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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式封泥的断代与辨伪
斯 路
一、秦式封泥的断代
古代封泥自西周始见，东周起数量迅速上升，直至秦汉达到峰巅，之后延续到隋唐。对这批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遗产，当然有一个科学断代的任务。由于以往获得公认的存世秦封泥数量不大，所以很少见到对秦封泥本身的综合性的断代意见。而今，西安北郊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秦封泥实物，使得我们对秦封泥与汉封泥的区别(因为西同、东周、隋唐封泥与秦汉封泥形式相差较大，不难区别，秦封泥断代的重点在与汉封泥的区分)。秦封泥遗物自身特征的认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将产生一个飞跃。
那么，什么是“秦封泥”，这一概念有着什么确切的含义，这里有必要梗概性地讨论一下。对“封泥”一词可以不再多加谈论了，盖知其为古玺印抑盖于胶泥，专用于封缄之制的遗物即可以了。关键是对“秦”字的理解。秦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地域名称，始为受封于西周而出现，相继成为古代中国偏西部的，历春秋、战国的重要大国。在战国后期，秦国发动翦灭东方诸国的统一战争，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王嬴政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诞生，嬴政亦成为伟大秦帝国的始皇帝。可是至今，尚不能发现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初年的“秦封泥”。而从内容、型制、用途等多方面考察，目前所谓“秦封泥”的上限可以达到战国晚期；而其下限，可以达到秦二世时期；超过两千枚封泥的确切年代，大多在秦始皇统一这一段时间左右。就“汉承秦制”而言，西汉初年某些文物确难与秦文物相区别，这一事实在出自全国范围内的“秦封泥”或“秦式”封泥(容或有少量汉初遗物)中有所反映。诚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秦印、秦封泥的研究，有了这一大批封泥实物，将得到很大的拓展。目前，我们的有关知识仍是有限的，对战国晚期秦国、秦代和汉初的印与封泥，仍难作全面的划分。考虑到秦代不过短促的十五年，这种划分或许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我们说秦印、秦封泥应理解为年代可有上溯下延，以不远于秦代为近是。”[1]这就广义的“秦式封泥”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而对近年集中出土于西安北郊一村范围之内的遗物，则可以考虑张懋?先生的意见：“秦代封泥与西汉初期封泥一向不易区分，那么这批封泥中有没有可能晚到西汉初期呢?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1)这批封泥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有可能早到战国晚期，但这一类数量很少。第二类数量很大，无论从字形、书体、笔划的纤细程度来分析，风格非常接近，显然是一个时期的文物，无法再细分出早晚期来。这一类型封泥与以往论定的秦代封泥、玺印的风格是一致的。如果其含西汉前期的封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来。有这么一大批秦代封泥供参照，再去鉴别西汉初期的封泥、玺印，就比较容易了。(2)据调查，这批封泥的出土现场，是一处大型灰坑或早期垃圾堆积，应是当时使用后的封泥废弃之地。很难想像两个朝代的废弃会出现在同一灰坑中。”[2]
下面，具体讨论一下秦封泥的断代标准。
(一)与古史相结合研究
事实上，最早有关秦封泥的区分，是从与古文献的征引对照中开始的。《封泥考略》中“参川尉印”条云：“按《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注：‘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阳’；《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此曰‘参川’，即三川郡尉之印。印篆‘参’字与石鼓同，字又近斯，当是秦印。《史记·李斯列传》‘拔三川之地’，‘斯长男由为三川守’，亦一证也。”在这之后，缘此方法，《续封泥考略》一著读出了“信宫车府”等秦封泥，《读金日札》读出了“咸阳令印”等秦封泥。
对于西安出土的大批封泥，亦可采用类似方法加以确认，现试举数例。
“属邦工室”、“属邦工丞”、“邦”字若在西汉时期，当避高祖刘邦之讳而改为“国”，如汉诏引《书》之“协和万邦”改为“协和万国”，因此，可知它们当为秦之遗物无疑。
“咸阳”、“咸阳丞印”、“咸阳工室丞”、“咸阳亭印”、“咸阳亭丞”，咸阳为秦之首都，《汉书·地理志》说，右扶风属县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据此，可知它们当为秦之遗物无疑。
“四川太守”，《汉志》记有秦“泗水郡”，然《史记》《汉书》有关刘邦的本传中均记作“泗川”据秦参(三)川郡之例，故知以四川郡为是。太守一职，战国韩、赵、秦皆已有之，故“四川太守”不可能延至汉代，所谓“泗水郡”于汉已称“沛郡”。
“废丘丞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县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废丘；高祖三年更名。”“废丘”应为秦时地名。
“杜南苑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葬于“杜南宜春苑”，从汉初的有关文物如“宜春禁丞”铜印，“宜春左园”封泥可知，此地秦末汉初已称“宜春苑”，而在秦时仍称“杜南苑”。
“中车府丞”，《汉书·百公官卿表》记：“太仆，秦官”，属官有车府。《史记·蒙恬列传》记：“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眀，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由此可知，中车府令、丞为秦时因宦者而专设之职，至汉则未闻。
“右织”、“左织缦丞”以及“蜀左织官”，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东织、西织，又据《关中秦汉陶录》记载与研究，可知在秦时当做左织、右织。
“具园”，《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郑皇武子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正义》：“囿者，所以养禽兽。天子曰苑，诸侯曰囿。”盖知具園(園、苑可通)”盖秦为诸侯时之“具囿”。至汉代已不闻矣。
类似的例证还有一些，如“西共丞印”、“ 工室丞”、“ 左乐钟”、“栎阳右工室丞”上郡侯丞”、“邯郸造工”、“左礜桃支”、“右礜桃支”、“左礜丞”、“右礜桃丞”、“御弄阳印”、“御弄阴印”、“茞阳丞印”、“阳陵禁丞”、“华阳丞印”、“酆丞”、“麋圈”等等，这是部分秦封泥可靠的“内证”，同时这些秦封泥就成为“标准器”，可以把自身所表现出的其它如文字、界格、尺寸、用泥、背面印痕、有无封泥匣等特点，推广到另外的秦封泥上进行类比。
(二)印面文字与界格标准
1.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秦代依书字铭刻用途之不同，存在有所谓的“八书”，其中有所谓的“摹印”。经过研究者百余年来们的探讨，人们对于用于玺印上的秦“摹印篆”已有比较准确的了解。罗福颐先生曾经指出：“秦代官、私印上文字，多半与秦始皇诏版权量上文字同。其书法特点是方中寓圆，得自然风趣”。[3]而马国权先生说：“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用规摹的方法画出来的。”他还指出，秦玺印上的文字不同于秦石刻文字体作长方而线条圆转，又不同于秦铜器铭刻文字大小参差而笔道方折，而是形体略呈方形，笔道也开始破圆为方[4]。实际上秦摹印篆是受到秦小篆强烈影响，又受到秦隶书结体的一定影响，用于治印的专用字体。这种字体发展到汉代，即形成所谓“缪篆”。最初研究了秦封泥的几位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了从字体入手来辨别。《封泥考略》中，对断为秦印封泥者，往往就有“字与石鼓同，又近斯”(参川尉印)，“印字是秦篆文”(怀令之印)，“印文似秦”(公印)等标准。再看近年西安出土这批秦封泥，其中有些如“重泉丞印”、“永巷丞印”、“麋圈”、“西盐”、“中厩”等等，表现了似比小篆更早的面目，甚至可以看到西同、春秋时代文字风貌的影响。而另一些如“杜南苑丞”、“走翟丞印”、“罟趋丞印”、“驺丞之印”、“白水之苑”等等，反映出受到小篆比较直接的影响，可以看做是“摹印篆”的标本。而有些如“宗正”、“西方谒者”、“ 左乐钟”、“属邦工室”、“属邦工丞”等，则反映了略多一些隶化影响，笔划较直或较有波折。从西汉初期的一些封泥看，如“ 侯家丞”、“庐江豫守”(高祖六年)等公用印封泥与“家啬夫印”封泥，已使用了源自秦“摹印篆”而又更加略带隶意的所谓“缪篆”。这种所谓的“缪篆”字划盘曲更甚，结体与字划的方意明显多于圆意，它源自“摹印篆”，而更多地受到了方形的隶书的影响，已明显地带有西汉时代的特征。
2.由于采用的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摹印篆”，篆文结构中心内敛，所以“字不盈空，并不讲求填满印面”[5]，秦封泥上字迹纤劲精微，字划圆转而十分流畅，“参川尉印”、“右丞相印”、“少府”、“泰行”、“乐府丞印”、“外乐”、“御府丞印”、“长平丞印”、“云阳丞印”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反之，汉封泥字体结构比较开放，转角处比较方折，体现了一种雄豪之气，字划填满印面。这一点，在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7]车大侯家丞”、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帝印”、“纟古 ”、“衍”、“厨丞之印”、广西贵县西汉墓出土的“家啬夫印”等封泥上皆可明显地表现出来。当然，一些西汉初期的封泥，如“清河太守”、“南郡发弩”等亦可能仍带有类似秦封泥的某些特征。
3.关于边阑与界格。边阑与界格，在印学、封泥学的研究中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边阑应指印的正面内，沿边缘的阑线，如果有的话，常环绕一周。在文字凸起的阳文印中，边阑自然规定了印章整体的基本范围与面积，而在文字凹下的阴文印中，边阑在印面文字布局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清楚。至于界格，它首先在印面中规定了某一个字的所占有的空间，成为单字的界格。但是，后来出现了两字占一个格，如秦印“泰上寝左田”，“左田”两字挤占一格，秦印“江去疾”，“去疾”两字占一格；又有一字占两格，如秦印“颤里典”，“典”字占两格；这样，界格具有了划分印面布局的美学上的意义。边阑与界格在秦印、秦封泥的断代中具有很重要的标志作用，这一点，在最早的秦封泥研究者中即引起了注意。在《封泥考略》认作秦封泥者：“怀令之印”“又有十字阑”、“重泉丞印”“有十字阑”、“王未”“中有阑”。该书所谓“十字阑”，实为十字界格；“中有阑”是半通印的日字界格。从最近所得秦封泥来看，所抑的秦印都有边阑，尽管有的不太清晰。至于界格，即面上(和边阑合在一起时相称之)多见田字格(方印)，日字格(半通印)，侧日字格(如少府，公车司马丞等方印)。也有一些方印如“宗正”、“中厩”、“内官丞”、“少府工丞”、“乐府丞印”、“西方谒者”、“南郑丞印”等不带十字或侧日字界格，一些半通印封泥如“祝印”、“内者”、“章台”、“北宫”不带日字界格。但是，在秦私印所见上小下大不匀的日字界格(南庐、赵游等)，一侧一格另一侧两格的侧品字界格(上官贤、魏得之等)，圆形印扇状品字界格(上官郢等)，在这批封泥中未有见到，这似乎表达了公印的严肃性。汉初一些公用印或封泥仍有界格或边栏，如“文帝行玺”、“帝印”、“家啬夫印”、“清河太守”、“琅左盐丞”、“浙江都水”、“丧尉”等等，但数量剧减，而且在文字处理上与秦有所有不同：秦印或封泥界格内文字较独立，字划与界格间距较大，显得比较空灵；而汉印或封泥界格内文较附着，字划与界格间距闻较小，显得比较壅塞。西汉早期开始，已出现不用界格、边阑的公印，至于到魏晋六朝时期又出现的一些带界格边阑的殉葬印如“故成平侯私印”、“故辽西行事印”等已与秦及汉初风貌相去很远了。
4.关于印面文字的读法，秦印、秦封泥都存在着很不统一的读法。早年的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封泥考略》谓：“怀令之印”“文横读”；《续封泥考略》谓：“信宫车府“或曰，此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从秦封泥来看，至目前已有如下几种读法：(1)文字有右起竖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读法，如 右丞相印、中尉之印， 寺车丞印、西方谒者 公车司马丞， 祝印、章台， 上寝、麋圈、 少府、苏段。(2)左上角起环读 左丞相印。(3)右上角起横读 中羞行府、睵?都丞。(4)右上角起交叉 读小厩将马、邯郸造工。(5)左上角起横读 閖左乐钟。(6)左下角起交叉读 御弄阴印。(7)右上角起再左上角起交叉 读乐府钟官。(8)左上角起再右下角起交叉读 南宫尚浴。秦印、秦封泥印面文字读序的不统一，究竟有什么级别的、取信的、实用的意义，今天已经不能确知了。这种现象，造成了某些秦印、秦封泥有着不同的读法，甚至造成了不同的理解。到了汉代，大部分公印包括封泥的读法已是规则的右起竖读，少量公印有右起横读，左起读以及交叉读已是极少见了。汉私印除有右起竖读外，有部分左起环读，右起横读，而交叉读也几乎看不见了。
(三)印面其它痕迹的判断
1.秦封泥文字疾浅纤劲，凸起不高，以至现在不易椎拓。这与秦印印面刻得较浅，而未见有铸印(除吉语印外)有直接关系。而汉封泥文字浑沉，凸起较高，容易墨拓，这与汉印印面文字刻得或铸得较宽较深有直接关系。
2.秦有一些无字封泥，其背后依然有绳结及简痕。汉代无字封泥，徐州出土过一枚，西域亻卢 文简牍封泥中似也出过，其它则很少听闻。
3.秦封泥中有的品种在封泥表面有一至五道有意的划痕或条状压痕，为封泥抑印之后、干燥之前压抑或刻划所致，所用的工具类似竹签。这种划痕与压痕的出现，似有一定规律，主要出现在“泰医丞印”、“左?桃丞”、“郎中左田”、“典达”、“泰行”、“郡左邸印”、“郡右邸印”、“泰官丞印”、“居室丞印”、“寺车丞印”、“左司空丞”、“御府丞印”、“宦者丞印”、“御羞丞印”、“诏事丞印”、“属邦工室”、“属邦工丞”、“特库丞印”、“中官丞印”、“华阳丞印”、“北宫工丞”、“北宫宦丞”、“高章宦丞”、“代马丞印”、“咸阳丞印”、“咸阳亭印”、“ 丞之印”、“寺工之印”、“西方谒者”、“上林丞印”、“诏事之印”、“府印”等等封泥的泥面，有的划痕与压痕较深，现在椎拓上墨也受到一定影响。而三公九卿以及许多县丞封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其意义约为丞属“上计”之前，另一职官(如令)加划加压以示郑重的遗痕。在汉代的封泥上几乎不见这种现象。
(四)封泥使用痕迹的区分
1.关于用泥，秦封泥的外观色泽有灰、褐、棕黄等，未见汉封泥的那种灰白、桔橙等色。秦封泥泥质比汉封泥偏软，而汉封泥大多偏硬。秦封泥有的用泥比较细腻，如“右丞相印”、“少府”、“公车司马丞”、“郡右邸印”、“华阳丞印”、“高章宦丞”、“安台丞印”、“走翟丞印”、“临晋丞印”、“长平丞印”等等。而有的用泥则比较粗，甚至有微微加沙的感觉，如“内者”、“乐府丞印”、“章台”、“上郡侯丞”、“重泉丞印”、“西共丞印”等等。还有一些介于以上所介绍的二者之间，很不统一，但是均未达到汉代“武都紫泥”或“青泥封书”的标准。一些汉代封泥，即使例如“玄兔太守”、“九真太守”、“郁林太守”、“齐郡太守”、“蜀郡太守”等地理跨度很大的职官封泥，其泥质亦高度一致，似乎汉代已有专门机构颁用公印封泥所使用的胶泥。封泥泥质纯净、统一，主要表现在西汉、新莽两代，到了东汉时期泥质似又有了明显下降、变杂。
2.秦封泥背面的痕迹。以往对封泥背面的痕迹，只有北京大学研究部所编《封泥存真》表达了有关封泥背面的黑白照片，这样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封泥的认识与研究，也有利于古代简牍、笥箱、财物等封缄制度的研究。但是，《封泥存真》所录封泥数量有限，而且绝大多数为汉代遗物。现在，我们面对逾千品秦封泥实物，便可对它们背面遗痕做比较详细的研究。我们所检测记录了一千余品封泥的背面痕迹，可以分为三型：
型：为封于简、检之上的痕迹。依照所表现的绳索与简、检系带关系，型背面的痕迹又可分为二式：A式，为单根或双根绳节，与简、检呈十字或丰字垂直交叉；B式，为单根到多根绳带，与简、检呈米字或多重不规则交叉。A、B式除大量的表现为简、检中部抑封泥之外，还有二种亚式：Aa或Ba亚式，为抑封于简、检的上端，端外甚至有泥内卷；Ab或Bb亚式，为抑封于简、检的下端，这些简、检的下端，往往在约3—1厘米处开始削尖，有双侧削，也有一侧削，下端削尖约为24°—85°，而以40°左右为多见。A式占可测总数的21.3%，其中还有Aa亚式十六品，Ab亚式十八品。B式总数约占可测总数的48.2%，其中还有Bba亚式二十七品，Bb亚式五十五品。
Ⅱ型为封于帛囊之上的遗痕，亦有绳带的痕迹。帛囊的纤维很细密，经纬线痕几难用肉眼观察到，有的帛囊口较平展，有的窝成一个小疙瘩而陷入封泥之中。Ⅱ型约占可测总数的25%。
Ⅲ型为封于笥箱之上的遗痕，除了亦有绳带痕迹之外，还有竹篾的痕迹。我们将封于箱角的分作ⅢA式，三十七品，将封于箱边的分作ⅢB式，二十三品；共占可测总数的5.4%。没有见到如汉代封于笥箱表面的痕迹。
分析研究封泥背面的痕迹，有利于人们认识秦时简牍制度，我们观察发现，简牍印痕宽度在0.5—2厘米，以1厘米左右为多，其中1.6—2厘米宽者，可能为覆于简束上面的“检”。有专门封于简下端或上端的现象。联结简之间的绳索，粗约1—1.5毫米，而捆扎于整束简、检之外的帛带或宽，其展平可达16毫米，一般经折叠后在4—6毫米左右。A式的绳结往往偏于一侧，不在简、检的平面，B式的绳带结往往在简、检平面，也有偏于一侧者。绳带结有的很随意，有的则很讲究，极为精巧，有的如细小的梅蕊状。帛囊上的经纬线很细，很难查清其分布的密度，其所系帛带与用于简牍上的相仿，笥箱的竹篾宽在0.4—0.8厘米之间，笥箱有十字平织与交叉织，因封泥背面狭小，难以看出大片笥箱的编织法。
3.从古陶文明博物馆及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来看，这批秦封泥没有一件使用封泥匣的，故封泥泥面大多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有的四角无边或者造成细边，恰好印证了《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中所谓：“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据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同志介绍，在他们发现的秦封泥中，有极少数使用封泥匣的现象，但这种封泥匣为上下有边，左右开放式，尚不是汉代常见那种方版似井的封泥匣，具体情形尚有待正式报告证实。这样，为辨认为四围明显留有边的封泥匣痕迹的“皇帝信玺”是否为秦物，提出了重要断代的问题。自汉初开始，如“ 侯家丞”封泥，即已普遍使用封泥匣，用了封泥匣的封泥则表现为方形、阔边。当然汉代也有些封泥仍旧未用封泥匣，继承着秦时的做法。王献唐先生曾指出：“出东省图书馆所藏的周代封泥，及《封泥考略》首页著录一品(即战国齐封泥“左司马 闻信玺”，误读作私玺，皆无版痕(即封泥匣的痕迹)”[6]。这反映了大部分秦封泥依然继承着战国的传统，仍不使用或极少数使用封泥匣。而少部分秦封泥可能已使用的比较简单的封泥匣，则标志了封泥之制由无匣向有匣之过渡。在相当数量的秦封泥表面抑印之后，边缘有用手指抹捏痕迹，这与不用封泥匣有关，故封泥边缘留有清晰的指纹印迹。在汉封泥中这种有意抹捏的迹象比较少见。
4.这批秦公用玺印封泥面尺寸(指有字印面及原印边缘，并非指整块封泥)，方形印最小如“少府王丞”1.6×1.6厘米，最大如“西方谒者”2.2×2.2厘米，平均在1.8×1.8到2.1×2.1厘米之间。半通印最小如“西盐”1.6×0.8厘米，最大如“泰行”2.1×1厘米，这些与传世秦代玺印相近，并略小些，这是因为封泥干燥收缩的缘故。而汉公印封泥虽也有较小者，但方形的2.2×2.2到2.4×2.2厘米为常见，这与汉用泥质量较好，封泥收缩率较小有关。秦封中，有同印文而异印的现象(这点在后面再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异印有尺寸大小不一的现象。由于不用封泥匣，又不封于笥箱等的表面，因此秦封泥大多较汉封泥为厚，厚度约0.5——2厘米，以1厘米左右为多见。
秦私印封泥目前所见都比较小，表面尺寸在0.9×0.9到1.1×1.1厘米之间，比公印封泥小得多。
当代学者如李学勤、袁仲一、周伟洲、王辉、孙慰祖、傅嘉仪、张懋镕、任隆等亦对数以千计的秦封泥贡献了断代意见，有些研究者还提供了新的断代方法。
二、秦式封泥的辨伪
两汉封泥的作伪，始于汉末，盛于民国及当代，现在说到秦封泥的辨伪问题是很有趣的，当年刚获得一大批秦封泥，除了李学勤、李伯谦、袁仲一等少数学者积极肯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其他人都担心这是“伪品”，有的甚至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短短的二、三年过去了，人们的“担心”却成为事实，一批秦封泥伪品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
目前所见“秦封泥”伪品，大约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道听途说，向壁虚构，制作低劣，一望可知其伪，作伪者大抵活动在北京、河北、河南一带。第二种情况是仔细揣摸过秦玺印、秦封泥，甚至有可能研究过秦封泥原件，因此逼真程度比较高，作伪者大抵活动在陕西、河南一带。本文将讨论这第二类即伪造得比较逼真的作品。(参见附图)
(一)从内容上分析
1.以著录秦玺印为基础作伪。目前已见到“昌武君印、上林郎池、芷阳少内、南海司空、章马厩将、长夷泾桥、小厩南田、法丘左尉、曲阳左尉、高陵右尉、修武库印、咸阳右乡”等内容的所谓“秦封泥”，有的泥面作得相当精致。上述内容，大多见于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7]。与存世秦玺相合的封泥不是没有，但毕竟太少，而且有些仅内容相合而字形、印形并不相合。这批内容中，如“昌武君印”等，可能是殉葬印，细察与实用印不同，这类印是不可能作抑用封泥用的。笔者认为肆坊间出现的与印谱上秦玺印一致的封泥，基本可考虑为伪品。
2.以已发表的秦封泥为基础作伪。现已见到以发表的秦封泥为模仿对象的伪作，有“右丞相印、华阳丞印、泰仓、内史之印、北宫宦丞，少府工室、代马丞印、咸阳丞印”等一、二十个品种。这类伪作，只有从字迹、用泥、背面等具体情况考察分析，方可知其真面目。
3.以半真半伪内容为基础作伪。一些向壁虚构的完全伪品，如“大司马印、镇北将军、昌平君印”封泥，已不值得过细讨论即知其伪，而一些半真半伪内容者，如“上郡侯印、厩府工室、牟司空印、南郡侯相、咸阳令印”等等，则容易迷惑人，其印面上有部分杜撰，细心观察，特别是从其用泥背面情况分析，可以识别其真伪。
(二)从字形、界格等分析
1.字形上，作伪者似有一定研究，有一定篆书及治印水平，但仔细辨别仍可看出马脚。一是字形比较拘谨，模仿间全无自信洒脱的气韵。二是出现了错字，如“圉(室)”即借例。三是字划两端常平齐，虽比汉封泥笔划细巧，但没有秦封泥笔划两端的尖锐之态。
2.界格使用为作伪者所注意，都用界格，但界格边阑几乎都非常完整，真可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此外字迹与界格边阑的关系掌握不够好，显得字有歪斜。
3.对于读法，伪作几乎全用读法中的(1)型，因为其规整而不敢逾矩。
4.伪作表面尚未见划、压痕、这也是作伪者不敢轻易施用的。
(三)封泥使用痕迹分析
1.伪作用泥都比较纯净，细看泥中无砂粒及云母碎片等。烘烤温度有的较高，使泥显桔红、砖红色。还有的用树酯调和泥，而不加烘烤，使得泥面有光泽。
2.泥的背面纹路很乱，似筷非筷，似竹非竹，似带非带；有的人为压抑得很深；有的平行过于齐整；还有的背面干脆是个平面；故从实物上易于区别。
3.作伪者都注意不用封泥匣，但用手指拢起的封泥台面太规整，泥的四周有意识留下了指纹痕迹。
4.伪作尺寸从1.6—2.2厘米皆有。厚度亦在真品范围之内。
(四)破碎封泥杂凑与补充
早期流入市场的秦封泥真品，确有不少破碎者，这给作伪者一个机会，即进行杂凑与补充。
1.有将碎泥拼成“咸阳司空、中府、廷府”等怪异品种，也有拼出一些普通品种。这种做法与科学的缀合不同，它们取两半或更多毫不相干的碎泥杂凑而成。一般可从字面风格，尤其是可以从背面合缝咬口处看出其破绽。
2.有将碎泥一半或大半，再用树酯调和粘土进行补充，有此类似文物修复工艺。但在有些例子上，造成了一定含混，如一修补过的“属邦工室”封泥，仔细分析之后，它实际是“属邦工丞”最后一字残失、第三字残缺，之后修补造成的。类似例子已有不少。
以上谈到辨伪意见，仅供参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伪作的出现恐未有尽时；那么我们的辨伪研究亦当随之而进。
应当强调指出，西安市文物园林局等单位已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那么，数以千计的秦封泥实际上获得了考古科学的“地层”依据，这应当成为将来秦封泥研究、断代、分期、辨伪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伪“秦式封泥”图例
例一： “北宫宦丞”，为仿原件而作。字迹牵强偏斜，与界格关系处理不当。
例二： “昌武君印”，为仿原印而作。原印见《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卷1.1，藏故宫博物院。
例三： “厩府工室”，用秦封泥上的字杂凑而成，“厩府”本身不词；另“厩、室”二字均错。
第四： “牟司空印”凭空杜撰，“牟”字取自汉印而又作变化。
[1]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张懋?：《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4]马国权：《缪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5]王人聪：《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
[6]王献唐：《五灯精舍印活·封泥》，齐鲁书社，1985年版。
[7]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徵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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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2-16 22: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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