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陳夢家與漢簡研究

别部司马

陳夢家與漢簡研究
沈頌金 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河北學刊》2002/03，138～142頁

【內容提要】
    陳夢家首次採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漢簡，即把簡牘作為烽燧遺址的出土物，全面進行考察，《漢簡綴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對簡牘形制學的探討，不僅拓寬了簡牘研究的內容，而且為簡牘學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20世紀初年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人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樓蘭、尼雅、敦煌發現一批 漢晉木簡，到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的469枚竹木簡，木簡出土總數達一萬餘枚。其中，尤以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發現的居延漢簡最為重要。它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內容十分豐富，為後人研究漢代政治、經濟、軍事及史地，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重視。利用甲骨文字、敦煌文書、漢晉木簡等新材料，結合文獻記載進行研究，成為新史學建立的標幟。羅振玉、王國維最先涉足這一領域，他們合著的《流沙墜簡》開簡牘研究之先河。勞幹繼之，所著《居延漢簡考釋》堪稱居延漢簡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國維、勞幹的簡牘研究，僅局限於排比事類，與文獻相比勘，或者考訂某些字詞，或者證實片斷的歷史事件，仍然沒有擺脫把簡牘新材料視做歷史研究的工具的傳統窠臼，停留在以簡證史的層次。儘管沙畹（Edward Chavannes）已經認識到了簡文筆跡的相似性，王國維在《流沙墜簡》的附表中曾對敦煌諸燧相當於簡上何等級的治所作過初步的推定，馬衡也曾經試圖用坑位來編次居延漢簡，都意識到了考古學在簡牘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限於條件，他們並沒有完全將考古學納入簡牘研究範圍之內。只有到了陳夢家，這種局面才得到了徹底的改觀。

一、《漢簡綴述》：簡牘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典範
    陳夢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南京，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畢業於中央大學法律系，與徐志摩、聞一多一起，是“新月派”後期頗有影 響的年輕詩人，先後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陳夢家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轉入古代歷史和考古學研究，在《尚書》、甲骨分期、西周銅器斷代、漢簡等領域做出了傑出的成就。除《漢簡綴述》外，他還著有《尚書通論》、《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六國紀年》等多種。
    陳夢家雖然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專業訓練，但深知考古學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早在1937年，他與聞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陽，參觀殷墟的最後一次發掘。40年代，他在美國講學期間，較多地領略了西方現代考古學資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院校調整後，陳夢家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現場參觀，熟悉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因此，陳夢家能夠按照考古學的要求，發揚金石學的傳統，推陳出新，儘可能科學地整理大量考古發掘物及發掘出土的資料，在某些研究領域（如甲骨卜辭、殷周銅器、漢晉木簡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發現《儀禮》簡冊，次年六七月間，陳夢家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往蘭州，協助甘肅博物館整理武威出土的漢簡，並做進一步的研究，寫了釋文、校記和敘論。同時，他還對此墓所出的日忌、雜占簡以及18號墓出土的“王杖”十簡也做了考釋，後經反覆修改，於1962年定稿為《武威漢簡》一書出版。
    與此同時，陳夢家還負責《居延漢簡甲乙編》的編纂工作。以此為契機，他的研究興趣遂從甲骨文、金文銅器方面轉到了漢簡研究領域，對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漢簡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對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的分佈排列，以及簡牘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為止，他僅用了三年多的時 間，共完成14篇論文，約30萬字，結集成《漢簡綴述》，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將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應用於簡牘研究，是陳夢家《漢簡綴述》的最大特色，尤其是與考古學的結合，標幟著簡牘學科的正式形成。所謂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主要是指結合發掘報告對出土簡牘內容進行綜合考釋時，研究當地的歷史、地理情況，這在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簡牘研究中尤為重要。例如，對整個居延烽燧遺址的分佈定位，即屬於考古學研究的範疇。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和防禦制度》，就是利用考古發掘報告所寫的傑作。這一方面與陳夢家的考古學意識密不可分，同時也是發掘報告等原始記錄陸續刊行公佈的結果。由於考古技術和方法的落後，加之斯坦因等人並不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考古學家，因此，他們在西北樓蘭、敦煌所獲的漢晉木簡並不是按照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考古學方法發掘的，除了記錄簡牘的大致出土地點外，根本沒有關於層位的記載。即使斯坦因等人所著的考古探險記錄，如《中亞與中國西陲考古記》、《亞洲腹地考古記》、《中亞古道紀行》等，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時間已經很晚了。再如， 居延漢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發現的。這是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邊塞的屯戍文書。這批簡牘是在幾個重要地方加以試掘所獲，有的則是地面採集到的。但是，負責發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Bergman）沒有及時公佈這批木簡的發掘報告，無法確定出土地點，因而居延漢簡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釋字詞等低層次上，無法深入。出土地點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它與出土簡牘有著必然的聯繫。遺址的地理沿革、性質用途和一切考古現象，是簡牘文書的社會歷史背景，對於簡牘的斷代、綴合及內容的研究，意義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漢簡的發掘報告 （貝格曼原稿）終於由索馬斯特羅姆（Bo Sommarstrom）編成《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發行。此前的1945年，貝格曼《蒙新考古報告》也公諸於世。這些原始資料的相繼問世，為居延漢簡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
    陳夢家根據瑞典新出版的考古報告，並參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西北科學考察團舊檔中找到的採集標記冊及其他可以補充的資料，如斯坦因《中國沙漠考古記》等書和沙畹《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二次所獲）》、馬伯樂（H‧Maspero）《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 三次所獲）》、孔拉第（A‧Can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發現的中國和其他文物》以及中國學者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並以此作為重新整理居延漢簡的基礎，即後來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的主體部分。該書發表了圖片和經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注明了漢簡的出土地點。陳夢家親自為《居延漢簡甲乙編》撰寫了兩個附錄，即（1）《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標號》，對30個地點出土的漢 簡情況及486個標號的歸屬做了詳細的說明；（2）《額濟納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選擇地描述貝格曼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說明出土漢簡遺址的基本情況，對張掖郡塞燧系列做了一次較有系統的敘述，並附以插圖和地圖。這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陳夢家所完成的此項工作，“為用考古學方法科學地研究居延漢簡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使漢簡研究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P1706）。
    陳夢家在整理漢簡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考古學的作用。在《漢簡綴述》中，他特別強調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關於出土地的問題，即遺址的佈局、建築構造以及它們在漢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據貝格曼的考察日記和索馬斯特羅姆編印的調查報告，作了《額濟納河流域障隧綜述》，然後又依據出土地排列出“郵程表”和“居延侯官‧ 部侯‧燧次表”，將侯、侯長、隧長三級官吏及其治所排列成表，清理出三者之間的隸屬關係。第二，關於年曆的問題。陳夢家利用漢簡資料排列“漢簡年曆表”，可以恢復西漢實際使用的曆法。第三，關於編綴簡冊和簡牘的尺度、製作問題。陳夢家在整理武威儀禮簡冊和王杖簡冊時，曾復原了九冊儀禮簡和王杖詔書。他認識到各種簡牘都有一定的尺度和製作方法，而居延漢簡為遺址所出，不同於武威墓葬簡，大多是拆散之簡，如同甲骨文一樣，如何綴合這些散亂無序的簡牘，便成為整理者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關於甲骨綴合，陳夢家說過：“甲骨文分裂破碎，為求文例的研究，及窺見卜辭的完整記載，甲骨綴合實為最急切、最基礎的工作。”[2]簡牘的綴合同甲骨類似，與考古學密切相關。陳夢家根據內容、年曆、出土地、尺度、木理、書體等編綴成不同的薄冊，如此便可以掌握較為整齊的檔案卷宗，有利於歷史研究。第四，關於分年代、分地區、分事類研究與綜合研究的問題。陳夢家認為兩者不能截然分開，而是要互相利用，根據出土地點、年曆推測與編冊成組，有可能分地區、分年代，進而分事類研究，但要注意不同的情況，如居延和騂馬都有屯田的記錄，但其制度卻不盡相同。前者明顯推行了代田法。居延已行與未行代田法也不盡相同。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燧名相同而異地，都要加以區別，然後才可綜合不同年代和地區的漢簡，互相糾定，全面研究漢簡中記載的官制、奉例、年曆、烽火制度、律法、驛傳、關郵等問題，並與文獻相比勘，用以了解漢代社會、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歷史。上述陳夢家強調漢簡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四項，其中一、三項即屬於考古學的範疇，第四項則是方法論。簡牘學方法論，要求掌握歷史、考古、文獻、文檔、文字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結合簡牘實際，綜合和創造性運用，形成自身的方法體系。儘管從嚴格意義上說，他還沒有建構一套完整而有系統的理論框架，但簡牘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具雛形。因此，《漢簡綴述》標幟著簡牘學科的正式形成。
    其後，陳夢家將考古學貫注到整個漢簡研究之中。他利用漢簡資料及實地調查所得，繪製了《額濟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佈圖》，並與遺址相結合，恢復了張掖太守轄下兩個都尉系統（居延、肩水）的佈局及其結構。為此，他根據不同出土地所出簡分為四表：郵書表、函檢表、南書北書表和郵站表，推定七侯官和兩都尉在塞上的序次及其相當位置，訂正了《漢書‧地理志》的錯誤記載。兩漢奉給制度前後截然有別，西漢時曾兩度易俸，故同一等級官吏的月俸錢前後不同。而“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當時理解的西漢之制，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與《地理志》相同”[3]（P146）。將西漢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當做不斷變化的動態來考察，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這正是陳夢家漢簡研究超越前人的關鍵所在。
    陳夢家漢簡研究除了利用考古學知識外，還廣泛徵引各種文獻、銅器、碑刻、封泥、印璽上的銘文加以補充，因此，對於西漢晚期和東漢初年的邊塞官制，提供了比較詳細的系統。例如，對漢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就是在王國維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根據以下材料：（1）出土於居延、敦煌和玉門的所有漢簡的有關部分；（2）近人對於漢烽燧臺遺址的考察記錄；（3）《墨子‧備城門》篇以下並及漢、唐間文獻；（4）唐代的烽式和其他記載唐代烽制的文獻。因此，陳夢家廣徵博引，嚴密考證，所得結論能夠對諸家之說有所修正和補充，將漢簡研究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而《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一文，則將全部居延漢簡中有關防禦系統設置的記載排比類推，又徵引《漢書》、《續漢書》及《漢官儀》、《漢舊儀》和《漢官七種》等大量文獻資料，考察了張掖郡兩都尉的結構及其所屬，所關聯的其他機構的分佈位置，並且論及了不同等級機構官吏之間的隸屬關係，論證詳盡，無懈可擊。其他如對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和居延、玉門邊塞的具體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門關和玉門縣的所在，兩漢時期全國各地建立都尉的情況，分別做了嚴密的考述。儘管某些論斷被更多的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正，如居延城的位置、燧即火炬而非積薪說，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等，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陳夢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對於開創簡牘研究的新紀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年代學也是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漢簡研究之前，陳夢家從事甲骨文研究時，曾片面地注重於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後來，因為做了銅器斷代的工作，才覺得應從斷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辭，遂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後又寫成《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等關於年代學的文章。他說：“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後史事才可有所依附。”[4]（P411）商務印書館1956 年出版的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其中有陳夢家根據《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而編排的比較詳細的《夏商周年代簡表》與《殷年代簡表》。他在“重編敘”裏說：“準確簡明的歷史年表，不但是從事研究教學歷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學科必要的工具書，也是文物工作者、圖書館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文化館工作者、編輯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書。”[5]因此，陳夢家將對年代學的研究與考古學、古文字學結合起來，對漢簡材料做仔細的分期考訂，並得到天文曆法專家錢寶琮的協助，重新推排漢代的曆譜。《漢簡年曆表敘》即是漢簡年代學的研究成果。這篇文章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為主，輔之以文獻記載，如宋人劉羲叟《長曆》、清代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近人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以及實物銘文、金石碑刻等，分作漢簡年曆，漢代紀時，漢代占時、測時的儀具三節，廣泛探討了漢代年表與朔閏表，兩漢曆術，漢簡年曆表，漢代時刻、時辰、時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紀時以及式、日晷儀器等許多問題，對漢代施行的曆譜做了實錄的證明，即不僅限於採用曆術推步，佐以《漢書》等兩漢史料為證，而是從西北屯戍所中兩漢官文書木簡以及其他金石資料，這就避免了使用文獻因傳抄、重印而導致月名和日序干支有訛誤的情況。因此，陳夢家所排列出的兩漢年曆，較之前人研究，如勞幹在《居延漢簡考釋》的“考證之部”中對漢代年曆問題的論列，董作賓《漢簡永元六年曆譜考》所作的考證，有更大的權威性。誠如周永珍所言：“這種從考古學著眼，以斷代為綱，進行全面研究的方法，貫穿在陳夢家對漢簡研究的工作中，為了研究方便，還曾專門致力於年代學的研究，從夏商的積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國紀年表，為研究古史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年代標尺。”[6]

二、開闢簡冊制度研究的新領域
    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還包括對古代簡冊制度的綜合研究，全面總結古代簡牘的製作、書寫、編聯、使用方法等特徵，揭示古代法令中對簡牘使用制度的不同規定。如詔書、法律文書、經籍等用簡尺寸，有助於區分與利用出土簡的年代和內容。簡牘作為戰國至魏晉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上承甲骨卜辭、鐘鼎銘文，下啟紙張和印刷的發明與使用，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於此，即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之後，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所謂‘行格’形式，也是根源於簡牘制度而來。”[7]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陳夢家依據出土簡牘材料，對漢簡的製作材料，經典和其他簡策的長度，簡札的刮治、編聯、繕寫和削改，每支簡容納的字數，簡冊上的篇題、頁數和尾題，全篇寫成後的齊簡和收捲，以及錯簡、標號、書體和字形等問題，都做了詳細的研究、探討，為探究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與發展，使簡牘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與陳夢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關，他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說：“作此書時，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卜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結合；二是卜辭本身內部的聯繫。”[8]（P1）即根據字體、卜人、用材、前辭形式、稱謂、祭法和記時等方面的分析，參閱有關甲骨的出土坑位，對卜辭進行斷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對象已不是單純的甲骨文字，而是兼及甲骨品種、修治方式、背面的鑽鑿形態，甚至無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從文字的考釋和史料的整理，進一步發展到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研究。同樣，在整理研究青銅器時，陳夢家不僅注意銘文，還觀察其形制、紋飾、功能和冶鑄技術，即首先確定分期前不同時期的標準器，輯錄出土點及組合關係。他尤為重視科學發掘所獲的成組青銅器，根據銘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內部聯繫，把若干獨立的青銅器聯繫起來，使分散的銘文得以在內容上互相補充，前後串連，從而使金文材料變為史料。陳夢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銅器的方法運用到漢簡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簡牘作為歷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帶有文字的實物，擺脫不了傳統金石學的束縛，因而導致大量無字簡的棄置，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簡牘學的研究內容。而陳夢家卻獨闢蹊徑，從文獻檔案學與考古學相結合進行探索，其《從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即是對簡牘本身進行研究的 突出成果。
    武威磨咀子6號墓出土的竹木簡多為成篇的經書，且首尾完整不缺，頁數順接，文字清晰。陳夢家利用這批材料，詳細而具體地考定漢代的簡冊制度，彌補了文獻之缺漏，證實了史書記載的不足或錯誤，極大地豐富了簡牘研究的內容。例如，關於簡牘的編綸，《說文》、《獨斷》僅言“二編”，而從武威出土竹木簡實物來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編綸，這足以彌補文獻所未載。再如，簡牘的書寫材料和工具，唐代以來的學者，習於紙筆之事，皆有錯訛。唐人賈公彥在《周禮‧考工記》疏中以為“古來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宋代的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也說：“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直到清末葉德輝還認為：“大抵秦漢公牘文，多是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為秦之刀筆吏。”[9]（P8）他們都誤認為“筆即削”，將筆、削混為一談。居延、武威等地都發現有毛筆、丸墨，因此，簡牘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而絕非用刀刻的，刀則是用於削改寫錯之文字，糾正了長期以來的謬傳。雖然此前王國維已撰有《簡牘檢署考》論及簡冊制度，但此文作於王氏考釋漢晉木簡之前，王國維未見簡牘實物，只是以文獻證文獻，因而存在不少失誤。如文中所說，“上古簡冊書體自用篆書，至漢晉以降，策命之書亦無不用篆者”，“簡策之文，以刀書或以筆書”，以及對不同文體用簡長度的規定“秦漢簡牘之長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間，間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牘則自三尺（槧），而二尺（檄），而尺五寸（ 傳信），而一尺（牘），而五寸（門關之傳）。一均為二十四之分數，一均為五之倍數，此 皆信而不徵者也”[10]等，驗之於實物，都是片面或錯誤的。陳夢家則是在整理武威《儀禮》簡的基礎上寫成的。他根據出土實物，試圖復原簡冊的原貌，並附述其對於後世書籍制度的影響，較之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又前進了一步，對人們了解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幫助極大。陳夢家對簡冊制度的研究，是簡牘學史上的一場革命，也是簡牘研究的發展方向。

三、餘論
    陳夢家學識淵博，文思敏捷，加上具有詩人的想像力，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對考古學的熟諳，使得他在漢簡研究中能夠採用多學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綜合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學科優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關於這一點，陳夢家有很深的體會：“除了方法是重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文的首要條件。在工具方面，沒有小學的訓練，就無法通讀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沒有版本學和古器物學的知識，就無法斷定我們所採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沒有年代學、曆法和古地理作骨架，史實將無從附麗。”[6]陳夢家對中國古代文物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講學期間，他歷經艱難、千方百計地搜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國青銅器資料，著有《流散美國的中國銅器集錄》，選錄青銅禮器845件，表現了赤誠的愛國熱情和執著的求實精神。關於搜求之辛苦，他的夫人趙蘿蕤充滿感情地記述道：“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就是這樣，周而復始：訪問、整理；再訪問、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返的藏家，他必定敲門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細看過，沒有照相的照相，有現成照片的記下儘可能詳盡的資料，不能往返的，他寫信函索，務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他當然也造訪了紐約的所有擁有銅器或銅器資料的古董商，如盧芹齋和其他國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訪問了美國各地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銅器拿在手裏，細心觀察，記下必要的資料。逗留在博物館的時候，他也順便收集各館的印有中國文物或其他藏品的圖冊。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的存底。”[11]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情懷，促成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毅然放棄優裕的國外生活環境，返回中國。不幸的是，1957年，陳夢家被錯劃成右派，受到嚴格管制。政治上的打擊並沒有使他中止學術研究，相反，他的漢
簡研究即是在其身心受到迫害的情況下完成的，更是體現了陳夢家對待學問的勤奮和執著精神。最後，我們借用徐蘋芳評價陳夢家漢簡研究成就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陳夢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辭和金文銅器，1960年起研究漢簡，從研究武威儀禮簡開始，進而研究居延漢簡，主要是結合考古學的發現探討居延邊塞組織和烽燧的分佈，對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漢簡曆譜等都作過研究，僅用三四年的時間便撰寫了十四篇漢簡論文。”[12]

【參考文獻】
[1]王世民‧陳夢家[A]‧中國史學家評傳[C]‧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陳夢家‧甲骨綴合編‧序[M]‧北京：修文堂，1956
[3]陳夢家‧漢簡考述[A]‧漢簡綴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陳夢家‧西周年代考自序[A]‧尚書通論[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M]‧北京：中華書局，1978
[6]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J]‧考古，1981（5）
[7]錢存訓‧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M]‧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8]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
[9]葉德輝‧書林清話[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10]王國維遺書[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11]趙蘿蕤‧憶夢家[J]‧新文學史料，1984（3）
[12]徐蘋芳‧漢簡的發現與研究[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6）

转自青藤书屋http://artvine.com.tw/cgi-bin/board/bbsboard.pl?board_id=2&type=show_post&post=3640

别部司马

陈梦家（1911～1966）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古文字学等。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总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 章。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著：《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转自中国语言文字网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webinfopub/list.asp?id=834&columnid=121&columnlayer=0021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