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荆楚文化精神继承和提升

北居

　　具有2000余年历史的荆楚文化，由于外在环境与内在“基因”的共同作用，在20世纪初曾一度大放异彩。其表现不仅在于当时不少学者研究《楚辞》等荆楚文化成果取得巨大进展，一些知识分子“作楚声”、“用楚语”、吟咏楚地的山川人物事件以“重振楚风”，尤其体现在鼓动和发起辛亥首义的志士仁人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
继承和提升。 　　辛亥首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继承和提升，首先表现为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感。辛亥时期的两湖志士以屈原为乡邦文化代表和人格楷模，称赞“屈原怀祖国而作《招魂》之什，是支那爱国巨子”。为了用“文章唤起国魂”，他们翻译西书，创办刊物，开办学堂，集会演说，宣传救国和“强国”的紧迫性。但与楚地先人不同的是，在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视野和思想中，“国”不再是据有荆山汉水的“万乘”之楚，“乡”也不仅仅指洞庭湖南北之地。《湖北学生界》发表的文章，虽也谈到了列强在湖北立租界、夺路权，外国商人在省内倾销洋货、廉价掠夺原材料等惊心触目的事件，称湖北为列强“竞争之中心点”，但他们的眼光包含了全中国与全世界，认识到“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因而，他们主张“固内界之团结”，希望国内各民族各省区结成“充实”、“团结”之整体，以实现“对外界之竞争”，从而“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 　　其次是为追求理想而不懈探索并勇于接纳新知的襟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这是屈原人生的写照，也是荆楚文化独特气质的体现。到20世纪初年，湖北青年为了救国救民，更是筚路蓝缕，勇于探索。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的学堂和军队中求知求友，远赴日本与欧美留学的人数也居于各省前列。他们创办过“译书汇编社”、“作新社”等机构，出版过《新译界》、《湖北学生界》等刊物，并率先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说》以及德国人写的《政治学》、日本人写的《万国宪法比较》等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可见他们宣传西学之积极。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这就是要唤醒国人，“别开生面以求自立之道”，使中国免遭历史上印度、埃及、波兰那样的亡国命运，而成为一个“完全自主之国家”。再次是反抗强暴、卓厉敢死的斗争勇气。20世纪初，荆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对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两个敌人展开顽强的搏斗。他们指出，欧美列强“如贪狼饿虎，四出搜索，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杀人如草不闻声”，除了使用赤裸裸的军事手段危害中国外，还以划分势力范围、谋取特别利益的方式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而君主专制制度又“以大地为一家之私产，以人民为一家之奴隶，以人权为一人所独有，以主权为一人之财产”，“束缚国民之言论，钳制国民之举动”，“取人民之赋税而不予以相等之利益，直以四万万人之血肉为香花美饵”。因此，他们呼吁人民群众迅速脱除“奴隶外人之根性”和“依赖君主之根性”，不要“服从强权”、“服从势力”，相反应“争权利于列强”、“争权利于君主贵族，蹈白刃流膏血而不悔”。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先进之士扭转了传统士人“学与政分”、“行与学离”的不良风气，身体力行，脱下长装，深入到普通工人农民中间，展开有效的宣传组织工作。特别是为了发动学生和新军投入革命，湖北的革命团体此伏彼起，从未间断。常常是一个组织暴露或被侦破，另一个新的组织随即产生；一批领导人被捕或被迫出走，新的领导人又勇敢地接过重担。“耻声华，厌标榜”，埋头苦干，一马当先，终于成就了一鸣惊人的首义壮举。 　　最后是“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志士们的血泪之笔一再摹写中国人民“相率而辗转横死于刀锯鼎俎之下”的惨况。黄侃在《民报》上的《哀贫民》一文，详细地描写了鄂东家乡“山泽之农”的困苦：“民田之贷诸人者，十家而九”，“佃户见于田主，战栗忧苦，若见南面之君”；多数农民“贫而不能娶；其有妇，大抵童而娶之。至困亟，或生鬻诸人。……乡人生女，甫娩未啼，即扼而毙之”；终年缺衣少食，“羹不盐，灶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故他发出“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的呐喊。传统的民本观念虽然同情民生疾苦，并视民为国基，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其祈求仍只落实为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宽民”、“恤民”、“裕民”、“让民自养”而已，人民群众处于接受施舍的被动地位。而具有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理念的先进之士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其一是认识到人民大众是破坏腐朽黑暗旧社会的主力。人民群众身负的种种苦难，只有靠自己来解除。他们疾呼“命不必向，分不必守”，集众力众智向旧营垒发起总攻。其二是主张人民群众应成为理想社会的主人。他们说：“昊穹生民，心智官骸，何有区别？”“故论主权之所在，则马佣、估保、妇孺、仆隶皆有国之一分”，社会有“个人自治之人权”和“合群共治之人权”，“人人皆治者，人人皆被治者”。“民本”终于从认识上转化成了“民主”。黄侃后来作过总结，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史圣哲贤豪精神流注”。此说多少有些绝对，但从辛亥时期湖北的情形看，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催生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