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的甘肃情结
原甘肃省画院副院长、省书协顾问林经文先生在丝路文化与艺术论坛发言
2016年6月28日
林经文
上世纪100年,甘肃发生了两件足以令学术界震惊的事件,那就是《居延汉简》的出土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居延汉简》的发现使王国维写出了《简牍检署考》,他应用二重证据法以及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来印证,使学术界对西北地理、交通、烽遂、官制、戍边等汉代的典章制度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之后的又一篇学术力作。
《居延汉简》的出土从根本上补充了西汉到东汉只有碑刻而无墨迹的几千年的迷障,填补了书法史上的一段空白。它要比写经早,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各种书体演变的轨迹也呈现出多样化,这对中国书法史是一个补充。
刘正成先生从2002年以后多次甘肃之行形成的这个甘肃情结,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一段历史,也是延续了王国维,包括陈寅恪、罗振玉这条道路。
敦煌藏经洞的变文、写经,大部分是经文以外,也有一部分是变文。写经当然是出于职业抄经手,这个中间不排除敦煌本土培养出来的职业抄经手和书法家。因为我们看到敦煌简牍出土的写经里面,一些比较生疏的笔画,严格地讲是学生写的,有些是老师写的,也是根据贫富,有的人没有钱,就自己写,这样就显得有些生疏了。有钱的大户人家当然要找职业的抄经手来写,他要赎罪,讲轮回,做善事。而且风格不稳定,所以意态也比较多样化。
这些抄经手的经书有精有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钟繇的五世孙,唐代的钟绍京的《灵飞经》是写得非常好的,这是唐人写经里面最精彩的,六朝的写经和钟绍京的写经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他是唐代人,但是他的父亲,他五代的祖父这一代是钟繇,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个地位,大家可想而知了。
钟绍京写的小楷《灵飞经》墨迹四十七行,明代以后董其昌因为这个写经墨迹的刻本跟当时很多的藏家打了很多官司,这个在墨迹,我们一直没有看到,都看到的是刻本。翁同和的五世孙翁万戈从美国带来了47行的墨迹本以后,刘正成先生看到以后就非常感动,认为这就是唐人写经见到了祖本。这个本子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经风格大似,我说这是《灵飞经》,多种风格并不鲜见,其中由魏转唐的痕迹很深刻,自然这个变文是由韵文和散文合成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源自于印度。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谓的变者,就是变相的简称。唐代《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对壁画的变曾经有过详细的解释,吴道子以善绘地狱变而知名唐代画坛。敦煌壁画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经变图,或者叫西方净土变,变中又分门别类地描写一个完整的宗教故事,这就使我们联想起了刘正成先生的小说《地狱变相图》。
从本世纪2002年开始,刘正成先生几乎每年都往返于甘肃,连续考察了数10次,他撰写了《甘肃古代文明与书法》就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思考。他把甘肃古代文明作为他学术的又一次升华,一种担当。他为什么要选择甘肃呢?以他的学术视野,这绝不是兴之所至的创作,而是一次认真的、长时期的考察和案头工作的结合,是文化使然。今天我们看到刘正成先生又一次到丝绸之路 “一路一带”的重镇定西来办展览,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对甘肃的情结,通过这十几年的连续不断的考察和今天看到这样大量的刘正成先生的墨迹和刘正成先生的作品,就能感觉到他对甘肃这片热土有历史的这种情结。
以刘正成先生的学术视野,我觉得他认真的、长时间的考察,这是他的文化担当。陈寅恪先生有一段评论,评论的谁呢?刘老师的先贤张大千,我们知道张大千临摹过敦煌壁画,他临摹敦煌壁画以后,在成都办了展览,陈寅恪给他写了一个序。我们来移赠给刘正成先生在2013年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 “陇上鸿泥”书法展,两者之间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一个是新学,一个是敦煌学,但是都有敦煌这个情结。
陈寅恪先生怎么说的?他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这是学术界所谓之预流,陈寅恪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当一个学者能够预见到这一领域里面,能够给学术界带来新生命的时候,预先知道这种流派就叫预流。
刘正成先生“陇上鸿泥”这个展览,我觉得它印证了这个预流。可能500年,也可能100年以后,刘正成先生留在书法史上浓墨重彩的这一段笔墨姻缘,要在甘肃著述一下。这就跟林则徐写的,“万里征人驻马蹄”,可能要在这里驻一驻。
今天,我要把这段话移赠给刘正成先生,就是因为甘肃古代文明与书法跟林则徐的“万里征人驻马蹄”,虽然百年之遥,可是在思想境界、精神高度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文化鼓励下,刘正成先生从2000年开始就首选了甘肃,这期间,他应韩国书法代表团之邀,沿着河西走廊,考察了简牍与写经,从出土实物上近距离地观察了汉代的墨迹《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以及出土于武威的《仪礼简》,促成了中韩文化交流的签字仪式,得到了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我们省委宣传部的马西林部长也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并会见了韩国的书法代表团。
刘正成先生用他博学多能的治学功底,以宏观的学术境界为甘肃古代文明勾画了三个区域,按儒释道地域形成,即天水、陇南伏羲儒家文化区域,包括礼县、成县、辉县这三个地方;第二点,以平凉、陇东黄帝与道教文化区;第三点,以河西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区域。它的划分严格意义上讲,在以前的书法史上,在以前甘肃人写的书法史上和甘肃写的通史上还没有提到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是言前人所未言,开辟鸿蒙,这有一种预流的感觉,基本上勾出了甘肃历史文化的大概端倪。
刘正成先生考察史料,查看地物,查看实地、实物,从他多年的甘肃书法之旅中梳理出了三条脉络,的确有学人考量以及学术的前瞻性。甘肃的书法源远流长,成绩就在今天的秦安和静宁一带,伏羲氏画八卦启蒙文字,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也有解释。张骞西使,天马东来,汉武帝开通了西域的通道,商域往返,驼队属边,阳关下交汇着各类文书。秦安大地湾出土之彩陶已经有了记事刻画的符号。据推测,这是8000多年前先民文字的起始,早于西安半坡,也早于出土于平凉泾河上游的陇山北阴金属器皿的铸契文字,也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
刘正成先生在考察礼县秦早期文化,梳理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貌。周秦王朝是中华礼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周秦文明分别发展于甘肃的陇东和陇南,甘肃出土了大量的商代的青铜器,是探索陇东古商国与商文化的关系和交流的重要线索。陇南天府繁衍生息,聚集力量,创造了回汉辉煌的秦文明,出土于天水这个放马滩的秦简,还有秦早期六国文字的遗迹。陇南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这个圆顶山,先秦贵族的墓葬遗址就出土了“秦公作鼎”有这样一个铭文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大量的青铜器的出土,极大地推进了周人和秦人的崛起,创造了秦人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及其与西方交流的认识。
刘正成先生在平凉、陇东考察道教文化,指出崆峒山属于道教广成子问道处。从地域上来讲,六盘山这一带是中国道教发源的地方。所以鲁迅讲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于道教。崆峒问道的重要性比泰山、黄山的内涵更为丰富。黄帝问道结束了广成子自然无为治国的道家理念,这是原始的部落宗教的邦国理念,原始的宗教属于哲学意义的时期。黄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发生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大地湾文化的晚期,由此可以说黄帝是结束此前数千年的中国原始宗教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问道与广成子的哲学观念,从而深化出中国本土的宗教,就是道教。
刘正成先生在甘肃考察中,经过周密的学理思辨之处,不是劳动创造了文字,而是原始宗教的活动中产生了文字。这在甲骨文的占卜,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的“天雨粟,夜鬼哭”产生文字的说法基本相契合。为了论正这一点,《淮南子.本经训》、黄帝史官、仓颉造字之说、殷墟青铜器铭文考上面的。还有殷墟青铜器铭文,图腾,原始道教的道符,其次是泾川的道观,说明了道教在泾川历史的悠久。
南石窟寺碑是北魏以来的刻石名作,可与北魏著名的碑刻等量齐观,泾川刺史奚康生建造南石窟寺的功德,并刻有58人的题名。南石窟寺之碑,它是一个楷法的初定,是书体由隶楷向魏碑过渡的产物。刘正成先生还考察了位于平凉市中心的柳湖书院,柳湖书院既有左宗棠所书的暖泉二字,历史悠久,也是儒家教育的文化中心。
河西的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1900年,这个发现敦煌藏经洞的书法文书达5万多件,还有天水放马滩的秦简,甘肃从东到西有7万多件。敦煌遗书散布与世界各地,而甘肃汉简,单就书法一项而言,书法家参与创造,延伸了很多的流派,这在近百年来尤为明显,
敦煌在汉代是西域交通的枢纽,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香港的地位。这是咱们敦煌研究院的季羡林先生讲的,敦煌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文化的交汇中心,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处于很突出的地位。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北方政权之新生命,也就说北方的中国经历了五国长期的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遇,是为北朝。陈寅恪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特别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所谓的河西,泛指黄河以西的区域,包括陕西、甘肃以及蒙古、鄂尔多斯等,但是在南北朝到隋唐,河西特指的就是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沙州,这七个州,后来成为武威、张掖、酒泉、哈密、西宁、安西、敦煌,以后又加上兰州等地,共称为十州。
五胡乱华的时期,甘肃受到的冲击非常小。在南北朝文化衰落的这个时期,北朝,则以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难到今张掖、武威。永嘉之乱以后,中原的大批知识分子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因而讲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当然也有来自于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沦陷以后他们坚持传统的学术的图径,反无南朝清闲虚谈之习气。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的文风是形式主义,喜欢谈玄,玄学比较发达。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他的学风比较务实了,不像清谈。所以后世称这段历史,称为河西儒学,河西的儒家文化的学术。我们现在看到河西出土的《仪礼简》,写得非常的严谨、公正,它类似于曹全碑的秀美,这个笔法非常的规矩。当然,它也引用了一种新的书写技巧,你看到《仪礼简》里面包容了非常成熟的笔法,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写的。
这就我们想起,宋室南迁以后卷轴文化随之从北方到南方了,这个以后使得宋代的文明迅速发展起来。永嘉之乱,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带了一个,罗振玉叫过江十纸,实际就是钟繇的一些书迹。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过江十纸。现在据史学家考证,基本上是从北方带去的中原地区的书籍,所谓的过江十纸。当年罗振玉也见到了,后来罗振玉又见到了《王杖十简》,也就是《居延汉简》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墨迹不亚于过江十纸,就讲了这个《居延汉简》这些东西之后,他很吃惊,讲到西晋,甚至于汉代人的这些墨迹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他以前见到的就是刻本、拓本,是这些东西,他很吃惊。
再就联想到华北地区被日本占领以后,从清华、北大,一批知识分子跑到陇南去了,西南联大,跟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知识分子跑到北方和宋室南迁以后,从开封跑到杭州以后,保留了一大批读书的种子、读书的文化,这个起的作用就很大。刘正成先生对这段历史非常的清楚,所以他选择了甘肃。
选择了甘肃,实际上就是他选择了一种厚重的中国文化史比较忽略的那一部分。所以他这个着眼点,他落笔墨的这一点来讲,他具有历史意义。他的这些论著也好,甘肃文化方面的发现也好,贡献也好,它总结的甘肃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些的着眼点,肯定能够浓墨
重彩地留在我们中国的书法史上,而且一大批的巨匠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就是永嘉之乱以后诞生的。
所以说河西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河西的儒学是因为南朝动乱,取消了学校的教育制度,而河西儒学是一种家学,现在来讲就是开家馆,开家馆就是私塾。河西儒学中的大儒,比如说我们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包括孙过庭《书谱》里面,都能够看到儒家文化的大儒,像郭瑀、刘延明、蒙逊、常爽等这些人都带有弟子数百人,文教昌明,远声南朝。不过河西儒学之盛与北朝汉化倾向自然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百朝的书法碑刻比较多,所以渐渐演变为隶楷。
所以研究书法,不惟仅书法文本,需置身于本省本地的大文化环境中,从历史中钩沉,从历史中探索,从具有书法演变本意上的轨迹可循。所以刘正成先生近十多年以来,投向西域,
探寻文化焦点,从甘肃文化的元素中,丰富了他个人的学术高度,也造就了他草书历史的又一制高点。所以他罢官以后,多年的西北苦旅、文化苦旅,造就了他博大的胸怀,磨砺意志,对我们甘肃的这些学书法的学生,他的学生,他的及门弟子,包括仰慕他的这些人,都很有感叹。他每到甘肃,你看他受到的欢迎程度,可以说国内没有跟他比肩的人物。
刘正成先生在甘肃的文化苦旅中间还指出甘肃古代文明最悠久的,它这个持续性,甘肃文化的遗迹具有历史坐标的特征,甘肃出土的文献资料、文化资料赋予当代书法的断代史特征,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广大的借鉴的范畴。他对汉中叶以后儒学核心的基础上产生的凉州草书尤为重视。凉州草书是一个颇富艺术精神的西域草书流派,既有领袖人物及追随者草书流派,形成了草书发展的脉络。其情形录汉的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刘正成先生的草书就是起源于《冠军帖》,《冠军帖》也是西部草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草书,刘正成先生很早就是从张芝的《冠军帖》开始做的临摹,那时候他可能也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现在我们欣赏到他的草书的时候,就看到他的“二王”草书的笔墨,《淳化阁帖》收录的这些西晋的草书,我们就是西域的草书,有很大的继承、研究、没落,都继承了。
刘正成先生的书法,当然我们大家今天都看了,他受了凉州草书的影响,形成了个人的风格,他10多年来屡屡的西域之行,在理论上接受了熊秉明先生“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观点,尽管在学术界有争论,但刘正成先生跨越中西方哲学、美学的思考,对熊秉明先生的理论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展,以及学术上的对话,这是影响他书法艺术至关重要的地方,也是刘正成先生站在世界性学术高度的一个思考。
三年前在甘肃举办的“陇上鸿泥”以及这次到定西举办的刘正成书法艺术馆的开馆,实际上是刘正成先生的书法作品精心建筑的一个心灵的展示,在多年的文化思考之后,又一次的展现了他心灵的轨迹,是陇上丰厚的历史文化的映射,凤凰涅盘似的升华。在刘正成先生擅长的各种书体中,我以为他的草书是摆在第一位,他早年专攻魏楷,然后又倾心苏东坡诸帖,对徐渭、王铎倾注最多,草法上有徐渭的影子,用笔上又比王铎快,他吸纳百芳,专精为用,又不主常。后有参法晚明六家,形成他“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的一种气魄。这是苏东坡《百步洪》写的一首水坡冲泻而下的一段,拿来移赠刘正成先生之草书最合适,也最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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