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讲演提纲）

李骉

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提纲）
（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讲演 2002/6/30 ）
王岳川
    一 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
•  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 四个层面（科技一体化，制度接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
•  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 ：四大发明的危机问题与西方的七国论／／／花架子中国与后殖民性 （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东亚先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挡在了中国前面
现代化（狭义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注重物质创造），广义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注重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追求，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向现代转型。使得在后现代社会中不仅加快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趋同，更重要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张扬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从而使得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物质生活趋同（现代化或第一次现代化），精神生活互动（后现代化或第二次现代化））成为人类目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
但是，全球化中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西化－美国化－基督教化
其实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并非西化而是东化
二 为什么要说要“发现东方”
•  中国形象的位移：
A 国家竞争力的锐减。
根据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安格斯·马蒂森《世界经济：千年的远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 巴黎 2001. ） 从公元元年到 1820 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元年到 1000 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1000 － 1500 占百分之二十三左右。这 1500 年中中国不仅使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是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从 1500 － 1800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使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西方国家工业化起步事实追赶中国战略，使得西欧经济在 1500 年不足中国一般的情况下，在 19 世纪末就赶上并超过中国。
在近 200 年落后中，中国 1820 － 1850 中国迅速加大同西方的距离——这 30 年，欧洲人均 GDP 由对中国人均的 2.1 倍激增到 10.5 倍，美国则激增到 15.6 倍，而日本则在 1968 年在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中国，人均 GDP 由 1950 年中日相当的百分之二十三，锐减到百分之七。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地位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挑战。
B ，大国形象的边缘化： 18 世纪初中国人在地图上看到的并非“中”国，而是边缘之国。
16 － 18 世纪末，西方对中国由狂热到憎恶／／中国对西方基本无知与自大
19 世纪中西关系 1840 年后、 1894 甲午海战后憎恶与同情并存，以憎恶为主
20 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同情地了解增加／／中国开始对西方狂热拿来五四
20 世纪下半叶 1949 冷战模式——妖魔化／／ 1972 － 1989 尊敬和憎恶并存。
后冷战时期 1989 后中国威胁论等 ／／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  中国学术方式的非合法性——中国制度性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学术言说方式层面中断了，中西翻译问题的文化透支， 东方的沉默、失落、被误读、被妖魔化是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了严重问题。
3 ，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重新发现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东方”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身份问题
三 如何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
1 ，文化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主义
2 ，国际汉学与文化输出的区别：
3 ， 文化输出的可能性与困难
4 ，“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
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
（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讲演 2002/6/30 ）
王岳川
一 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 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 = 西化 = 全球化 = 美国化 = 基督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的是一种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是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的是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这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轻易放过。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当今世界，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这意味着 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的逐渐趋向，表征为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
一，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
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最近一位名叫齐泽克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全球化为什么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呢？
我认为，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信仰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 。这种一体化表明中国将尽可能在科技领域同世界同步发展，中国对西方的科技发展可以百分之百地学习和接受，尽管我们可以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反省科技带来的科技理性的弊端；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 。这种并轨是说明我们的制度轨道太窄，应该换成世界通用的宽轨。但是制度换轨开始由国家的具体语境和国家语境，对不同国家有差异性要求。正如我们 20008 年要举办奥运，但是最近美国又企图用人权问题加以反对，因而制度并规划只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 。没有中国化学、法国化学、美国化学的说法，但是有中国文学、法国哲学、美国史学的说法，说明在文化思想领域差异性正在加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不是谁吃掉谁，谁兼并谁，谁垄断谁的问题，而是“对话”与“互动”的问题。这个“对话”，应该说从汉代开始到现在 2000 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今后也将会是这样。只要是有一定文化身份和价值意识，就会不断地寻求身份“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中的“对话”表明不同的思想体系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总体上看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
第四，信仰的冲突化 。正如齐泽克所说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化、外部与内部的共同冲突已经使差异达到百分之五十。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用鲁迅的悲剧的独特道路堵死了儒家的路，用陶渊明的路堵死了道家的路，用《红楼梦》的中的价值信仰之路堵死了佛家的道路，进而用“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求中国”的理念表明：只有基督教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仍然只能建立在个体信仰上，但是不能成为要求所有人必得如此。因而信仰的差异性是无可讳言的，哪怕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总之，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个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二，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 韩国学者质疑中国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中国首发权 。这形成了一场世界文化诉讼：法国最通行的《小拉露斯》词典称： 德国人谷登堡（ Gutenberg ）在 1450 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韩国也称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活字印刷的发明在中国大学者沈括（ 1056 ）年的书中有论述：发明者为毕升（ 1041 ）。
日本有个别考古学者弄虚作假将文物埋于地下而后“发掘”， 无非想和说明日本文化不是受到中国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花架子中国与后殖民性 （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 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变得非常关键。现在我们面临的首先是一个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历经冲击而不崩溃，还有凝聚力，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东西。
三，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并非西化而是东化
（一），现代性与全球化几乎是 500 年前同时发生的，至今仍在继续 。西方史学家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成就本身”《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9 页。
欧洲文明来源于东方 ：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并很快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峰。
历史性的西方 ：古希腊的科学民主的西方，古罗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纪神性西方，文艺复兴的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时态地被中国接受。
地理位置的西方 ：狭义地说至莱茵河以西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欧地区，广义地说则是与西欧地区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一切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虽为东方，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与英美同属一个类型，也脱亚入欧被看成西方国家。
（二）现代性西方 500 年的两大文化精神资源：除了开拓海洋，经济发展，彰扬人文价值和感性世俗生存外。
1 ，希腊罗马文化理性 ：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拜占廷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深厚的理性力量使人们从神学的迷茫中清醒过来；古罗马废墟中重见天日的艺术品，使人们感到艺术的魅力打动身心。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赞扬人的伟大价值，提倡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的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
2 ，中国的大国形象他者权力 ：同时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仅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还是一个不同立场的人从中找到社会变革的药方或者自己理论依据的思想库。孟德斯鸠从自己的政治理想角度，关注中国思想，希望找到对自身文化范式游泳的文化资源。伏尔泰为了抨击天主教教义，从中国儒家尤其是孔子学说中找到新的理论范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塑，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多方方面研究，为自己的思想蓝图找到了新的背景。他们在对吸收异质文化的变形中分享中国思想刚健清新的文化精髓。
3 ，但是东方的中国：近代的缓慢发展
中国战国时期中国的农村社会就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不少这类描写。中国在近代发展缓慢，而西方拓海开创，高速增长。如：中国纺织工具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 1300 年，西欧从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自动纺车出现只相距 200 多年，少 1100 年。中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 600 年开始炼生铁，到 15 世纪冶炼设备同西方相当，中国用了 2100 年，而西欧仅仅用了 400 多年。王权在中国存在了 2100 年（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欧存在最长的也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三）三种东方：赛义德问题 ：
近东、中东 ，只是重新阐释文明内部的问题， 远东 问题落在了视野之外，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中国成为一个被不断误读、妖魔化、忽略化的国家。谁来阐释中国？中国形象因为什么而被看？“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的过程。
东方（远东的中国）的沉默、失落、被误读、被妖魔化是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了严重问题。
二 为什么要说要“发现东方”
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是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从而走向文化输出主义。
一 从“西方”话语播撒到“东方”问题重释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 500 年前开始的。而 500 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 中化或东化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描绘了几近完美的中国形象，其中包含几近神话的对东方文明的喜爱和追随，轰动了整个欧洲。宋明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文化和经济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曾经有思想资源之功，怎么能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呢？应该说，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现代化不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起码，应是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伏尔泰写于 1745 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食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而正是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并连带地重新编码了中国文化的心态，即从世界领先的位置降到后发国家的位置，使得文化心态上总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摇摆，或者崇洋，或者自卑，或者赶超，或者闭关。使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成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一个国格尊严或民族存亡的问题。当然，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对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
不仅要批判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腐朽落后和王权的血腥专制，也要看到，今天的西方制度也是从血腥到文明的过程。如人们一说西方就说劳动福利法多么完善，其实，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的广泛进行，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在英国城市乞讨为生，于是专制主义王超颁布了一系列惩办贫民的法令——“血腥立法”：对有劳动能力的行乞将受笞刑，如果再行乞，将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行乞被捕后将处以死刑。亨利七世，英国绞死流浪者 72000 多人。至于烙上印迹和鞭打就更多了。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竞争－掠夺－战争－瓜分。
西方也曾为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付出代价，沙尘暴
走向大海，走向世界，海上霸权，使东西方连成一体：英国女王 16 世纪亲自登上德雷克的海盗船，封他为爵士，并命令将这艘船永远保存。中国明清却封海，明朝“严诛剿”……
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教皇和高级教士腐化堕落， 15 世纪教皇所在地罗马城， 6 万居民中竟有 6000 多名舞女。
二 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这种重新虚构“东方”的所谓东方主义，使东西方具有了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看”东方进而剥夺东方。 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而且，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而且，在东方主义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杜撰出“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呢，这种二元对抗又有多少意义呢？
在我看来，“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我主张“多元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化和文论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 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获所谓西化的进程中， 成为西方文化凝视 (gaze) 中的次等文化 。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三，中国学术方式的非合法性——中国制度性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学术言说方式的中断
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的问思方式，但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了。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一批理论家，用会通中西的现代性学术方式，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逐渐纳入西方学术模式（如《红楼梦研究》），从而使“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从此，以西学为参照系的比较性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问学方式，有东方色彩的精神和思想似乎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扬光大。神秘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解魅，世界逐渐消失多元文化差异性，而逐步形成一种西式的“同质性文化”。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思想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应是多元文化的对话。可以想一想，这种西式同质性文化模式是否是一种本源性模式？一种不再强调多元的思想的中心主义话语？这种会通中西的学术角度，是否是以一种西学遮蔽中学的运思方式，这种遮蔽今天可不可以质疑？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没有问思和言说中的独断之处？
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使 钱钟书 先生《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合法性（几乎不见 任何 博士论文敢以这种随笔方式写成并能够通过）。 钱 先生注重乾嘉学派评点方式与中西会通比较的统一，其学术问思方式强调充分占有资料上的生命悟性和智慧。他是西学功底很好的大学者，但在对待西学模式时，取的是一种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学术本位的立场。这意味着，西方的一些学术形式，譬如现代论文形式，我们不得不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不妨将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国文化元气和学术精神。
整体上看，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 17 、 18 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从德国的莱布尼茨、歌德，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东方生活场景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言说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就学术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能意味着：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当年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尼采，为的是引进西学悲剧意识和超人哲学，以求国人精神疲弱；其后研究甲骨文，是想借发掘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雄强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献被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研究敦煌学是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脉；再后他转而研究蒙古史，也是出于蒙古是否分裂的家国时代焦虑的考虑。王国维的“学无古今中西”的学术选择动向与民族国家关系甚密，他的学问推进维度可说是“与时俱进”的。而现在有些人，只关注个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国家的事则置之度外，举世皆惊之事与己无关，切肤之痛之事与我无涉，不去发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于重建关怀。像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是一种“精神自废”。一旦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因为经济振兴而有了文化发言机会时，就会尴尬十分，因为到时拿什么去说？又说什么？这些问题回避不得。
四 重新发现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东方”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这就是中国文化在 20 世纪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理论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关键词？我们是否应该在广泛参照东西方（包括日本、印度、阿拉伯、欧美等五大文化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中，又广泛吸收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的新成果？我们应该怎样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化积淀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理论，从各民族思想的交流、碰撞、融合中，研究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从而使中国式的诗性文化进人世界性和后现代性阶段？中国文论在 20 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中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由张扬主体的人、倡导启蒙到“寻根”，然后反主体、语言游戏、“后”语言游戏，游戏之后则“失语”。中国文化或中国文论是否已经失语？这种失语的内在积极支是否仅仅是西方的文化压榨？这些问题，彼此关联，需要综合阐释和具体解答。
当代中国自己如何创造、生成自己的关键词、关键命题，关注中国问题，寻求审美共识，将中国文化的审美内容铸进国际相对具有共识感的审美形式中，进而从不断反传统的怪圈中走出来，从“审传统”走向“审自己”，真正地面对决裂与选择。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不是一条路，一种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是应该有多种形态。
立足于东方，并不等于对西方不再关注，相反，正是因为东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对这个他者，面对这个“镜像”，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浮出水面。即不仅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而且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遭到西方文化中断式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诸如：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的生态文化思想，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其中，说明中国文化输出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五 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身份问题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一旦引入，诸如说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说到西方中心或中国边缘，一方面谈到西方的话语权威和中国的零散和中国的孤独感，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恐怕就成了世界上的典范。而且，我们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半盘西化，还是坚持中国本位呢？
我在国外的时候，观看了一次电视辩论。它谈论的是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和在日本的中国人，娶的老外必须是白种人、洋人，同时他们还生了孩子。一个东方的黄种人娶了白种人生的孩子会是什么肤色？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把西方文化全部吸收进来，你们相信它全部都是“白色”的吗？最妙的是，它分为三方，即甲方、乙方和孩子，甲方即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婚姻不幸”。但他们走到一起了，但甲方生活在阴影中，他们不愿意说我们的日语、韩语、汉语，因此他们在表达最微妙的感情的时候，最先总是用英语去说不清楚地说；乙方，他说东方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否则我怎么会娶东方的妻子，或嫁给东方的丈夫呢？但是文化深层的意蕴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方——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哪儿，不知道父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母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自己身在何处，自己应该说什么……。由此我想到，如果中国文化真正地全盘西化，我不知道是复兴古希腊文化，还是古罗马文化，还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还是现代文化，还是后现代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混血儿的杂种文化，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断地一代一代混血下去，直到中国文化的血缘关系微乎其微？我们应该在怎样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对话和会通？
同样，在后殖民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非常关键。今天很多人都以知识分子自居，我觉得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他所应当知道的问题成为了知道分子，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知了分子，跟着人家说，在树上唧唧喳喳地叫，但是他没有思索，他不能提出问题，他不能对前沿的问题甚至是前提性的问题做根本性的追问，他也没有本质性的界定。一些技术、一些形而上学的思考被取消了。这是我不能够认同的。我认为，任何一个学者或学派宣布什么东西取消了，什么东西不合法了，它本身就是独断论的。而后现代本身是反对独断论的，应该质疑这种说法。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在我看来，我们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不管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财”（狄尔泰），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三 如何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
中学的西传：最早可能要算利玛窦（ 1552 － 1610 ）在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开创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推动了中学的西传。这种耶稣会士往往是以科技专家的面目出现。艾天浦《中国之欧洲》中认为：“中国人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甚或创造他们”。其实，当唐代景教传教士于 635 年抵达中国时，玄奘已经离开长安到西天取经 6 年了。
在 300 年前中国思想付出了被部分误读的代价，有力地影响着欧洲的时候，基督教对满清的知识阶层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一），文化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主义
赛义德，德里克，周蕾，只是为自己说“东方”
老汉学家，宇文所安，阐释中国的焦虑 新汉学家，文化隔膜和文化权力问题
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 ： 100 年中国从西方翻译了近 10 万本书，但是西方一个实际翻译的中文书却不到 100 本。日本 1894 甲午海战之前每年翻译中文书平均 70 本，但是 1894 － 1911 者 16 年间，大约只翻译了 3 本，而且还是数学方面的。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经历过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后怎样走向文化输出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我认为：如一个村庄很穷，他们产了很多苹果，但是其他的生活品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苹果加工好。我不相信中国人就连这最简单的苹果生产都没有，我们还有比苹果更好的思想。我们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可以看到西方包括东亚若干国家，历史上几千年来没有中华民族这样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相当多的同样是中国人，同时还有 20 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当代文化不能老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文化创造性。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 20 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化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主义为文化输出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问题是如何输出。
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包括两个根本问题。
其一，对西方所采取的文化姿态 。 现在我们对西方有四种姿态和立场，一是仰视，二是俯视，三是平视，四是歧视。 第一种是后殖民的姿态，第二种和第一种不同，但根本思路是相似的，第四种则是民族极端主义的姿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三种。其二是要注重对中国文化经典和遭遇现代性问题的整理。在面对中国现代性时，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些简单的文本，在其中要贯注我们的生命和精神。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全盘西化（可以说在西装革履下有一颗中国心）。
其二，为世界性的难题作出中国文化的解答 。我们可以把自己文化中和西方科学方法相近的发掘出来，在面对世界性困境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基因转换等难题，为人类未来开出辩证施医、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社会良性循环的“中药”，一剂呈现生命价值、精神生态的“平衡药”。有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只能吸收，不能贡献，只能输入，不能输出。这是数典忘祖。 公元 647 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中国后的两年，得到玄奘赞美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国被推翻，随后，印度的各小国进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曾经具有某种支配地位的印度，逐渐失去了在亚洲的重要地位。甚至因为印度佛经的消亡，还需要从玄奘的汉译重新翻译成印度语。 是玄奘帮助保存了印度古文化。
其三， 不能将什么都往传统身上推， 好的不能推（伟大之类），坏的也不能推（有人连文革和说成是传统黑暗），孰不知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性与现在的撒谎骂街国民性。沙尘暴，过度开发，非持续性发展等。
（二），国际汉学与文化输出的区别：
汉学主要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问题：他者眼光，传教士汉学，误读，立场，怎么看？
文化输出：中国人写作输出三层面，知识型（古典经典），对话型（ 20 世纪思想），生态型（东西互动的当代状态）；写作的主动性和自我选择性：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合而不同，中国形象，文化生态平衡
面对当前出现的西方神话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如何让外国人认识自己？ 日本人 10 年前从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大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中国应该使自己优美的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这需要几代中国学者的艰苦努力。
（三） 文化输出的可能性与困难？
在后东方时代，关于东方文化魅力、文化对话与差异性互动，也应该成为超越冷战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中西方文化互动互渗中。这就需要看看我们做西学的基本视角，主要有四种 : 仰视、俯视、歧视、平视。俯视是认为中国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而无视其真正的学术思想；歧视更是认为西方是帝国主义的，应该拒之门外；仰视则认为西方一切都好，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我研修西学取的是平视——对话的态度。这需要自信同时需要虚心。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学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中国本位立场。打个比方，唐僧取经，不是留在印度，而是要回到长安。我们研究西学不是要变成假洋鬼子，而是为中国的学术转型和推进作出努力。
反对：国粹主义，沙文主义，地方主义——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
虚无主义，自卑主义，独断主义，奴性主义——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盲目崇拜
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化，唯新是求
文化输出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可分为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 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 有的人的心理被打败了。拼命跟西方，跟还来不及，遑论输出。超前性眼光和对话气度很难成气候。缺乏评价自身文化的眼光，要么数典忘祖，要么什么都好。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贬损 编钟没有十二平均 律，乐曲单调。我昨天在博物馆参观并聆听这样的黄钟大吕，深为震撼。中国在战国早期就有音域宽达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具备的青铜双音编钟，怎么会不如西方呢 ?
其二， 我们的文化之”水”还不满 ，没有输出的前提。但我们有这种可能性，有想法。中国茶道、中国书法、中国武术就输出去了。最近出现了文艺生态学、生态文化，就有东方色彩综合治理、协调平衡精神，无疑吸收了中国文化精髓。
其三，我 们缺乏有文化输出胆识的人 。而热衷于节日庆典、大型歌舞。把书画看成退休老人的事，把琴棋变成了少儿的所谓素质培养。目前的文化输出多是民间团体在做。 几年前季羡林先生就提到关于中国文化的送出主义。不是人家来拿，而是我们送出去，但是我们主动送出，人家不要，对我们也很不利。因此，我认为用一个中性词“输出主义”比较好，就是源源不断输出。
其四， 我们在普及的基础上没有提高 。我们的书法练习者有百万大军，国家书协有五千会员，地方一级有近十万会员。但应该在普及基础上推出能够与外国书法家对话的重要书家。 新加坡十年前开始搞书法国际联盟，中国作为书法宗主国，却没有什么发言权 ，不是没有写字的书家，而是没有能代表文化高势位的真正的大师。 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将书法写好了提升了，我们才可以输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过时的东西，甚至已经被抛弃了的、僵化的东西，人家当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我们具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书法就没有人要。所以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其五， 我们缺乏可“文化的持续发展”的眼光 。活动前搞排练，过了就完了。特长生进了大学，也不坚持练了。 现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我认为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需要弄清：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当代学者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们不要把中国文化艺术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可替代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又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具体心灵的根，应尽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
最后， 文化输出缺乏资金 。只能通过民间方式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我目前就正在吸收”欧美同学会”的资金做文化输出的工作。我们的海外华人有七千万呀 ! 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把中、日、韩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四）“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但是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再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行输出，当代性输出，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就是思想和哲学交流，文化分为三个层面： 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 。停留在实用文化和民俗文化是不够的，注重风情，民风习俗，节日庆典，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输出仅仅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 17 世纪 18 世纪，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 20 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清代）：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而对中国文明气象收缩：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汉代的陶罐……
这样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学者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有自觉的向世界整体推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
1 ，从先秦到 19 世纪中的经典的译著（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经典，而且尤其注重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文化知识性考古。
2 ，经过现代性洗礼的 20 世纪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朱光潜、宗白华、费孝通、季羡林、张岱年等，译成英文版向海外整体性推出。
3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当代尤其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生态，中国书法生态，中国建筑生态，中国前卫艺术生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当代中国……生态
4 ，发现（ discover ）东方，的 DVD ，三星堆青铜器和金杖，湖北战国编钟，成吉思汗，中国水墨等
5 ，《中国经典》《文化中国》电视卫星
我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化，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地到西方取经，而是把自己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即找到普世性领会和理解的国际性共识框架，但是在共识性形式框架内找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内容——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精神。“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新一代学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同时，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历史工作者以及所有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者紧密相关。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我想说的是：“东方”是生命、阳光和希望，在这个“西化”了很长时期以后的世界，新世纪世界性学术的重要视野在于：“重新发现”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东方”！人类文明是一个多元的相互依存、补充、互动的整体，任何发达或者欠发达地区的文明都是人类的不可缺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和重视，都能通过成为他者的方式形成“人类性”的一部分。  霍金的预言

河套山人

文化输出，说白了就是要‘中学西渐’，这是逆近100多年的趋势而行。现在要强行恐怕绝对不行（不是殖民和霸权时期了，是全球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时期），那么就只有自动和主动而行了（“不是人家来拿，而是我们送出去，但是我们主动送出，人家不要，对我们也很不利。”）。但我从文章中看不出这种运行的驱动力是什么（不是有愿望和几个文化大师就行），因而其可能性如何存疑。我想，最好是有一天有某个西方人讲‘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作为国内文化学者，当务之急还是讲讲中学在西学的冲击下如何应对更好（否则前脚输出，后脚连根基都没了），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提出但至今并未解决的命题。另外，行文中动辄'**性'，“**化”太多，读来使人生厌。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河套山人

楼上所问，令我一头雾水。山人粗通文墨，只是就事论事，想不致因言获罪。你有批驳，不妨直言，我洗耳恭听（尤其是英文版的书籍，中国文化，书法断代史.....之类，请列细目，也好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