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论北大人、北大、北大精神、社会公正、中国未来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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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论北大人、北大、北大精神、社会公正、中国未来民主政制
作者：【LuX 】 发帖时间：2004-07-27 11:45:40     
发言内容：
论北大人、北大、北大精神、社会公正、中国未来民主政制
LX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北大精神不是考进北大的人弄出来的，而是蔡元培胡适他们这些没上过北大的人搞出来的。
现在那么在乎北大之贞洁和北大这个盖章机构的价格保护的北大学子们，等于是在守一种不是他们自己创生的异质精神？我写过一篇追查蔡元培办学时和过后所说的可能影响了北大办学风格的德国大学精神（我查看了北大校史，都在重复这一没什么大根据的结论），追溯了蔡提到的洪堡、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论及大学思想的原文本，我可以大胆地下结论说，蔡是随便说了一点德国大学精神这个由头，其实他老人家并没有仔细了解这几个其实相当激进的教育思想家的观点，而如果真了解，他也未必真的吃得消他们的理想（唯心）主义的办学主张。我在这里可以粗粗下这样二个结论，一、蔡元培他就是想把北大搞成他老人家希望和理想中的那样，二、蔡的北大精神就是不断找进来与已进来的人不一样的人，不把北大精神搞得象已经在北大里面的人想搞或正在搞的那样，让陈独秀去顶林纾，鲁迅去顶胡适，打一个并不恰当的比方，他相信这种180度的对立对于一个大学的积极作用。
而这几乎就是德里达现在老在说的在复旦大学讲过的那个“无条件大学”概念。照鲁迅认为的那样搞？照严复认为的那样搞？蔡老人家的意思我看其实是决不、故意不、偏偏不照任何人的意思搞，让“大学”这个概念永远开放着，甚至空着，被争论着，被悬置着……
所以我想这样说，北大精神就是与当代北大学子们以为的说的很骄傲地感觉着的不一样的东西，北大精神永远是与北大满校都是的比如说象我已揭露过的朱苏力、王铭铭、王岳川陈晓明张 那样的错乱坯博导们所说的相反那样地去搞和那种精神，是与北大学子们自以为是的那种分数征服感和被册封感相反地去搞。北大精神就是不断走到北大之外，就是不断把北大搞得完全与现时不一样，就是永远让北大人觉得“同志还须继续努力”，永远remains to remain， 象德里达所说的那样去面对北大自身的“它者”，扑向这个它者，为这个它者负责。
其实，其它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大学就是民主，大学就是哲学，德里达说。什么是北大这一点是由上北大的人一边上它一边思考它得出的永远都新的看法，我们现在是说不出什么是北大精神的，它是开放的；每一个上北大的人都可以把北大精神改变；北大精神不是蔡元培定下的F大调或什么调的古典奏鸣曲，而是一边写一边修改的多声部或音系的现代音乐，是即兴演奏，但仍是传统，一种很激进的难守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它绝对不是一种神秘的可乐配方，一种家族基因谱系。
所以我想下结论说，正存在于北大校园内的师生们其实并不知道北大该将来怎么样，他们永远只是在讨论“北大向何处去”、“北大现在出了什么问题”的一群，“北大”只是他们手里正被下刻的雕塑，北大还只是一个艺术品的雏形，还只是关于许多人的一个伟大怀想的拙劣草图……
其实，我们国家的民主政制前途何尝不是这样捏在我们手里！所以海德格尔说我们急需三种人：诗 人艺术家、伟大工匠（高科技工匠？）与创 立和改进国家政治生活的伟大政制巨匠，他们有机地存在于社会，大学并不垄断对这些人的生产，大学只是一个契机，是为这些人提供的一块块磨刀石。我们的国家未来将是怎样的民主政治，并不只由北大或别的大学里的最有头脑最有学问的人来告诉我们，而是也可由人民中的这三种工匠从其共同体生活中感发和创造和磨砺和雕琢出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才是民主和公正，这与北大这一观念一样，是开放的，未定的，抽象地讲是由每一个中国人在共同体生活中对其的理解来决定。在德里达的激进的政治方案里，六岁以上的儿童被证明已有哲学的能力，教育应使他们尽早获得这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国家民主政制该如何建立和改进，已须征求他们的看法……
二、二十世纪（实际上这之前没有北大）北大给中国社会的最大遗产，就是领导我们革命和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成就及其病理后果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身同感受着。这是一种典型的书呆子式理想革命。
一群最优秀的中国青年在北大寻找到了当时看来最好也是唯一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及其实践版本模型苏俄革命－－就象今于的北大青年定心于某种左主义或右主义、吉登斯或斯特劳斯的政治看法，要以此来立国或救国一样。这与今天我们大学里最优秀的头脑寻找一种最佳的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出路，属于同一格式。一种革命理论或实践被打上了北大标签而格外具有说服力，象北大搞的营养品一样流行全国，听上去很离奇，但执行起来却是顺水推舟。它甚至是我们中国大学人脑中认知的神话结构。北大法学院 自然是中国政法改革的发动机，北大光华学院自然须是中国管理学院里收费最高，毕业生拿薪最高的，等等。社会完全认同于这种逻辑。
我可以举一个社会科学的例子。比如，甘阳这样的阿毛天然就以为中国学界天然就是北大人也就是他这样的人包下的，一个编委一套丛书就可专制汉语学界，而学术出版界和册封机构也相信这一神话结构。八十年代因为封闭，可以这样浪漫，时至二十一世纪初，甘阳还想这样，汪晖等非北大人也愚蠢地相信汉语学界可被这样统治。甘阳为此昏乱地认为出国留学运动是很糟的（因为出国的人肯定不会理他这种北大专制论了），应有国家挑选公派为主，中国大学必须是华人大学这一理念打底。看进骨里，他这实际上是另有心计。他这样的北大人走向美国继续领汉语学界风骚，别的中国大学人呆呆地继续由他这样的精英来喂养，汉语学界继续被一个编委一套丛书专制到二十二世纪。大家都出国留学，不经过甘阳他们的同意，就自己去知道了，他当然暴跳如雷。而不断打破知识秩序，以新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正是大学尤其是其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之主要。甘阳们搞知识和学术册封专制的借口则是华人大学理念和本土资源，好象只有他们这样的北大人在坚守民族传统，搞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和法学似的。大家可以仔细去阅读一下甘阳的错乱不堪的政治学，和朱苏力的没有主木梁的法社会学（法社会学是个什么范围他还没说清，博士点却已到手－－因为教育部只看“北大”这个标签，根本不验货；我今天读他的论文发现他现在已转移到搞“法律经济学”了－－而照例他说不清到底什么是法律经济学，只要北大人有兴趣，博士点一批，就可向全国册封，本土资源，学科名头全成为借口）。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在我们这样的专制传统的社会，就是如何寻找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如何引进新知识，如何建立和不断打破现行知识秩序，也必须依靠一种专制力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式悖谬。这种专制力量不光是暴君的意志，也是大学，尤其是象北大这样的凌驾于各大学之上的grand dictateur最高册封特权所基，是布迪厄所归纳的“对特权的特权”，对册封权的垄断的垄断的垄断。垄断、残酷、冷漠，然后就是专制－－－为此我认为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大学精神这一点还很值得怀疑。
专制社会里，这是一种自然的惯性。大学再多也没用，或正因为有诸多大学，所以必须有一个“说了算”的大学，必须拥立一个大独裁者，这样我们才安全。抽象的称号下，大学里的各级头衔一级级标价，同一头衔还被不同论价。可笑的则是，我们称这样的书面专制网络为大学，而相信这样的专制系统是借自欧洲过去四百年的大学系统（这是华勒斯坦的说法Europe’s traditional university structure，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olity, 1991: 18, 102；他还另外说到“世界大学系统”这一概念，下文要讲到）。
到今天，在世界大学系统里，北大这样的大专制者头上却又有了一个更高的专制者，头衔和象征权力的批租，更多了机关和租界。北大在知识和话语霸权上成为西方知识的国内第一批发商和转租商。世界大学系统与某种知识专制传统一结合，使知识再生产专营权更集中，知识霸权有了新的底基，知识流通更多了一些盘剥的阀门。一个阿毛只要有了美国法学博士北大教授博导和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头衔在身，有谁敢怀疑他的知识再生产开业资格？只有象我这样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顶撞者才敢去审查他的论文，他与别的耶鲁中国学生策划的中国人讲给中国人听骗国内学界的耶鲁演讲闹剧。北大光华学院只要一刻好图章，它闭着眼就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它是北大办的，就是不教，没有课程，大家也愿意交更高的钱来盖章。别的社会不是没有这样，但我们这样的专制社会则认为天经地义地必须这样，一讨论它，就认为你对北大酸葡萄。
三、
考上北大的学生，其智力和能力的量值应该是牛津剑桥的学生的14，000，000，000/58，000，000倍，如果照我的政治符号学来算就必须是这样。事实当然并不是如此。所以有了两个让我感到恐惧的现实黑洞。
（一）、那么多本来可以上牛津和剑桥 那样的北大的潜在合格者被如何处置了？如果牛和剑的学生素质可代表世界大学系统里最好的学校的学生素质的平均值 的话。
（二）、人口太多，必须照demographic proportion（德里达的说法：如果世界眼里有印度和中国，世界未来民主必须是照人口比例的民主，欧洲和西方必须学会放弃和馈赠）压制大量的可以上牛津剑桥的孩子，并只好用抽象原则来安排和整治肉体，有意压制有各种异禀的青年的志向，性格发展冲动一压制，就容易对人专制自己也乐意被人专制，此乃中国式专制之根之必须？
四、这是两条非常可怕的后果。连中国的未来民主政制模型选择我看都牵在这两条上。
这两天大家看的《华氏9/11》里，导演用了非常不同的表现现实的方式－－以旁观者口气与朋友打趣着聊天，但向我提示了这一我一向朦胧地感到的结论：所有的社会内的现实如果提示的方式得当，撕开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部纪录片中看到的美国当前现实是与中国的当前现实一模一样的。
这是会留下创伤的经验。
这部纪录片在这里放了近一个月了，我一直犹豫着不大想去，怕有宣传腔调，周六是最后一天，实在有点内疚，只好去看，七八个观众里发现有系里一个老师也在看。而且他也是象我这样犹豫到不能再拖不看怕担有政治责任象来完成义务似地来看的。看完说好在今天下午交流体会。下面几点是他赞同的我的看法：
1、看完了象生了二天病一样；
2、最打击我们的是穷人的孩子不得不穿军保卫富人利益使他们自己更穷或命都丢掉这一点；社会系统是重复的，与中国的专制系统一样，虽然社会政策其实是相当民主，但某种制度安排下，一半以上的人总是不得不被这样“做掉”；
3/我们做研究，我们批判，只是为了使我们感到safe，少愧疚一点；我们的批判有可能在帮助维护一种可怕的残酷装置；但是如何来做激烈的彻底的批判呢？
3、美国的这种现实在中国本来有根，会被可口可乐波音和耐克放大几倍移植到中国；
4、但中国决不可能重复西方的二十世纪的美好富裕生活幻觉，想这样做，也做不了，做不到……
为什么（4）呢？原因是与十四亿人口里每年只有一两千人可以上北大一样的。人多，一要配置，就必须对欲望进行专制－－这种专制经济学眼光下的现实值得研究。你可以在你周围体会到这种专制经济学眼光下的现象。比如，一考进北大，就觉得别的人都只能上野鸡大学，自己终于过关，象坐渡船一样，过了河就看着等在对岸的人得意，这是专制下的中国人的伦理的本质，是一根链条：一定要进北大，然后一定要出国，然后一定要……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只能200万或300万里挑出一个上北大的学生，就象现在的小学里一样，你必须从全班30 个人中的十个考100分的学生里挑出一个最好的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如果残酷到无情，就成为专制；你可以想象从封建制到共产党的统治，由于人口原因，都得这样从10个100分的人里挑出一个最好的，弄得个人智力、才能和性格吸引力反而成为最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汉语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对比中最突出的一点。大多数欧洲洲文化内我认为都比我们更意识到要将人口内的优质人材看作象美国自己的油田那样，认为无论人口多大，里面都我们想要的各种人才，可无尽地开发，现在开发出来的只是极小部分，那未被开发出来的那一部分要任其冒险沉思自由生长去，有需要才去应召。中国的北大式教育相对来说更象是金字招牌册封。
如果一个社会很小，比如说只有一个班30人，那我做老师的找寻出一些不同的角色和任务让这10个100分的人去完成，使他们成为各各不同的人，建设出象小穆勒眼中的的那样的人人的idiosyncrasy (个人呆质)都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好社会。但在无量数人的中国，你永远休想这样－－在程度上，总是高于哪怕一些次专制国家。除了党的专制，生活中就是这种众人倒霉只有我一人例外的残酷的专制感，我有学术有权我霸一个女人让你们眼馋这种淫威感。这条大限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这样的现实里永远是人人都在想：只要考进北大或实际上任何大学就好办了，我或我的孩子就能过上好生活了，逃过那个可怕的现实，成为社会中的例外了。我们都知道这是聪明人的一厢情愿。你侥幸象抽彩票一样进入北大，但还是不得不生活在那个叫做“社会”的人人摆 不脱的场里面。交通不便，我有了一辆车，那么什么都方便了。我以上只是为了说个事理，对北大的评说不一定正确，望大家将其当作一个比方。
以上是这两天北大师生们对于他们的伟大的北大精神的捍卫给予我的启发：北大人的例外感和北大作为一种专制符号的嵌入我们中国大学的神话结构之后果。
五、
这两天突然想起我在教书时的一个发现，我曾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过与许多教务处和招生教师同事和班上同学交流过，这就是：如果你很在乎进不进北大，那么有一条硬杠子可以给你很重要的安慰：我以自己的招生和新生入学后的观察过程去证明：只要你同时将数学考到118/120左右，英语或什么语考到95/100，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考进北大好了－－我个人认为这两门课不反映一个学生的生活背景和学校条件却指示出学生的两种最重要素质的韧度和适应力；如果只有一门课好，比如数学能考满分，大学却没考上，那么你也是英雄；如果平均有任何三门课达到90/100以上，那么你就算考上了重点大学，事实虽然可能是你仍进不了大学－－－以上这样说只是就事论事，我们当然先须承认，考不上大学、小学都读不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都没有责任，都不影响他的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平等资格，后面还将展开来说这一点。
这最后一条标准就是英国这边选孩子上大学的标准。你在中学最后二三年里选定你喜欢的三门课，就象博士研究生一样跟本中学这三门课最好的老师做projects。考试分不同等次，开卷闭卷都有，好几次积在一起才总结出你到底是A还是B或C－－去年二王子哈利得二个C一个B，他爸爸还开派对庆祝呢，觉得他很有成就。二A一B，有时二B一A，剑桥和牛津就开始考虑了。上个月去露营晚上守夜盘问一个南安普敦大学二年级统计专业的学生的高考过程，他说选了数学、艺术（画画）和历史。至于为什么有历史，则是因为那中学历史老师有意思，这门课跟那老师二年多，报的是英国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欧洲中世纪宗教两个选考方向。在此过程中，历史老师居然引导他读《资本论》和《英格兰工人阶级现状》，而他居然说喜欢资本论，读完过。而他读的是普通公立中学。
打分平时主要靠project做得好，怎么判 分呢？实际上作为最后总分依据的不同时段里的各次测试里，本中学的高考方向指导老师都打好分了，送上来是要external examiner过目，写评语同意，再由教育当局审定。我和别的同学们为了挣一点评卷费，就做过这种语文卷送到英文系后的校外打分审查。所有的大学对打分都不很当真，由于国家小，招生的人对全国的几乎每所中学都很了解，如果你校都考得很好或是著名私校辅导得好，就要打你折扣，看你是少数民族父母住在穷人区读的是公立的考B就是最好的中学，就提拔，这叫positive discrimination（正面岐视：例如《华氏9/11》的导演为了执行其政治抱负，拍电影时只雇佣黑人）。二年前Bristol大学副校长（实际是正的，因为正的，比如杨福家在当的那种，是不拿工资，象征性的）号召多招分数一般出身不好的，招来全国中产阶级和私立学校的声讨，说这个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的教授是想搞阶级报复。
其实牛津剑桥的招生搞的就是这种positive discrimination，考好的不一定进得去，象选电影主角一样。他们自认为通过单独面试能挑出异才。实际就是相信两个讲师的当场判断，由两个剑桥人来决定你是不是剑桥人。你是不是参加他们的面试，你自己决定。这是不列颠性格之一：面试加摇彩票，用偶然性来作公正的保障之一，连这几百年来选国王都是如此，主权大师霍布士认为秩序之要就是象这样还原到原始的方式，继承不行就付诸偶然性－－牛津剑桥和皇室都认为它们仍存在于中世纪。
六、
我完全知道，在中国，这种高考是永远不能执行的。程序是要紧的，分数是要紧的，我们必须压制一些个人首创和特异性。但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必须确保宽容，努力创造和解 ，来使广大孩子们有正面积极的社会参与感，使各种资质各种性格的孩子们都为社会贡献才华，感到“在家”。
这两天又开始讨论北京和山东高考录取线相差140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正触及了我以上谈到的人口比例公正的核心。我说过了，这会给人一种残酷感，一种残酷后冷漠下的专制感。
这一问题实际上无法解决。不过它在逼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表面上，高考在残酷地使孩子们自己感到谁是有成就的孩子谁是失败的孩子，事实上，它也在无形中确定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使专制更专制呢，还是地专制中求开放和民主，由一个不大好的社会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中成为一个较过得去的社会，至少获得一种改变感。
象北大必须是什么样的北大这一点一样，我们的社会必须怎样才能公正与民主，也是随时有待讨论的，其公正问题就象一个治不好的伤疤一样，需要我们时时去关注。
这样的问题决不是由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来代办着讨论和决策的。它必须随时象交通警告灯那样亮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不能解决，我们就必须格外意识到它，敏感于它，不断在新的上下文中讨论它，讨论到各种看法达到至少动态平衡、战略相持为止，达到“政治”状态－－社会中各种看法互异到无法解决和认同，只好暂时存疑，这我觉得就是“政治”的本质，政治决不只是权力和话语的争夺。
大学的招生公正，往深里看，与国家的民主政制的建构之公正和合法性问题，出于同一源 头。上文说到，中国正在挤进全球社会（卢曼， 《社会的社会》，1998：II， 806－12），这种公正正受到双重挤压：一、世界民族国家系统中的比例配额（比如全中国有一百万具有当贝克汉姆（只想当他而不是别的）的理想的少年，一个英国少年比一个中国少年的配额机会多几倍？中国现在对铜的需要，正使我所在的地方关闭五十年的铜矿重新开张，增加了每一期160个工作岗位一样，相反，那里的纺织品需要能给中国多少机会？）；二、国内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专制下的配置（比如一个中国开车者的生态考虑下的消费节制是每天最多只开10公里，这样，他的生态责任感才可以与每天最多只开50公里的美国开车者的生态责任感相等；而一种典型的消费专制意识是，人家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看我一买就是奔驰（经济和市场上讲这伦理没什么大问题，这里只从生态责任感这一面说））。我们的专制传统容易使我们对这样的触目的公正问题麻木。
好社会是我们全社会作为一个良性共同体一起讨论出来的。悲观地说，社会照人性总是一个腐烂的垃圾堆；积极地说，就是要象哈贝马斯那样乐观地相信，想有好生活的人，是会把交往，各种无论正面还是消极的交往当作其好生活的一部分的，热烈、激烈地讨论什么是好生活如何才能使社会更公正，这本身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社会中的一切都象瑞典家具那样地设计完美，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哲学家罗蒂对于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好社会，该如何来使关于什么样的好社会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这一问题，也是类似的看法。在社会中，反正总有新的身份新的现实新的苦难涌现，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必须象狄更斯，而不是象福柯那样的去面对：以新的敏感，新的同情，无限的宽容，无限的期待。
七、小结：北大的开放精神是与北大师生的册封感矛盾的。如何办好北大或整个中国大学系统，与如何建设中国未来政治民主政制是同一回事。上北大这一理想是与我们追求一种集体好生活的冲动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不知道无奈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好社会这一问题之时，上北大就成了思考这一问题本身；上了北大，却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好生活，如何努力建设这样的好社会问题麻木，这是令人悲哀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新专制是给北大传统北大人的一个黑色警告，整个中国大学系统都必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已经进入北大的，想要进入北大的，进了别的大学 的，连大学都进不去的，连小学毕业都困难的，都仍是社会的孩子，社会如何拿出宽容和包容，如何公平、多样化地提供机会给他们，本身是我们建设好社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指标。进入北大的孩子承担了思考和直面这一问题的更多责任。北大人自己的好生活好社会也取决于对这一方面所做的贡献。
大学、国家、好社会、好生活，对于这一切的思考取决于我们去进行一种更开放的哲学，一种由大学哲学走向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普遍哲学的努力，也就是说使从六岁以上的全体共同体成员都具有“哲学”地思考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博爱的权利和义务。北大和北大人不应去收缴和垄断这人人天然应享有的的哲学和大学哲学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去推广和落实它。北大精神是象股票值一样浮动于我们民族的政治共体生活内的集体意识上的。它不是一种特权象征，一种神秘配方。

老渔翁

北大精神正在朝未知方向“进化”，前途不可卜量。

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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