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序

别部司马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6/24 02:10pm 第 1 次编辑]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序
  
　　　　　　　　　　　　　　　　　　　谢维扬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首批资料刊布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各种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已经形成继郭店楚简发布后古史和古代文献研究中一个新的十分活跃而重要的研究领域。本书汇集的是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批最新的成果，其对于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准确性从总体上说应较前年北京达园宾馆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工作有长足的推进，同时在这些论文中还提出并讨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问题。至于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则几乎涵盖了目前对这一问题研究和参加讨论的大部分主要学者。因此可以说本书反映了对这批竹简和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水平和最新动态，对于推进这一领域研究更深入展开自然是极具价值的，相信会受到学者们广泛的重视与欢迎。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近年来不断发现的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批实物资料，其对于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前所未有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真实情况的认识，也促使我们根据对新、老资料的通盘研究，来认真思考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完整的特征。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史料学基础问题，始终是决定这些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长期以来古今多少学者聚讼其中而莫衷一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疑古”的和主张“两重证据法”的这两大方法论立场，都是为了在近代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的规范的要求上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的发展上都是有重大意义和贡献的。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对古代文献整体有尽可能全面和完整的了解，并作整体性的思考。这是因为，所有对于中国古代文献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指示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献不是一些相互孤立的资料，它们在总体上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献传统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对古代事实的记录和叙述上，所有古代文字资料的表现，都是受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系列规范和传统的、十分发展的文字记录与流传系统的制约的。这些传统的内容包括：具备完善的原始记录系统（史官制度）、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实用文献文本和古书的出现）、具有专业水准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一定意义和水平上的批评系统（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属著作活动的出现），以及文献作为国家政治活动一部分的严肃的地位与品格等。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这些表现是非常具有特点的，是与中国古代发展全部特征有关的一项十分独特的因素。因此，很显然，在将古代文献作为史料来对待的问题上，合乎要求的做法是要把所有的讨论都放在对中国古代文献整体和文献传统全面表现认识的基础上来进行。那种根据局部的、片断的、孤立的特征来处理早期文献问题的做法已经被证明并不能真正解决古代于文献有关的重要课题，反而可能在最终结果上失误；而更重要的是，在局部和孤立的方法的方向上，已经不可能使我们对古代研究史料学基础的基本认识较之前人有实质性的提高，从而真正建立起合乎现代研究要求的史料学概念的基础和规范。很显然，对于这种整体性的要求，在古人那里固然是难以达到的；因为古人仅能够看到已经长期流传的传世文献文本，它们不仅在其自身内容与特征的范围内无法就其可能的失真问题给出可资判断的独立依据，而且其本身也显然远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古代文献整体与古代文献传统全面表现的足够的资料。就是在近代，对古代研究的方法问题有极为出色思考的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先生，他们的工作也还因为缺乏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客观条件而留下诸多需要继续讨论的重要问题。人们真正看到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量实物并有条件准确地加以整理和释读，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尤其是不属于古代实用文献范畴的先秦“古书”文本的大批量发现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千古盛事。本书各篇论文所集中讨论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有史以来出土的最大宗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资料，其简文的数量和对古代文献文本情况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郭店楚简。有了这宗资料，人们对古代文献总体和文献传统的全面表现的认识无疑将大大推进，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古代研究史料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任务可望有真正实质性的重大突破。这对于古史和其他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很可能是革命性的。这应该是包括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内的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实物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文献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全部内容十分丰富，现已刊布的只是其一小部分。虽然如此，学者们还是就十分广泛的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在本书所收论文的工作中，不仅包括就已刊布的简文的释文、编连、分篇、命名等问题的进一步研讨，而且也有不少文章在更大范围内深入讨论了与古代学术史、书史以及古代文献学、史料学基本概念和内容有关的诸多重要问题。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对正确认识这批竹书资料的内容和意义有重要价值，定会引起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应该提到的是，一些前辈学者如饶宗颐、李学勤、庞朴先生等都在本书中发表了对上海简研究的最新力作，上海简的整理者马承源先生则以访谈形式进一步介绍了关于这批简及其收集和整理工作的许多重要情况和他本人对这批简一些重要看法。这些都使本书增色甚多。本书收入的台湾学者周凤五等先生等的大作也将以其深入的研究引起关注。我们希望这样一本文集的出版将对推动上海简的研究不断深入有所贡献。
　　　本书是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后首次与国内诸多方面学者合作开展的一项工作。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上海简的整理者、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陈佩芬、濮茅左先生无保留地支持了本书作为与上海简整理工作协同展开广泛研究的阵地的设想，对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给以了全力支持与帮助，并为此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上海博物馆与中心也就上海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建立起合作关系。这是本书得以在高水准上编成的重要条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是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合作伙伴，对新成立的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宝贵支持。作为两方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中心与该所共同主编了本书，有关工作得到李学勤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多方指导，廖名春先生则与中心的朱渊清先生具体负责了全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主持近年来为简帛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简帛研究》网站的庞朴先生为本书的组稿做了大量工作，台湾大学周凤五先生也对组编本书给以了宝贵协助。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有关编辑金良年、李远涛先生为使本书及时出版做出了极大努力。在此谨向所有这些先生和本书所有作者表示深切的感谢。令人高兴的是，在本书此次合作的方式上，我们将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资料的陆续刊布，接续组编相关的研究论文集，以对此项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继续做出贡献。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转自－－－简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