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连贻先生逝世，刘正成先生代表国际书法家协会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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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连贻先生逝世
刘正成先生代表国际书法家协会致唁电

3月16日，惊悉山东滨州书法家郭连贻先生逝世，享年86岁。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以国际书法家协会及其本人的名义，向郭连贻先生的亲属和学生致唁电，向郭连贻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在唁电中提到，郭公连贻先生是当代代表性书法家，他的书法既延读了传统，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创造。几十年来，他埋名于乡野，在数十年极端困顿的生活环境中，却孜孜以求艺术的传播与创造，是一个真正的继绝世、有风骨、具实力、接地气的书法家。郭公的一生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家的珍贵典范，是我们当代书法家学习的榜样！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损失了一位尊长，也是山东省书法界损失了一位师长，同时是中国和国际书法界损失了一位艺术家的表率！我希望同仁们认真整理和研究郭公的遗产，继承郭公的艺术精神，做一个脚踏实地心无旁骛的为繁衍光大传统文脉的后继者！

中国书法在线将历年来所发表的郭连怡先生的相关主题整理，以此表达对郭公的深切怀念！

（1930-2016）



唁  电

郭连贻先生亲属、学生：

惊悉郭公连贻先生仙逝，不胜悲痛之至！请允许我代表国际书法家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郭公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郭公连贻先生是当代代表性书法家，他的书法既延读了传统，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创造。几十年来，他埋名于乡野，在数十年极端困顿的生活环境中，却孜孜以求艺术的传播与创造，是一个真正的继绝世、有风骨、具实力、接地气的书法家。郭公的一生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家的珍贵典范，是我们当代书法家学习的榜样！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损失了一位尊长，也是山东省书法界损失了一位师长，同时是中国和国际书法界损失了一位艺术家的表率！我希望同仁们认真整理和研究郭公的遗产，继承郭公的艺术精神，做一个脚踏实地心无旁骛的为繁衍光大传统文脉的后继者！

请郭公亲属、学生们节哀！

郭公连贻先生永垂不朽！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  刘正成哀挽
二0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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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连贻

汉族，山东省邹平县人，生于一九三O年。幼家寒，十岁失怙，从塾师读《孟子》未竟而辍学。十八岁谋食江南，曾从吴晋民先生读《左氏春秋》，从衡阳王大管先生学词章之学。生计多艰时有转徙，然余生性好学，于诗文赤尝久离也。十九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念九岁归田，十年一梦，酸苦备尝，回首往事颇有难言者也。其后生涯，则游移于稼穑笔墨之间，曾作铡草农工，河上车夫，农中教师。后有幸被派为园林看管，现别有天地矣。居处层峦叠障，林木茂郁，草棚瓜架，流水绕户，夜对青灯，但闻蛩吟，读书写字，时光不迫，虽曰清寒，自谓得其所矣。一九八三年被聘编纂《邹平县志》，曾先后撰写《邹平历代诗选注》、《邹平诗苑溯古》、《范促淹流寓考》、《段成式乡贯应从邹平说》、《义和拳在邹平起事本末》、《朴学大师成瓘》。

幼习书法，未获师教，以家贫不能延师故也。初习赵孟頫《妙严寺记》，后改学颜书，临习过唐李邕《麓山寺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后受康南海影响，喜爱北碑，曾临习过《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之间，省《书法艺术报》、河南省《书法导报》均有专题介绍。一九九七年省台在“今日滨州”、“消闲时光”栏目作专题采访播放。一九九九年《中国书法》第七期有专题介绍。现为省文史馆员，滨州市政协委员，滨州市书协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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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至逢盛世，黄花晚更香

——郭连贻先生近作读后(代序)

刘正成

在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济青高速中段所穿插而过的地方，即山东淄博与滨州之间，其路南有淄川蒲松龄，其路北有邹平郭连贻，前后悬隔三百年，皆可称之为隐逸。三百年前之隐逸蒲松龄有诗自况云：

聊斋野叟近城居，归日东篱自把锄。
枯蠹只应书卷老，空囊不合斗升余。
青鞵白蛤双蓬鬓，春树秋花一草庐。
衰朽登临仍不废，山南山北更骑驴。

蒲松龄生于一六四零年，三百年后之隐逸郭连贻则以条幅将此诗书之，堪称为惺惺相惜乎！且看郭连贻先生自书小传云：

余生于一九三零年，邹平县楼碑村人，斋号“漏月轩”。漏月轩者，屋顶洞开有月光筛下之谓也。幼家寒，十岁失怙，从塾师读《孟子》，未竟而辍学；十八岁谋食江南，余暇从金陵大学吴先生读《左氏春秋》，从衡阳王大管先生学宋词，生计多艰，时有转徙，然余生性好学，于诗文未尝久离也；十九岁从戎，廿九岁归田，十年一梦，酸苦备尝，回首往事，颇有难言者也！其后生涯，则游移于稼穑笔墨之间。曾作锄草农工，河上车夫，农中教师，后有幸派为果园看管，则别有天地矣！居处峰峦叠嶂，林木茂郁，草棚瓜架，流水绕户，夜对青灯，但闻蛩呤，读书写字，时光不迫，虽曰清贫，自谓得其所矣！

时光似乎在这里凝固了，前后隐逸们的乡村生活惊人的相似！记得当年庄子不愿应聘去楚国为相，而乐于做漆园吏，这看管漆园即与“果园看管”郭连贻的工作性质极为相似，以耕读为乐事乃是中国文人的千年宿命也。当然，这里似乎有一个自由的问题。庄子是自由的，他甘于过隐逸的生活，蒲、郭二公并非自甘于隐逸的生活。蒲松龄虽有滿腹才华，但一生四次应举人考试皆落榜，自号柳泉居士而终老于淄川。郭连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军队复员回乡，自然是农村户口，从那时直到八十年代以前，农村人口是不可能移居城市的，甚至也没有进城当农民工一说的机会。郭公是不是想到城市谋生不得而知，而蒲公是想进城当官而不得也！严格说来，蒲、郭二公未显达于世，是不能称“隐”的，或者说主观、主动之“隐”。而我究竟称其“隐”，是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是被动地“隐”于乡里的传统文人。

孔子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自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极少数应试步入仕途的幸运者除外)就是这样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地继承和延续着中国的文脉！“枯蠹只应书卷老，空囊不合斗升余。”蒲松龄所谓的“书卷”，和郭连贻读的《孟子》、《左氏春秋》是完全一致的，它塑造或者说复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脉的传薪者。当然，蒲公比郭公还有不同，蒲公将所著之《聊斋志异》送呈在京城做官的乡贤王渔洋，文坛泰斗王渔洋大加赞赏，还为之做诗而宣扬之，《聊斋志异》当即印行传播于南北，对于暮年的蒲公来说也足可以称“当世而荣”也！然而郭公虽有蒲公之心之行，却并未有蒲公之幸，郭公虽有满腹诗书才华，却仍隐于乡里，名未达于海内，何哉？我在这是也没有将郭公与蒲公攀比的意思，我只想比较这两位乡贤的生存状态从而认知于他的书法世界而已。

郭连贻先生一九八五年所作《五十述怀》诗云：

翰墨少年悦，壮岁百事忙。
育小已劬劳，况为谋稻梁。
老至逢盛世，黄花晚更香。
遣兴学涂鸦，非为争一芳。

这应该是郭公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间的生话状态，而此前之五十年则“颇有难言者也”！在这个时代，又是蒲公没有赶上的好时代，只要能写字也就能出名。郭连贻先生在山东地区性书法展览中脱颖而出，其后在世纪之交时又登上了《中国书法》杂志的专题页面而名播海内。然而，其名并末大显于世，因为他没有在全国或省一级官办书协里担任主席、理事等职。郭公“遣兴学涂鸦，非为争一芳”，未曾抛头露面奔走巴结于官场，而埋头治学于乡里，曾被人举荐参与编纂《邹平县志》，先后撰写《邹平诗苑溯古》、《范仲淹流寓考》、《段成式乡贯应从邹平说》、《义和拳在邹平起事始末》、《朴学大师成瓘》等文，被人称为“布衣学者”。魏明伦先生曾说当代书法“有墨无文”，他认书法家应该先“文”而后“墨”。郭公戮力于“文”，再继之以“墨”，与魏明伦先生所议合，但却于当代书法之“成材”之路大相径庭。不久前，我参加在河北美术学院召开的“全国高校书法专业教材和学科建没研讨会”，会上有一教授举了一例足以令人惊觉：近年中国书协举办全国大展之一获奖作者所作酷似孙过庭《书谱》，人问之有多少年的功夫？他答曰；“在中国协培训班里练了四个月！”试想，郭公积五十年之功，尚称自己在“学凃鸦”，孰是孰非耶？农家小户养鸡春天孵卵，腊月养成而杀显瘦，至少一年光景，而现代养鸡场从孵卵到杀鸡上柜只要四十五天而显肥，但两种鸡口味如何大家知道，这样也就好理解郭公仍未大显于世的原因了！

郭公年届八十，他的书法之路与他的人生之路一样是漫长而艰辛的，自然不同于当下“培训＋参展”的“成家”快捷方式。据悉，郭公幼习书法，初学赵孟頫、颜真卿诸帖，后学李邕《麓山寺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米芾墨迹，至中年乃研习北碑《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纵观这批新作，各种书体、各种幅式皆有可观。我偏爱其楷、行二体，尤喜其诗札与书札，字里行间郁郁之书卷气，如空谷之兰香，如秋月之疏影，凛然如对得道高士，不蔓不妖而自得风流。《连贻日课：邹平历代诗选钞》不仅有对乡土文学的文献整理研究之功，其书法格调乃碑骨而帖韵，在米芾和鲁公之间，点画方圆兼备，风骨嶙峋，精到而自然，尤堪称精品。近些年来，书协官员大呼“回归二王”，除东施效颦之假牛布衣外，何曾见到二王气息风韵？偶有之，郭公此诗札中可觅见也！函札书中精品多多，其《自书诗稿》中锋圆劲，老笔纷披；《致刘大钧札》则风神栩栩，倜傥不拘。本集中有郭公所临之颜鲁公《祭侄稿》，又有《邹平县志-马骕传》稿草，两相对照，足见其对鲁公稿草笔墨风韵之神肖！所述在在均与当代之“誉文公”书法格格不入，不期然而入二王、颜、苏之殿堂！

郭公之行草在大幅作品中仍变化多端而游仞有余，如《沈山人暮秋诗行草轴》与《为予一芳五言行草轴》皆中锋用笔，元气淋漓，行气雄健，章法疏朗。从《临宋王升杜门帖轴》可以看出，他巧妙地将宋人小字翰札变为大字，并将长短句章法转换成中堂，视觉空间妙趣横生而不落俗套。《黄宾虹论画诗行书中堂》则笔实墨沉，从容厚重，有正气堂堂之风骨。还有《乐府行书手卷》，字法在黄、米之间，点画厚重，姿态横生，神采奕奕，令人赞叹。

郭公大字行楷是其风格的代表性书体，他将云峰山《郑文公碑》的圆笔恭楷化成较为轻松的行楷而独具一格，没有一般晚清以来写魏碑者的刀斧气。如《文心雕龙杂文楷书四条屏》、《文天祥正气歌楷书四条屏》堪称巨制，通篇用郑文公笔意，中锋圆劲，结体放逸，意在楷行之间，足称神完气足。

值得提到的还有将行楷放大之楹联，以楷为体，以行为笔，长画放逸，瘦硬通神。如《赠立波联》、《若椀瓶花联》、《相如康成联》皆如朿身老儒，而神态蔼然可亲。《倪迂米老联》则楷意少，而行意多，更见姿态变化，妙趣横生。倘有机会亲临现场拜观原作，见高人而论高书，必令我节击再叹之！且代为序，并为郭公寿！

2014年7月19日匆匆完稿于泥龟梦蝶堂

刘正成：老至逢盛世，黄花晚更香——郭连贻先生近作读后(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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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连贻现象”看中国书协的“推出大家”

看到书法网“墨隐于野——郭连贻”这个专题，颇有些震撼，绝对要相信“野有高人”这句话。郭连贻先生书法有功夫而不随俗，毫无燥气，一派淳真，质朴天然，于当代浮华火燥的书坛颇显出清新怡人之淳风，令人陶然。

细读先生简历：“现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怎么像先生这样的高手才是省级书协会员呢？以笔者的眼光，先生之书比起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书协会员真不知强多少倍了。也许先生并不精于组织的“上进”，但我又突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生隐于乡野，也许并没有什么错，但作为类似先生这样的书法资源的发掘和保护，组织上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呢？这也使我想起了中国书协张海主席关于“推出大家”的宏伟构想，既然有了这个构想，它的实际行动在哪里？也正如张海先生讲的“无所作为的被动等待，永远等不来“大家”！”，但联系书协到现在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书协“推出大家”的动机，以中国书协这样的官方背景、财力、人力、资源如果是有步骤的具体行动和作为，又怎么发现不了大家，推不出大家呢？

作为传统艺术的书法需要相当的积累，那么作为个体的书法家，他的成长、成就可能是一生的奋斗和累积，传统的艺术也都具有晚成的特点，也就是说书法上通常意义的大家也相对集中在老年书家范围里，而作为发现、发掘必须注意这个特点，“老年”是最为不利的阻碍发掘的因素。因此，发现、发觉要趁早。但我们关注中国书协的展览和作为，几乎在这方面，毫无紧迫感，也就毫无建树和实际行动。看到一个个大家悄然故去，真是哀其不幸、叹世之无为，而恨“世人无具眼久矣，”这是开明时代的作为吗？高二适先生晚年的愿望是“吾只争传世之事……”，他那是什么时代？是文革啊，难道现在我们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吗？

现在是媒体时代了，资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发达，堂堂中国书协怎么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

尚健在的如山东郭连贻、魏启后、江南沙曼翁、瓦翁等，中国书协又为他们做过什么呢？所谓推出大家，无外乎发现和宣传推荐，中国书协为他们办过一次展览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中国书协既然搞“推出大家”，有具体的方案吗？有具体的发现、发掘机制吗？如果没有，怎么做？不做，又如何推？不推，有怎么能出大家呢？

即便是过往的大家，中国书协也几乎没有做好整理、发掘的工作，就比如高二适先生，到现在，中国书协尚没有为其做过任何一次全面的展览和发表过任何官方评价，先生的大量著述尚不得以公开出版，过往的大家不推，在世的高手仍放任乡野，没有把推大家当作一项工程来做的长远眼光，却成了官僚上台的口号宣言。试问，书协的作为在哪里？良心安在？

画界的尤无曲在数月前刚刚故去，那么，对于尤无曲的研究也就终止了一切的第一手动态资料，也只能变成真的“研究”了！不过还好，尤无曲总算在晚年的最后几个月“著名”了！电视台给录了像了，报纸杂志给报道了，专家给评价了……

“大家”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在电视上看到尤无曲提壶浇花的生活场景，好象晚年生活的很惬意悠闲，但这是大家的生活状态吗？听说山东魏启后老先生家里有个小窗户，每天应索之人从那里交钱，先生每天都如此劳作，这难道是大家的生存状态？对比于启功、沈鹏、欧阳中石那种“中心式“的生活状态，他们是不是都被边缘化了，沦为地方宿老，活动也仅限于地方，经济上也许不再窘迫，但应该有的社会关注和声誉及有效的艺术传播，却每况愈下了，那么便有如蒋维菘先生那样的逻辑，等逝世的时候再被提及，媒体报纸发个仆告，人们才又一次想起他，然后又为时间冲澹，重归于沉寂。我们注意到张海主席在接受访谈时说：“推出几个人后，还要采取措施，让他们继续往前走。”但如果连具体的做法都没有的话，又哪里来的“还要采取措施，让他们继续往前走呢？”，再有人都不在了，还往哪走呢？

仔细想一想，书协推出大家的动机好象是存在一定的预设逻辑，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在中国书协体制之下，提出“推出大家”？张海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的中国书协已经是第五届。前几任主席都是“一代大家”，…… 我跟老一代书家相差很远。”这话什么意思？既然是中国书协搞推大家，相比于隐于山野的郭连贻，中国书协主席是何等的条件？大家在山野？我上哪找去？堂堂中国书协主席不是大家，还有谁会是大家？连书协主席都发现不了，其他人还怎么发现呢？前几任主席都是大家，现任不是大家，那怎么合逻辑呢？所以推大家必定请自主席始！，而主席是大家了！其他人是不是大家又有什么重要呢？所以，也许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只有等待张海主席慢慢将自己推成大家。才能谈到其他的可能。而可能目前也只有张海主席符合书协推大家这个“大家”的标准或构成条件，财力、人际关系、地位、影响……，郭连贻有什么？我凭什么要推他呢？中国书协的经费、拉来的赞助搞搞国展之类的，那是什么待遇，我们都是领导、评委，举足轻重，到哪都是爷！替那些乡下老头搞宣传做展览，要我们都像孙子一样，捧着那些老家伙，犯的着吗？又有什么好处呢？为前任主席或领导搞宣传展览那是应该的，这是传统！继往才能开来吗？否则，等自己下了，谁还记得你呢？……

明白了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产生“郭连贻现象”，即泱泱大中华仍有许多隐于野的磊落大布衣在这个开放的资讯时代仍然终日研田乡间，不知京城里书协正酝酿要推“大家”呢？而另一方面，京城里书协主席的办公桌上文件袋里是有一个推出大家的计划，而在主席的心里仍然停留在“我想推出全国的书法‘大家’”的阶段，至于“大家”是谁，除了主席自己，没人知道？

相比之下，我们放眼网络，书法网近期推出的“【“墨”然回首】——二十世纪书法家备案研究专题”及一痴不远千里赴山东的拍摄制作的“郭连贻”专题，以及更早的丁剑的呼吁文章《大布之衣太古风——一个重要的建议：发掘大布衣计划》都彰现了网络从关怀到具体行动的作为，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网络的便利和自由，使它没有体制的限制，可以相对“轻松”地把视野伸向民间，伸向那些乡里大布衣，同时又能聚集艺术评判的“眼睛”检验发现的成果，更在于网络传播的便利和廉价，书法网此次试水郭连贻就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当官方的体制形成桎梏而浮于表面、没有实际作为，当纸媒也随着这样的体制而形成较强的体制依附性，也就只有网络了，只有网络充当了真正的“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媒介和推手作用。对比之下，我们将越来越确信这样的认识，因为当你质疑并发问：书协，你的作为在哪？，它基本上是没有回声的。

然而目前网络的这一步才刚刚开始，网络也只是一个过程，也必须实现从网络到现实的转换，这一步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关键是它做了。

至于书协的“推出大家”，除了“锦上添花”的浪费公共资源和想方设法地自“吹”大家，无他！

粪土得势万户侯！？


由“郭连贻现象”看中国书协的“推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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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蔓缠松抱霜雪
——郭连贻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

于明诠

刚刚过去的二一十世纪最后二一十年，是书法艺术全面复兴的二十年，各种展赛此起彼伏，书法热潮遍及朝野，这实在是这一代书家的大幸。想想当年黄秋原、陈子庄终生寂寞不为人知真是太可惜了。应该说，这种情况是不该再出现的了。然而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绝对的。僻居乡野不求闻达的“世外高人”在今天也未必没有。一般的说，他们一生坎坷，现已进入暮年，纵然满腹经纶，但身处乡野也无缘“卖子官家”，操觚弄翰也是自娱娱人抑或出于某种实用。更由于他们参透了人生，看淡了名利，无心参与各种展览和大赛，在当今书法大潮中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我的浅见，对这些位不显赫、名不昭彰又确实具有高水平的老作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重要性更甚于发现一批书坛新秀。本文介绍的郭连贻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应该被湮没的老书家。我同郭连贻先生相识于一九九五年夏天。当时，我应滨州书协之邀，前往交流学书体会。会后，朋友相陪参观邹平县丁公村遗址。那远古时代的精美陶艺使人叹为观止。随后即去县城附近的小黄山拜谒梁漱溟先生之墓。梁先生一生清刚不阿，体恤民情，有许多妇孺皆知的佳话故事至今流传。小黄山并不高大，严格来说不过是一座丘岭而已。但山上树木蓊郁，溪流潺潺，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据说，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随母改嫁至此，曾在此山苦读诗书，至今山上还留有范仲淹少年读书处，此处真可谓人杰地灵。梁先生的墓就坐落在此山半腰的斜坡上，清幽静谧，日夜沫浴着乡野的清风。从山上下来时已近中午，根据事前安排，我们一起来到了位于县城附近的碑楼村，去拜访当地书界宿老——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书家郭连贻先生。

      初见郭先生，便觉得此老颇有些仙风道骨之气。郭先生虽然年近七旬，却鹤发童颜，身体消瘦而精神矍铄。郭先生的农家小院清幽洁净，门楼上挂一横匾：上书“漏月轩”三个大字。进得客厅，迎门有一幅对联：“更历世事只嫌少，有用诗书不在多”，乃当代大学者姜亮夫先生手笔。郭先生的客厅亦兼书房：书案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和先生所临碑帖的手迹墨稿。通过交谈，渐渐了解了先生的一些概况。先生生于一九三○年，邹平碑楼村人，幼年家庭贫寒，十岁失怙，从塾师读《孟子》未竟而辍学。十八岁谋食江南，业余从金陵大学吴晋民先生读《左氏春秋》，从衡阳王大管先生学词章。时事动乱，生计多艰，时有转徒。然而先生生性好学，于诗文未尝久离也。十九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廿九岁归田。十年一梦，酸苦备尝。先生有言，回首往事颇有“难言之痛”。所谓“难言之痛”者，后来始知先生的舅父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又与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有瓜葛之亲，郭连贻先生所遭厄运便由此引发。一九五八年被复员处理，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回到了四辈人歌哭生欢之地——“漏月轩”。从此一蹶不振。在屡次运动中，先生无不横遭磨难，这对于一位诚实善良、好学上进的青年来说，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其后生涯，则游移于稼穑笔墨之间。曾先后做铡草农工、河上车夫、农中教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世道昌明，拨乱反正，可他既不是“右派”，又不属“反革命”，无“帽”可摘，无“政策”可落实。一九八三年，《邹平县志》开纂，得友人推荐被聘为编修，其关注桑梓文史即从此始。先生曾先后撰写《邹平历代诗选注》《范仲俺流寓考》《段成式乡贯应从邹平说》《义和拳在邹平起事始末》《朴学大师成瓘》等，越八岁而事蒇，解聘后复归农田。然而他命运多舛，不幸之事接踵而只不至，先是爱女病亡，其三弟郭在贻先生又英年早逝。郭在贻，笔名朴庵，乃先生胞弟，青年时期曾游学济南、杭州，后成为姜亮夫先生的研究生，并长期兼任姜先生助手，国内著名学者，训诂学家，生前任杭州大学（现已并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训诂从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译》《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教授论文集》（季羡林先生主编）等。郭在贻先生亦锺情翰墨，文革期间，每日于读书写作之余临写《圣教序》以自慰，与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相遇从，自然多受教益。在那孤寂难耐的岁月，同胞兄弟各居天涯，只有靠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传递手足之情，激励着生存的勇气。奈何天不假年，郭在贻先生事业正值盛年之际，也恰恰在其五十岁生日那天，却突然病逝。噩耗传来，年逾花甲的郭连贻禁小住老泪纵横。抚今追昔，徒叹苍天之无情。他彻夜难眠，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洋洋千言的祭文，寄托对胞弟的哀思，也感叹自己命运的多舛。可以想象，在郭连贻先生的大半生中，蒙受冤屈的精神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哀伤，使他彷徨无奈，肝肠痛断。世事苍茫却又欲哭无泪，他只得终日寄情于古灯黄卷的苦读和线条点画的拼命挥写。因此说，郭先生的书法正是这种苦难人生的悲怆奏鸣。他少年习欧柳，后改习赵孟頫，三十岁钟情北碑，《郑文公》《张猛龙》《二爨》《张玄墓志》及种种造像刻石皆成为郭先生朝夕涵泳其间的寄托。斗转星移，寒来暑往，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独守着自己的一方砚田笔耕不辍。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在他笔下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古怪与苍拙、生涩舆狞厉。郁闷与悲苦，在纸墨的挥写中得到断断续续的平息与排解。渐渐地，他对康南海《广艺舟双楫》和谢无量先生的墨迹由心有灵犀而爱之弥笃，特别是谢无量的旷达超逸，浮华落尽的磊落与冲和，成为先生心中的至境，谢诗“酒酣拔地当作歌，意气真与山嵯峨”、“男儿未死中原在，极目斜阳只涕零”中蕴涵的郁勃之气、孤愤之情，由衷地感动了先生，使他在孤独与飘零的人生逆旅得遇知音与解人。我曾见郭先生整本整本地临摹谢无量先生诗稿墨迹，神形毕肖。近年来，郭先生又回归帖学，大量临写二王、颜真卿、苏轼、米芾、王铎的碑帖墨迹，用笔平实，点线劲健，腴润华滋，浑朴从容。其实，无论或碑或帖，只是理论家为方便研究而做出的厘定，两者并无根本的界限。近现代以来，——何绍基、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无不是以北碑壮其骨，以南帖润其色，以帖养碑，碑帖结合而臻化境的。郭连贻先生古稀之年欣逢盛世，虽僻居乡野倒也安居乐业。尝与友人信函云：“予家‘漏月轩’得以修葺，焕然新整，春耕秋播，舆乡老和熙相乐，所幸年过花甲十尚能健步，‘老自退闲非世弃，贫蒙强健是天怜’，三味斯语，诚足自慰耳。”如今的“漏月轩”翠竹摇曳，鸟语花香，更兼之窗明几净，或凭窗读书，或灯下弄翰，郭先生以其平静冲和的心态，挥写着他心中的大明境界。观先生近作，已由前期的奇崛恢复了平正，点缓苍润圆浑，字态舒展雍容，唯用笔或屋漏痕，或锥画沙，更为老辣苍茫，已渐入人书俱老之佳境。此所谓“老”者，正如项穆所言，“结构精严，体裁高古，岩岫耸峰，旌旗列阵”是也。

      这几年，我有幸被先生引为忘年之交，或书信往还，或到漏月轩拜访请教，对先生的书法艺术了解渐多。通观郭先生在书法创作中的追求，早年由帖入碑，而近年又以帖养碑，把毕生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北碑的研磨，而又不曾在学碑的过程中划地为牢，徒摹皮相，这正是先生的高明之处。具体地说，郭连贻先生写碑与时下写碑者相比有三个鲜明特点：其一  ，他对北碑书风的认识过程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当青年时期的满腔热情遭遇挫折后，报国无门的苦恼使他抛弃了儒雅风流的松雪体而移情北碑，起初写墓志造像，写康南海，追求生涩舆猛厉。姜亮夫先生看到他早期的作品批曰：“有北碑根底，惜火气太大。”然而看那时的作品，我们仿佛听到《茶馆》里常四爷的呐喊——“我爱咱们的国呵！”分明看到了康南海据理力争慷慨激昂。岁月的磨砺使他最终参透了人事的浮沉，笔下的圭角与火气渐渐敛起，而溢于楮墨之外的却是达观舆从容。正如康有为所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人生——艺术，艺术——人生，两者多麽和谐又多么同一！正所谓书如其人，人书俱老者也。其二，既无心邀宠又不甘随俗，这种书法态度使他最终形成了自己迥异流俗的艺术品格。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身处社会最低层的郭连贻，“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到妇孺皆可羞辱的地步。”（郭先生与笔者信中语）对于连生存都成了奢望的人，即使在农家堆里能识文断字，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又何敢有半点邀宠之心呢？有一次，当我同老人谈到聂甘弩“搜来残雪和泥捧，碰到湿柴用口吹”，“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那样的诗句时，我分明看到老人眼裹闪动的泪花和无奈的苦笑。老人说起当年造反派令他抄写“语录牌”，每每因写不“漂亮”而遭训斥，真是哭笑不得。及至今天，先生在一方之地有了书名，然索字者对先生的手笔仍是看不懂，就连一些“地方名家”谈到先生的字也总是摇头“不就是一个农民老头吗！”但蒋维菘、刘正成、孙伯翔、吴振立、张荣庆诸先生看过郭先生的作品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贬也罢，褒也罢，先生依然故我的写他自己的字。“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忽然贯通焉，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解缙《书学详说》）郭先生以他大半生的人生体验，早已参透了艺术的玄脉，胸中有丘壑，笔下自然有了几分特力独行的傲气。在郭先生（当然不仅仅指郭先生一人）作品面前，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流行书风”的肤浅么？其二，对当代民间书法的吸纳使郭先生的书法具有着特殊的“稚趣”和“憨态”。民间书法作为与正统的主流书法相对应的一种书法现象，自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的，且不说二王、颜柳及何绍基、于右任等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民间书法的影响滋润，即使今天被奉为经典的北碑也是民间书法的典型。然而，在当代书法家和理论家的心目中，似乎民间书法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一些歪歪扭扭、十分幼稚甚至笔画错误的春联、启事、店招、标语等等，其中一些十分生动有趣、憨态可掬，其无意于佳而佳的妙处连专业书法家都自叹弗如，这正是当代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书法。我曾想，如果广泛搜集这些民间书法精心编辑一本集子，若干年后，对於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历史，其参考价值当不亚于一本全国大展的作品集。对于这一想法，郭连贻先生非常赞赏。多年来，他有意识地把民间书手的一些写字特点吸收到自己的笔下。他认为民间书法正如书法艺术发展中一潭不可或缺的活水，可以洗濯馆阁的酸腐和雕琢的匠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书法中的精华就会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经典。老人的这一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自己学北碑就没有机械描摹其皮相，而是善于吸收经典之外的鲜活成分，并将其融会贯通。

      如今，在郭连贻先生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志于书法艺术追求的青年朋友。郭连贻先生以自己的深厚学养和品格启发着他们，影响着他们，使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如卞葆彤、王奎强、陈杰、赵雪松、于江、韩其超、张延龙、张立波等，多次参加全国或全省的书法展览。在世纪之交的全国第七届书展中，王奎强荣获了“全国奖”，于江的论文入选《论文集》，成为省内外青年书坛的翘楚。看到这批青年朋友不断进取，郭连贻先生十分欣慰，很为自己晚年结识他们而自豪。他从不在青年们面前摆“冬烘先生”的架子，而总是和蔼谦和地称他们为小友，并坚持说在青年人身上得到很多启发，学到很多东西。郭连贻先生仿佛就是一支燃烧的红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奉献着自己，也照亮了周围，照亮了别人。

      去年夏末，“滨州、德州、淄博三地市书法联展”在淄博展出，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莅会并在展厅认真观赏了先生的作品，当即给予很高的评价。席间，刘先生又与老人就艺术与人生的诸多体验和感悟详细交谈，对郭老先生的书品和人品多有褒奖。今天，享有书法界最高学术权威声誉的《中国书法》杂志又不拘一格对这位农民身份的老书家予以隆重推介，才能够使我们如此全面地了解到老人坎坷的经历和卓越的书法造诣。昔人有云：“朝有贤相野有高人”。若非当今盛世，又怎能有此书坛幸事，实在令人感喟再三。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想饶舌几句。确有水平如郭连贻老人这样，偏居社会一隅而名不出闾里者，或可不多，但肯定还有。让我们主动地去发现他们，关注他们，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被更多的书界朋友所认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起码会减少书法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遗憾。


（原载《中国书法》2000年第七期现代名家栏目）

郭连贻艺术跟踪〖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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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线

郭连贻自书诗一首

余投稿国展未得入选，因留此打油以志其事，并制闲印曰“尚无功名”。

收拾笔研走一程，
赴考七十老贡生。
自是好风凭借力，
何来姓字落榜中。

郭连贻自书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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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小院

瓶花联更香，在线能刊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