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传续二王、融汇南北 ——欧阳询对唐代书法的本质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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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续二王、融汇南北
——欧阳询对唐代书法的本质贡献


李廷华

　

唐代延祚近三百年，仅以文化而论，堪谓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唐代书法，亦以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得兼容并包、承先启后之作用。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以欧阳询年龄最长，其对有唐一代书法风范之确立，居功厥伟。欧阳询（557年——641年），唐王朝建立时的公元618年，他已经61岁，即使在隋王朝建立的公元581年，他也已经24岁。可以说，欧阳询的书法学习时期在南陈朝，书法形象成熟时期在隋朝，而其书法成就大放异彩则在初唐。以欧阳询为个案，颇可权衡南北朝、隋与唐朝期间中国书法发展的脉络关系。欧阳询的祖父在陈朝为权倾一朝之封疆大吏，亦因权高位显而陷入残酷内斗，结果破家亡身，举家老小仅欧阳询一人逃匿残存。年仅13岁的欧阳询，被父亲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江总收养。江总作品迤逦温婉，为典型江左风流。欧阳询在跟随其生活的20余年里，隐居攻书，朝夕不废，文化修养在同时代人中可谓迥立群俦，亦在日常书写中形成书法基础。入隋之后，欧阳询任太常博士，窦建德统治时期，被授予太常卿一职，入大唐盛世，欧阳询累迁清贵文雅之职，其主持编撰之《艺文类聚》，与虞世南编撰之《北堂书钞》，可谓唐朝建国之初文化建设方面的典型成就。后世若宋代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代修成《永乐大典》，清代完成《四库全书》，均为中国文化传统典籍承续中的巨大工程，而唐代欧阳询、虞世南则为此文化建树之发轫滥觞。后世因欧、虞之昭彰书名，往往忽视了他们在保留文化典籍方面的巨大成绩。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书法历史，研寻其文化构成，从欧阳询、虞世南的经历及成绩可以再次说明，他们的书法成就，与他们的深厚文化修养是相辅相成的。而他们的书法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唐代书法艺术的巨大影响，也还须从其身世经历及文化修养的发展脉络加以考察，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自清代阮元倡《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碑帖两派为规擘，既有对中国书法风格的梳理意义，亦不免大而化之，出现诸多事实疏漏及逻辑悖谬。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为树立北碑即魏碑在中国书法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一方面竭力贬斥唐代书法，同时亦将唐代著名书家的由来皆归于魏碑之中，也脱离了历史真实。康有为之卑唐，以“取隋”为铺垫，他在《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篇中有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纯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昇休文，诗家之有玄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１）“内承”之绪，康有为每大书特书，而“外收”之实，又每于叙述中否定。以虞世南与欧阳询为例，因为张怀瓘在其《书断》中明确言及虞世南书法得自王羲之后裔智永，且虞世南流传诸书基本为秀雅娟丽之属，很难拉入“北派”营垒，倒是与虞世南一样早在入隋之前书法基础已经形成的欧阳询，则在许多似是而非的叙述中似乎成为阮、康所谓“北派”入唐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又云：“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杰出，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以视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永兴登善，颇存古意，然实出于魏。”（２）这里，康有为先讥笑唐代以欧阳询为首诸书法大家，以为不堪与魏碑等视，甚至将虞世南也勉强阑入魏碑法乳，专断如此，对于欧阳询，则更必列入碑版门墙。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康有为反复叮咛，意必卑唐，言犹未竟，且于文末题诗中再为申述：“銛利森森耀戟枿，《始兴碑》法变锺传。率更后出书名擅，谁识先师具义渊。”又于诗后有跋云：“率更书有武库剑戟森森之气，窦臮以为出于北齐刘珉，想以其峻峭处近之。其实信本南人，南碑《始兴王碑》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所从出。然南碑无不圆浑者，此则先变锺法矣。”（３）在这里，书家之风格传续与地域影响出现颇为吊诡之复杂现象。康有为所推崇的贝义渊，固为南人，但北齐刘珉亦为南人入北朝任职且昭彰南学者。至于北碑之《杨翚》、《贾思伯》、《张猛龙》诸什，欧阳询即使得见，亦在南北朝一统之后，而此际欧阳询的书法风格早已形成。欧阳询的楷书，最堪比较的就是北碑中最具端严气象的《张猛龙》，这即是楷书发展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亦可证明以欧阳询所代表的初唐楷书集前贤之大成。康有为论书诗最后一首云：“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且跋之：“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４）南海论书，于兹最显鲁莽。书体源流，代有所兴，唐代为诸体发展融汇之最后澹定期，欧、虞、颜、柳，大备楷法，何云“古法坏矣”？所谓“欧体盛行无魏法”，恰恰说明欧阳询楷书的纯粹性，结束了魏碑由隶书往楷书过渡的浑茫性，这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是巨大进步，欧阳询以传承“二王”书法脉络而使书法艺术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恰恰是他对书法历史的突出贡献。康有为所标榜之邓石如、张廉卿书法，固有佳处，然二子于清代中页书坛沉闷中以篆隶之古奥及碑版笔法之铣利一振当时，若比较彪炳千秋之唐代诸大家，远非并驷，又何堪谓超越。南海之论风靡半纪，流荡百年，几成经典，然风行当时，即频遭质疑，非仅不怿于“碑学”者反驳尤多，即使崇扬斯学者，倘秉求是之心，亦不甘偏信。祝嘉《书学史》论“清朝之书学”云：“是代书家，包康俱首推邓石如，以为各体兼善，千年来无与比者。马宗霍《书林藻鉴》谓其篆足名家，余未能称是，欲尸一代，未免太诬。”（５）为标榜新异，即不惜将史有定论的经典大家任意抹杀，乃康有为书论最乖谬之处。综观其对欧阳询之述论，关键处即无视欧阳询对“二王”书法之继承，而将其纳入魏碑门庭。且看历代书论家对欧阳询书法的评价，俱以传续“二王”为首要之点。若张怀瓘《书断》云：“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其草书跌宕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６）宋《宣和画谱》云：“询喜字，学王羲之书，后险劲瘦硬，自成一家，议者以谓真行有献之法。盖自羊欣、薄绍之以后，略无劲敌，……晚年笔力犹刚劲，有执法而面折廷争之风。”（７）刘熙载《艺概》则对欧阳询被纳入“北派”提出了疑问：“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尔。”又：“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书评之：欧其若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８）从以上引述中，可以看到，古人对欧阳询书法由学习“二王”得来无异议。如果说，虞世南面目十分清晰，是典雅迤逦的“兰亭”风范，而欧阳询则以其刚健斩截，有威猛之气，被阮、康诸人悄悄拉入了“北派”。刘熙载对此种牵强论述不满，但他没有明确批判，而是用反诘方式提出异议：所谓“北派本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隶书为北派之渊源，那么篆书呢，隶书不是从篆书来的吗？阮元在其《南北书派论》中，早将篆籀之书划入南派，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中国书法大致可以书卷与金石两类划分，则魏碑全以凿刻见世，可以划入金石类，而金石之鼻祖乃猎碣、钟鼎之属，远早于带有隶书意味的魏碑。刘熙载进一步表示其不满：勉强将欧、褚拉入“北派”者，似乎忘记，欧、褚二人之书风悬隔明显，一个若龙威虎震，一个似鹤游鸿戏。如何强为并列？刘熙载生当碑学大行之世，他在其《艺概》一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出机杼的书法见解，对强为分判的“碑帖”两造之论颇多微词，虽然未若其后之张宗祥、刘咸炘、沈从文、白蕉等人的点名批评，但亦可见具有兼容并包意识的书法思想及理论，一直存在。又经过了一百年的文化跌宕和澹定，今人谈书，更应尊重数千年来传承有序的历史，真正深入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对于那些从极端思维出发，阉割历史真实的煌煌大言，则不能再熟视无睹，将错就错。

康有为等人片面“尊碑”，出于对中国书法历史上长期以帖札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传统的不满，企望以一种新型的以雄强旷悍为面目的书法形式取而代之。他们选定了在以往书法历史中未入大雅之堂的魏碑，因为陌生感方可得到新奇与震撼。而前此的几乎所有书法名家，都在“二王”书法的笼罩之中，清代皇室先后倡导董其昌、赵孟頫，其意向还是上朔“二王”。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欲以华夏正音为文化统续，这是清王朝得以延续三百年的成功之处。只是在康、乾之后，国势日蹙，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化进入集体审美疲倦的末世。康有为之改弦更张，伴随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异军突起，其书法主张亦风靡一时，延播后世。在卑唐主题之下，康有为亦无视欧阳询之书法养成，因为其端严刚健之书法面目，颇合于北碑的某些美学理念，即将其纳入北碑藩篱。这其实也从另外的侧面证实，被康有为等人反复贬斥为“糜弱”、“绮丽”，与刚健、浑茫为对应甚至对立的帖札书脉，其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书法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风格，是以典雅、流丽为主要特色的。这不仅是宣纸毛笔这些专门工具所带来的物化反映，也是中华民族长期生活环境形成的文化定格。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裂，北方的五胡混战，板荡中原，给中华文化带来巨大毁损，而东晋王朝之南渡，则保留了中原文化。以后，南朝更迭，但文化流脉清晰。诗书礼乐，融汇绵延，欧阳询自幼跟随的江总，即南朝文化的代表人物。欧阳询书法中的刚健风格，正是其对二王书系深入传习且个性张扬的结晶。直到欧阳询之世，南朝文化的绵延不仅没有中断，且不断对北方发生影响。诗文墨翰融汇，既是中原文化遗风，亦为南朝继承。这个环境，即以王谢庾褚诸家之世代延续为主流。羊欣、薄绍之直接承续“二王书风”，欧阳询是他们之后的传人。而北朝书法，则缺乏明晰的传续系统，也缺乏诗文礼乐与书法的融汇，在东晋南朝早已形成的文人书风，则几乎荡然无存。书法又返回到以前纯粹记事述功的简单功能。书家即使若郑道昭勉强为诗人，其作无非颂圣阿时，此外亦再无突出文化作为。欧阳询、虞世南之所以能够胜任《艺文类聚》、《北堂书钞》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不能不说是在南朝文化长久熏陶下的结果。再以书法为论，魏碑的分隶意味，固然有其浑茫风格，但比较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形态的丰富性，实难相提并论。欧阳询的书法，不仅《化度寺碑》在端严之中，有温煦流脉，《九成宫》则更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于浑朴之内。《虞恭公碑》、《皇甫君碑》、均不让于北碑翘楚《张猛龙》、《张黑女》。欧阳询书法的多样面目，则更难为北碑诸家所敢望，其《房彦谦碑》，倘非有明确记载为欧阳询所书，甚至会被人认为乃隋或北朝人所作，即使以为其有《爨宝子》风范亦可仿佛。但明显的事实是《二爨》皆为阮元任云贵总督时仿碑方知名于世，欧阳询绝不可能见到斯碑。这也从侧面说明书法学习和传续中的一个现象，即某些形迹之相似，并不能说明其传承关系。苏东坡的字体普遍呈扁平之势，但无论东坡自述，或论家评鉴，均无人言及东坡书法对北碑之传习。再说欧阳询书法，除却人们熟悉之楷书，他还有《仲尼梦奠帖》、《张翰帖》、《卜商帖》，既有其刚健峻整的一贯风格，亦可见洒脱流丽的南朝风华。这样多种美学形态的融汇一身，正是刘熙载在论述王羲之书法时所崇尚的“韵高千古，力屈万夫”。现代书家高二适先生在兰亭论辩中坚持《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的观点为书界熟悉，他多年研究隶草衍变之功尚未为人知。隶书衍变而为章草，为楷书，在东晋南朝的轨迹十分清晰，而欧阳询在此中的传承作用尤为鲜明。高先生在鉴别《兰亭序》多种摩拓本后，于定武本批注曰：“此帖字带隶法，的是欧摹，信本字本从右军出，故仿佛昭陵真迹也。”（9）唐初以摩拓《兰亭序》为标志的书法作为，是中国书法文化经历多年破坏跌宕之后的一次具有历史传承作用的建设。欧阳询以其毕生致力于书法艺术的深湛功力及经历三个朝代的丰富阅见，在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二王”风格的深入研寻及全面继承，在南北文化的历史澹定中，成为兼容并蓄的典型。

注释：

（１）、（２）、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一版第809页、809页。
（3）、（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北京市中国书店《艺林名著丛刊》1983年第65页。
（5）、祝嘉《书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第一版第271页。
（6）、（7）、（8）、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北京大地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一版第451页
（9）、《高二适手批经典书法碑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