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屈原與郭店楚墓竹書

别部司马

                             屈原與郭店楚墓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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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正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二重證據”方法，論證屈原是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文中考察了屈原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考證了屈原的生卒時間、生平事迹以及歸葬情況；認爲郭店竹書是稷下思孟學派教材，除《老子》以外，乃是子思後學和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很可能是屈原出使齊國時從稷下帶回楚國的。文中探討了這些出土文獻的思想來源和特點，以及對於屈原思想和作品的影響。
關鍵詞：郭店楚墓竹書  屈原  稷下思孟學派教材
  
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的竹書，是什麽時代、什麽學派的文獻？怎麽會埋到楚貴族墓地裏的？墓主人是誰？首先必須搞清這些問題，才能準確把握郭店竹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定位。依據《荊門郭店一號楚墓》[1]這篇挖掘報告中的有關材料和《郭店楚墓竹簡》[2]書中的有關內容，印證傳世文獻中被認爲是屈原作品的篇章，和史籍中關於屈原生平事跡的記載，似可提出這樣一個推論：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是屈原！
  
一、推測屈原是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的主要依據
  
依據墓葬的地點、形制和器物特徵，以及遺體骨骼的姿勢等，印證傳世文獻，至少有七個方面，與墓主是屈原的推論完全相合：
1、墓葬形制的時代特徵
此墓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徵判斷，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挖掘報告估計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其下限在前3世紀初，這正符合屈原生活的時代和去世的時間。
2、墓主人的身份
此墓南距楚故都郢（紀南城）約9公里，位於楚貴族墓地。墓主人的身份，按《周禮》當屬 “士”一級，所用葬具亦與先秦典籍相合，挖掘報告推斷墓主人當屬有田祿之士，亦即上士；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簡，這不僅與墓主人生前的職業有關，同時也反映了死者的特殊地位。這正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地位。
3、遺體骨骼的特殊姿勢
據挖掘報告，墓主仰身直肢，兩手交置於腹部，雙腿分開。這很像是抱石投江而淹死後，被打撈上來，因屍體僵硬未能復原的姿勢。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正是懷抱石頭，投汨羅江自沉而死。
4、龍首玉帶鈎
墓中出土的陪葬品“龍首玉帶鈎”，本是國君的用物，屈原與楚懷王關係密切，此物可能是他早年任左徒、三閭大夫時，懷王所賜。
5、“東宮之杯”
陪葬的漆耳杯，底部刻有銘文“東宮之杯”，應是東宮太子的用物。有學者認爲銘文應釋爲“東宮之師”。戰國文字中“杯”、“丕”通用，“師”、“帀”通用；而“丕”和“帀”，均可寫作“”。 倘釋爲“師”，若指老師，便是太子老師所用的杯子；若指工師，便是東宮主管造器的工師所造的杯子。總之，這漆耳杯或爲太子老師所用，或爲太子所賜，均顯示墓主人與東宮太子有不尋常的關係。屈原與楚懷王太子正有這樣的關係，其身份很可能就是太子老師，這在屈原作品和史籍記載中，均有所反映。
6、鳩杖
墓中的鳩杖，顯示墓主去世時已有七十歲以上的年齡。屈原死時，應正是七十出頭。
7、竹書
墓中陪葬竹書，其內容對於屈原思想和作品有重要影響。這批竹書似來自齊國稷下，除《老子》外，乃子思後學與稷下思孟學派所作。據史籍記載，屈原前311年出使齊國，很可能這批竹書正是由他從齊國稷下帶回楚國的。
對於以上這些方面，下文將詳作考證說明。
  
二、屈原的生平事跡和歸葬情況
  
將郭店一號楚墓及出土陪葬品與屈原作品、史籍記載相互印證，對屈原生平事跡的瞭解，可以更加清楚。而要瞭解屈原的生平事跡，首先必須考察一下屈原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
1、屈原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二十年，屈原出生前30年。吳起在楚國變法，次年被害。
前353年，楚宣王十七年，屈原出生前1年。楚以昭奚恤爲相。齊孫臏“圍魏救趙”。
前352年，屈原出生。秦昇衛鞅爲大良造（相國兼將軍）。
前351年，屈原1歲。韓以申不害爲相，推行變法改革。
前346年，屈原6歲。秦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師公孫賈。
前338年，楚威王二年，屈原14歲。商鞅被害。
前328年，楚懷王元年，屈原24歲。張儀相秦。
前319年，屈原33歲。孟軻見魏惠王，說齊宣王行仁政。
前318年，屈原34歲。公孫衍發動魏、趙、韓、燕、楚五國共伐秦，推楚懷王爲縱約長。屈原任左徒、太子師、三閭大夫，作《橘頌》。
前314年，屈原38歲。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國內大亂。屈原因上官大夫進讒言見疏，不復在位。
前313年，屈原39歲。張儀誑楚。
前311年，屈原41歲。秦攻楚。張儀使楚。屈原使齊，返楚後建議殺張儀，未成。作《天問》、《惜誦》。
前305年，屈原47歲。秦昭王新立，秦、楚親善，秦迎婦于楚。
前303年，屈原49歲。韓、齊、魏三國因楚背縱約而親秦，合兵伐楚。楚使太子橫入質於秦以求救。祭神作《九歌》。
前302年，屈原50歲。楚太子橫自秦逃回本國。
前300年，屈原52歲。秦攻楚，楚王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和。
前299年，屈原53歲。勸楚懷王勿赴秦，懷王不聽，秦誘執楚懷王。昭雎“詐訃”於齊，反對立庶子。楚立頃襄王橫。
前296年，楚頃襄王三年，屈原56歲。楚懷王卒於秦，作《招魂》。次年春歸葬，作《大招》。
前292年，屈原60歲。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和。
前290年，屈原62歲。秋天被放逐到漢北。作《離騷》。次年孟夏四月，作《抽思》。
前288年，屈原 64歲。秦、齊稱帝，十二月復稱王。
前287年，屈原 65歲。作《卜居》、《漁父》。
前284年，屈原68歲。五國謀攻齊，樂毅破齊。楚淖齒殺齊湣王。
前283年，屈原69歲。齊人殺淖齒，立齊襄王。秦王會楚王于鄢，又會於穰。
前282年，屈原70歲。九月末、十月初秋冬之交作《涉江》、《遠遊》。歲末十二月作《悲回風》。
前281年，屈原71歲。秦發兵伐楚。正月開春，作《思美人》。仲春二月，楚都由郢東遷至陳，作《哀郢》。孟夏四月，作《懷沙》。五月初，作絕筆詩《惜往日》。五月初五日，屈原懷抱石頭投汨羅江[3]。隨後歸葬郢都附近楚貴族墓地。
前280年，屈原死後1年。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前278年，屈原死後3年。秦取楚郢。
2、屈原的生卒時間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推算屈原生於公元前340年[4]，此說雖爲一些工具書所採用，但並非定論。其他推算屈原生年的學術觀點還很多，比如前353年[5]、前343年[6]等等。
屈原在《離騷》中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據王逸注，“攝提”即“攝提格”，指太歲在寅之年；“孟陬”指正月始春。故屈原降生的日子是太歲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正月又稱“寅月”，爲建寅之月。屈原是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的。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推算屈原生於前340年（辛巳，太歲在寅）正月初七日（庚寅）。其實，前352年（己巳）正月二十七日（庚寅），和前328年（癸巳）正月十七日（庚寅），也都能滿足“太歲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這一條件[7]，只是前者早了12年一個周期，後者晚了12年一個周期。這相隔12年的連續3個寅年寅月寅日，到底哪一個更合理一些呢？如果先考察一下屈原究竟活了多大年紀，以及他可能是在哪一年去世的，那麽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前人推算屈原生年，往往局限於《離騷》中“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一句所指的“寅年、寅月、寅日”，而忽略了同篇的“老冉冉其將至兮”，和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所寫的《涉江》中的“年既[8]老而不衰”。說“老”將至，說年已“老”，那麽，“老”在當時一般指多大年紀呢？
在先秦、兩漢的典籍中，普遍稱“七十”曰“老”。許慎《說文解字》：“七十曰老。”王逸《楚辭注》亦同。《禮記·曲禮（上）》注、《國語·吳語》“有父母耆老”注並同。《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傳文“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七十稱老。” 可見，當時“老”是指七十歲[9]。
顯然，《離騷》中云“老冉冉其將至兮”，那時其年紀應未到七十；而《涉江》中云“年既老而不衰”，當時則應已年過七十。《涉江》是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所寫，故其投水時已七十出頭，應是很清楚的。
依據文獻材料推算，屈原活到了七十出頭的年紀。那麽，屈原是哪一年投水自盡的呢？他最後的作品是《哀郢》、《懷沙》、《惜往日》。在其作品中，只有郢都遷陳，而沒有割地和陷郢。從屈原作品來看，前280年楚割地予秦，屈原沒有見到；而前278年秦兵陷郢，屈原更不可能見到。他在開始遷都不久就投汩羅江自盡了。
據《史記·六國年表》，楚頃襄王橫即位後，秦攻楚，取十六城。《史記·楚世家》記載：“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楚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當時，楚國已成驚弓之鳥。頃襄王在忍受屈辱、接受與秦和親之後，無奈又被逼反秦。據《史記·楚世家》記載，頃襄王十八年（前281年），“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縱，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當時，秦兵伐楚，進逼郢都，楚遷都已勢在必然。而且，秦兵進逼正是導致楚遷都的直接原因。至於後一年楚答應割地給秦，那當然就更須遷都，因爲割了上庸、漢北給秦之後，郢便完全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秦兵面前了。
前人把遷都定在郢都陷落以後，顯然是不合理的。遷都只會在割地（前280年）之前，而不會在陷郢（前278年）之後。秦兵攻陷郢都之後，還能讓楚遷都嗎？所以，事實上應是前281年仲春二月，因秦兵進逼，楚開始遷都；當年農曆五月初五日屈原投江；到前280年，楚割上庸、漢北與秦；再到前278年，秦兵繼續進攻，郢都陷落。
屈原活到七十歲出頭，於前281年農曆五月初五日投汩羅江自盡。那麽，他出生的那個“寅年、寅月、寅日”，便只能是前352年（己巳，太歲在寅）農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
爲什麽前352年（己巳）是攝提格、太歲在寅之年呢？這是由於所謂的“超辰”現象所致。歲星（木星）實際約11.86年（而不是整整12年）繞天運行一周，過約86年，歲星的實際位置將超過理想計算位置一次，此即所謂“歲星超宮”或“太歲超辰”。這是中國古代天文曆法上運用干支紀年和太歲紀年相對照時存在的一種誤差現象。如：漢王劉邦元年（前206年，乙未），《漢書·律曆志》云：“歲在大棣（鶉首），名曰敦牂，太歲在午。”太歲紀年比干支紀年落後1年。又如：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壬戌），《呂氏春秋·序意》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涒灘，太歲在申。太歲紀年比干支紀年落後2年 。而上推到前352年 ，已該超辰3次了[10]， 因此“己巳”年成了“太歲在寅”之年。這一點郭沫若先生是明白的，雖然他定的屈原出生時間爲前340年，比前352年晚了12年的一個周期；而朱熹和馮友蘭先生，看來都未明白這個道理。朱熹之說見《楚辭集注》，認爲“攝提”是星名；若依此說，屈原的出生時間只有月、日，而無確定的年份，則未允當。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新編》[11]中，將屈原定爲前343年出生，前299年去世。前343年雖是“戊寅”年，卻並不是“太歲在寅”之年；而前 299年，離郢都遷陳則早了約十八年。屈原去世得這麽早，那就不該有《哀郢》詩了，甚至連《離騷》都不會有。
所以，前352年（己巳）是太歲在寅之年，而前353年（戊辰）則不是太歲在寅之年，這是很清楚的。胡念貽推算前353年是太歲在寅之年[12]，方法並不算錯，但由於計算過程中近似值誤差的積累，導致了結論的失誤。如果改用前206年（乙未，太歲在午）作爲推算的基點，那麽，前210年（辛卯）便是太歲在寅之年。再試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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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結論——前352年是太歲在寅之年——便可得出來了。
所以，屈原出生的那個“寅年、寅月、寅日”，應是前352年（己巳，太歲在寅）農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而投水的時間則是前281年農曆五月初五日。仔細推算一下，屈原享年71周歲零3個月又7天。
《周禮·夏官·羅氏》有“獻鳩以養國老”的話[13]，《禮記·月令》、《呂氏春秋·仲秋紀》有“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的話。據出土墓葬文物可以看出，“鳩”和“杖”在戰國中後期已經合而爲一，演變爲以“鳩”爲首的“鳩杖”了。《 後漢書·禮儀志 》曰：“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14]，餔之糜粥。……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據《呂氏春秋·仲秋紀》高誘注所言，確實直到東漢時，依然如此。戰國楚墓出土鳩杖，打破了東漢應劭《風俗通義》[15]中關於漢高祖劉邦打敗仗逃跑，見鳩鳥後脫險，便以鳩首爲杖的傳說。
屈原享年71周歲零3個月又7天，在屈原的墓中，有鳩杖陪葬，當然是合乎禮儀規定的。至於爲什麽有兩根鳩杖陪葬，那或許是優禮有加的意思，或許是因爲屈原乃楚懷王、頃襄王兩朝老臣的原因。
3、屈原是低級貴族身份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名平，是楚王族的同姓。張守節“正義”云：“屈、景、昭皆楚之族。”屈原是楚貴族，但又自稱“賤貧”。《惜誦》：“忽忘身之賤貧。”《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他早年是賤貧、清廉的低級貴族，這與郭店一號墓墓主的“上士”身份一致。正因爲他具有低級貴族的身份，故最終歸葬於楚貴族墓地；而《孟子》中所提及的陳良，雖然是“楚産也”，卻不具備楚貴族身份，是不大可能下葬於楚貴族墓地的[16]。
屈原以“上士”的身份出任“三閭大夫”。“三閭大夫”並非世襲官職，否則屈原被放逐後應由其子襲官，就像其他廢父立子的情況。“左徒”、“太子師”也都不是世襲官職。楚國經過吳起變法以後，世卿世祿制已被打破。吳起“廢公族疏遠者”，屈原恐怕也是要間接地受到影響的。
4、屈原的出仕和見疏
屈原在34歲左右出任楚懷王左徒、太子師、三閭大夫，39歲左右遭讒言，不復在位。
前318年，屈原34歲，公孫衍發動魏、趙、韓、燕、楚五國共伐秦，推楚懷王爲縱約長。楚懷王任用屈原，當在此時前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屈原任三閭大夫之職，見於《漁父》。王逸《離騷》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左徒職位相當後世的左右拾遺之類的官[17]，三閭大夫是掌管楚王族三姓的官[18]。郭店一號墓中的龍首玉帶鈎，很像是楚懷王爲了提高這位年輕的三閭大夫的威信，以便於行使職權，所賜予的類似後世尚方寶劍之類的信物。屈原任左徒、三閭大夫而兼任太子師[19]，這是很正常的，雖然史籍中沒有關於他任太子師的明確記載。在屈原的作品中，透露出了他任太子師的信息。在春風得意時所作的《橘頌》中，他自豪地說：“年歲雖少，可師長兮。”屈原以橘樹爲典範，又以橘樹自比，是很明顯的。他30多歲，年歲雖少，卻可當太子的老師。排行最大曰“長”，太子是楚懷王的“長子”[20]。他爲太子師，故曰“師長”，即當國王長子（太子橫）的老師。這是比擔任其他官職更令屈原自豪的。墓中陪葬的漆耳杯，杯底刻有“東宮之杯”，這四個字不排除有是屈原手書的可能。這四個字字體並不規範，佈局也不勻稱，很像是用手隨意刻上的，工師造器時所作的銘文似不應當這麽隨便[21]。屈原作的《九歌》，其中“大司命”很像是暗指楚懷王，“少司命”則像是暗指太子橫。在《少司命》中，屈原以香草“蓀”自比，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那人自有美好的孩子，蓀爲何愁苦呢！
這是自我寬慰的話，看來他在太子身上寄託著很大的希望。屈原自以爲獲得了太子這個“新相知”，而太子又要到外國去作人質，所以，他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他把未來寄託在太子身上。“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竦長劍”，高舉長劍，指制定法令等；“擁幼艾”，即指輔佐太子；“幼艾”同“少艾”，本指年輕貌美之人，這裏當指太子。“正”，官長也；“民正”，萬民之長，當指令尹（國相）。看來屈原自認爲只有他獨自最適合當令尹。而後來經屈原等努力，太子橫得以即位，卻任用弟弟子蘭作令尹，而放逐了屈原，這已是後話了。
前314年，燕國因燕王噲讓位給國相子之而國內大亂。屈原遭到上官大夫進讒言而被楚懷王疏遠，不復在位，應就在此前後。楚懷王周圍會有人以防止重蹈燕王噲覆轍爲藉口，而打擊排擠屈原，這種可能當然不能排除。據《史記》，“屈平既絀”，其後張儀誑楚，設計離間齊、楚之間的關係[22]。張儀誑楚在前313年，屈原39歲時。他被疏遠而不復在位，應在此之前，是毫無疑義的。屈原不復在位，左徒和三閭大夫的官職不當了；而作爲太子師，他與太子之間的師生關係，卻是無法割斷的，仍然保持著。
5、屈原、昭雎出使齊國
前311年（楚懷王十八年、齊宣王九年），秦攻楚，張儀使楚。當時已被疏遠而不在位的屈原，出使齊國，試圖聯齊抗秦。返楚後建議殺張儀，未成。這在《史記》的《楚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均有記載。郭店一號墓的陪葬竹書中多有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屈原出使齊國時從稷下帶回楚國的。屈原使齊之後約 35年，荀況遊學稷下；其後 50多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黃帝四經》由稷下黃老學派的學者們撰成[23]。屈原使齊時，稷下思孟學派盛行，黃老之學尚未占主導地位。後來對思孟學派持批判態度的荀況在稷下學宮“三爲祭酒”，對於以後稷下學風向黃老之學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而在荀況早年的著作《勸學》、《修身》等篇中，已可看出郭店竹書中稷下思孟學派作品的影響。郭店竹書中稷下思孟學派著作的撰成時間，要比《孟子》的成書早一些，因爲孟軻晚年才與弟子一道撰成了《孟子》[24]，而竹書中的這些著作，在前311年屈原使齊之前，便已轉抄流傳了。
前299年，秦誘執楚懷王。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事前屈原曾向楚懷王進諫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而《史記·楚世家》則載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屈原和昭雎就同一事對楚懷王講了內容大致相同的話。劉師培曰：“恐怕昭雎就是屈原，古音本通。”郭沫若不同意，曰：“昭雎不能說就是屈原。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所以他們說話相同。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也是說得過去的[25]。”這兩種觀點，郭說似較爲合理。若果真如此，則屈原和昭雎便是政治觀點一致的同志了。《史記·楚世家》中，記有昭雎“詐赴（通‘訃’）於齊”之事。楚懷王被秦扣留，昭雎到齊國，向在那裏作人質的太子謊稱懷王已死，前去報喪，要求接太子回國繼位，反對楚國的大臣們立庶子爲王。昭雎敢於詐訃於齊，反對立庶子爲王，這樣做應是得到屈原這位前三閭大夫兼太子師支持的，也許就是屈原派他去的。在張習孔、田珏主編的《中國歷史大事編年》[26]中，大概是採用了劉師培之說，在前299年“楚立頃襄王橫”的條目中，將詐訃於齊的“昭雎”徑改爲“屈原”。從尊重歷史事實來看，這樣改似無必要。當然，屈原在楚國立太子橫爲王的事件中，看來仍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與昭雎共同策劃了詐訃於齊，反對立庶子爲王；雖打著維護宗法正統的旗號，而實際上則反映了他們與太子橫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
6、屈原被放逐和投江
頃襄王橫即位後，秦攻楚，取十六城。後楚王謀與秦和，並於前292年（楚頃襄王七年）迎婦於秦。主張親秦國的子蘭當了令尹，而力主聯齊抗秦的屈原，約在前290年被放逐。屈原在前281年仲春郢都遷陳時所作的《哀郢》中曰：“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郭沫若疑“九”爲虛數，古視爲極數。此處未必是，很可能真的已流放了九年。從前290年（頃襄王九年）到前281年（頃襄王十八年），正好是九年。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說：“在懷王死後三年之間秦楚是斷絕了關係的。屈原是主張絕秦的人，秦楚的斷絕關係，便是屈原的主張得到勝利，屈原在這期間沒有被放逐的理由。在頃襄王六年議與秦恢復舊好，到七年公然又腆顔事仇的時候，屈原一定力爭過，但他終竟遭了失敗，故他的被逐當在這一二年間或稍後。《離騷》上所說的‘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抽思》上所說的‘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都應該是指斥的頃襄王初絕秦而又改變的這段事實。”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屈原先被放逐到漢北，後又流放到沅湘一帶。但屈原的死，不可能遲至前278年郢都陷落以後。郢都遷陳當年的五月初五屈原自沉汨羅江，而郢都遷陳是不可能等到郢都陷落以後才開始遷的，遷都理應在前280年楚割上庸和漢北地予秦之前[27]。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在屈原投水之前留下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最遲的歷史事件是郢都遷陳。《哀郢》曰：“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郢都遷陳，始於仲春二月。在哪一年，卻沒有說。屈原作品中沒有發生在前280年的楚割地與秦之事，也沒有發生在前278年的秦軍陷郢之事。郢都遷陳、楚割上庸和漢北地予秦、秦軍陷郢，這三件事，在屈原作品中只有發生得最早的郢都遷陳。割地和陷郢，屈原沒有見到，大概他不願活著見到這兩件事的發生，所以抱石頭投江了。
《史記·楚世家》記載，頃襄王十八年（前281年），“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縱，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這是導致郢都遷陳的直接原因。三年前樂毅破齊，齊國敗亡；接著楚淖齒殺齊湣王，齊人殺淖齒。郢都遷陳，也利於楚國向齊魯擴張。
屈原遭子蘭、上官大夫等小人讒害，被昏君放逐，政治主張不得實施；齊國敗亡，齊楚絕交，淖齒殺齊湣王、齊人殺淖齒，屈原聯齊抗秦的理想徹底破滅；秦兵進逼，郢都難保，國土淪喪。這是導致屈原投江自沉的三大原因。從屈原作品中多次提到“從彭咸之所居”，以投水而死的古賢人彭咸爲榜樣，可知他打算投水而終的想法從被放逐以後就一直存在。在絕命詩《惜往日》中，屈原還提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屈原看見郢都遷徙時的淒慘景象，預感到楚國還會有災禍降臨，這當然就是將接踵而至的割地、陷郢之事。在《惜往日》末尾，他寫道：“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他已不堪忍受，決定投江自沉，以死報國。
7、屈原歸葬情況推測
屈原打算死後歸葬於楚故都郢附近那埋著先人的貴族墓地的想法，在其作品中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哀郢》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屈原的投江自盡，也許還有想趕在秦兵陷郢之前歸葬於祖宗墓地的可能。《禮記·檀弓（上）》曰：“狐死必首丘，仁也。”屈原是深受儒學思想影響的。楚與秦謀和無用，國難臨頭，國人復思屈原，故禮遇而厚葬之。郭店一號楚墓墓主人的遺骨，至今保留著兩臂彎曲交置於腹部、雙腿分開的抱石投江姿勢，此非屈原又是誰呢？
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說：“本來屈原和現在已經相隔了二千多年，所有實質上的物證都是消滅了的，假定他的屍首被撈出而埋葬，將來有那樣的幸運把他的墳墓發掘了，——傳說秭歸縣（今湖北省秭歸縣）的屈沱有屈原的衣冠塚，但這是不可信的，只是後代的人所假託的東西。——能夠得到多數地底的證據，那是再好也沒有的。”根據出土墓葬，看來可以推測，屈原抱石投汨羅江自盡後，屍體被家人和弟子們打撈上來，按其遺願運回舊都郢郊貴族墓地安葬[28]。當時雖然秦兵進逼，形勢危急，但家人和弟子爲其料理後事，仍一切按禮行事，有條不紊；楚頃襄王也按禮賜了兩根陪葬的鳩杖。這反映了國人們對屈原的崇敬之情。但由於郢郊的楚國貴族墓地很快將被秦兵佔領，人們爲了避免屈原墓葬遭到秦兵破壞，而有意不在墓中留下任何表明屈原身份的標誌，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郭店一號楚墓中的陪葬竹書，只有像屈原這種身份地位的人才會有。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深受這些書籍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屈原墓中爲何只有他從稷下帶回的竹書，而無他自己的作品呢？除了可能墓中竹書有遺失之外，亦可能下葬時屈原身旁的人只收存了其作品的手稿孤本，而沒來得及重抄一份作爲陪葬。當然，更可能由於屈原作品多爲發牢騷的諷喻文學創作，多有指責君王、“稱其君之惡”的內容，寫成以後便在民間流傳，而不適宜葬入貴族墓地。
  
三、郭店竹書是稷下思孟學派教材
  
郭店一號楚墓的陪葬竹書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簡筆字和因形近而誤的字也不少；而書寫的筆法卻顯得非常熟練，且非出自一人之手，應是由不太理解書籍內容的數位專業抄手所抄寫。戰國時齊國的稷下學宮聚集了來自各國的學者，那裏的專業抄手中也可能有一些楚國人。《郭店楚墓竹簡·前言》中認爲，竹書文字“是典型的楚國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點”，很可能就是稷下的楚國抄手所抄寫。至於竹簡形制的長短，似亦有不同的抄手採用了不同長度竹簡的可能，而並不一定都具有分類的含義。至於抄寫的時間，則應與孟子同時，具體地說，可能在孟子於齊威王、齊宣王時遊齊之後，當然亦在前311年屈原使齊之前，故應早於《孟子》的成書時間。竹書中有些異體字，似可看出孟子學說的影響。如將“過”寫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據“所過者化”的意思造的異體字；而將“仁”寫作“人”下加“心”、 “千”下加“心”、 “身”下加“心”，則像是據“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由“心”中的善端發展而來的說法造的異體字。此蓋當時孟子學說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前311年屈原使齊時，正是齊宣王當政，在孟子說齊宣王行“仁政”後八年。當時楚國學者環淵正在稷下，齊賜列第爲上大夫。屈原是否與環淵有過接觸，尚不得而知。郭店竹書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與稷下思孟學派的思想有密切聯繫，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作教材，可總稱爲“稷下思孟學派文獻”。
郭店竹書中除《老子》以外的各篇，乃是子思後學與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其寫作的時間，當在體現儒道互補思想的子思學派代表作《孝經》、《中庸》、《大學》、《禮運》、《易傳》之後[29]，與孟子生活的時代大致相當，而要早於《孟子》的成書。這些作品，多數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經風靡一時的稷下思孟學派的遺說。戰國中期的齊稷下思孟學派，是對戰國早期魯國子思學派的繼承和發展；子思後學到齊國稷下，與孟子及其後學會合，發展成爲稷下思孟學派。這些竹書資料的發現，可以基本修復稷下思孟學派這個在中國思想史上久已殘缺破損了的環節。下面將對各篇竹書文字分別作一些考察。
1、《老子》甲、乙、丙蓋三個不同選本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簡形制的長短各異，甲、丙本內容有重復，似乃不同抄手抄寫的三個不同的選本。甲本和乙本可能抄寫時間早一些。甲本的“過”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過”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丙本與《大一生水》形制相同，筆法一致，可能爲一人所抄寫；其抄寫時間看來和下面各篇接近，抄於孟子學說在稷下流行之後。丙本的“過”，第四簡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簡作“彳”旁，右邊上“化”下“止”，應是保留了較早的寫法。《語叢（二）》第四十簡的“過”亦如此，這與西周中期《過伯簋》、《過伯爵》以及戰國初《侯馬盟書》中的“過”字，均屬使用聲音相近之聲符的同字異構。
《老子》甲、乙、丙三個選本，可能供不同學習者選用。《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後學可以各根據教學需要，對《老子》加以改編，並增刪改動內容，對前後次序加以調整。荀況在稷下曾“三爲祭酒”，思孟學派流行於荀況到稷下之前，而黃老之學則流行於荀況離稷下之後[30]。無論是思孟學派還是黃老學派，都非常重視《老子》，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既有甲、乙兩種帛書《老子》，又有思孟學派的《五行篇》，和黃老學派的《黃帝四經》。稷下思孟學派的《老子》選本中，沒有反對儒家的言論，看來是用作教材時刪去了；而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則未刪。田齊統治者認黃帝爲始祖，又推崇老子這個同鄉[31]，其尊崇黃老，本出於標榜擡高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否郭店竹書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馬王堆帛書《老子》和傳世各本是經過太史儋增改的呢？據《史記·周本紀》，周太史儋見秦獻侯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在此前後，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後，前311年屈原使齊時流行的版本，恐早該是太史儋的版本了。而此後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極可能是稷下學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春秋末的老聃著了《老子》，經戰國時的稷下學者增改傳世，也許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
2、《大一生水》[32]是稷下思孟學派作品
《大一生水》在子思學派《禮運》、《易傳》等著作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圓》、《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發展出了稷下思孟學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論。
《禮運》曰：“夫禮，始於大一。”又曰：“夫禮，必本於大一。”最先將《老子》中稱呼本體的“大”、“一”之名合爲“大一”。稷下思孟學派又將《老子》、《曾子天圓》、《易傳》中關於“陰陽”、“氣”、“神明”等材料熔爲一爐，並吸收了稷下學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的觀點[33]，改造發展成了這篇在中國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以“水”爲“本原”的宇宙生成論傑作。
《大一生水》的寫作時間當比《管子》中的《水地》、《心術》、《白心》、《內業》稍後。此篇對屈原的《天問》、《遠遊》有很大影響，而《九歌》中第一篇即題爲《東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學派思想特徵的作品，既繼承了曾參、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學的傳統，又吸收了稷下學者“水”爲“萬物之本原”的觀點，堪稱爲是古代中國的泰勒斯學說[34]。
3、《緇衣》蓋子思後學的作品
子思學派的代表作《孝經》、《中庸》、《大學》、《禮運》、《易傳》構成了一個具有儒道互補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體系。子思學派主張，始於“孝”，立於“誠”，行於“治國平天下”，合於“禮”，而最終通於“變”。並且具有“忠”、“孝”合一，“義”、“利”合一的觀點，強調“誠”，講“陰陽”、“三才”、“大一”、“太極”，有“尊賢”、“選賢”、“尚賢”思想。
南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據《隋書·音樂志》，謂南朝梁沈約云《禮記》之“《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禮記》中的《緇衣》，與竹簡本大體相合；但《緇衣》、《坊記》、《表記》三篇，雖亦出於《子思子》，卻與以《中庸》爲核心的子思學派思想體系明顯不類。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則《坊記》中引有《論語》，明顯作於《論語》編成以後；一般認爲，《論語》編成於曾參（前505年～前436年）去世以後，其時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該有弟子了。此三篇全文主題不一，雖多有徵引，卻基本沒有論述發揮。當時這種簡單的語錄體已經過時，抄錄孔子語與《詩》、《書》相印證，頗像是學生的習作，而難說與《中庸》等篇出自一人之手。看來這三篇蓋是子思後學的作品。
4、《魯穆公問子思》是子思後學所作
在《魯穆公問子思》中，子思[35]主張“恒爯（稱）其君之亞（惡）者，可胃（謂）忠臣矣”，這與《孝經》中主張諫諍的思想相一致。
此篇雖然與子思的思想一致，但卻不可能是子思所作。“魯穆公”乃是死後所加的諡號，據《史記·六國年表》，魯穆公前407年～前377年在位[36]。此《魯穆公問子思》當作於魯穆公死後，即前377年以後。而子思大約生活在前483年～前402年，他在魯穆公死前約25年就去世了。子思生於孔子去世[37]前數年，卒於魯穆公即位[38]後數年。《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年六十二”， “六”當爲“八”之誤。至於僞書《孔叢子·抗志》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則純屬無稽之談。既然子思在魯穆公死前25年就去世了，那麽很明顯，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魯穆公”這一稱呼，因此就完全排除了此篇爲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雖然與孔子之孫子思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決非子思本人，應爲子思後學。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明顯受此篇影響。
5、《窮達以時》與《孟子》、《荀子》
此篇應是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與《孟子》思想一致，對《荀子》有很大影響。文中“窮達以時”的思想，與《孟子·公孫丑(上)》所引的一段話一致：“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荀子·宥坐》中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明顯受到“窮達以時”思想的影響。此篇竹書所言百里奚、孫叔敖之事，則亦見於《孟子》。
此篇中曰：“又（有）天又（有）人，天人又（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這上承《易傳》，下啓《荀子·天論》。荀況正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不與天爭職”的思想；並且進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6、《五行》是思孟後學對《禮運》“五行”說、孟子學說和“六德”之說的發展
此篇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行篇》之經部大體相同，似應早於帛書本；其有“經”無“說”，很可能“說”是後人所增，當然也可能是選作教材時刪去了。
竹書中當早於此篇的《六德》中，已將“聖智”、“仁義”、“忠信”並列[39]。此篇中的“仁義禮智聖”五行，乃是思孟後學對於子思學派《禮運》中的“五行”之說，孟子“仁義禮智”之說，以及“六德”之說的進一步發展和綜合發揮。
此篇中的“五行”，首先是從《禮運》中的“五行”引申發展出來的。《禮運》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孔穎達疏：“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40]。”孔疏無意之中道出了新舊“五行”之間的“天”、“人”關係，儘管他並不知道地下埋著的《五行》，而將“仁義禮智聖”說成“仁義禮知信”。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産生出作爲人的準則的“五行”（仁義禮智聖），思孟後學將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仁義禮智”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篇中的“聖”，牽強附會地創立了自己新的作爲人的準則的“五行”學說。這也算是一個效法自然、發揚光大思孟學說的思想成果。《孟子》中並沒有這種新“五行”說，而其産生又恰恰與孟軻同時，這發明權就只能歸於稷下的思孟後學了。
《荀子·非十二子》中曰：“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這極像是針對思孟學派改造“五行”的這篇有“經”而無“說”的簡約文字而言的。將舊的“五行”說改造爲新的“五行”說，也正是“案往舊造說”。所以，荀子這段話批評的對象，應既包括子思學派《禮運》中的“五行”，亦包括思孟後學新造的“五行”。尋得了新舊“五行”之間的聯繫和發展線索，荀子的批評也就容易理解了。但荀子看來並不承認新舊“五行”之間有“天”、“人”聯繫，故稱其“僻違而無類”。似乎後來的稷下思孟後學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批評其“閉約而無解”的意見，而爲此篇《五行》增加了有助於理解的“說”。
《五行》除改造發展了《禮運》中的“五行”以外，還將《易傳》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爲“形於內”、“不形於內”，並吸收了《中庸》、《大學》的“慎獨”。《禮運》、《易傳》、《中庸》、《大學》以及《六德》篇和孟子學說，是其主要思想來源。
7、《唐虞之道》是田齊取代姜齊的政治理論依據，是稷下思孟後學的作品
前379年，齊康公卒，姜齊亡，田氏卒有齊國。前374年，齊田午殺齊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爲齊桓公[41]。稷下學宮作爲最早的學術活動和政治諮詢中心，有人認爲它創建於齊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時，也有人認爲它創建於齊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時，復盛於齊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時。稷下學宮是田齊統治者設立的，通過吸引天下賢士，以“不治而議論”的方式進行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爲田齊統治者提供政治理論依據。前284年，五國攻齊，樂毅破齊；前279年，田單復國。以此爲界，稷下學分爲前後兩個階段。郭店竹書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後學與稷下前期思孟學派的部分學術成果。而帛書《黃帝四經》，則是稷下後期黃老學派的最後成果。
田齊取代姜齊之後，亟需尋求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於是，便借助於堯、舜、禹“禪讓”的傳說。《孟子·萬章》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禪”。這篇《唐虞之道》，認爲“湯（唐）吳（虞）之道”，禪而不傳，乃是“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學派在《禮運》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舉）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思孟後學進一步發展出這套完整的“禪而不傳”理論，正迎合了田齊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此篇中的“忠”、“孝”合一觀點，亦與子思學派一致。
8、《忠信之道》上承曾參而下啓荀況
“仁”是孔子“一以貫之”的“道”。《論語·里仁》載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仁”，指按宗法等級差別去“愛人”。故盡心竭力事上（愛上）曰“忠”，推己及人待下（愛下）曰“恕”。此篇竹書曰：“忠，仁之實也。”既反映了曾參的觀點，並且就“忠信”即“仁義”作了更爲明確的表述和發揮。
稷下思孟學派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此篇中首次強調了“積”。“忠積則可親也，信積則可信也。忠信積而民弗親信者，未之有也。”“積”後來被荀況發展爲關於方法論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惡》曰：“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稷下學者（包括思孟學派）的著作對荀況思想體系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儘管荀況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對稷下各派尤其對子思、孟軻批判得很尖銳。此篇竹書顯示了稷下思孟學派與荀況之間存在的思想淵源關係。
9、《君子之於教》爲子思後學所作
此篇《郭店楚墓竹簡》整理者所擬的題目爲《成之聞之》，共分爲十段。其中頗有錯簡，但末段結尾處有表示篇章終結的符號，可知末段位置不誤。對各段試作合併調整，似可分爲三章：
第一章：第四簡至第二十簡，第三十四簡至第三十六簡，第二十一簡至第二十三簡；
第二章：第二十九簡至第三十簡，第一簡至第三簡，第二十四簡至第二十八簡；
第三章：第三十一簡至第三十三簡，第三十七簡至第四十簡。
第一章大意是：君子教民應以身作則；第二章大意是：君子用民要自己先有恒心、講信用，民才從命；第三章大意是：人倫之義合於天常，君子治人倫以順天德。今據第一章首簡“君子之於教也”句，重擬篇題爲《君子之於教》。原“成之聞之”一段，當歸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題；第三十一簡至第三十三簡一段，當置於末段之前，這兩段共言同一主題，似不應割裂開來。
子思學派《中庸》、《大學》的“天命”、“誠之”、“修身”，《禮運》的“夫禮，必本於天”，《易傳》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在此篇竹書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而此篇中的“聖人之性”、“中人之性”，一直影響到西漢的董仲舒。此篇第三十四簡，內容與《坊記》“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讓而就賤”字面相似，可能寫作時間亦相近，均爲子思後學的作品。
10、《尊德義》上承孔子而下啓《孟子》
此篇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這明顯是對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2]”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此篇又曰：“凡動民，必訓（順）民心。”這乃是《孟子·離婁（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聲。《孟子》中進一步發展爲“保民而王[43]”、“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44]”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書上承孔子，下啓《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義”、“忠信”。從提法上“仁義”與“忠信”並列來看，似應早于認爲“忠信”即“仁義”的《忠信之道》，蓋亦子思後學所作。
11、《性自命出》與《中庸》、《孟子》、《荀子》
此篇曰：“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始）於青（情），青（情）生於眚（性）。”這是對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發揮。此篇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這在《孟子》中發展爲“人性本善”的性善論，後荀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性惡論。
此篇中“青（情）生於眚（性）”的觀點，被荀況作了充分發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此篇竹書云：“不以其青（情），唯（雖）難不貴。”在《荀子·不苟》中得到充分發揮，形成了“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的觀點。稷下思孟學派的這篇作品，在“性情說”方面起著重要的承前啓後的作用。
12、《六德》與幾篇竹書的關係
此篇以“聖智”、“仁義”、“忠信”爲“六德”，又對“六位”、“六職”作了解說。“六位”又見於《君子之於教》篇，似乃引用此篇中的現成名詞。此篇以“仁義”與“忠信”並列，亦當早於認爲“忠信”即“仁義”的《忠信之道》篇。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概括爲“仁義禮智”，而《五行》中則概括爲“仁義禮智聖”；用“仁義”代替“忠信”，以“禮”代替“六位”。此篇有“聖智”，《尊德義》可能更早一些，其中只有“仁”、“義”、“忠”、“信”，而無“聖智”。
從以上幾篇的概念發展情況來看，其寫作順序似當作如下排列：《尊德義》、《六德》、《君子之於教》、《忠信之道》、《五行》。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四篇可能又遲一些，更明顯地帶有齊國稷下的思想烙印。
13、《語叢》四篇似乃子思後學與稷下思孟學派的語錄體學習心得筆記
此四篇語錄體心得筆記中，多處因爲由不理解內容的抄手傳抄而導致嚴重錯亂，亟待作進一步整理。不過，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內容主要是對思孟學派基本常識、思想觀點的記述和概括。如《語叢（一）》曰：“《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這便是對《周易》和《易傳》的概括。又曰：“《詩》，所以會古含（今）[45]之恃（志）[46]也者。《春秋》，所以會古含（今）之事也。”亦是對儒家經典基本常識的介紹。《語叢（二）》云“情生於性，禮生於情”，《語叢（三）》云“義，膳（善）之方也”，則是對思孟學派基本觀點的闡釋。
子思與墨翟同學於魯，子思學派與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處。《語叢（四）》曰：“竊鈎者誅，竊邦者爲者（諸）侯；者（諸）侯之門，義士所存。” 而《墨子·魯問》曰：“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二者思想觀點很相近。這種思想産生于戰國早期，乃在田齊取代姜齊之前。其流行客觀上對田齊政權不利，這也許是致使《語叢》簡冊內容如此混亂的一個政治原因。而《莊子·胠篋》的作者，很可能就學過《語叢》這類教材，所云“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明顯受其影響。
荀況看來也學過這類教材，並且深受其影響。《語叢（四）》曰：“口不誓（慎）而[47]戶之閉，亞（惡）言復（覆）己而死無日。”意思是說，不謹慎地把好你的嘴巴這扇門，惡言將使你自己傾覆，你的死期就爲時不遠了。《荀子·勸學》曰：“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在《語叢》的基礎上又有了一些發展。
《語叢》這種語錄筆記可以用來作啓蒙教材。由於竹書各篇大多數（亦可能全部）是用作教材的節選本，故均無標題。不難看出，從《語叢》開始，到《老子》爲止，乃一套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教材。其中大致包括：儒家經典基本知識，子思學派和稷下思孟學派基本觀點，性情論，社會倫理道德，政治哲學和形上學宇宙論等。
屈原從齊國稷下引進這套教材，實際上是試圖引進稷下思孟學派的一套思想理論，並在楚國加以運用。當然，亦可能打算用來作爲教太子的教材。結果屈原沒有成功，於是這套教材便成了他的陪葬品。
14、郭店竹書與《子思子》關係的推測
《漢書·藝文志》“儒家”著錄“《子思》二十三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八卷”。此書亡於南宋，其時已有輯本。
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子思子》一卷。右周孔伋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之於《通鑒》。”
“義”、“利”合一的觀點，雖符合子思學派思想特點，但子思與孟軻時代不相接，故此純屬寓言。竹書中沒有這段內容。《藝文類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竹書中亦未見此語。當然，也可能是竹簡遺失或教材中本來就沒有選入。但據《郡齋讀書志》所引子思、孟軻對話的寓言，顯然《子思子》應在孟軻以後編撰成書。
先秦典籍中未見提到《子思子》，《史記·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子思子》由稷下思孟學派編定的可能性不大。齊湣王時樂毅破齊，稷下學者離散；齊襄王恢復稷下學宮，荀況三爲祭酒，思孟學派業已消沉[48]，故思孟學派文獻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齊，從稷下得到竹書的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經成書，確實還大有疑問，看來當時還沒有後來爲《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子思》二十三篇”這部書。《子思》這部書很可能像《孫卿書》[49]那樣，經過長時間單篇流傳，至西漢劉向才編定成書；但由於缺乏有關材料，尚無法定論。
  
四、郭店竹書對屈原作品思想的影響
  
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可靠的原始資料主要就是《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楚世家》和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的屈原作品。《楚辭》中的《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爲屈原所作，學術界意見已基本一致；《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是否爲屈原所作，則尚存在意見分歧。雖然衆家各抒己見，但似未見有確證表明後五篇絕非屈原所作。從語言風格和思想特點來看，這些篇章都是屈原作品的可能性確實很大。所以，在未發現新的可靠辨僞證據的情況下，本文採用陳子展先生《楚辭直解》[50]中的觀點，不妨將這些篇章全部視爲屈原的作品；至於各篇的寫作時間，則另有推斷，已於上文“屈原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段言之。
屈原繼承了《詩經》“風、雅、頌”那種“興、觀、羣、怨”的傳統，採用“賦、比、興”的手法，而其中則包含著“微言大義”，可算是當時楚國獨一無二的一種“諷喻文學”。《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王逸曰：“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認爲“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的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51]”。
侯外廬先生在《論屈原思想》[52]中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屈原”，“作爲儒家明治亂舉議國事的屈原”；據黃宣民先生回憶，侯外老曾試圖尋找屈原儒家思想的來源。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則推測“屈原或許是儒家陳良的弟子”。郭店竹書的出土，終於爲解開這一謎團提供了轉機。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說：“繼吳起之後，在楚國主張變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國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個黃老之學的傳播者[53]。”屈原生活在縱橫家非常活躍的時代，當時黃老之學尚未盛行，正處於孕育階段。屈原早年是制法令、主張法治的法家，應受到吳起的影響[54]；而接觸到稷下思孟學派文獻以後，進一步吸收了儒家、道家思想，實際上已成爲楚國黃老之學的先驅了。屈原死後約二十年，齊國稷下才盛行黃老之學。下面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郭店竹書對於屈原作品思想的影響。
1、竹書《老子》對屈原《天問》、《遠遊》的影響
《天問》一開篇，屈原就針對《老子》的學說而提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這一問非同小可，一下子就把哲學的假說性和形上學的不可驗證性給問出來了！《遠遊》中，屈原將《老子》的“道”、“自然”、“無爲”、“虛”、“靜”等概念有機地糅合進了自己的作品：“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原與莊周同時而生卒年稍後，其作品中亦受到莊子學派思想和當時流行的戰國神仙家學說的影響。
2、《大一生水》對屈原《天問》、《九歌》、《遠遊》的影響
《大一生水》中的“大一”、“天地”、“神明”、“陰陽”、“氣”，以及“地不足於東南”之說，均見於屈原作品之中。《九歌》的第一篇即題爲《東皇太一》。《遠遊》中有“天地之無窮兮”之語，又有“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之語[55]。《九歌·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天問》云“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又云“西北辟啓，何氣通焉”，《遠遊》則有“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之語。《大一生水》第一三簡有“地不足於東南”之語，《天問》則云：“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又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這些大概未必均出於偶然的巧合。
3、《魯穆公問子思》對屈原《離騷》的影響
此篇中子思曰：“恒爯（稱）其君之亞（惡）者，可胃（謂）忠臣矣。”屈原在作品中，便常“稱其君之惡”，認爲這樣做才是“忠”。他要引導國君棄絕污穢政治，改變法度。《離騷》曰：“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在詩中屈原以“靈脩”代指國君（頃襄王），指責他反悔變化，不守信用。屈原說：“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離騷”應是屈原被放逐離開國君而發的感慨憂愁。《國語·楚語（上）》：“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騷，愁也。”詩題用此典故，含有指責國君“德義不行”之意。“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屈原常直言不諱地指責國君的過錯，這明顯是受到竹書《魯穆公問子思》的影響。
4、《窮達以時》對屈原《九歌》、《離騷》、《九章》的影響
《窮達以時》中的“時”，指“時機”，是一種自然（天）的機遇。屈原《九歌》中的《湘君》云“峕（時）不可兮再得”，《湘夫人》云“時不可兮驟得”，其中的“時”，均應指“時機”。《離騷》曰：“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這就與“窮達以時”的思想非常吻合了。《九章》中的《思美人》云“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峕（時）”，“須時”即等待時機。《涉江》云“陰陽易位，時不當兮”，則言時機不適當，陰陽錯了位。這些都與《窮達以時》中的觀點有關。
5、《唐虞之道》與屈原《大招》、《離騷》中的賢人政治思想
《唐虞之道》提出“愛親尊賢”，“禪天下而受（授）賢”。這對諸侯國君的宗法世襲製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屈原被楚懷王疏遠去職，被頃襄王放逐到漢北、沅湘，乃是因爲上官大夫、子蘭等人進讒言。讒言的內容，也許就包括擔心屈原會像田齊取代姜齊、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那樣，篡奪了楚國的王位。所以，雖然屈原在《天問》中亦提到堯、舜、禹，卻對於“禪讓”之事只字未提，而按理來說，此事也是應該“問”一下的。屈原因此而遭禍被讒，不便提到“禪讓”之事，故其作品中只言“尚賢”、“舉賢而授能”。《大招》中疾呼：“魂乎歸來，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疲）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這種對於賢人政治和“豪傑執政”的大聲疾呼，可能正是促使屈原被放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被放逐以後而作的《離騷》中，屈原並未改變自己的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措）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屈原非常執著於自己的政治主張：“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6、《忠信之道》中的“忠”、 “信”對屈原《九歌》、《九章》的影響
《忠信之道》曰：“大忠不兌（奪），大信不期。”《九歌·湘君》曰：“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九章·惜往日》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除了“忠”、“信”連用的，還有不少單用“忠”的。《九章》中的《惜誦》曰：“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竭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涉江》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惜往日》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悟）而追求。”也有單用“信”的，如《抽思》：“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7、《君子之於教》的“天德”，《性自命出》的“天命”對屈原《天問》、《九歌》、《大招》、《九章》的影響
《君子之於教》（原擬標題爲《成之聞之》）云“君子治人侖（倫）以川（順）天惪（德）”，又云“聖人天惪（德）”。《大招》曰：“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又曰：“德譽配天，萬民理只！”《九章·橘頌》亦曰：“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屈原既吸收了“天德”，又發展了“以德配天”之說。
《性自命出》云“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天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不僅云“殷之命”、“周之命”，還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何親撥發，足周之命以咨嗟？”《九歌·大司命》亦云：“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九章》中的《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哀郢》曰：“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作品似受天命論的影響很深。在“信巫鬼，重淫祀[56]”的楚國，“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57]”。屈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完全不受影響則是不可能的。他寫了祭神的《九歌》，在《國殤》中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確實爲鬼神保留了一定的位置；這恰好與子思學派對待鬼神的態度不謀而合。但屈原對天命、鬼神似並不篤信，《卜居》中的一段話可以爲證：“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這是太卜鄭詹尹的話，大概也與屈原的觀點相符。《離騷》中亦有“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之語，既“欲從”又“狐疑”，這便是屈原的態度。
8、竹書中的“仁”、 “義”、 “禮”、 “讓”、 “善”對屈原《大招》、《離騷》、《九章》的影響
竹書中好些篇都涉及的“仁”、“義”、“禮”、“讓”等概念，亦在屈原作品中有所反映。《九章·懷沙》曰：“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豊（禮）。”《離騷》曰：“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又曰：“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大招》曰：“執弓挾矢，揖辭讓只。”
《性自命出》曰：“未教而民恒，眚（性）善者也。”《語叢（一）》曰：“人之道也，或邎（由）中出，或邎（由）外內（入）。”屈原將這兩句話的意思糅合到一起，在《九章·抽思》中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言“善不由外來”，與孟子的“性善”之說不謀而合。
  
五、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屈原完全符合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的低級貴族身份及有關特徵。墓中陪葬的竹書，據文字特徵推斷，當抄寫於孟子學說在稷下流行之後，可能是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齊國時從稷下帶回楚國的。
從《語叢》到《老子》，蓋稷下學宮一套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材，其中作品多爲節選本。其內容包括：儒家經典基本知識，子思學派和稷下思孟學派基本觀點，性情論，社會倫理道德，政治哲學和形上學宇宙論等。
《老子》甲、乙、丙三本乃經稷下思孟學派刪節後的教材，以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其中不利於儒家的內容和不適合作教材的內容已被刪去。
《緇衣》、《尊德義》、《六德》、《君子之於教》（原擬標題爲《成之聞之》）、《魯穆公問子思》五篇可能是戰國中前期魯國子思後學的作品。《忠信之道》、《五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六篇，可能是戰國中期齊國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語叢》四篇則是子思後學與稷下思孟學派長期積累的語錄體學習心得筆記的選編。
子思後學作品與傳世的《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等篇的寫作時間大致相同，早於孟子生活的時代。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比傳世的《管子》中的《水地》、《心術》、《白心》、《內業》等篇的寫作時間略遲一些，雖早於《孟子》的成書時間，但與孟軻從事學術活動的時間相當；所以，這些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既受到孟子思想的影響，又影響到《孟子》一書。
子思後學從魯國來到齊國稷下後，與孟子及其後學融合，發展成爲稷下思孟學派，盛行一時，直至齊湣王末年樂毅破齊，稷下學者離散。齊國的戰亂導致稷下思孟學派文獻多有散失。
竹書中的這些子思後學和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雖然談不上“填補了孔子以後孟子以前的空白”（因爲這一段並非空白，許多文獻保存在大小戴《禮記》之中），卻完全可以說是進一步補充了可供研究子思後學和稷下思孟學派的寶貴資料，使中國思想史上這段久已殘缺破損了的環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復。
屈原試圖把稷下思孟學派的政治理論引入楚國，變法圖強；雖未能成功，卻失敗得很悲壯。在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其受到郭店竹書——稷下思孟學派文獻的深刻影響。

                     
注釋：
[1] 見《文物》1997年第7期。
[2] 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3] 《荊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汩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
[4] 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4冊，《屈原研究》第17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5] 胡念貽《屈原生年新考》，見《文史》第五輯；金開誠先生《屈原辭研究》（第45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亦主此說。
[6] 見《游國恩學術論文集》，第45頁，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2冊，第235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7] 見方詩銘、方小芬編著：《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出版。其他工具書推算的干支曆日，可能與此略有出入。
[8] 既：已經。
[9] 《論語》邢昺疏：“老，謂五十以上。”《資治通鑒》胡三省注：“過五十六爲老。”這乃是後世學者的解釋，並不合先秦的習慣。而倘若“老”是“泛指”的話，那便沒有一個具體的年齡界限，所說的將“老”、已“老”，又以什麽爲標準呢？
[10] 由超辰1次的前206年，上推兩個86年，至前378年，便應是超辰3次；而由超辰2次的前239年，上推一個86年，至前325年，亦應是超辰3次；所以，處於前378年與前325年之間的前352年，應超辰3次，是確定無疑的。
[11] 第2冊，第235頁。
[12] 見《屈原生年新考》，《文史》第五輯。
[13] 高誘《呂氏春秋·仲秋紀》“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文曰：“《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供老人之杖’。”所引文字與今本《周禮》有異。
[14] 王杖，國王所賜之杖；王，或本誤作“玉”。
[15] 見《太平御覽》卷九二一引。
[16] 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推測“屈原或許是陳良的弟子”。另據《戰國策·楚策（二）》所載，“慎子”在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時擔任“太子傅”。此“慎子”乃是與孟子同時的魯國人慎滑釐。曾有人撰文認爲“慎子”即慎到，这是不正确的。而慎到相傳爲趙國人，亦非楚國貴族。陳良、慎到、慎滑釐，均無資格在死後葬入楚國貴族墓地。
[17] 左徒是楚國地位在令尹之下的重要官職，春申君黃歇在頃襄王時任左徒，考烈王時昇任令尹。
[18] 有人認爲，“三閭大夫”的職掌是楚國王室屈、景、昭三姓貴族子弟的教育，同於中原國家的“公族大夫”。
[19] 屈原的太子師身份應不成問題。有人認爲，楚國只稱“太子傅”而不稱“太子師”，這是缺乏根據的。《左傳》昭公十九年傳文曰：“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子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此處所說的“大子”即“太子”。這裏的意思是說，讓伍奢做太子師。
[20]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橘頌》“與長友兮”，亦應釋爲“與太子爲友”。
[21] 這漆耳杯似爲早年太子橫的賜物，但並不能據此確定墓主死於頃襄王即位（前299年）以前。
[22] 據郭沫若推斷，秦《詛楚文》即作於此時稍後。見《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
[23] 參見習作《諸子百家研究》，第10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 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晚年與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書立說，作《孟子》七篇。
[25] 見《屈原研究》，第12、13頁。
[26] 北京出版社，1986年出版。
[27] 《戰國策·楚四》“莊辛謂楚襄王”一章曰：“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繆文遠《戰國策考辨》曰：“此篇莊辛留趙五月秦果舉鄢、郢事，金氏（正煒）《補釋》（《戰國策補釋》）謂當作五年。”（見第156頁，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認爲：“辛去楚當在頃襄十八年（前281年），迄於秦人取巫，適爲五年也。”按，據《史記·六國年表》，白起定巫和黔中，秦初置黔中郡，在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由此上推五年，莊辛離楚赴趙，則應在頃襄王十七年（前282年）。而次年仲春二月，楚郢都遷陳。
[28] 《湘陰縣圖志》云其地汨羅山，一名烈女嶺，上有屈原墓，相傳屈原姊女嬃葬屈原於此，因而得名；又傳說所葬的是《招魂》，見唐朝蔣防的《汨羅廟記》。那應是據《楚辭》而建的紀念墓。
[29] 儒道互補的思想，始於曾參，而爲子思學派所發揚光大。參見習作《諸子百家研究》，第38—49頁。
[30] 參見習作《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頁。
[31]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老子是“楚國苦縣”人，其實“苦”在春秋時本屬陳國地域，後來楚滅陳，故“苦”又屬楚。
[32] 古書中“大”、 “太”通用，不必改“大”爲“太”。
[33] 《管子·水地》認爲“水”、 “地”爲“萬物之本原”。既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又云“地者，萬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顯然，以“水”爲“本原”的理論尚未成熟。
[34] “泰勒斯學說”是古希臘泰勒斯提出的以“水”爲“萬物之本原”的哲學學說。泰勒斯被認爲是西方哲學史上的開山者。
[35] 有人認爲，《魯穆公問子思》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弟子原憲（字子思）。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記載和《孔子家語》等古書中的有關材料，原憲生於前515年。魯穆公在前407年左右即位，其時，原憲已該一百歲出頭了。據說原憲以安貧樂道著稱，孔子死後，他不求仕祿，隱居於衛國草澤之中。因此，原憲當與此無涉。
[36] 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魯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一條中認爲，魯穆公執政的時間應爲周威烈王十一年（前415年）。可是，若將魯穆公即位的時間提前八年，魯穆公以前的各位魯國國君的即位時間均要上推八年，這顯然與證據確鑿而早有定論的史實及年代如《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的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等對不上號。而《漢書·律曆志》中“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這最早的引文資料，已證明通行本《史記·魯周公世家》中關於魯悼公即位三十七年的記載，“三十七”並不是誤字。所以，根本沒有充分理由依據後世傳說的“一本”，來更改《史記·魯周公世家》中此處的“三十七年”。至於《史記·魯周公世家》中魯“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的文字，既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平公十二年”與“秦惠王卒”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繫，更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平公十二年”中“十二”這個數字無誤。況且僅此孤證，亦未能作爲更改史書的依據。這裏的“魯穆公”， “穆”、 “繆”二字通用，一般認爲“穆”是正字、“繆”是通假字。
[37] 前479年。
[38] 前407年。
[39] 參見下文的“12．《六德》與幾篇竹書的關係”一節。
[40] 對《中庸》“天命之謂性”，鄭玄注道：“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這可能是孔穎達疏之所本。
[41]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齊桓公：一個是春秋五霸之一，另一個是戰國田齊之國君。這裏指後者。
[42] 見《論語·泰伯》。
[43] 見《梁惠王（上）》。
[44] 見《盡心（下）》。
[45] 今，見母，侵部；含，匣母，侵部。二字古音，韻部相同，聲紐相近。
[46] 今文《尚書·堯典》云“詩言志”。
[47] 當釋爲“你的”。
[48] 後爲黃老學派所取代。
[49] 即《荀子》。
[50]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51] 見《楚辭章句·離騷》後敘。
[52] 見《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53] 第2冊，第 235頁。
[54] 《九章·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儒家文獻《尚書·盤庚》亦有“正法度”之語，《禮記·曲禮》有“畏法令”、 “所以使民決嫌疑”。吳起早年是儒家曾參的學生，與子思同學；後來成爲法家，在楚國變法被害。
[55] 屈原似亦受到《管子》中的《水地》、《心術》、《白心》、《內業》等四篇以及其他稷下學者著作的影響。
[56] 見《漢書·地理志（下）》。
[57] 見《漢書·郊祀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