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奇珍——特展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书法全集》五位主编出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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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中国嘉德主办的“唐宋奇珍——特展暨研讨会”在京举行。活动邀请了数十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此次春拍的三件重要作品，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唐宋奇珍——特展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刘正成、曹宝麟（书面）、任平、方爱龙、张永强出席研讨会

2016年春拍，嘉德有幸征得多件书画重品，不乏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唐宋奇珍。2016年5月5日，中国嘉德主办的“唐宋奇珍——特展暨研讨会”在京举行。活动邀请了数十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此次春拍的三件重要作品——佚名《唐贤写经遗墨并近代诸家诗画》、“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局事帖》及明初书家宋克《临〈急就章〉并诸家题跋》，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中国书法全集》分卷主编曹宝麟（书面）、任平、方爱龙、张永强出席研讨会。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先生，佛经版本研究专家、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李际宁先生，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赵前先生，《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先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巩研究》作者李俊标先生等书法界、文学界、历史界著名学者汇聚一堂，讨论嘉德此次春拍的三件重品。另有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先生，《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主编曹宝麟先生，做书面发言。

研讨会开始之前，主办方邀请与会嘉宾近距离欣赏宝物。唐宋奇珍汇聚一堂，到场专家学者兴致勃勃，仔细研读几件作品。

中国嘉德董事总裁兼CEO胡妍妍女士致欢迎辞，她说：嘉德每年八场拍卖，嘉德人都是马不停蹄地工作，一件件征集作品，一张张拍摄图片，一点点撰写词条……时间紧，节奏快，23年来，公司组织这样规格的研讨会并不多。而另一个举办研讨会的条件是要有重器。这次春拍，我们与曾巩《局事帖》、宋克《临〈急就章〉》和《唐贤写经册》不期而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机，我们希望整合更广泛的学术资源，跨界研究，以多元视角，更深入地解读。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文学界、史学界、古籍版本界、书法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讨这三件重要的国宝级的文物，“希望能够留下更多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的文化传承多做一点贡献”。

随之，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中国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女士向与会嘉宾介绍了这三件“唐宋奇珍”与嘉德的传奇因缘。宋克《临〈急就章〉》和《唐贤写经册》都出现在1997年嘉德古籍善本专场里，“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传奇，大家惦记了二十年”。2016年，嘉德提出的征集口号叫“回嘉”，在今年春拍，嘉德也非常荣幸这两件作品再次“回嘉”。

曾巩的《局事帖》首次出现在市场是1996年纽约的“张氏涵卢宋元翰牍”专场拍卖，当时成交价折合人民币450万，是专场成交价最高的一件，引起轰动。2009年秋再次上拍，以1.08亿元成交。郭彤说：“我们有幸能够迎来这三件拍品，也是我们作为拍卖从业人员极大的荣幸。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地请教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希望能够走近、贴近这些千年遗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这三件作品。”

嘉德古书画部总经理栾静莉女士就这三件作品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曾巩的《局事帖》著录累累，曾经著录和出版于《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墨缘汇观》、《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等。宋克《临〈急就章〉》汇集诸家题签题跋，包括有郑孝胥、陈宝琛、罗复堪、林志钧、姚华、余绍宋、梁启超、罗振玉、周肇祥等，卓君庸曾于1928年和1934年两次为此作出版珂罗版单行本，足见藏家对其重视程度。

在座嘉宾听完作品进一步介绍之后，根据各自研究所长，发表对于这三件作品的研究成果与个人观点，范景中先生谈到几件作品纸张、版本的问题；刘正成先生从书法、书风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任平先生以富有启发性的书法和社会学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虞云国先生从五个角度论证，《局事帖》为真迹，提出了他的洞见；李俊标先生博士论文就是曾巩研究，他提出对《局事帖》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看法。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切入，观点交锋、讨论激烈、引人入胜，既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观点，又提出新的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可此次春拍汇集的这三件国家级文物，高度评价作品的艺术、文献和历史价值，大家认为，几件作品留存至今实属不易，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料。

研讨会后，拓晓堂先生讲述了他经手作品的经历和对这几件作品的个人观点，他表示“《唐贤写经》没有太多的学术争议，只是怎么定位它的价值”。敦煌未开之前，中国学术界一直在苦苦寻找唐代的作品到底什么样？“在清末敦煌未开之前，能得一段宋人或者唐人的东西，必定奉为至宝，因此才会有诸家把这件东西看得如此之重。”而宋克《临〈急就章〉》被中国书法五人小组鉴定为真，且全票通过，包括刘九庵先生、徐邦达先生、傅熹年先生，都无异议。“当时征集到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就有底气直接从1万标到20万的高价，那个时候20万是两本宋版书的价格是很贵的，所以我还是有底气的。这是宋克的关系。”。


最后，尹光华先生对此次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拍卖行业真的需要各个领域专家参与，拍卖行业涉及到鉴定，很多人把鉴定说成是“看画”，就简单化、粗糙化了。“能有学者们参与，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和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种研讨会要多开，让我们知道更多一点，我们的鉴定才有更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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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发言纪要





范景中（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以前因为拓先生带着我看过两件作品（曾巩《局事帖》和《唐贤写经册》），今天又看了一件宋克《临〈急就章〉》，确实像胡总说的，都是国宝级的。先谈宋克，这件东西非常开门，我们可以想想章草书写的这段历史，如果不是宋克谁还能写出这样的章草？

宋克的作品题跋累累，卓君庸收藏又写题跋，卓君庸出版过一套丛书，包括《章草考》、《卓君庸章草墨本》、《玉烟堂帖本急就章偏旁表》，他极力提倡章草，以前只是见书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看到宋克《临〈急就章〉》才知道，因为他手里有宋克原件《临〈急就章〉》。作品的纸张很有意思，因为纸张有暗纹，是轧花笺，轧花在清代比较多，宋代的情况比较复杂。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可能将我们对于轧花笺的认识历史又向前推了一步。《急就章》这件作品非常开门。其后有梁启超的跋，卓君庸和林徽因家有亲戚关系，可见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很有意思。

第二件《唐贤写经册》：各种纸张的一个聚会。有一个纸张是我在这儿谈一点看法。前几开我感觉不像唐人写经，不是要降低此经的价值，而是提高，当然不能提高到唐以前，我觉得这是《金粟山大藏经》这几开，存世很少，多数在国图或者是上博，他的写经有很强烈的特点，字体比较厚重。另外用红格，前边这几开，大概有五开是这种样式。如果我们从纸张写经角度讲，虽然降到北宋，但是从珍贵上讲，因为敦煌写经太多了，《金粟山大藏经》存世太少，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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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际宁（佛经版本研究专家、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

《唐贤写经遗墨并近代诸家诗画》前五页写经涉及到《佛说宝如来》、《十诵律》和《入阿毗达磨论》三部经，给我们**了一个很丰富的东西。我非常同意范老师所说的，前面的确是类似于“金粟山藏经”，我比较保守因为“金粟山”有印什么的我们能看得出来，北宋中南地区有好几个寺院同时写经，字体也相似，纸张也相似，我们大体上觉得这个字体更接近金粟山，这个纸笺后边有一个印感觉像是椭圆的，我也倾向于金粟山可能性最大，如果一定要说是金粟山就得看是不是有更明确的证据，肯定地说我同意是北宋人的写经。

后面七页写经部分的内容是《般若波罗密经》，这是唐人写经没有问题。因为纸张、字体和我们见到的敦煌出土的东西，以及传世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件东西比较好，保留的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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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前（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

今天的三件国宝，比较早的时候看过两件，看的最多就是唐宋人写经，应该是在1998年，第一次在拓先生那儿看到的，当时看到非常震惊。一般只知道唐人写经在敦煌文献里可以见到。

说一下《局事帖》的用纸，因为曾巩的书法我们现在仅见一件，我也对这个纸张感兴趣，一看是《三国志》的背书，因为宋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书页的中缝上有刻工的名字出现，这个里头有一个刻工“王宗”，这个人我们查过，他们在南宋初的时候刻过《三国志》，这个里头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从版本、行款来讲可以确定是南宋初的刻本。

我现在要说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古人不会把书拆了，尤其文人不会把书拆了在上面写信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古人尤其是文人对这个书是非常敬重的，不会出现，我觉得应该澄清这个事情。

方广锠（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书面发言）：

我认为《唐贤写经遗墨》的价值在三个方面：第一，题跋中提到用了“澄心堂纸”等宋代纸张。这些纸张，以前只知其名，未见实物。《唐贤写经遗墨》中出现了实物。当然，《唐贤写经遗墨》中所谓的实物是否真的就是那些宋纸，依然需要考察。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了可供考察的标本。

第二，以《唐贤写经遗墨》为契机，清末、民国一批著名文人或题跋、或作画、或写经，形成一个具像的文化现象。所以，《唐贤写经遗墨》既是研究这些文人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那个时代风气的重要资料。

第三，随着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书籍——由写本时期进入刻本时期，于是出现我前此信中提到的，这个写经的传统基本上断绝（不是不再写经，而是写经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此，中国文人对写本不甚了了，故而在写本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這也是敦煌遗书面世后，日本学者能够在敦煌学抢占先机的原因之一。《唐贤写经遗墨》可以成为我们研究這一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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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局事帖》是在《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正在编纂的时候收进去的，因为只有曾巩没有真迹出现，我们非常重视，请曹宝麟先生考释编进去。《中国书法全集》将曾巩这件《局事帖》收录《北宋名家卷》没有错误，《局事帖》就是北宋比较珍贵的墨迹，在书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书法判断他写字的水平在宋人里边肯定在王安石之上，接近于和欧阳修的水平。我觉得书出来以后社会讨论使我们的认识有了升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我们著作的一个机会。

《唐贤写经遗墨》，这十多年我比较注意敦煌写经，前面五页写经的发现是在敦煌藏经洞发掘以前的，这个时候学术界对写经非常关注。斯坦因、伯希和他们发现唐写经以前，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一出来就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如果今天写二十世纪初学术史的时候，这个写经册的意义在学术界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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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强（《中国书法全集·隋唐五代碑刻卷》主编、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主任、编审）：

《唐贤写经遗墨》前边五页的经文李际宁老师和方广锠先生都定名很准确。经我的观察是北宋写本，可能是北宋初期在浙江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的写本。后七页唐人写经《般若波罗蜜经》是相对完整的，唐早期写本问题不大。

宋克《临<急就章>》用纸是彩笺的纸，首都博物馆前几年买了宋克写的《书谱》，那个比较一下有点儿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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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研究室主任）：

这三件作品本身的历史文化地位非常高，作品本身不能完全用书法艺术价值去评价，更多的是学术研究价值。实际上这三件东西可以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书写状态：一个是普通人的书法（《唐贤写经册》）；宋克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艺术家、书法家；而曾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典型的文人的书写状态。三件作品恰恰代表了古代三种比较典型的书写状态，对我们研究书法史，研究古代书法书写状态，是一个非常值得比照的三件典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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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爱龙（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全集·南宋卷》主编）：

关于宋克《急就章》，我的判断，从艺术角度来说我比较同意刘老师的判断这肯定是传世的宋克的临《急就章》里边可能是早期的。诸家题跋的意义，很巧的是这个里边把当时近现代最长于章草的这些名家收入其中，而且是这些人自己就在艺术史的研究上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唐贤写经遗墨》更多的是看待一个文人或者是某一个书法家群体对佛教写经这类型作品的重视。从这一册《唐贤写经遗墨》上的近现代名家累累题跋中，在书画收藏这样热的时候，后来的收藏者以及他的朋友们在重要的藏品上面又能给他增加多少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色和意义的题跋？在座的各位老师在一些重要作品上也有题跋，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收藏家可以往后面传递的一些信息。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件藏品经过我们这个时代重要藏家手的时候。目前很少看到有新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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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主编，书面发言）：

本帖的书法体格颇近欧阳修。曾之于欧，是名实相副的及门弟子，正如其《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所云：“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而投书目的无非“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罢了。所以曾巩在欧公知贡举时及第，他与其他同年对座师欧阳修执弟子礼这种名义上的门生，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帖尾的“曾巩再拜”朱印，形制确非元代以后的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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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我简单补充几点关于曾巩的《局事帖》：一是宋代是文官制，科举制，普通人的书法水平相当高。南方曾氏家族从曾巩这一代开始，他们的书法渊源就没有断过，曾巩和曾布、曾肇均有大量的材料。二是，和其他曾氏家族的书法作品有传世相比，唯独曾巩的书迹特别珍贵；三是，我对《局事帖》提出一些看法，关于“无党”、“乡贤”和“奉议”的看法。“徐无党”的可能性没有，宋人不是直接称名，是称字，现在“徐无党”的材料也不知道他的字到底是什么样，即便欧阳修是徐无党的老师，他没有写他的名字，是“徐生”，不是直接称其名的。我现在查下来的材料很可能是晏无党，他或许是仁宗时的宰相晏殊的后人，晏殊树大根深，请他的后人帮忙斡旋也是有可能的，会议结束以后我再想通过有关东西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帖的年代，帖的年代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官职角度来看是奉议，这一点我们搞宋史的人都很清楚，从太宗后期到元丰三年之间是不可能出现奉议官职的，因此我们考证这个帖成帖年代的关键问题，这一点尹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个帖只可能是写于元丰三年九月十六日官制颁布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