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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言
没有反思精神的作家 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
按：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至今为止，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此殊荣，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此，面对记者的采访，莫言的回答，多少有点令人失望，有缘于此，笔者结合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就莫言获奖后面对记者的一些问题请益刘正成先生，经录音整发布于此。 侯勇 10.15
侯勇：在莫言获奖的记者招待会中，莫言说，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不为任何党派服务？
刘正成：莫言作为一个中共党员，说出这样的话，是惊人之举，作为一个党员来说，他入党的时候要宣誓：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句话与入党的信仰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侯勇：这句话实际上是记者在问他抄延安文艺座谈话文稿的情况，他说他并不为抄写讲话而后悔，你认为抄座谈会讲话与获奖有什么关系？
刘正成：因为这是一篇政治文献，所以莫言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莫言的回答有一些矛盾和含糊的地方，好像他的内心也并不完全是赞赏这个讲话，一方面提出这篇文献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说，它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关于我们这一代曾经历的文化思想史，我觉得可以学习巴金关于反思的倡导。因为巴金就说了，＂文革＂时，大家追随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历史，我们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反思是不行的，正于此才有他著名的随笔《忏悔录》。我觉得巴金真的是文化人的楷模，虽然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二代，三代的文艺家去认真真学习和继承。远的不说，邓小平四次文代会的讲话，就是对毛泽东延安讲话的修正，我认为与其抄毛的延安讲话，不如抄邓的四次文代会讲话。邓小平四次文代会讲话是对延安讲话的关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关键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建国后这六十多年时间里的实践所证明的，是非常错误的，文艺就不应该是政治的奴仆和传声筒。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可以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本身就是延安讲话的实质与核心，尽管其它还有一些合理枝节问题，但它的主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应该彻底扬弃。莫言看待延安讲话，应该抓住它的核心，而不是抓一些个别的、细枝末节去为它辩解。
侯勇：你的意思是莫言的回答与其行为是自相矛盾的？
刘正成：对，我觉得没有反思精神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每个人都可能犯错，关键在不要掩饰错误，而要反思。他作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中国作家，应该反思延安讲话经过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所修正的这个核心，这才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例如，延安讲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后来这些话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套话，那是把知识分子实施打压于社会底层的借口。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去反思。当然，他在农村，在部队，他不知道这些话对社会触及多少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神经，这种说法我觉得莫言是缺乏历史的高度。当然一个作家要看他的小说写的怎么样，而不是他说的怎么样。莫言的小说写得好，但莫言的这些答记者话，说的很不高明，所以激起大家的批评，是完全是合理。
侯勇：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另一个获奖者的刘晓波，莫言获奖得到体制内的祝贺，刘晓波获奖的时候，却在体制的监狱里，这两种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正成：莫言在高密回答记者问及刘晓波的问题时，说刘晓波有些东西写的还是很不错，至于后来的情况，他还不很清楚，但是他说他希望刘晓波能够及早的、健康的出狱。说这些话，我觉得莫言还是非常有胆识的。刘晓波的行为要分为两部分，他的所言和他的政治行为要分开来看，所以莫言说他出狱后还尽可以搞他的政治学和政治体制研究。诺贝尔奖肯定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今天莫言是一个中共党员，诺贝尔文学奖给他这个奖，证明是公正的，不管你是什么身分，你写出好的东西，他就给你这个奖。中国这个社会，古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压抑，对文学的压制是一种常态。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他所说和他所写出来，是可能不完全统一的，不能说贴了共产党员标签，他就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看。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得到诺贝奖后，他的很多讲话，是有超越性的，在与他没有得到这个奖以前的讲话，是有进步的，我觉得这种进步是与他获得巨大国际声名后所自然具有的一定话语权有关，特别是他敢于公开提到刘晓波的名字，这一点是很有胆识的。
侯勇：有采访问到关于文学生态的问题，莫言提到纯文学的落漠，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套用这句话，你觉得现在的书法生态是繁荣还是落漠？
刘正成：书法生态与文学生态有很多共通性，拿文学来说，它最火的时候，就是样板戏和《金光大道》风光的时候，那反而是反常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是政治，一篇小说全国人民都来看，那是很反常的现象，包括文革以后反思文学，那些东西一篇文学著作很多人来看，我当时在《四川文学》的时候，一本纯文学杂志竟有二十多万订户，这是社会政治的一种扭曲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文学的常态。
书法也是，当书法成为一种变钱的工具，炒作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书法热＂当然不是一种常态了，反而是文学和书法的根本价值在失落。拿书法作为工具，利用身份去骗钱的时候，是艺术本身的一种异化。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表达，诗言志，赋比兴是文学艺术的功能，这是它的表达的意义。曹雪芹《红楼梦》出现的时候，一分钱稿费都没有，而且是手抄本都要隐藏起来，比如苏东坡在＜赤壁赋＞后面写跋文都说轻易不要示人，哪还可能搞得那么火热呢？所以莫言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当一个社会小说都出现一种火热的时候，折射出另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自由发言的急切需求。文学回归他的本位，应该处于它应有的状态，所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每一行都有它的存在理由。当然他得奖了，大家都去买他的书，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前电影、电视，各种时尚媒体兴盛，这样的情况下，哪有时间去看书嘛，甚至买了书都不看，这也是社会价值观的转移所造成的。但是，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它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我看了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梁》，它的其它小说我几乎未看过， 我觉得也应该去看看他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他？总还是应该有些道理。这也是一种思考。
侯勇：我们曾经感觉诺贝尔奖应该是很崇高，很神圣的奖项，而且奖金很高，这次莫言得奖，也有700多万的人民币，但是我们发现，这700多万的奖金，如果要在北京买房的话，要买个120平米的房子或者更大的房子，都还有点困难，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刘正成：中国是个泡沫社会嘛，房地产、股票是泡沫经济嘛，正常情况下，房子怎么会这么贵呢？泡沫社会，所以，以后这个房价肯定要跌下去。
侯勇：也就是他得了这么大个奖金，做了一辈子，还不如一套房子的价值？
刘正成：不过，前几天李开复在新浪微博上为莫言设计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在北京买大房子已毫无问题！哈！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作家，一个研究灵魂的工作者，走在社会前沿的人，他完全不必是一个富豪，这是板凳哲学原理的规定性。如果作家必然成为一个富豪的时候，他的文学就有问题了。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像托尔斯泰一样，既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同情农民的作家，这样具有超越性的人是很罕有的。这不是没有，是很难的。所以看问题，我们对阶级的立场的问题，可以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种话在某种具体个案上是可能的，但不能在任何地方都适合，所有卑贱者都是最聪明的，所以有高贵者都是最愚蠢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阶级学说是应该反思的。
侯勇：最近“你幸福吗”这词，成为热词，莫言的回答是对于幸福，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如何作答，你幸福吗？
刘正成：莫言不坦率嘛，昨天晚上有人发个短信问我，你感觉幸福吗？我说我咋不幸福呢？我今天吃了朋友送来的大闸蟹，味道很好，我觉得很幸福，是不是？幸福就是一种心情。莫言他也不是很庸俗的，从他的回答记者的话来看，他心情是很沉重的，他把事情看得很复杂，这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一个大作家的尴尬。其实，幸福都是相对的，人要活得潇洒点嘛，拿到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幸福的事嘛，又有物质，有很崇高的名誉，用高兴来作一种心理释放嘛。至于高兴的时间有多长，这又是一回事嘛，有些事，高兴过两三天，又不高兴了嘛，也很正常。所以，高兴和不高兴，就应该直接说，要坦率嘛，所以中国的作家，思想家为什么在这个社会是如此扭曲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一个大作家也不能坦率直言一些即时的心理感受呢？这个社会很复杂扭曲嘛，一个知识分子出了名，其言行就有可能动辄得咎，这就是这个社会人的异化的真实写照。
侯勇：你编辑《中国书法全集》几十年，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应该感觉不是那么幸福，但是从一些小事来看，你觉得你又很幸福。
刘正成：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原则，每一个问题，你不能抽象的去对待它。某一件事上，如我最近刚拿了驾照，去开了一圈车，我觉得好幸福啊，我能开车了自由行走了！来看编书，我有时候又火冒三丈，一本书要搞好几年，一套书要搞几十年，把我的青春都销磨掉了！所以幸福有时候要具体化，而不要抽象化。
侯勇：不同的环境，幸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刘正成：我看了莫言这几天的回答，我真是为他担心，就是无官一身轻，他在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说些话，又怕领导批评，又怕老百姓批评，各种各样的批评让他在夹缝中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尤其对幸福观这一点，不能张扬而遭祸。由于自由的缺乏和物欲的泛滥，中国作家、艺术家普遍缺乏思想。契诃夫说过，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除了思想还是思想。这种超越的思想性还是比较缺乏。例如，他觉得他都是很自由的书写，这是局限于他个人，然而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的，有的作家的书就出版不了，有的出版了要被封杀了。所以，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看问题应该多角度，你不能从你的角度觉得你是自由的，所有人的写作都是自由的。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爱绕圈子，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几乎所有作家都不敢触及某种不言而喻的红线。当然，要能够综合和比较全面地评价莫言的思想言论，我们还期待着他在诺奖授奖典礼上的演说词。
侯勇：前几天提到形式传统和文脉传统。
刘正成：书法现在哪还有什么文脉，根本没有感觉，只有人脉、钱脉，商脉，没有文脉。文人的含义在古来和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文人是一个阶层，并不是一个阶级。文人进则可以仕，退则可以安于底层，保持批判思想。苏东坡《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就是批评以法治而不重德行人治的思想，包括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实际上是讽刺汉武帝穷兵黩武和穷奢极逸。为什么中国的文脉是从《离骚》开始的？《离骚》就是屈原对楚王的批评嘛，批评千古以来就是文脉，韩文公的《谏佛骨疏 》，当时唐文宗要把佛教作为国教，他就极力反对，反对将一种消极思想的宗教作为国教。包括王阳明的从思想上的内省，黄道周从政治上批判阉党，给皇帝谏言其实就是一种批评。皇帝听了不舒服就给他们打几十大板，关监狱。明代东林党认为批评皇帝，给皇帝谏言就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为了这个价值观即使牺牲生命也值得的，并引以为骄傲。我觉得这些都是几千年中国文脉之所在。
侯勇：恰好在书法圈，就没有这样的文脉了。
刘正成：我发现网络中的批评，往往不是来自书法圈，书法家大多在思考作品的变现，而不思考它应有的文艺功能。这是一个犬儒时代，书法的表面繁荣和内里衰落，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侯勇：谢谢刘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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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5 16: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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