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考古图记》

别部司马

中国敦煌学：回顾·现状·展望

作者：荣新江
　　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的影响，但敦煌学的研究仍成果辉煌。同时,它还为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其他学科做出了贡献。
　　虽然敦煌文献早在1900年就被发现，但其真正为学界所知，是从1909年伯希和将其得敦煌四部古籍精品带到北京并展示给中国学者之时开始的。以后，由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说和研究成果的刊布，敦煌文献的价值大显于世，而京师大学堂的硕学鸿儒们从伯希和处抄录的敦煌文献及所做的跋语、札记，则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而其中贡献最大的人，当数罗振玉。1910年秋，经罗振玉等人的多方努力，藏经洞劫后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调运到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此即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这批写本后被学部官僚李盛铎、刘廷琛等人盗取，精华进一步被掠，但国家图书馆仍不失为世界上敦煌文献四大收藏地之一。
　　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前后相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学问、新方法都充分展现出来。在此期间，北大的刘半农、蔡元培、董康、胡适等学者都为敦煌研究做出了贡献。其中，刘半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出了104种敦煌文献，归国后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这一抄本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此外，胡适在英法查阅敦煌写卷后编成的《菏泽大师神会遗集》，也成为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除北大学者外，清华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特别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后人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出土文献的重要法宝。王国维的研究涉猎广泛，方法新鲜，超越了清朝学者的研究高度，不仅被国人奉为经典，同时也受到伯希和等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在二三十年代的敦煌研究中，分别成立于1921年底和1922年初的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会，最值得关注，他们为敦煌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向达《唐代俗讲考》等，都是此阶段成果的重要标志。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1931），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率队到敦煌考察，中国学者陈万里随行。他成为中国第一位科学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学者。撰写了《西行日记》、《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 等，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联合 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学者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参加了该考察团。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这不仅是敦煌写本的收藏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研究构。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向达、 王重民两位学者前往英法调查研究敦煌文献。他们不仅分别编著了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写本书目》和《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书，同时还拍摄了数万张写本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中国的 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向、王两位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外学人综合来看，王重民先生无疑成就最大。 他编纂或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用。
　　四十年代，中国敦煌研究也有长足发展。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均收获颇丰。向达两次代表北大出行，其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他不仅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了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常书鸿任所长，开始临摹壁画，调查洞窟。史岩受研究所之托， 调查抄录供养人题记，编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 同时印行《展览概要》，由向达、王重民编写。该书对海内外敦煌学 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发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 国抄录摄影研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敦煌文献研究同样取得了重大进步。国内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王重民、向达等《敦煌变文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成果。
　　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布，预示了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和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就是伦敦藏卷公布后的整理结果。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欧洲和港台地区却在这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人们可以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年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资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这十余年来敦煌研究进步的直接原因。
　　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 于是，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纷纷出现。其中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录历史资料最全的一部录文集。此外，在研究方面，几乎每个课题都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散见于国内各种专业刊物和论文集、纪念文集中。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为敦煌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版界对敦煌文献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先后出版，此举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这些首次刊布的新材料必将推动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并为21世纪敦煌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
　　然而，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在中国敦煌学的热闹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目前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也缺乏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此外，目前的研究中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这很容易令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在我看来，我们切不可孤立敦煌学，而应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才能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知识。
　　在新时代里，敦煌学还能否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毋庸置疑，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可贵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有不少课题可以开拓。首先，中古时代的宗教 史，包括佛教、道教以及从西亚、中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等等，需要更全面地深入研究。第二，敦煌莫高窟为我们提供了最集中最丰富的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如此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全面研究唐代各阶层的社会和文化。第三，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十分有利于我们对吐蕃王朝和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随着古藏文文书翻译发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也将得到推动。第四，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 这有助于我们利用其本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史。但由于这些文书解读上的困难，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纪才能充分开展起来。

　　在敦煌文献方面，我们一方面应着手进行对敦煌文献的总体研究， 用中古佛寺文献构成的方式来复原敦煌文献的原貌。其次，在敦煌文献全面公布的以后，我们应在过去分类整理敦煌文献的工作基础上， 再提高一个层次。把敦煌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四部书写本，按比较合 理的分类体系来编排，校录出“定本”，并使之电子化，把敦煌文献 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再次，我们应注重将同时代的 出土文献与敦煌文献左右互补，为敦煌文献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要有系统地吸取外国学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熔铸到新的整理 和研究中去。

别部司马

古国楼兰

2001年01月12日 16:14 摘自：www.cctv.com新闻专题
　　楼兰王国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佉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这就是令世人震惊的楼兰古城。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域外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
　　 历史上，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依山傍水，作为亚州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地区已是西域农业发达的绿洲，到了唐代，“楼兰”却几乎成了边远的代名词，李白的《塞下曲》中就有“愿将腰下剑，直为暂楼兰”的诗句。曾盛极一时的西域重要城镇，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后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开的谜。从楼兰遗址发掘出的文物震惊了世界，其中有珍贵的晋代手抄《战国策》，考古工作者还在楼兰墓葬群中发掘出了一具女性木乃伊，经测定距今已有3000年，干尸衣饰完整，面目清秀，定名为“楼兰美女”，其他文物有做工精细的汉锦，还有汉五铢钱、贵霜王国钱币、唐代钱币、汉文和佉卢文残简等。
　　 楼兰古城四周的墙垣，多处已经坍塌，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墙垣孤零零地站立着。城区呈正方形，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楼兰全景旷古凝重，城内破败的建筑遗址了无生机，显得格外苍凉、悲壮。
　　 俯瞰楼兰古城，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虽然经过历代不同时期的补修，但依然从它身上可以看出是最早汉代建筑的风格。
　　 烽燧的西南是“三间房”遗址。这座100的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在一块高台上，三间房正中的一间要比东西两间显得宽大，本世纪初，斯文.赫定曾在东面一间房内发掘出大量的文书木简。从三间房西厢房残存的大木框架推测，这里昔日曾是城中屯田官署所在地。
　　 继续向西，是一处大宅院。院内，南北各有三间横行排列的房屋。在古城中，这座院落的建筑也是比较排场的。相形之下，大宅院南面的房舍多数是单间矮小、散杂而破败不堪。如果根据出土文书推测,三间房毗邻的框架结构房屋是楼兰城的官署遗迹。
　　 楼兰古城曾经是人们生息繁衍的乐园。她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她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人们在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但在此之后，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

别部司马

楼兰考古百年(上)

摘自中央电视台 2001年01月12日 15:21
　　自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3月28日在罗布淖尔荒原上发现楼兰古城，次年实施发掘，时光已经流逝 100年。这100年中，楼兰的发现、考察、研究，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步入 21世纪的前夕，回顾一个世纪来有关罗布淖尔、楼兰的研究，不乏历史的教益。
　　一在许多人的概念中，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淖尔荒漠，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楼兰城，只是在19世纪末叶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宣称自己在这里发现了“真正的”罗布淖尔湖，斯文•赫定在20世纪帷幕初揭之际向世界刊布他在沙漠中找到了消失近两千年的古楼兰城，才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此前，不过是一片被中国人民遗忘了的角落。
　　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清乾隆时期(18世纪中)绘制完成的“嘉峪关到安吉延等处道理图”就清楚标示着“鲁普脑儿”(罗布淖尔)；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及其后任魏光涛在1890年前后也曾命部属探察、绘制了“敦煌县到罗布淖尔南境之图”。现藏故宫档案馆的此图，不仅标明了自玉门关通往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标示了一座古城址。而楼兰城，就在罗布泊的西岸。清朝的统治者们，既没有及时向社会刊布这些资料，也没有组织对古城的考察、分析。这使斯文•赫定有机会戴上了发现楼兰古城的金色桂冠。
　　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楼兰考察研究蓬勃展开的一个阶段，它带有十分浓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发展色彩。先后来到这片地区的有沙皇俄国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美国亨廷顿，英国斯坦因，日本桔瑞超等，当年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人来到罗布淖尔，或进入楼兰古城，发掘古城附近的古墓。楼兰自然无法免除被一次又一次发掘、搜掠，文物被携走的命运。当年中国学者有幸进入这片地区考察的只有黄文弼、陈宗器两人，那是在中国学术界坚决抗争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作为中方团员，才取得了这一机遇。黄文弼在楼兰城东北发现的遗址，所获有西汉纪年的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陈宗器考察的自敦煌到罗布泊的路线，罗布淖尔湖的水文状况，在罗布淖尔地理研究中也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在汉文史籍中，公元前176年始见记录，至前77年即更名为“鄯善”的楼兰王国，留在文献中的历史十分短暂。楼兰什么时候建国，是什么样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观念怎样，文献中没有留下记录。只是简单说明公元前1世纪，在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剧烈斗争中，他们曾经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存，自觉奉行“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的方针，但它却背逆着西汉王朝开拓丝路，统一西域的历史潮流。楼兰王国的最后落幕，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西域史名家之一的冯承钧先生曾经穷搜史籍，刊布过《楼兰鄯善问题》、《鄯善事辑》，文中感慨：“考证西域古国今地，往往一件简单问题，变成极复杂的问题，楼兰就是一例。楼兰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处？”
　　现在假定虽有几说，尚无定论。主要原因在于记录缺略，且难免舛错；而历史学者面壁为文，少有实际考察资料，于是就难能深入。
　　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许多研究将步入新的境界。
　　从这一角度看100年前开始的西域探察热潮，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城废墟，保存完好的古代遗址中遗留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它们给相关的历史、地理、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使西域研究由此而步入新的阶段，取得了划时代的新进展。
　　1901年3月4日到10日，斯文•赫定雇佣农民在楼兰城中13处遗址内随意发掘，取得了大量汉五铢钱及精美的汉、晋时期丝织物、玻璃器、兵器、铜铁工具、铜镜、装饰品、料珠以及犍陀罗风格的木雕艺术品。其中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汉晋木简、纸质文书即达270多件；随斯文•赫定而至的斯坦因在楼兰古城又发掘了大量文物，仅汉文文书就达349件，不少文书均有纪年，最晚的纪年为晋建武十四年(330)，其他还有不少佉卢文，一件粟特文。日本桔瑞超在这里获得了汉文文书44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国内外史学界十分熟悉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楼兰史的研究。
　　但他们在楼兰的发掘，却只是对珍贵文物的搜掠，是挖宝，而不是考古。桔瑞超携归日本现藏龙谷大学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因为当时没有记录，乃至成了一件公案，学术界为之探讨达数十年，才根据遗址照片肯定确是发现在楼兰城中。我们 1980年在楼兰城郊发掘一处汉代墓地，不少墓葬是当年斯坦因已经发掘过的。但他们却只掏了墓室的中部，斯坦因取走、也刊布了从墓室中部取得的部分精美丝毛织物，但只是在我们第二次发掘后，才有可能对墓葬、墓室遗存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笔者1997年曾得机会在汉城韩国中央博物馆库房中目验桔瑞超当年取之于罗布荒原的草编织物，精美绝伦。但具体地点却因不见记录而永远无法知晓，进一步追寻遗存的线索自然不可能得到，更不必谈什么验证。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搜掠的指导思想下，只求取得文物、珍宝，必导致对考古遗存的破坏，从而制约和影响学术研究。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曾在罗布淖尔地区、楼兰古城周围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在楼兰古城西北70公里处，有一处青铜时代墓地，已完全掩覆在沙漠之下，只有一个微露于沙尘表面的木桩尖端，透露了沙下可能存在的文化遗存。数十名解放军战士用推车帮助我们清除了1600平方米范围内的黄沙，平均深度达40厘米，持续近一个月的劳动，终于揭露出一处不大的、布局奇特的墓地。因处无人地带，我们称它为“古墓沟”。
　　中国学者在这里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与30年代前古楼兰考古中曾经发生过的搜掠、随意、粗率，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楼兰城，我们测定了它准确的经纬位置为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历史上煊赫一时的楼兰，实际不过是每边长330多米的一个小小的城垣，城墙围成方形，透露着与黄河流域文化观念相通的精神。城墙已在长期的东北季风中断离残破，但城内高达10米的佛塔，土垣造就的三间房，相去不远出土过大量魏晋木简、文书的西域长史府故址，一间间以木为梁架、以红柳作墙垣的民居，都还傲然挺立在古城之中，诉说着曾经有过的历史沧桑。自古城西北进入、东南斜出的古河道，源自孔雀河支流，这是当年楼兰居民的生命之源，如今还依稀可辨，大略保持着当年的面目。
　　考古学者在楼兰城内发现了晋代汉文木简、大量汉代钱币、罗马风格的玻璃器、汉式陶甑、一枚贵霜钱，在城郊汉墓中发现了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绸织锦，也有西亚风格的毛布。最近，在楼兰城北20多公里处还新发现一具彩绘云纹、花卉、朱雀、玄武的彩棺，透示着浓烈的汉文化色彩，而入葬主人穿的棉布长袍、棺上覆盖的狮纹图案地毯，也保存完好。由楼兰西北走，在孔雀河谷的营盘，发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古代墓葬，人体已成干尸，棺上同样见到狮纹裁绒地毯，主人穿着人兽纹毛布袍，足穿绢面贴金毡靴。人兽纹长袍、狮纹地毯，其装饰图案明显具有西亚艺术的精神，说明楼兰及继后的鄯善王国在联络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楼兰考古百年（下）
摘自中央电视台 2001年01月12日 15:22

10多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淖尔荒原，在人类历史上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变化最为激烈的地区。曾经是交通要冲、绿洲上田连阡陌渠道纵横、人烟袅袅之处，不过数千年的光阴，竟变成了一片没有生命的荒漠。其过程和原因，是人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深入研究的课题。
　　80年代以来，不仅考古、历史、地理，而且沙漠、生物、气候、地质……许多学科的研究者们，不惧危险，不虑艰难，不考虑工作条件的简陋，一批又一批的奔赴这片不见人烟的荒原，风餐露宿于野地之中。优秀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一探察热潮中，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一探索、考察，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这片地区曾有的繁荣，它的变迁和最后的毁灭，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
　　罗布淖尔湖及其补给源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尾闾地带，是古楼兰人繁衍、生息的摇篮。不同学界的研究者们，在注目楼兰研究时，首先想到的问题中总有斯文·赫定曾经提出的著名观点：罗布淖尔，是一个以1500年为周期在游移中的湖。
　　这个问题，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结论：罗布淖尔湖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比较于喀拉库顺湖要低10米，湖水不可能移到那里去。钻井分析，湖盆沉积物、孢粉说明，这里3000年来一直有水停积，湖泊的沉积作用从未中断。湖盆周围的湖堤，盐壳坚硬如铁，不惧风蚀。湖水确因注入径流之变化，水量有过盈亏，但却未曾越出最外层的湖堤。30年代，人们可以荡舟进入罗布淖尔，50年代，还可见湖水荡漾。只是人工在来水方向上建起了“大西海子”水库，美国卫星1972年的照片才揭示：罗布淖尔湖走完了它最后的一程，已经化作为一个干涸的湖盆。因此，与罗布淖尔大地生命关连最为密切的罗布湖水，只是在人的控制、指挥下，才改变了它的进程。
　　通过考古工作，可以粗线条地追寻罗布淖尔大地上曾经有过的人类历史的印痕。
　　从地质时代第四纪起，罗布淖尔地区已经是一个干旱的内陆。但在不少地点，考古工作者还是采集到了五六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矛、石箭头、细小石叶、石核等，说明今天看去不毛的荒漠当年仍是可以进行狩猎，从事采集的天地；经过碳14测定，结合出土文物进行分析，绝对年代在去今4000年前的古墓沟居民，当时种植小麦、饲养牛、羊，日常用品是胡杨木、兽角、草编类制器；规模稍大的男子墓葬，墓穴周围有七圈圆形列木，更外面还有放射状展开的木桩。统计一下，一座墓葬要使用大小木材600多棵。当时的人们当然意识不到，对身旁林木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实际正在制造着毁灭自身生存的基础。
　　古墓沟人生存的干燥环境，使墓地内的部分人体保存完好，成了干尸。对这片地区出土干尸进行过解剖，肺内碳尘、硅质物不少，说明日常炊煮烧柴草经常有风沙迷漫，它们对罗布荒原上古代居民身体产生着影响。保存完好的女尸，浅色头发，眉弓发育，鼻骨挺直的形象，明显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这一结论，与人类学家对墓地出土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的结果完全一致。而发展到汉代楼兰王国时期，楼兰居民的种族构成明显有了新的发展，与高加索人种共生的，还有蒙古人种的存在。亚欧旧大陆上的古代居民看来都曾在探索、开拓的过程中，把这片并非绿草如茵的土地作为过自己的驻脚点，希望能够在此营造美好的家园！
　　砍林伐木，破坏环境，这一恶果到距今2000年前的楼兰、鄯善王国时期，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出自楼兰荒原的一件佉卢文木简，规定“绝不能砍伐小树”，“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罚马一匹”。经过2000年的实践、体验，人们开始认识到滥砍林木对王国生存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
　　汉代楼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适应丝绸之路要求，当年的楼兰王国子民，要承担为往来官吏、使臣负水提粮，导引路线的责任。
　　人口增加，过境商业繁荣，对楼兰沙漠田的农业生产，肯定增加着不小的负担，在这里出土的晋简上有“宜渐节省使相周接”这类文字，透露着粮食供应的紧张。
　　楼兰及继后西域长史府所在的屯戍中心，公元4世纪逐渐废弃。其中的原因不排除在干旱地区河水变化导致的困难。但当时大的社会形势，也是一个必须关注的事实。公元4世纪后，自敦煌进入西域的古道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通过伊州(今哈密)一途外，还有新开拓、交通更为方便的大海道，经疏勒河翻库鲁克山进入高昌。负责西域屯田的戊己校尉府，这时就驻节在高昌。这条路线可以避开“白龙堆”这一雅丹地貌导致的交通困难。交通路线变易，会立即使楼兰失去在丝路上的地位，失掉必要的、有组织的维持灌溉农业的力量。这样，人工绿洲的消亡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人类利益的趋动，在这里又是一个导致环境改变的力量。
　　楼兰考古，有待展开的问题还有很多。罗布荒原上发现的古代遗址有数十处，目前真正做过一点工作的不过几处，待填补的空白不少。
　　楼兰考古100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21世纪将可能继续展开的楼兰研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罗布淖尔地区面临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及与之伴随的考古、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学科的考察研究，必将会有新的更加丰富的成果。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可以期待楼兰考古展开全新的一页。

别部司马

楼兰文明消亡的启示

摘自：www.cctv.com新闻专题 2001年01月16日 13:34
　　塔里木河下游科考队在探寻古楼兰如何消亡之谜时，深切地感受到了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自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专家分析发现，水源和树木是罗布荒原上绿洲能够存活的关键。楼兰古城正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并曾有水土滋养中长势繁茂的胡杨树供其取材建设。尽管更多学者指责楼兰人不加控制地砍伐了树木，毁掉了自己的生存根基，但科考队通过20世纪初发现的佉卢文和竹简等文献资料了解到，世界上最早的保护森林的法律正出自于这里。
　　从法令的严厉程度不难看出，保护已是刻不容缓，树木与水源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没了绿色的依托，绿洲变沙漠就是指日可待了。
　　楼兰曾有积粟百万、威服外国的壮举，曾有挟制丝路、左右西域的辉煌，然而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楼兰地区由绿洲变成了荒漠。成败兴衰之间的落差只能给后人留下未尽的思考，凭吊远去的文明。  

别部司马

略说《西域考古图记》的学术重要性

刘文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汉译五卷本已经问世，这是我国学术界 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斯坦因先生的大作《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他众多作品中最重 要的一部。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它字数最多，学术性也最强，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以及东方的西域、中亚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引用。 书的名称过去也有多种，有音译作《塞林底亚》者，亦有译作《西域》 或《西域考古图记》、《西域考古记》等的。稍谙中西交通史及西北 史地的人，对这些名称皆不陌生。即连一些喜爱探险的一般读者，对斯坦因的大名亦颇为熟悉，有些人甚或知道他的著作如《古代和田》、《西域》、《沙埋和田废墟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他的知名度是很大的，就连《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里，亦收录了他的传记。
  　　珍尼特·米斯基（J．Mirsky）女士为奥雷尔·斯坦因写的传记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一书中，引述了两位西方人对斯坦因的评价。一位叫欧文·拉铁摩尔的人，把斯坦因描述为“他那个时代集学者、探险者、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为一体的最奇特的人”。另一位叫伦纳德·伍利的人则认为，斯坦因的发 现是“所有考古学家们都期望的对古代世界最勇敢和最冒险的突袭”。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对斯坦因的最高评价了。
  　　抛开这些国外的评价，我觉得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的学 术性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看待：一、斯坦因通过他本人的探险和考察， 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完整的自印度西北部（这个地方是印度河的上游地 区，著名的哈拉帕青铜时代文化以及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的中心，印度河文明的母亲）至中国河西地区的古代文化图景。从亚历山大的远征中亚开始，斯坦因怀着一种骄傲，一路追寻着他的足迹，自印度西北部启程，跨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了中国新疆。他对以法显、玄奘为代 表的中国古代西行求经者的虔诚探索精神以及高仙芝将军的中亚征服事业是满怀敬意的，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科学态度。他考察了他们的事迹，并对他们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第二，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像斯坦因这样全面地实地考察过这个地区，获得过这么全面的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古语言文字学、宗教与艺术等方面的实地资料。而且这些资料中的很大一部分从实物上来讲，因为他本人当年的破坏性发掘而消失不见了，这就使得斯坦因发现的这批资料变得像是“孤本”一样，极其珍贵起来。第三是斯坦因通过其实地考察所形成的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例如他对从中亚印度河和阿姆河上游地区到新疆和甘肃西北部地区古代文化的历史地理 学考察和研究、中亚佛教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 流、中亚地区的干旱化问题、从汉代以来中国对河西及中亚、西域地 区的经营和统治等。这些学术观点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 的西方之东方学和中亚学以及东方之中亚西域学（如果这个提法可以 被接受的话），而他所发掘与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还构成了上述研究的基础，即连被斯坦因称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的爱德华·沙畹先生的汉学研究，其基础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自斯坦因。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汉学研究成果。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想排 除其他探险家像伯希和、勒柯克等人的工作，我只是想指明：在所有的西方探险家中，斯坦因是最重要的一位。
  　　斯坦因本人的重要性使得他的著作也变得重要起来，二者相辅相成。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西域考古图记》是斯坦因最重要的一部书，这从中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对这部书的大量引用上可以看出来。正因为此，国内的学术界就一直在期盼着能将这部学术名著译成中文， 供大家在从事研究时参考和引用，也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探险兴趣，此外还可以使国人们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段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屈辱历史。现在这部书终于出版了，我想这应该算是我国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界等的大事，它将会极大地促进我们的西域中亚学研究的。

别部司马

读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书后

罗  新
　　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终于问世了，欣庆之余，要向翻译者致敬。我总记得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读原著时的种种辛苦，这种辛苦已经阻碍了我的求知之心。按照翻译者的宏伟计划，斯坦因的另几部名著也将译出；不仅如此，其他几部近代西域学的奠基著作，如勒柯克(A. von Lecoq)、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伯希和(P. Pelliot)等的著作，作为《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著译丛》的首选书目，也会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名人及其名著，常常在我国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但我怀疑大多数研究者是否真地有机会或有耐心披读原书。
      这份书单令人振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有勇气面对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从向觉明先生那一代学者开始，翻译大部头的西域学名著的计划早已酝酿，可结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之类的概述性游记译本。近五年来，出版西域探险书已蔚成风气，斯文.赫定(Sven Hedin) 等人的著名自传性探险书已尽数译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Khotan）。这些译本与当今一批热衷追随赫定后尘的中国探险者、一批偶尔前往新疆等地走马观花的中国学者们新的“探险”、“游记”混杂一起，充斥于书肆长架上，虽然壮观，却让人对中国学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发生疑惑-重复这一层次的“探险”，就相当于一次次地冲上沙漠边缘那些连绵起伏的红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耸天外的昆仑山。在这种意义上，《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后续的《海外遗珍》诸书的翻译出版，是对荣誉的捍卫。
      谈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桔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然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西域考古图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样。

      在我看来，由于长期对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奔走于青海、内蒙古、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国人，早就被我们一网打尽地算作直接或间接涉案人员——难以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意义，也未能认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张做翻案文章。无论如何，斯坦因他们给我们造成的屈辱感并没有消散，一百年来这种屈辱感总是随着时势迁转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内外环境。可是，我要说的是，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世纪初，当中亚探险进入学术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调查、发掘以及随后西方学者如沙畹（E.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阶段时，中国学术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跃进。中亚探险所造就的国际学术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被纳入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多处引用《汉书》和《后汉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科虽然生长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下，却面对着完全陌生的资料和问题。结果，新学科扩张了西方学术的传统领域，其触角已伸展到中国学者的眼鼻底下。这一情形，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把中国强行并入西方的商业世界，有着惊人的近似。中亚学，或称西域学，无论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手段，都无法回避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这样，具有侵略性和强大创造力的西方学术，不由分说地冲进了中国学术的古老庄园。
      少数几个博学、敏感并且充满好奇心的中国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很快便意识到了斯坦因他们工作的价值。当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探险（即《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全部活动）不久，身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便通过沙畹获得了斯坦因携回的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史地位的《流沙缀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虽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经历的两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们不清楚罗、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参考，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参考的东西是很少的，也许有着优雅心性的王国维能从中读出斯坦因对中亚及其历史的依恋之情。王国维后来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最初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他对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时，这一点向为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不仅如此，我认为，真正被忽视、被湮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端、成长，与斯坦因等人推动的中亚探险、西域考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近代中国学术中的重要分支，如丝路考古、西域研究、敦煌学等等，其学术风貌已完全有别于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而是从精神气质上直接继承了世纪初开始兴隆、由斯坦因等人推动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大发现。这样说也许还不够明确，我想进一步强调，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世纪初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域，竟然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头之一。当黄文弼奋勇西行，从事极为艰苦的考察工作时，他不是同样感受到那种受赐于斯坦因他们的屈辱感吗？当陈寅恪沉湎于学习中亚各种死文字时，他不是恰恰浸润在这一崭新的国际学术潮流中吗？屈辱感产生了意义。
       学科分工使得我们说话时越来越谨慎，更何况西域研究（这个名称很不准确，但是比丝绸之路研究又合理一些）就像西域一样僻远，一般人视为畏途。这也许妨碍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此意义上，我要特别欢迎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及后续各书的出版。说实话，读斯坦因的这本书，还有他的《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和《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我惊异于这门学科在其初建立时，就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以至于近百年的进步，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这提示我们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着什么问题？当然，我们不具备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们也不能像斯坦因他们那样无视国界、真正地把整个中亚甚至更大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还有，我们是否真的像斯坦因那样热爱这份工作？

别部司马

走进西域古国

沈伟东
　　拂去自然的和历史的风沙，汉译版《西域考古图记》展现出车马 杂沓的丝绸古道、那一口口流淌着清泉的古井边用陶罐汲水的少女、 喧嚣的古国城堡、拈花微笑的佛陀和匍匐在佛足下的芸芸众生。
  　　100年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经过近三年的时间在漫漫的沙漠旅 行并进行田野工作，考察了中国新疆地区的地理变迁，发掘出大量的 古代文化遗址。他劫掠了一百多箱文物，于1909年1月底，运到大英博物馆。之后，历时数年，整理、编写成《西域考古图记》，192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译版《西域考古图记》拖延至今终于出版，是中国西域考古研究史中不幸中的大幸。  
　　
20世纪初以来，像斯坦因这样的一批西方探险家长驱直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受到西方列强空前的劫掠，遭受这场浩劫的遗址均被破坏了，珍贵的文化遗存没有了。斯坦因等人刊布的劫掠遗迹、文物的 报告和专著，就成为研究与此相关的各学科仅存的基础资料。《西域考古图记》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丛书包括英、德、法、俄、日等国考察队20世纪以来劫掠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珍贵文物后所出版的重要报告和 专著）中的第一部，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斯坦因对所调查和发掘的遗 迹，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遗迹和遗物作了详细记录，比较系统和 准确。斯坦因考古研究注重地理学和考古学结合，对所到遗址的地貌、 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与遗址的兴废关系进行了考察，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
  　　这套汉文版的翻译审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汇集了中国一流的考古学专家。汉译版考订翔实，译文达到了“信”和 “达”，也达到了“雅”。一些叙述性的文字可以称得上美文。这是 《西域考古图记》作为考古学著作迥异于平板的、科学数据式的学术报告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文字配上极具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照片，让读者领略到古代文化、西域文化的真切、幽深。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作者能把实地勘察的收获与史料对照研究，引用了大量史料考订、分析地理变迁、文化变异。阅读《西域考古图记》，对文史爱好者来说，是极有价值，也是极有意趣的事。
  　　第一章《穿越斯瓦特和迪尔》中，《乌仗那地方的中国早期香客》 一节记载了法显对乌仗那的访问，这对考察中亚古国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都是很有意义的。在记述实地考察中，斯坦因涉及了《汉书》、 新旧《唐书》、《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旅行记》、 《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许多史料文献，从史籍中反映某个历 史时期这一地域的地理风貌、文化习俗，如第一章记叙公元518年北魏王朝胡太后派遣宋云和惠生前往印度西北地区，引用了《北史》中大量的资料，生动地再现一千多年前这一地区居民的生存状况。
  　　在人种和地理关系的研究方面，《西域考古图记》也有着经典的 范例的意义。书中大量的墓葬的发掘，对古代人种的研究分析，列出了大量的数据、图片；此外有的图片还保留了本世纪初这一地区相对 封闭的村落居民的形貌特征等材料。在建筑学方面，作者在《西域考 古图记》中记录考察古代宗教建筑及居民建筑的同时，也随手记下了 当时的建筑情况，第二章《经行吉德拉尔和马斯图吉》中就记载了吉 德拉尔的一座颇有特色的老房子。
  　　在西域文物的整理记录、研究方面，《西域考古图记》也具有极 高的价值。在实地考察、挖掘后，斯坦因都在每章每节中详细记录了文物的情况，如《和田绿洲的古迹》一章，共六节，《绿洲中的古遗 址》，《在约特干和和田一带搜集的古物》，《约特干与和田所获古 物名录》，《吉亚北部之沙遗址》，《阿克铁热克遗址》，《阿克铁 热克及斯也里克所获古物名录》，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文物特征、尺寸，并附有图版。
  　　这样的记述全书不下万条，从这些实物的考索研究中，可以考察西域的建筑、生活器皿等工艺，还有大量的壁画、青铜器、古钱币、 石雕、木雕、文书、珠宝等器物的详细记录。
  　　翻开《西域考古图记》，如入山阴道，满目芳菲。值得注意的， 对私家藏书而言，这套书的收藏价值尤不可小觑。汉译版《西域考古图记》的出版，对各个文化领域的研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 对于收藏界而言，汉译版《西域考古图记》对很多收藏项目都有参考 价值。如书中散佚在丝绸之路及各个古国遗址古钱币的图版精美，且 断代分明，形成系统，对研究中国历代钱币史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简牍文书学、铭刻学，对研究汉以来，尤其是对唐代篆刻、雕塑 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本书精印了大量的图版，包括织物 （丝、毛、麻、棉等）、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 石、金属（金、银、铜、铁等）、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 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 图，还有一卷遗物图版和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这对西域文物收藏学 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细心翻阅汉译版《西域考古图记》，如同走进了沙海中绿洲点点、 阡陌交织的西域古国。和田、龟兹、吐蕃、突厥、回鹘、楼兰......这 些被千古风沙尘封了好多世纪的名词，变得鲜活起来。书中记录的生 活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们留下的遗迹，生动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宗教、 地理、历史，包括居民日常生活状况、家族结构、戍边士卒及边官的 心态和思乡情结，使这套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而显得血脉充盈，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别部司马

静听尼雅说沧桑

李未熟
　　西部开发的足音，近来时时踏响尼雅和楼兰两个响当当的名字。它们是个谜。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于1900年开始，先后三次来到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对那里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黄沙掩埋的废墟里，斯坦因雇来的民工们在达玛沟遗址、尼雅遗址和安迪尔遗址先后挖掘出大量精美的历史遗存。于是，一个人烟繁盛的尼雅，在斯坦因的笔下复活。
     看到木雕的锁和钥匙，读者该会生出多少新奇的感觉？大量的土地契约和官家文书，写在木牍上面，盖上盖简，捆上绳索，再在中间的凹槽中加入封泥，封泥上盖上封印，启封时有专人断绳，其行政与经济活动的法定程序，似乎不比今天逊色。当我们通过清晰的图片再看到兄弟民族的同胞们日常生活的用具如靴桓、老鼠夹、木梳之类，原始朴拙里透出的却是先民们自给自足的诸多智慧。
    尼雅绿洲以及居地的放弃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没人知道。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尼雅河雪水常年滋润着那里的土地，然而尼雅河的尾闾时常侧移，这也许是绿洲变成沙海的一个原因。但是，绿洲变成沙海，别处还会再起绿洲，尼雅人的生活空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尼雅成为废墟，有干旱的原因，但不只是干旱的原因。起码有迹象表明，它们的放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斯坦因在考古过程中一直没有发现人为砍倒的果树。更有力的证据则是尼雅河尽头的那片遗址，出土的一个小档案室藏着保存完好的文书契约，考古证明官员们是在匆促间离开这里的，而且此去没再回来。
      斯坦因当年从和田出发，从达玛沟、尼雅、且末、若羌、楼兰、米兰、玉门关、莫高窟一路挖去，凡能剥下的尽量剥下，凡能搬走的全都搬走，这种掠夺性的考古发掘，百年来让中国人品尝屈辱滋味的同时，人们还得佩服他的执著精神，考古学界还得承认并引用他的考古成果，许多成果还是仅存的基础性资料。
    尼雅于公元3世纪末消失，至今1600多年。而斯坦因一夜尼雅梦，醒来又是百年。弄清尼雅消亡的原因，对保护西部资源是一个不小的帮助。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专门为读者“度身定做”的通俗考古游历丛书，我们会对神秘的西部再添几分崇敬感和建设它的热望。

                                       摘自：《长江日报》
（《踏勘尼雅遗址》，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以上文章转自-----http://www.bbtpress.com/index.asp（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网）

刘正成

谢谢！

别部司马

刘公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