尺书,从木、檄声。”《释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也。”段玉裁认为“二尺书”应为“尺二”。法国学者沙畹同意这一看法。王国维认为仍以“二尺”为要。出土之檄,长短不一,内容为传达军情的急件。檄有“板檄”、“合檄”,“合檄”即秘密文书,用两板相合,缠上绳子,压上封泥,防止邮递过程中被拆阅。
   札同。《说文》曰:“札,牒也”。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二字互训。长大者曰椠,薄小者曰牒。”《释名》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师古注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札是未经书写的素简或素册。因此札与牒小有区别。至于后世之书札如《文选·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笔札。”与牒已相去甚远,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札。
   揭是作为标识的简牍。《周礼·秋官职·金》曰:“辨起物之微恶与数量揭而玺之。”郑玄注:“既揭书笺其数量,又以印封之,……有所标识谓之揭橥。”揭用来书写某种物品的数量、名称,系于该物品之上。大部分揭用于随葬品上,将揭标在随葬物上,以示其物。居延出土的揭是专门记载管理卒病及视事之文书标签。出土的揭形状不一,夏鼐先生认为,揭有两类,一类插于物品,一类系于文书之上。
   笺又通、。《说文》训为“标识也”。笺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系在相应的简上的备参考用的。程大昌《演繁露》卷五四:“古无纸,专用简牍,简则以竹为之,牍则以木为之。康成每条出己说,别以片竹书之而列毛传之旁,故特名郑氏笺者,明此笺之语,已实言之也。”现在的笺注即起源于此。
   符《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代的木制符可能是周代牙璋的发展。六寸之制与居延汉简所载“金关为出入六寸符”相吻合。据薛英群先生研究,居延汉简中有日迹符、直符、府符、行警符、闭门出入符等,都是证明持符人身份、事由的通行证。
   传《说文》:“递也”。“传递者”,乘传奔走之信使也。《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初,传递乘传以为信使,传有传舍,或称传驿、驿舍,传就成了信使的通行证。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对传的形制作了具体描述:“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新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这应是官传的标准形制。庶民如需出行,一般先申请于乡啬夫,然后再上报县令(长),待批准后,由掾、令史具传交申请人,各关津验传放行。后来的过所用途同传。
   简牍是除纸以外逾时最长的文字载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自己的使用制度。从这一点看,其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形制单一的甲骨和青铜。简牍的长和宽铭刻着文化和政权的痕迹。远古的文化应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至秦汉之际,在简牍的形制上也有所体现,一般的书信、文书只能用“尺牍”,而皇天诰命则要神圣不同于常俗,所以他们以“尺二”来显示其凌驾于平民之上的自尊与荣耀;法律则要以“三尺”尊之,故谓之“三尺律令”;而作为统治者所利用、尊奉的经典则更以长简书之。在统治者心目中,经典文化是其治理国家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所以奉为圭臬。
   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进行交际时,使用文字突破时空的限制,而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要以文字来记录,于是单一的形制载体必然不能适应交际的需要,于是检、揭、檄、符、传等专门用途的简牍出现了。这些形制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简牍的家族成员,也大大拓展了简牍这种载体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而且对后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邮政通信使用的铅封就是封泥的演绎,招牌等也正是方、板牍等形制的发展和延伸。最有影响的当然还是书籍的书写顺序和装订格式,没有简牍,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术竖式书写,简牍的使用可能比甲骨还要早。编绳的连接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线装书。天地头的留空、页数字数的标明,标题、署名都为后来的板式提供了源头。由此观之,简牍的形制对后世图书出版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             文字论
   书于简牍的文字,依惯例,我们可以称之为简牍文字。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简牍,上至战国,下迄魏晋,涵盖文字发展的许多阶段,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多种字体,为我们研究古文字及文字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甲骨文一道,为研究中国文字学拓开了两扇窗口。简牍文字的价值不仅在文字学上不可多得,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就考古学而言,器物的文字标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它即可直接标出年代,也可通过同出材料的文字的字体、书写特征的比勘来确定其年代。从出土简牍文字来看,有些简牍文字直接标明了墓穴或遗址的绝对年代,有些文字则具有明显的文化共性。青川木牍和武威汉简的断代便是例证。武威汉简是王莽时代的抄本,其根据便是文字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王莽时代的特征。正如《新莽简辑证》所言:“新莽时期使用的一些数量词和货币名称,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进行简牍断代的重要依据。”
   在文字学上,简牍文字的出土丰富了中国文字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楚简文字的大量面世,为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提共了可能,秦汉简牍文字则昭示了隶变的过程,填补了秦石刻至东汉碑刻之间的文字资料的缺失,三国吴简的出土则为楷书的完成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通过对简牍文字的比排梳理,我们可以较清晰地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汉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由一体向另一体过渡的线形过程,是交相发展、互有渗透的。文字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正体、俗体之分。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过程中,必然运用文字作为交际工具,正规的、官方的、庄重的场合,必然要求其文字工整、清楚、易于辨认,这便是正体。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而复杂,交际的频繁,必然要求文字便捷化,于是俗字也产生了。汉字的发展正是沿着正体和俗体两条线,并且交叉发展的。由圆变方、由蘩变简、线条化、符号化是其大势。其具体演变过程表现出复杂性、渐变性。秦汉简牍文字表明隶书的出现可能比小篆还要早,至少应跟小篆同时。六国文字至秦统一后也跟着“书同文”的大势而为小篆、隶书所取代,虽然还保留东方文化的残迹,却也漫漫湮没不存了。草书在西北汉简中多有出现,与隶书并存。篆书草化为隶,隶又草化为章草,它们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各自走向成熟。楷书应是隶书正体加上草书笔画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利用简牍文字和文献资料相互参证,也充实了“书同文”的内容。秦为其政治一统曾经统一过文字,即法定文字,但秦的书体并非小篆一体,而是依据不同用途而分用之,甚至出现“秦书八体”,通过质和量上的分析,秦实际上是用隶书把文字统一起来,而非小篆。
   另外,大量的简牍文字资料,尤其是民间书信和薄册,为俗文字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运用和规范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文献论
   上一世纪,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出现了四种至为重要的资料。一是殷商甲骨文,二是汉晋简牍,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简牍的不断出土,简牍学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成熟。简牍学最令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就是简牍资料的文献价值。简牍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简牍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多为传世文献所罕见者,它不仅可以证实、充实史料,还有改史、补史、重新订正历史的功效。
   居延汉简可以帮组我们探讨史籍罕载的汉代边郡组织、防御系统、屯田状况、烽燧制度、戍卒生活、乡里分布、邮驿制度等问题。云梦秦简则为我们充实秦史,尤其是研究秦代法律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史记》所栽之秦史向来简略,而其他文献又少涉秦事,秦史研究向乏深入。秦简的出土提供了大量的秦史资料,也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如《史记·韩世家》、《白起列传》及《史记·六国年表·秦表》记秦昭王三十四年云:“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而《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则把此事记在秦昭王三十三年,两者前后相差一年。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白起攻华阳应该在三十四年,不是三十三年,但终无确证,只能存疑。秦简“大事记”云:“秦昭王三十四年,攻华阳”,秦简为当时人所记,显然不会有误 。由此可以断定,《史记·六国年表·秦表》及梁玉绳的判断是正确的,秦简以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史记》的错误。
   其次简牍文献里包含了大量的经典书籍。这为我们校勘整理古籍,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提供了证据。
1,医学文献
   简牍文献中有一部分医学内容,如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医书竹简,马王堆汉墓的医学帛书及阜阳汉简,武威汉代医简,都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这些文献包括《脉书》,《引书》《五十二病方》等医籍佚书和文献。《引书》是对导引术的文字解说,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一年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 部分记载了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和部分导引术式对身体的功用,还记载了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是讲生病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这是西汉早期的一部系统的导引著作,“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了导引的功用。它所阐述的保健养生理论强调依靠人体内的积极因素来抵御疾病,及时调整起居饮食,作到生活有规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道理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导引行气之术是西汉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保健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它简便易行,有一定的实用价值。”(1)《五十二病方》是一部首位完整的医药方书,为楚人所集,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
   从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到武威汉代医简,到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贵要略》,再到东晋葛洪的《抱扑子》,显示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2,哲学文献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泽区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内容含儒家经籍和道家著作。这对研究早期儒家的人文思想、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以及儒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郭店楚简的儒家经籍反映了早期儒家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人文精神,使我们认识到儒家精神的真谛,那就是以情为本,礼仁结合,倡导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这对儒学的现代化建设非常富有启迪意义。
   道家著作《太一生水》弥补了先秦哲学关于宇宙生成论的缺环,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又具有不同于老子的独创性。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思想水平,是一个了不起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识的许多新知识,因此,对于‘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
3, 其他文献
   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的内容,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残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很可能是未见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一家诗说,说明汉代《诗经》学并不限于四家。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有助于《诗经》中孔子删《诗》、《诗序》等有关《诗经》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战国楚简中,有30 枚简中记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而且在诗的篇目、顺序、用字上,都与传世的《诗经》有不同之处。这一发现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李学勤所言,出土简帛佚书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点贡献:(1)有些出土书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材料;(2)不少出土佚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观点;(3)出土书籍使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古代文学艺术孕育产生的背景,特别是思想文化的背景。⑵
   出土的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亡佚典籍,如《相鹤经》、《相宝剑刀册》等。1999年9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枚西汉竹简,填补了我国考古学的数项空白。其中的“美食方”记载了米饭、菜肴、饮料、干肉等制作方法。饭方有7条,菜方涉及到猪、牛、羊、鱼、兔、鹿等各种肉的具体做法,反映出我国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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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彭浩:《张家山汉简〈引书〉初探》,《文物》1990年第10期,第91页。
(2)            李学勤:《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方孝坤: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简牍文字发展研究》。
方孝坤:《简牍文字的文化价值》,1999年11月《丝绸之路》。
沈颂金: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转自---简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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