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尹吉男VS刘正成】美术报关注《刘正成、尹吉男艺术史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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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李伯清刘正兴在流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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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刘正成、尹吉男二先生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艺术史家。看到二先生关于唐宋书法史论争的文字，我觉得很有意思，至少于艺术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有些话不吐不快，乃用手机打字，随意写点文字。这个短文中，我未谈唐宋书法中的片段或具体问题，只谈谈方法问题或原理问题，非严谨的学术论文，只是个人随感。

朱中原：关于刘正成、尹吉男艺术史论争的个人之见

从事实际考证工作的学者的严谨性犹如法官断案，非常值得敬佩，尹吉男先生就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美术史学者。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必须有严肃的考证，这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个人所追求的。但是，做历史考证工作有一个问题应该意识到：就是无论是文献记载也好，还是考古发掘也好，所记录的内容永远都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古代文献记载的事情未必真实，但另一方面，未记载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呢？考古证明了的事情当然存在，但没有考古证明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呢？这是一个必须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这个问题，仅仅用考据学、文献学甚至考古学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必须用哲学、美学或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解决。

这让我想起近来发生的雷洋嫖娼事件。雷洋事件其实很简单，凭常人的一般常识都能推断，雷洋根本没有嫖娼的时间和动机。用不着高深的法理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律师或法官要干的事情是去证明他有没有嫖娼。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律师或公检法找不到雷洋没有嫖娼的足够证据，是不是就一定能说明雷洋就嫖娼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前提是你已经认定雷洋嫖娼了，所以你得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反过来说：“你得拿出雷洋没有嫖娼的证据”。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仅仅用法学就能解决得了的。考证就好比法官断案。但法官断案只是限于法理层面，超出法理层面的事情，法官未必能干得了！艺术史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仅仅是用文献学、考证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去研究，有时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刘正成先生能不能提供苏轼或黄庭坚与石扬休、苏舜卿见面的确凿证据，而在于尹吉男先生能不能提供苏轼黄庭坚都是学赝品的确凿证据！因为这个问题是尹吉男先生提出来的，你必须去证明。但是，仅凭一点文献记载就能证明吗？不能。就像我们现在判断文明起源问题一样，考古学家一方面喜欢以考古发现的刻符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凡是哪里一旦发现个史前刻划符号，就去断定这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另一方面，考古未发现的，就一味否定。是否有考古发现其实只是第二步的工作，最关键是得把文明起源的判断依据搞清楚，这是个哲学原理问题。比如新疆文明与华夏文明起源问题，这一点，梁启超也提出了猜想。但如果仅仅以考古发掘来作为判断依据，是十分局限的。因为，新疆大部分是沙漠，沙漠下埋藏的古城数以千计，但沙漠考古有很大的难度！也就是说，新疆地下的古城，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发掘出来！那么通过什么来判断呢？只能通过地理学、水文学、人类学、哲学和数学等来研究！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以为，刘、尹二先生的论述各有其价值。尹吉男先生的论述更具严谨性，刘正成先生的文字看似很随意，但我认为刘正成先生是站在艺术哲学的高度去论述，无疑更具历史智慧！

事实上，古代人学习书法，远远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去推断和想象，苏轼、黄庭坚他们所看到的墨迹和碑刻真迹，也非我们今天人所能想象的。有宋一代，苏、黄的墨迹、摹本、赝品、刻石全国各地到处流传，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康有为论王羲之书法之来源，常常为后人所讥笑，原因是康有为未见真迹或原作，以为康有为是妄加评判，实际上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合理的猜想，关键是你的猜想，究竟具有多高的哲学高度。不能仅以眼前见到的东西作为你的论据。当然，文献或考古所见，可以对你的猜想进行证实。我以为，历史猜想和历史考证，这两方面的工作都不可少，而且并不矛盾。从这一点来说，相比于尹吉男先生严谨的历史考证，我更认同刘正成先生刘先生站在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层面去论述！

狮子舞

5月中旬去梓州铜山县（即今中江县），找到苏易简之家乡。邓通也是铜山的。

狮子舞

5月中旬去梓州铜山县（即今中江县），找到苏易简之家乡。邓通也是铜山的。

池鱼

现在有些考古家看到古画里面一手执纸一手书写的姿势，就说这才是古法，后来有高卓所以古代笔法失传了，把复杂的艺术问题都往一个单纯的客观因素去推，这种从方法论就讲不通。其原因不须赘述，首先古代画像究竟如何反映现实？这便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