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眉县青铜器

别部司马

眉县青铜器铭文说些什么?中国学者揭开谜底  


    北京消息：被专家誉为中国二十一世纪初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的陕西眉县青铜器，其中最长的一篇逨盘铭文究竟说的是什么？中国学者揭开了谜底。
    据北京晚报引述中国学者对整篇铭文的翻译，上面说的是——
    逨说：我伟大显赫光荣的高祖单公军功卓著，拥有光明智慧之德，辅佐文王、武王征伐殷王朝，承受上天的大命，广泛占有四方，并在殷人的广阔疆土上立国，成为上帝的代表。啊！我光荣的高祖公叔，辅佐成王完全接受上天的大命，驱逐不服从邦、族，奠定周王朝四面的疆域与万邦来朝的局面。啊！我光荣的高祖新室仲，他的心深沉明智，使远近的人都能顺从，辅助康王安抚了不服的邦、族。啊！我光荣的高祖惠仲盉父，能安定协调政事，拥有成功的谋略，辅佐昭王、穆王征伐四方，打击南方的楚荆。啊！我光荣的高祖零伯，他的心仁慈明智，不懈怠自己的职责，辅佐共王、懿王。啊！我光荣的祖父懿仲，为人正直，辅保君主孝王、夷王，对周王朝很有贡献。啊！我光荣的父亲龚叔，肃穆威严，能协和弘扬政事，德行光明公正，辅佐了厉王。逨要继承光荣的先祖和先父的职守，朝夕勤勉谨慎地完成政事。天子的赏赐丰厚，逨祝天子万岁无疆、长寿安康，保持周王朝的安定，整治四方。
    王说：逨！伟大显赫的文王、武王承受上天的大命，广泛占有四方。以往，你圣明的先祖先父辅佐先王为了上天的大命而勤劳奔忙。今天，我还要表彰你圣明的先祖先父的功勋，命你辅助荣兑管理四方山林贡赋，用来进奉给宫廷。赐给你红色的蔽膝、黑色的绶带、有铜辔的革制马笼头。逨恭敬地称颂天子伟大显赫的赏赐，给光荣的先祖先父铸造这个宝盘，作为纪念。用此盘来祭享前文人(即先祖先父)。前文人庄严地位于上天，翼覆于下，容貌盛大，赐给逨丰厚的大福、长寿、家族绵延，授给我安康、纯佑、厚禄、永命和善终。逨长久地臣事天子，子子孙孙永久地宝用此盘，祭享先祖。
    学者解释说，显然，这篇铭文的内容主要是逨夸耀自己的家族史、并纪念周王的册命赏赐，其中不乏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公文式的套话，但弥足珍贵的是，在一一称颂列祖列宗的同时，也基本历数了西周诸王，并道出了西周史的大致轮廓。册命逨的周王既称“则旧隹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可知他必是厉王之子宣王。那么，逨盘上实际共提到十二位周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仅未及西周的末代周王幽王。李学勤先生已指出，逨盘铭文上的西周王世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与殷墟卜辞印证《殷本纪》的商王世系有着同样重大的学术意义。逨盘铭文所载的西周各王世的重要史事，与文献、从前发现的金文的记述基本吻合，如文王、武王的克殷，成王、康王巩固开拓疆土，昭王征楚，穆王四面征战等等。逨盘铭与史墙盘铭中都未提到周公，可见文献中所谓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七年致政成王之说并不可信。此外，从高祖零伯开始，逨的祖考便没有了实在的功绩可陈，这似乎暗示着共王、懿王之后，西周王朝的国势开始收敛、衰弱。上述启示，对西周史的研究都将产生较深远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称，逨盘器大而美，器身与底部有较厚的蓝古锈，古朴大气，再加上铸有如此珍贵的长铭，真堪称是国之瑰宝！（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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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眉县青铜器细说西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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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眉县出土27件稀世青铜器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等国内著名专家，昨天专程来到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现场对这批青铜器考察研究后认为，从文物价值到社会影响，这批青铜器必将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说：“27件铭文青铜器的发现是空前的，它必定是2003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21世纪的重大发现。”
这批27件铭文青铜器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一个窖藏里，是当地村民1月19日取土时发现的。眉县及宝鸡市文物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连夜清理发掘完毕。目前，这批文物已经完好保存在我国唯一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尚待进一步的除锈保护与研究。
经专家们初步鉴定，27件铭文青铜器都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标准青铜器，权属“单”氏家族。铸造人“?”曾经长期主管周王朝的林业和渔业工作，如今天的林业局长一般，同时，他还跟随周王打过仗。
李伯谦说：“我看见这些文物，感到非常震撼，也很吃惊！”
李伯谦说，出土过许多次青铜器，但这次出土的青铜器价值超过了原来出土的青铜器。例如，此次出土的青铜盘有铭文360余字，从周文王追述到周宣王，囊括了西周的12代王，再下一代西周就亡国了。
李学勤说：“此次27件铭文青铜器的出土无疑是重大发现。它不仅具有考古学的重大意义，为西周王侯和宣王晚期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在历史学上也为西周历史画出了清晰的轮廓。”
李学勤说：“考古上的重大发现不是比值钱与否，而是以对历史认识和研究有无重大帮助为依据。考古不是挖宝！其意义难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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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华文明源头曙光 学者评眉县青铜器(图)


　　 一朝出土三千字，何以顷刻动九州？近日，陕西眉县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在北京展出，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这27件国宝的重大价值与意义何在？
　　解放日报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评说。
　　这几位专家学者包括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智群、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寿福。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由来
　　人们说惯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其实，一半是历史，一半是传说。
　　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
　　所以，当原中国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走出埃及金字塔博物馆时，“深感不适”。有文字的历史，中国比埃及晚1800年，比两河流域更晚2100年。中华起源雾里看花。
　　所以，当年就有了投资1200万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70多名专家晨抄暝录、觅字搜句，上溯上溯再上溯，力图破解中华文明源之谜。
　　所以，今年当铭有三千字的西周青铜器在陕西眉县出土时，中国的考古专家欢呼雀跃。出土西周三千字，史无前例！政府重奖“挖宝”有功农民20万元，一举刷新中国考古奖金最高纪录。
　　——开卷模糊中华史
　　高智群：胡适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为什么，别说三皇五帝，连西周老祖宗也太“吝啬”了，甲骨留下成文的不过几十块，竹简至今一片没挖到，就只剩下青铜器铭文，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铭文才五六十篇，总字数不过万。所以，眉县横空出世三千字，怎能不兴奋！
　　黄洋：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难道不尴尬吗？面对古希腊雕塑“投掷者”，如果不是厚积着磅礴沉重的历史感，又怎会给人以艺术的震撼。记忆就是文化，就是历史。研究历史，第一步是搞清纪年，否则要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而搞清纪年，最离不开的，就是原始文字资料。
　　金寿福：中华源头一片迷惘，不忍开卷。翻看最新版《辞海》“中国纪年表”，中华历史的开端是，距今不到3000年的公元前841年，因为直到这时才有较确切的纪年。再早的夏、商、周呢，全都羞答答地藏进了附录，藏头缩尾。更让人惆怅的是另一张附表，孙中山1905年创建同盟会，当然不想再用封建的清朝光绪纪年，兵荒马乱中，急吼吼搞出个“断代工程”，以黄帝4603年代表公元1905年。可是不知夏商，何论黄帝，结果闹出各家报纸年号相差几十年的笑话。
　　高智群：宋健在埃及看到的王表，埃及5000年前的法老王在位时间、起始年代，全部能精确到个位数。而中国可考纪年勉强推到2800年前的西周“共和”，再也不能往前了，要是长此以往，忝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多少让人有些汗颜。
　　黄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是5400年前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后烘干。5100年前古埃及也有了象形文字，写在烘干的纸草上。那里气候干燥，所以文字得以留存，所以留存了少说数百万字啊！中国的甲骨文3300年前才成形，晚了将近2000年。早在四五千年前，古埃及就有了第一张石刻王表，记录了埃及最早几十个法老的在位时间，那时的中国，还是连一个文字都没有的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而中国的最早“王表”，就是铸在这次眉县才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上面是西周12个王的名字，但在位时间未提，当然比埃及的王表也晚了1500多年。文字，可考历史源头的文字，难得啊。
　　——与司马迁商榷
　　高智群：《史记》开头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你翻开看看，黄帝与炎帝打仗，熊貔虎貅等六种动物得令当前锋，彪炳千秋的中国正史《史记》，竟是以神话来开篇。这次出土的3000铭文是西周文物，那么西周祖先从何而来？《史记》上说，有女在野外踩了一个不明巨人大脚印后受孕，生下西周始祖后稷。你信不信呢，当然不信，可又谁能说清中华源头呢？困惑！
　　按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我们所知东周以前的历史，多是后人书写，添油加醋“俱不足信”。
　　就以“臭名昭著”的纣王为例吧，比《史记》早400多年的《尚书》文中，对纣只列了听信妇人之言、离弃父母弟兄等6条罪状。怎么到400多年后的《史记》，纣的罪状猛增高达70条，什么“炮烙之刑”、“酒池肉林”、“剖比干心”……司马迁写了很多这种既没亲身经历又无来历出处的事情。当然这是疑古派的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铭文三千”的出土，中国幸甚。
　　——“不约而同”便是谜
　　李学勤：因为实物尤其是文字的缺失，我们要对西周以前的历史有更清晰的描述，确实很难了，现在远没有到给出最终答案的时候。所有已知的远古信息不过是历史冰山一角，有太多困惑还无从解答。
　　高智群：就说文字吧，原始能人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一直懵懵懂懂，仿佛突然在四五千年前的某一刻，是不约而同，地球上各个文明醍醐灌顶般地，创造了形态迥异的文字。你看多巧呵，千古难解的谜。
　　黄洋：巧合何止这一桩。距今2500年前后，文字似乎经过了足够酝酿，又是不约而同，东西方开始文明的伟大奠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古中华的孔子、老子、孟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的生卒年代何其相近。为什么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远隔千山万水，会“一起”走入启蒙时代？
　　高智群：人类的“上下求索”永无止境。眉县发现的这27件西周青铜器，只是“单五父”(中国古官名，相当于现代的林业部长)家的窖藏，到目前为止，从来还没挖到过任何一个周王的墓，想必那其中的铜器铭文肯定比3000字多得多。“铭文三千”是一缕照在中华文明源头上的微光，我们有理由期待，“铭文百万”见天日，洞开迷雾显源头。(尤莼洁 诸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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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民細述眉縣青銅器發現始末






【龍虎網訊】30日中午﹐記者冒雪驅車前往眉縣楊家村﹐去探望5位可愛的農民朋友。就是他們發現了27件青銅國寶﹐並及時上報﹐這才有了震驚中國考古界的重大發現。

他們的名字是﹕王寧賢（50歲）﹑張勤輝（46歲）﹑王明鎖（46歲）﹑王拉乾（46歲）﹑王勤寧（45歲）。割了4斤肉好好過個年從西寶高速眉縣出口往西不到3裡路就是楊家村。這是一個有著3000多人的大村﹐不過尋找這5位村民並不難﹐因為他們已是村裡的名人了。

記者見到的第一個人是王寧賢。他就是第一個給文物部門打電話報告的人。他說﹐自從報紙登了眉縣出了寶貝後﹐村裡人都議論這件事。

我們可以感覺到﹐雖然過去十幾天了﹐但那種發現國寶的喜悅依然很難從他的心頭抹去。王寧賢說他專門割了4斤肉准備好好過個年﹗

寶貝能拉一拖拉機
元月19日﹐一個普通的日子。讓王寧賢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那天下午4時許﹐天氣晴朗。王寧賢幫他的弟弟王勤寧挖土﹐就在村北磚廠的北崖上。同行的還有王明鎖﹑王拉乾﹑張勤輝。王寧賢和王明鎖﹑王拉乾在距地面十多米的半坡上挖土﹐張勤輝和王勤寧在坡底下開拖拉機裝車。

王拉乾一?頭下去﹐扑通一下﹐突然出現了一個拳頭大小的洞﹗他貓著腰往裡一瞅﹐趕快閃開﹐害怕洞裡有什麼東西飛出來打著他﹐所以沒看清。王寧賢又趴了過來﹐用手遮著陽光往裡一瞅﹕媽呀﹗裡面好像有幾個大鍋（實際上是鼎）﹐上面還有兩個耳朵。綠裡花紅的﹐還放光呢﹗

王寧賢大吃一驚﹐渾身緊張﹗──這不就是古代的青銅器嗎﹗他說村子裡以前出過這東西﹐大家都見過。王明鎖說﹐寶貝多得能拉一拖拉機﹗

他們幾個一商量﹐這是國寶﹐不敢再挖了﹐也不能聲張。王寧賢告訴記者﹐就在這不遠處以前出過十幾個青銅編鐘﹐當時村裡人知道消息後﹐就哄搶了。後來一些人也被處理﹗──楊家村是受過“教育”的﹗

他們幾個本來想挖出來用拖拉機給縣上送去﹐但害怕路上被人搶了﹐于是王寧賢趕快用土塊把小洞捂住。他說﹐他們這兒盜寶的多的很﹐那天下午﹐就有人問過他們有沒有碰到“好貨”﹗

“這可是價值連城的國寶﹐你們就沒有私分的想法嗎﹖”

王寧賢說﹕“私分﹐那是要犯罪的﹗我們都知道。土裡的東西那都是國家的﹗”王明鎖說﹕“雖然我們是農民﹐可文物保護意識都強﹗當時我們就想﹐東西決不能在我們5個人手中丟失﹗”他們一方面保護好現場﹐一方面派王寧賢和王明鎖回家向上面報告。

特別想看場戲
“我們也想過獎勵的事﹐”王寧賢笑著說﹐自己挖了十幾年土了﹐也一直希望能挖個寶貝﹐得點獎勵改變一下窮日子。沒想到就真碰上寶貝了﹗“不過通過正常渠道拿到獎勵﹐心裡才踏實﹗”

5位農民告訴記者﹐村裡都特別希望能在出寶貝的地方唱場戲﹐因為這地方已經出了4次國寶了﹗大家都希望在這裡熱鬧一下﹐圖個吉利﹗

别部司马

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专题讲座之二综述
李  锐
  
    2003年3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会议室又一次观者如堵。李学勤先生所作陕西眉县青铜器群的研究，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烟台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单位的几十位学者、研究生，全国人大代表江林昌先生也乘隙赶来请益。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群自1月19日被发现以来，全国各地的相关报道连篇累牍，最近在北京世纪坛展出后，更引人瞩目。但是在被过分炒作的“传奇”背后，这些青铜器到底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则是学者们最想弄清楚的。
李先生在简短地介绍了发现经过、研究经历和杨家村的地理位置、相关发掘之后，依次谈起了这批窖藏青铜器的价值。
首先，这批青铜器是有意窖藏，但是时间不是在西周最末年，因为在窖上部还有西周末的地层，内中有残陶片出土。这与以前所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不一样，但是从一些历史记载来看，当时不少人已经预感到西周将亡，因此有意地窖藏铜器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所出土的青铜盘有372字，是至今所见“琢之盘盂”中，字数最多的盘。据李先生估计，这件铜盘的拍卖价不低于1千万美元。在这件盘上，清楚地记载了西周自文王、武王直至今王（宣王）的名号，除幽王之外，囊括了西周诸王。这是出土实物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在疑古思潮尚存的今天，其价值不亚于当年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王名号。据此，某些学者所怀疑的孝王世系问题、西周王号脱佚等问题，可以确切地否定了。
第三，由铭文所记的单氏家族世系来看，以往所认为的单是周成王幼子臻的封地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唐时人据当时人所修家谱而来的说法，不确。
第四，由所出铜盘和42年鼎、43年鼎，以及形制花纹相近的颂壶、颂鼎、梁其鼎、善夫克鼎，以及虢国墓、晋侯墓的相关铜器，可以考定出这些相关铜器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后段，为今後判别西周晚期厉王、宣王、幽王的铜器年代提供了标尺。
限于时间关系，李先生没有详尽地谈及月相、历法等问题，但是尽可能详细地释读了铜盘和42年鼎、43年鼎上的释文，对于许多关键字词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李先生还旁征博引了与单氏相关的铜器铭文，并对于单氏家族以及西周诸王年代作了推论。

别部司马

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说这是2003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21世纪的重大发现
　　大洋网讯　为了破解27件青铜器带来的种种谜团，“我夜里没睡好觉，还喝了红酒……”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说。面对这一震惊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学术界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李学勤先生兴奋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说，27件铭文青铜器的发现是空前的，它毕竟是2003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21世纪的重大发现。
　　“单氏家族”渊源得以破解
　　李学勤说，一直到春秋时期，单氏仍然是周王朝最主要的贵族之一，单氏和刘氏是东周王朝最主要的支柱之一。但“单氏家族”起源于什么时候，又分封在哪里，上千年来，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据了解，以前杨家村也出过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面记载的也是“单氏家族”的事迹。专家据此判断，“单氏家族”的封地就在杨家村。
　　李学勤说，根据《史记》、《左传》等史书的注，学术界一直都认为单氏的起源是周成王的幼子臻。但现在可以证明，这一传统说法是错误的。从这次发现的青铜盘上的铭文来看，“单氏家族”的第一代单公是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大臣。
　　根据铭文记载，单佐（27件青铜器的具体使用者和所有者）已是“单氏家族”的第八代。这件青铜盘还记载了周王对单佐的封赏。既然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在这里扎根，那他们的家族墓地及庄园又在哪里呢？截至目前，“单氏家族”的墓地及庄园还是一个谜。
　　洞式窖藏从未见过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说，出土青铜器的窖藏和以往发现的青铜器窖藏都不一样。
　　27件青铜国宝出土于土崖半坡上的窖藏中。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下去后向南又掏了一个洞，然后再把青铜器放进去。
　　著名考古学家刘士莪教授说，以前埋青铜器都是在地面上挖坑，这次则是挖洞。据了解，西周青铜器的窖藏，大多是临时挖成的，坑内的青铜器一般放置较乱，井然有序的很少。当时西周灭亡时，戎狄入侵，西周贵族们仓皇东逃前把青铜器就地掩埋，以备日后再用。但是这次出土的青铜器大鼎套小鼎，铜鬲挤在鼎的中间，摆放得很有秩序。而且窖藏除北面外均有人工夯打的二层土台，甚至还发现了柱洞的痕迹，这种窖藏的结构还是首次发现。李伯谦和刘军社都认为，这个窖藏肯定是事先有计划的窖藏。
　　据悉，窖藏的四壁好多地方都有火烧的痕迹，在清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红烧土，这说明这个窖藏曾遭过火灾。但火灾原因现在还难以破译。
　　“天子九鼎”说受到挑战
　　在古代，鼎不仅是实用器，而且还是重要的礼器，用鼎有严格规定。专家表示，鼎与簋作为重要的礼器，有一套完整用鼎制度。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奇怪的是，这次出土的27件青铜国宝中，仅鼎就有12件，其中10件的形制花纹都一样。有的学者提出，10个鼎在当时摆出去，可能性不大，它们有没有可能是分开用的，比如说是5个一套呢。据了解，鼎一般都与簋搭配使用，可是这次却没有发现簋，这到底是有所讲究呢，还是没有发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多了“麻烦”
　　从昨天(1-29)的破译会上可见，这27件青铜国宝所引发的很多谜团至今还无法破解。但不管怎样，它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专家说：“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可能会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带来麻烦。”
　　李伯谦教授笑着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李学勤说，这批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太丰富了。把它们和史墙盘配合起来，西周的历史清清楚楚。
　　据了解，在杨家村这个地方，曾经还出土过三个著名的青铜器窖藏，四个窖藏相距东西不过200米，南北也就是百米。刘士莪教授说，就这么大的范围，出了四窖这么重要的青铜器，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27件青铜国宝在眉县出土，其带来的喜悦与兴奋正在被随之而来的谜团所产生的种种困惑而取代，也许，我们对周王朝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华商报　记者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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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刘正教授谈眉县青铜器的研究价值
我：请您谈谈单氏族和青铜器和西周史的关系。
刘：这27件青铜器铭文，有铸有刻，极为清晰。其内容又是围绕着西周王朝中的单氏族而来。在两周历史上，单氏族可谓大名鼎鼎！依据史料记载，从西周到东周这一家族就出了二位“伯”和八位“公”，数百年间二十几代先后为官，单氏族居然长期不倒，权倾一朝。在西周时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度，为西周官制的建设，提供了严格的品位基础。单氏族就成了这一品位制度的典型代表。先说这八位“公”，他们是单襄公、单倾公、单靖公、单献公、单成公、单穆公、单武公、单平公。两位“伯”的名字一直是个历史谜案。因为《左传》等先秦史书中只说是“单伯”，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是，在以前出土的《单伯钟》和《单伯鬲》铭文中明确说明了一位单伯叫“单（伯）昊生”，一位单伯叫“单（伯）原父”。所以这也就解决了两个单伯的名字之谜。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又一次得到了验证。看过《国语·周语》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周语》中对单穆公的描写远远多于西周天子呢？周景王要铸大钱被他反对、要铸大钟也被他反对。足见单氏族在周王朝的特殊地位。这一现象终于引起了众怒，于是在《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他被王子朝指责为“剥乱天下”。在我所收集到的铭文中记载的有关单氏族内容的铜器，在这27件眉县青铜器发现之前，已经先后出土了40件。加上现在的27件，就已经有将近70件了。
我：那么。此次出土的青铜器有何重大价值呢？
刘：在这近70件单氏族青铜器铭文中，其内容足以够成向古今学术界定论发起重大挑战的是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挑战！
在此次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有个史官叫“史淢”。他同时又出现在《寰盘》铭文中。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寰盘》为“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寰盘》的制作时间是“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即厉王二十八年。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即厉王四十三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厉王在位为37年（源出《史记·周本纪》）。现在，《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和铭文中的史官“史淢”的存在，向厉王在位37年说提出了挑战！所以，在眉县青铜器出土后，李学勤先生和李伯谦先生等人就公开宣称《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宣王晚期（即宣王43年，见2月24日《北京晚报》报道）。因为他们定宣王在位为46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史淢”的年龄可能就要超过一百多岁了！而且，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西周金文历谱，公布了宣王时代的十件标准器。如果《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宣王43年的话，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铭文中的“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为“正月庚申朔，丁丑十八日”的话，那么到了“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日就是“癸未”（初十）日，和“既生霸”有一定时间距离差。而且, 更重要的是《四十二年逨鼎》的制作时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并不能前后衔接。因此，必须解决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铭文中的宣王（“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27年元月十八日和这里的宣王43年六月十日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意思的是：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夏代年表，则夏代少康的在位年限就超过了120年！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历史年表，遭到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Edward Shaughnesy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平势隆郎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国际著名先秦史家的反对。为此，以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人专家组专程到美国，和Edward Shaughnesy教授等人展开面对面的对话。《中国文物报》第1015期上为此曾经专门刊发了一整版的有关报道。对话以李学勤先生的提前告退回国而中断。而且，不久以前，当我的这位洋朋友则携妻带女的专门来到了中国时，却没有得到官方的学术性接待和报导。
第二是对《世本》和《路史》的挑战！
古代有两部有关上古历史的著名而又权威的辑佚书叫《世本》和《路史》，书中主张第一代单公是周成王封自己的少子“臻”于单地才开始的。李学勤先生以前也是这么主张的，当然，现在他已经修改了观点。如果第一代单公早在西周文、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单氏族可能是加入反殷大军的周所属国之一，而不是什么受封在此。诚如是，则杨家村就有可能是单氏族的发源地，而非受封地。而且，传统的二伯八公之说明显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比二伯八公还要早的真真正正的第一代单公！
第三是对“历人”一词定论的挑战。
古今有不少学者主张“历人”是“人鬲”或“枥人”，指奴隶。但是，具体含义为何并能成定论。现在看来，通过此次的《四十三年逨鼎》中的“令女官司历人”的铭文来看，对古今的这一定论还有继续检讨的必要。
我：那么，关于此次出土，报道已经很多了。你对这些报道有何评价？
刘：青铜器的出土，迅速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不实和外行的报道也同时出现，有的居然出自我们的专家之口！比如，有的专家在西安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声称因为这27件青铜器的出土“数位周王得改叫法”。理由之一是在此次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厉王的名字是从柬”从“刂”的“■”字。我在此特地向我尊敬的这些老专家们说明一下：早在1992年陕西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的《吴虎鼎》铭文中就已经使用这个从“柬”从“刂”的“■”字来称呼厉王了。只是当时有关学者们在释文中把此字写作“刺”字而已。现在看来，作“刺”字是不妥的。再如，在《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明明白白说到“乃令女官司历人”，可是在所有报道和现场解说词中都大谈特谈逨“长期主管周王朝的林业和渔业”！甚至在新加坡的《南华早报》和《千龙新闻网》上居然说“青铜器国宝引发考古热潮，提出从未记载的孝王”？！这一消息的作者可能连《史记》也没读过吧，起码没有学过中国通史！因为史书中对孝王存在的记载是明明白白的。请原谅我对新加坡人的中国史知识要求过高。
关于所谓的“列鼎制度”问题，即西周王朝规定的根据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所使用鼎的数量也不同。最高是九鼎，最少是一鼎。它是周礼的一种体现。所以清代大学者阮元就曾说过“器者所以藏礼”这句话。这次却同时发现了十二件鼎，而且也没有以往的与鼎相配套的簋的出土（即鼎的使用和簋的使用是奇偶搭配的）。其中，十件鼎的纹饰全一样，有的学者提出：可能说明了这十件鼎是分成两套来使用的。但是，“列鼎制度”和“鼎簋奇偶搭配制度”是否适用在窖藏保存中就成了新问题。比如，这次出土的《逨盉》就高48厘米重12公斤，有的报道为此就提出了当时人们的酒量问题——这和西周王朝的禁酒传统是极不相融的。在《尚书》中就有《酒诰》一篇，西周天子正式宣告“无彝酒”，即不可酗酒。因此，实际上，在西周时代，盉这种铜器至少有三种用处：盛酒壶，加水以调节酒的浓度的兑酒器，装水的洗手器。因为盘是盥洗用器（相当于洗手洗脸的盘），所以它常和匜（相当于水瓢）或盉搭配使用。所以，此次出土的这件《逨盉》，我认为如果不是和《逨盘》搭配使用的，就是用来兑酒的，而不可能是专用来装酒的。可惜在现场解说词中只说明是酒器，未免有失偏颇和误导读者。《逨盘》的出土，标志着西周青铜器中“四大重盘”概念的正式出现：《散盘》、《墙盘》、《逨盘》和《白盘》。从此以后，“西周四大重盘”就成了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和思想和制度必须予以注意和解读的史料。大规模的铸造青铜器的活动，使得原料来源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产铜基地是湖北和安徽一带。其中又以湖北为最多。所以，相应的也就使当时湖北地区的楚国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在周代，甚至西周天子昭王前来征战时就淹死在湖北的汉江。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征讨荆楚也就是很常见的战事了。除了此次出土的《逨盘》之外，还有《令簋》《过伯簋》《墙盘》等几十件。在《诗经·小雅》中甚至还有周人骂楚人的诗歌“蠢尔蛮荆，大邦为仇”。频繁征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铜料。
我：谢谢您的答复。最后，请您对国学网网民说一句。
刘：怎么，你准备在那里刊发我的这些话？让我想一想。。。。。。
我：我还为您打引了国学网上的研究文章，请您看看。（刘老师仔细看，用了半个多小时）
刘：公子小白和战国时代的文章要比我，比那三位专家都高出一丈！晋侯之臣和水电工是难得的古文字人才！其他文章好像是起哄。
我：那您想说的话是？
刘：好吧，我想说的是：忠心地感谢杨家村五位爱护国宝、遵守文物法的农民！在我们记住了单氏族的名字之时，也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王宁贤、王拉乾、王明锁、王勤宁、张勤辉。作为一名研究殷周金文和古典文献学的专业学者，我向他们深鞠一躬，表达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