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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文俊先生亲笔回信:研究生考外语是“国策”

2018-12-17 16:32| 发布者: 书法在线| 查看: 103| 评论: 0|原作者: 书法在线

摘要: 丛文俊先生亲笔回信:研究生考外语是“国策”
丛文俊先生亲笔回信:研究生考外语是“国策”

按:昨日,我在微信上看到《中华书画家》发志社副主编张公者先生在参加“长林丰草——庆祝丛文俊先生七十寿辰师生书法作品展”的发言。张公者先生提到

“上世纪90年代,曾给丛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考丛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不会外语。丛先生很快亲笔回信给我,信中说:研究生考外语是“国策”。徐海兄刚才说他在吉大住过一阵子,然后考丛先生的研究生没考上,也是外语没过。

由此,我想到了陈丹青的文章《我为什么辞职》,他在文章中提到,他始终无法认同现行考试制度,尤其不能容忍在研究生、博士生的录取标准中,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长达4年,陈丹青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因此陈丹青选择了辞职。笔者希望从张公者的发言和陈丹青的辞职事件,能引起我们对于学院艺术教育的思考。为此,我们将张公者先生的发言和关于陈丹青辞职事件的文章,提供给大家,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侯勇
12.17


用明白简练语言把问题讲清楚定是高人
——在丛文俊先生七十寿辰师生作品展上的发言

张公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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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曾给丛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考丛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不会外语。丛先生很快亲笔回信给我,信中说:研究生考外语是“国策”。

徐海兄刚才说他在吉大住过一阵子,然后考丛先生的研究生没考上,也是外语没过。

我是接到丛先生的回信后就没敢去考。后来读的同等学历。再后来倒是去考吉大的博士了,但报的是哲学系孙正聿教授,结果还是外语没过。

丛先生当年的回信我一直保存着。字很工整,言语明白。丛先生的学术文章书法艺术也是这样。

我觉得,用最明白简练的语言把深奥的问题讲清楚定是高人,而同时又能用生活中的例子来类比说明所讲的问题,那就是大师级的。

只有对专业有深刻的领悟、掌握与研究,并且有其他方面广博的知识涉猎及丰富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才有可以做到这点。

丛先生游学南北,历史、文学、文字学都是丛先生做过的“基本功”。

纵观历史,尤其近现代以来,只在一个地方做学问,鲜有大成者。即便所在的地方是文化中心,也总是有局限的。

当然像王夫之这样的人物是天才,而且这种情况也是在清以前。

今天,不仅是需要南北游学,还要有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了解。
闭门是造不出好车的。

观赏丛先生师生作品展,联系到当代书法展览,也有些感想:当代书法展有些作者总是在为展览而创作,说是要符合现代展厅、与展厅协调。

《兰亭序》挂在哪儿都是亮点。是金子无论在哪儿都发光。
凤凰在哪儿都是凤凰,鸡在哪儿还是鸡。

作品才是根本。

(根据发言整理。2018年12月16日)


陈丹青的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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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 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 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陈丹青:我为什么辞职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张英

作为“陈丹青辞职事件”**的“辞职信”写于去年10月,被陈丹青收入2005年1月出版的新书《退步集》。由于春节的关系,该书在3月初才上市。

200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并。这是清华大学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试图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之一。同年,经工艺美院老教授袁运甫、副院长刘巨德及美术系系主任杜大恺举荐,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远在美国纽约的陈丹青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之后不久,美术学院开设了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成立4个教研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陈丹青负责。

陈丹青所在第四教研室研究方向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此外他还兼任本科生教学及每年春秋两季给各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

到今年为止,陈丹青的教学实践已经历时5年,然而他始终无法认同现行考试制度,尤其不能容忍在研究生、博士生的录取标准中,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2000年,24名博士生考生投考他的研究室,其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5名落榜考生被校方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为期1年。当他们完成博士论文选题后,为转成正式博士生学籍,再考外语,再度失利,陈丹青归国教学的第一回合全部作废,学生结业离校。

2001年,第四研究室的22名博士生考生,录取2名;硕士研究生考生8人,无一通过政治、外语考试。2002年,博士生考生20名,录取1名;硕士生考生19人,全部落榜。其中一名女生专业分达到90分,政治、外语各差1分,仍然落榜。2003年博士生考试18名学生报考,录取1名。硕士研究生19人报考,全部落榜。上年度落榜女生在京租房,攻读政治、外语一年,二度报考,专业分仍居前列,政治分数过线,但外语仍未过线,再次落榜。

长达4年,陈丹青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计算,但是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陈丹青如是说。

以书面形式和口头方式,陈丹青数次向清华书记、校长和美术学院领导坦率陈述自己的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招生与教学现状不但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至2004年,硕士考生被规定必须通过政治与外语考试后才有资格进入业务考试,他发现,只有3名通过所谓“两课考试”的考生进入办公室面试,其他各地来京,但未通过两课考试的考生,既无法见到导师,更不能展示绘画的能力。

陈丹青一再强调,这类招生怪事实在太普遍了,5年来他与落榜考生的遭遇根本不值一提。而最近两周的舆论更使他惊讶:原来如此长期而普遍的问题,竟鲜有在媒体与社会上公开讨论的机会。

因为忙于教学,陈丹青在回国5年期间仅完成一件大幅创作《国学研究院》。为了描绘70年前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陈丹青走访清华校史馆,馆员不清楚研究院故址所在。在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周围,他询问几位白发教授,无一知道清华曾经有过国学研究院。“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两课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这就是陈丹青发出的感慨。

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提出辞职报告。他写道:“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5年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终止对教学的浪费。”这份辞职报告另有附件5份,《退步集》收入其中两份:致学院外事办及北京外办的述职报告;应美院研究所教学改革会议所写的教学感想《教条和功利》。

在本报与陈丹青的长篇访谈中,院校领导的挽留,陈丹青的续签,均有交代。总之,两年后期满,陈丹青正式离开清华,重做画家。据有关媒体报道说,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曾邀请陈丹青出任美术系学科带头人,并表示院长位置也可让给他。张铁林证实了这一传闻,陈丹青也笑称确有此事,但他没有答应。

一格一格降人才——陈丹青谈艺术教育和教育

《中国青年报》3月23日刊出了陈丹青辞职报道,两周以来,此一辞职事件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陈丹青

一走了之,走不干净

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请谈谈你辞职的想法和前后经过。

陈丹青:教员辞职,国外无日无之。民国年间实亦司空见惯。1980年代初多有辞职单干的例,后来市场机制起来,饭碗随即紧俏,尤其高校。但聘用制早已试行,自亦会有解聘、辞职之类,不致诧怪。我今意兴阑珊,毕竟私事,结果议论纷纷,可见辞职仍算一件事———大学有问题,于此不难窥见。

念头是早有了。第一,浪费光阴;第二,土插队洋插队总共26年,野惯了。第三,SARS那年满五十岁,望见六十,要想画布上再扑腾,快走开。

可是课业在身,不能随便撂挑子。合约2005年元月到期,根据其中“双方任一方有变,须提前90天知会对方”的条款,熬到2004年10月,提交辞呈,并批评教育体制附件若干,俾便说明原因,计5份,分别递交院书记、院外办、清华外办、清华书记,及当年引荐我的袁运甫教授。

递交翌日,院书记与副院长立即约谈挽留,稍后,清华书记也带话过来,请一定别走,情辞恳切。我知道走不干净,因我主持的研究室还有两名博士、4名研究生,2006、2007年方才全部毕业,关键是不能再招,否则一届届进来,走不了。领导当即同意免我招生,不带本科,我则应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并继续担任春秋两季各十余钟点的“大课”,给各系学生通讲,于是续签两年。

记者:你为什么在自己的新书里收录了辞职报告?

陈丹青:其一,记存五年来的文字与行状。其二,国中于人之去留喜作揣测,以讹传讹,于公于私,均非妥善,故特加按语,说明清华挽留及续签情事。

然风声不免散出,11月初,即有数家媒体要来采访,以“中青报”为最先———辞职私事,公诸媒体不免有声张渲染之嫌,自忖《退步集》已作交代,所以拖延不见。然记者紧追不舍,隔周来电话,某日忽起一念:中青报乃我团报,品相端正,应该没事吧,遂于今年3月接受采访。

见报后,报道略去“续签”一节,外间以为事情才刚发生,我已走人。更不料媒体及网络纷起议论,可见书的影响远不及报刊。近日婉谢廿余家媒体采访,仍难平复。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不成,竟擅自致电本院院办,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称不知我辞职一事,记者乃以“经清华权威人士证实,陈并未提出辞职”为题见报,变得此事子虚乌有,是我在欺世……

斗胆禀告媒体,采集事相,审慎一点,用词用语克制一点。对媒体,我克制而审慎的批评是:个别记者的语文水准,还得把把关——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则我与领导接谈此事,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记者:当年,你为什么会选择到清华教书?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选择”清华,是清华大学选择了中央工艺美院,兼及于我:老教授袁运甫及几位老师热情举荐,我都不知情,等我接到长途电话邀请参与合并后纯绘画教学,此事的前期工作已经做了。所以要说当年受聘是为“美谈”,实在是清华与工美的美谈。

我尊敬清华,亲见校长书记居然骑着旧自行车上班;我也感谢工艺美院,院内上下都对我非常友善礼遇———我与这两所学校毫无渊源,却得此聘用和重用。5年来,校方院方从不干涉我的教学和言行,更无有人事不悦,这情状,装是装不出来的,诸位可以到学校问问。此亦所以我至今心里惭愧。今舆论滔滔,我诚不愿外间对清华及院方有误解———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有人说你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也有人说你在“作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陈丹青:我的胆子与天真哪及得那孩儿———自我回国上几回媒体,“作秀”之讥不曾断过。人要说你,便请说吧。

记者:你个人的特长和你的博士生方向专业设置上是否存在错位的问题?

陈丹青:有错位。但不是我要当博导,是被抬举安排当这份差。我只会画画,或许也能教人画画。我几次公开说,以现在的专业定义及定位,我不懂,也不配,辞职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摆脱这错位,但不便明说,因有假“谦虚”或说反话之嫌。

事实上,这类错位成千上万———那么多职业人士去当官,那么多当官的同时又是“学者”与“专家”,到位还是错位?

摆设好了有饭吃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陈丹青:以我的观察,国内人文艺术教育——不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研究——有两点从不说出的清晰目标,并完全达到了。一、好好维持这一摆设。二、摆设好了,大家有饭吃。我在一些机关看见庞大的食堂,在学院财务科看见层层叠叠的工资表格,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这就是今日的人文艺术教育。

记者:国外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艺术基础教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

陈丹青:恕我无知,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这一说。你采访我,我赶紧去电话采访女儿,她8岁移民纽约,上完小学、初高中、大学,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老师向他们宣传过“教育目标”。

美国高中生将届毕业,会收到许多大学寄来的广告册,吸引招考。各大学有自己的校史、传统、主张。例如女儿大二转学纽约“新派大学”(NewschoolofUniversity),那是二战后由一群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创办,旨在教授二战后新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并开放给二战或越战退役的青年士兵,及意识形态比较自由激进的人。而哥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牌名校则宣传各自悠久的教学宗旨。要之,高等教育没有国家规定而划一的所谓“教育目标”。

反而是对国立小学及初高中,美国相当看重。多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爹妈身份还黑着,小孩立即被要求就学,不然家长论罪。去过纽约的朋友应该看见,学生一半以上是各少数族裔,纯白人很有限。

记者:国内现有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咱不谈“艺术基础教育目标”,就谈幼儿及小学教育吧———在周海婴回忆鲁迅的书中,附海婴成绩单。幼稚园时期的要求依次如下。

  智力方面,理解、想象、观察、审美、记忆。
  学习方面,音乐、故事、常识、游戏、工作。
  品格方面,习惯、礼貌、态度、感情、体格。

小学成绩单依次包括以下项目:公民、读法、作文、写字、说话、自然、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英语、劳作、美术、音乐、游唱、体育、常识。

学生行为标准栏依次如下:爱国爱群、勇敢果断、整齐清洁、快乐活泼、遵守纪律、诚实不欺、勤勉好学、工作耐劳。

评价则分“甲乙丙丁”、“优良中差”,特别好的,以“超”字打分。

我珍视这份小小的文件,民国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父祖辈,是这样地开始了所谓“基础教育”。它可能是西来的,有别于清代之前的教育价值,也有别于我辈1950年代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今日小孩与少年的成绩单,是哪些要求呢?或许有类似的字眼,一定也有很多当年没有的字眼,顺序也必不同———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专家们有兴趣查对比较,做做研究吗?

我不敢小看这份文件。教育价值观的一切差异及后果,便在其中。我曾读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述,当然他是西方人,当被问到平生最是有教于他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是幼稚园:专注、礼貌、诚实……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譬如两课考试吧,多少单纯透顶的孩子对我说:那是考试呀!背呀!没办法呀!

记者:国外的学校在艺术基础教育上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国外的艺术基础教育目前处于什么现状?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再以纽约为例,我在以下方面看见他们的“艺术基础教育”:

第一,纽约是美术馆重镇,从睁开双眼的婴儿到年迈老人,只要愿意,都在美术馆看见人类各文明自古及今的文物艺术。纽约又是所谓文化艺术重镇,音乐戏剧舞蹈节目无日无之,许多为老人与少儿预备的票价,便宜得惊人,更有大量免费节目四季推出,品质一流。

第二,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美院附中”、“音乐学院附中”之类……但纽约有两所规模甚大设备精良的“艺术与设计高中”,专为喜欢艺术的孩子建立,历史很长,培育出许多国际声誉艺术家,好莱坞几位天王巨星便是该校学生。二战前建立时,教学功能相当于我们的“技术中专”,因那时上得起大学的人数有限,这类艺术高中便培养相关专业技能,使学生早早出外求职谋生,教学品质既高且严。1970年代后大学普及,这类学校教学质量与投资反而下降。女儿上了其中一所,演话剧,弄服装,玩影像,也画画,毕业后上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第三,美国艺术学院大抵私立,各自招生,没有全国划一规定。女儿上大学的所谓考试,就是写一篇散文,题目任选其一,“陈述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写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试,带几幅平时涂抹,看看聊聊,就算录取了———我甚至不觉得那是录取:有录取,便有落榜,个别例子有,比方名校竞争,自然择优录取,于是落榜,但其他选择很多,绝没有中国式的落榜。

第四,美国许多艺术学院不颁学位,招生没有年龄限制,只是兴趣教育。有些艺术学院挤满中老年人,尤其是妇女。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亲眼看见了。你喜欢吗?交钱、上课,如此而已。

以上情形,不知算不算“艺术基础教育”?其中第二项,略近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考前班,但人家那里正规多了,比我们一所综合艺术学院高级。第三、四项,中国还没有类似学院,社会上喜爱艺术的中老年,终生无缘接受艺术教育。

至于第一项,说来痛心疾首——中国近百年艺术教育,起码的前提至今空白,即没有美术馆固定收藏(在《退步集》中已再三陈述),没有东西看,视觉艺术教育的品质和依据,永远是虚悬的,假定的,存疑的,任意的。因此,在美术馆功能长期缺席的状况中,国内艺术教育的职能、资源、环境、氛围,统统由学院负荷、从学院聚散,此所以中国艺术学院功能太绝对,形制太庞大,更兼学位制及种种考试铁律,以至问题大到等于没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大艺术学院的硬体、规模与生源,雄居世界第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样超规模的艺术学院,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社会基本没有美术这一块”,这是王朔四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结果美术界不开心,有文章反驳它,其实是大实话:如此世界第一的艺术学院群,除了超规模招生、发放学位,事实上为全社会的“美育”,作出什么翻天覆地的贡献吗?

记者:从现实来看,国内的艺术基础教育处于什么现状?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陈丹青:以上便是问题。以我直接与艺术学生交流,他们的感受是:没有受到教育,深刻地不信任教育。优异生也对教育反感。其悖论是,一方面,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惟一出路是大学,一方面,我几乎听不到对教育的感激之情。

至于如何解决,许多专家比我说得专业,因我不懂教育学。我只是看见大量问题。

学院顶重要,学生最最次要

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有效运转的后果是: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陈丹青:法律要严密、有为,学问要宽阔、无为。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就出在定“目标”,一定目标,一入功利,即变形变态。譬如“培养人才”一说,目标算得好听煞。那怎样算是人才呢?于是划定种种标准,变成尺子,削进划出,细细剪裁,先给弄得不像人样子,没有人味道,还谈什么人才?

记者:国外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美国艺术教育,各校有各校的传统。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罗德岛艺术学院、加州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中心学院……均有重量级艺术教学,彼此间未有统一招生法,教学传统与招数更是南辕北辙,因主事者群体的观念与渊源太不一样。巴黎美术学院,老牌名校。1970年代仅存一所绘画工作室教授绘画,老师还是南斯拉夫人。到去年,我听说该校正式关闭最后一间绘画工作室。

死心眼热爱绘画的家伙怎么办呢?进卢浮宫,进绘画材料店,自己玩,自己开心,弄出名堂,画廊有的是,还不称心,远渡重洋,到纽约闯天下。以我所见,纽约多有欧洲来的艺术学子,欧洲也多有美国去的艺术学子。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只是年轻人呆一呆的地方。美国教育也问题成堆,也在衰落,也茫然,但它让一切发生,由规律支配,没有成规、成见、成法。艺术学院不是年轻人的进阶之所,更不是身家性命,哪里像我们一朝进美院,俨然定终生。

或曰,1950年代学苏联艺术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不也成就大批人才吗?很对,可前提是社会文化状况必须还原到1950年代,方才奏效。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何似当年?而当年可贵可学的一套,都给废了,譬如择优录取,业务尖子,便是教学良策,虽遭“文革”批判,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也还走老路,立马生效,问题出在1990年代,说来话长了。

记者:从现实来看,目前国内的艺术高等教育处于什么状况?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

陈丹青:我所说的问题,全在太阳底下,无非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及有效运转。其后果: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而最最次要的学生,构成学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学费翻倍,势不可挡,供求关系,畸形而失衡,今年各艺术院校数万考生,景象壮观,连夜排队的图片与报道,已成国际新闻。

记者:如果高等教育的教育方式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有的是好方式:西方、日本、民国、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艺术教育攒着无数好办法好经验,可一旦学术行政化,绝对变质。

记者:在国内的大学里,与理科相比,文科往往是最穷的,国外的情况如何?

陈丹青:美国投资文科的钱,也比理科少得多。以上说了,人文艺术学院多是私立,钱自己想办法。但美国密密麻麻的私人基金会,在俗称美国“第二政府”的媒体之后,忝为“第三政府”。我女儿许多穷同学常年靠教育基金上学生活,有的长达十数年,成人后慢慢还。她一初中同学,父母离异,15岁上母亲死去,孤身一人,今25岁,全靠奖学金在纽约大学表演专业毕业,已接拍电影。美国人文艺术教育也算穷的,但那种穷法,怕是比我们这里最大的政府拨款还要多。

中国文科教育,穷只是问题之一。你去看看西南联大当年那付穷相,教授摆地摊卖家当,自己种菜养猪。台湾的殷海光,大陆的沈从文,留美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穷学生穷老师啊。

美国的爱伦坡之流,穷死。福克纳说:给我纸、笔、面包、水,我就给你文学。海明威战后给毕加索送礼物,什么呢?一箱手**!

孩子是考试的连体婴儿

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

记者:你在书里有过判断,国内的艺术教育考试的结果是劣胜优汰,国外的大学是怎样方式、过程录取学生的?包含了哪些课目的考试?

陈丹青:美国“高考”必须通过的统一考试似乎是“SAT”,即语文和数学(跟中国一样,把孩子们圈起来考,仅三小时左右),但录取与否,“SAT”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方面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会点外语,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早早开始创作)等等。

美国考研究生,统考项目是“GRE”,仍是语言与数学,但要求当然高多了。注意,艺术专业,表演、舞蹈、美术、影视、文学,不考“GRE”。如前述,各艺术学院招考标准不同。老牌名校难考一点,因竞争者较多,择优录取。

美国是天然的英语霸权国家,大学不重视外语(如法语、德语之类)常被外界批评,而名校对懂外语的学生择优录取,因投考哈佛耶鲁多富家子弟,美国又是移民国家,不少孩子高中前后即因家庭背景及社交范围,而具备多种语言能力。但绝对没有外语和政治考试。

记者:你在国内给本科生上课,对他们满意吗?他们和国外的本科生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我不愿说年轻人。孩子都是无辜的。今日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被中学小学及整个教育体制所扭曲,这种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个个是考试的“连体婴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试也颇激烈而扭曲,但少年们真的是以生命、智力与考试拼搏,但并未“连体”。高分竞争是所有后进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常态,但港台地区、日本东南亚已经陆续走出这种历史阴影。

西方的本科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成绩并不是成长,成长不仅靠成绩。顶要紧一条,没人逼他,他于是不自逼。但美国的一些罪恶,是太自由闹出来的,譬如校园枪击、校园色情等等。

记者:艺术教育对考生的基本功、天赋、感觉、素养、个性,有它的特殊性,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同时,高校怎么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

陈丹青: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这句话透露出划一标准思维。标准一旦划一,一旦成为行政措施,任何“殊异”先已失去了存在、开展、发育的前提———真实的命题是,如何使各色各样的“人”进入他想要进入、他应该进入、他能够进入的高校。所谓教育,“人”第一位!

我们这里是表格第一位,我们的学校领导曾在会上反复强调,大家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啊!我就说,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呀!

一定会有意见说,考试绝对必要,不然全乱套。没错!又有意见说,放权给教授独立招生,营私舞弊怎么办?没错!事到如今,真是样样动不得———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有二十几年教龄,大家正派辛勤,郑重其事,确如党所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可是今日教育的问题,远甚于营私舞弊,远甚于“乱套”,而是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于是暗渡人情,阴损规矩,你绝对要管,我绝对有招,结果便是有道而无德,屡禁而不止。你防堵舞弊,但不能漠视人性,你设置规章,但不能罔顾规律。

今日艺术教育的所有招法,照北京土话,全给弄“拧巴”了;你非要严考,自然条条杠杠;你非要量化,必定排课填表;你非要论文,只好挖空心思到处找书抄……别考那么严,我反撒得开;别管那么死,我倒要自强。人的性命,创作的欲望,如种如茁如泉涌,不是开关,不是自来水。

记者:当国外的高校遇到你在招博士生出现的问题时,比如语言或者其他课目不及格、差几分的时候,它们会怎样处理?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陈丹青:国内问题一出国,便不是问题;国外高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譬如早先有种族隔离问题,晚近有校园暴力问题、吸毒问题、枪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引发美国无数次教育辩论、斗争、立法、甚至社会运动。

至于入学的麻烦,举个小例。我女儿上初中时因有同学间相处不愉快,要我给她转到教会学校,下午陪她去,女校长自己出来,领她进屋考起码的英语数学,半小时出来,回家后电话打过来,叫她明天去上学。

清华有一真事,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这往事,便是这考生老来亲自撰写回忆的。

再说北大旧闻,当年蔡元培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开”,学生随时进入要求某事,凡能当即解决者,蔡老无有二话,吩咐下面,着即办理。

我就任之初,清华书记请吃饭,席间笑谈清华好传统,列举钱锺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这类神话,今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反驳——那时人口少啊,制度松啊,今天要是这么做,麻烦大啦,家长告啊,学校难啊……没错,没错,我真心同情今日的当家人,你请来哈佛校长管,保管他抱头鼠窜,没奈何。

怎么会弄成这副局面呢?国情是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千古奇观,我称之为“药症同体之效”——标准考试久病,病根在你,药又是你开,药是你开,必惹你的病,于是药添其病,病助其药,如此循环到今日,已是病里有药,药里有病,分不清哪儿用药,哪儿是病……健康自有规律,病灶、病征、病体、病变,规律也严密得很呢。

例如你规定某落后地区考分、名额要照顾,我就把孩子移民该区,此“移民考生”是也;又譬如你规定“交费”也可录取,于是这边交钱,那边进人。凡此种种无比精致的应对招法,简直剔透玲珑,无所不用其极。今日各大美院周边上百所考前班,本科生据说到二年级就逃课出外,纷纷去考前班教学赚钱,等孩子考上了,再去教考前班赚钱。山东是美术考试大省,成群辅导,大批赴考,浩浩荡荡上北京……考上清华美院的孩子,辅导老师奖金论万,能不拼命教?

有位办私立大学的热心人弄了十余年,大败而回,总结国中五十余年教育史,精辟之至———六七十年代,政治控制;1980年代及部分1990年代,分数成绩控制;近十余年,利益控制。此颇堪玩味,哪种最厉害呢?显然最后一种。连二年级学生都分得利益,这机制你动得了吗?外语教育,更是一庞大产业链。

至于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严丝合缝,变本加厉,更动不得,处处动不得,好,各种并发症冒出来,您就下药吧。

记者:英语在人文艺术教育中应该占什么位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语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陈丹青:我的问题是,今日中文教育占什么位置?扮什么角色?中文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关于外语教育,贵报去年有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长文《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又有今年清华大学退休外语教授孙复初长文《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都谈得比我专业太多了。前者雄辩透辟,结论清晰——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独尊外语,于法无据。后者教了48年外语,痛陈今日外语教育之重重弊端,他回顾道,四五十年代的外语教育十分合理奏效,高中生多已熟练掌握并应用英语,读写听说均过关,上大学后就是应用与提升,他指出,“大学英语”一说纯属今日畸形外语考试及教育的“怪胎”。

我父亲与孙先生同辈,1940年代高中生,上大学前,掌握读写听说,1948年考入上海海关大学,教师多为英美人,上课没问题。1970年代末恢复出版英文报纸,其时父亲外语已荒废三十余年,照样拿起报纸就读,翻给我听。

孙先生慨叹,当他这辈人退出教学,全国外语教员都是标准考试培养出来的,他们再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法。而文章开首他就语重心长———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是严峻的问题啊!

父亲最近给我寄来上海一份报纸,也谈外语教育,其中教育部副部长出面说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大学考试必须以四六级外语成绩作取舍标准。

所以更严峻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说法
登是登出来了,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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