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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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
李廷华

此问题的历史回溯

关于书法家技艺与文化修养关系的讨论，伴随着当今书坛的发展，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歇过。而希望加强书法家乃至于整个书坛的文化修养的努力，也几乎从来没有停歇过。从当年《中国书法》杂志连续召开多次有当时诸多文化名流出席的座谈会，向书坛“灌输”文化，到如今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种竞赛都加入文化知识考核，很多书法家在坚持创作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且具有较全面文化修养的书法家日益受到书坛和社会的尊重，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国书坛不乏文化关怀。但是，文化问题又成为长久未得解决，甚至争议甚大，聚讼不休的问题，其因何在？这需要从中国书法的全部历史和当今形态诸方面考察追问。

在王羲之的时代，文化修养与书法造诣之权衡即出现。文人书法形成之初，工具性的书写无论怎样典丽辉煌，都不如凝聚修养、宣泄内心的自由书写更受到文人群体的宝重。王献之拒绝谢安推荐为宫廷建筑书匾额，若置于今天，乃不可思议之事。但那时的王献之将书写宫廷匾额视为不雅之事，乃工匠所为。而文人们之间寻常讯问，直抒胸臆的那些函札书简才是书法修养的真正表现。藉书法技艺表现修养、表现性情、表现文化，就是东晋书法乃至于全部文人书法的根本价值所在。应命作书之书匠与逍遥自放之文士，泾渭分明，各任其流，因个人文化魅力与书法技艺融合而形成的文人书法传统，则成为书法主流。“兰亭雅集”本身，先是作诗，同时用毛笔书写下来，写不出诗者当场罚酒，却不会有能诗而不会书写的尴尬。书法和文学原非等量齐观，本处下驷，只不过东晋时代的文人于书法更加偏重，风会之下，书法成为时代文化之典范。后世铨衡，“兰亭序”的文章虽然收入《古文观止》，那是悬隔千秋之后的重新认识，年代较近的《昭明文选》却不采纳；《兰亭序》和王羲之不仅因书法而成千秋楷模，更成为以后世代文人的精神慰藉和形象表征。

到了苏东坡的时代，文人书法已经发展至于烂熟，以用笔为核心的书法技艺积累，成为历代传承的丰厚遗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限制，书家之间的博弈已非王羲之与庾翼之间“野鹜”“家鸡”那样单纯；书法家的文化修养与书法技艺之间，也出现了衡量评价的矛盾，以至于苏东坡不得不屡屡为此解释：“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表达了“善书”之实践意义与“晓书”之理论意义的距离。“论书当观其全人”，则超越书法本体而以“人”的综合因素融汇论之，同时也为后世书艺不高而欲以它事加分者提供了说词借口。黄庭坚则更将书法与人格直接联系，其云：“胸中须有道义在”，“临大节而不夺”，这就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化修养而上升到人格精神层面评铨书法。从王羲之发轫的文人书法到苏黄，不论技艺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均达于极致。也因为唐、宋之际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理想的部分实现，影响至于文化繁荣，尽管朝廷与士大夫之间政争频繁，但对于文化艺术的欣赏评价却颇具共性。苏东坡虽然仕途颠顿，在文坛书坛却是公认领袖。其领袖地位之形成，并非皇帝任命，也未经集体选举，却有前代领袖欧阳修的揄扬和文坛、书坛基于其成就事实的舆论酝酿推动。可以说，在苏东坡的时代，固然有“贤”“不肖”之分判，但文化人格的铨衡是有公议的。风气漫漶，甚至及于与书法文化有关系的工匠。叶昌炽《语石》卷六提到，宋徽宗、蔡京等人刊刻“元佑党人碑”之际，刻工安民竟然抗命不为，而“士大夫称之”。可见当时社会，对人格、风义之推崇，达到何等程度。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使得书法家技艺与文化人格的融合成为当然之事。苏东坡等人的毕生行为使得书法人格化被普遍接受。元代文人画代表人物倪云林，因为对苏东坡的评价而言及书法技艺与人格学养之关系云：“公之书，纵横斜直，虽率意而成，无不如意。深赏识其妙者，唯涪翁一人。圆活遒媚，或似颜鲁公，或似徐季海。盖其才德文章溢而为此，故氤氲郁勃之气映日奕奕尔。若陆柬之、孙虔礼周越王著非不善书，置之颜鲁公、杨少师、苏文忠公之列，则如神巫之见壶丘子矣。”倪云林之所见，甚至将才德文章高置书法技艺之上，所幸他推崇之颜真卿、杨凝式、苏轼三人，在书法技艺上也服膺百代，方不致造成更多歧见。

然而，关于书法技艺与书家其它成就之间关系的分歧终将出现。分歧最初并未发生在书坛，而是受书坛影响最直接的画坛。尽管苏黄书风风靡天下，影响后代又近千年，但书法的专业化并未在他们手中形成，古代经典书家即使毕生不离翰墨研寻，却从来不曾有将书法职业化，或者靠书法行世谋身之想。书法的最高境界永远是业余境界。受到文人书法影响的文人画也是在苏东坡的时代臻于成熟。与“晓书莫如我”相得益彰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出于苏东坡之口，并且成为以后中国文人画之圭臬。其说之根本所在即以文化修养、人格趣味乃至于精神追朔融汇于笔墨营造之中。又因为绘画在传统中国社会早已成为专业，故非专业意味甚浓厚的“文人画”一直遭遇专业画坛的抵制。由于禅宗“顿悟”、“渐修”两派精神的掺入，画坛竟以北宗为功力之祖，南宗为天才之祖。以后又借喻梨园，发展为“行家”、“利家”之争。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在文人阶层受到怀疑与反拨，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均对文人画大加挞伐。其实，文人画也绝非不要功夫，启功在其《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中说：“董其昌虽然不能就算是‘玩票’的，但我们拿他的‘亲笔画’和戴进一派来比，真不免有些‘利家’的嫌疑，何况还有身份问题的存在呢！那么他抬出‘文人’的招牌来为‘利家’解嘲，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行家们作画也不一定不学董其昌所规定的那一批‘南宗’的画家，即那些所谓‘南宗’的宋元画家，在技法上又哪一个不‘内行’呢？因此并不能单纯拿‘行’‘利’来解释或代替‘南北宗”的观念”（《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133页）。启功此文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为批判董其昌而作，却也在叙述中客观地谈到文人画并非不重技法。实际上，董其昌虽非职业画家，其绘事在明代堪称宗主，流衍至今，已经是诸多专业画家的临摹对象，谁还会计较他曾经的业余身份呢？再回到书法，因为其与文学、文化、文人之关系较绘画更为密切，故王羲之以来的文人书法，谁会去计较他们的非专业身份呢？于文人画还有不同之处是，自东晋行草书与楷书普及以后，中国书法主流的技艺规范也是由文人书法发轫与发展的。即使苏东坡自谦“不善书”，但他及其受他影响的黄庭坚、米芾，不仅均为文人书法之代表，也是书法技艺之楷模。在书法领域，并无“行家”“利家”之争。

及于近代，因为碑学倡扬，书坛出现菲薄帖札、也进而否定文人书法的潮流。如果说阮元作为一代经学大师，也为朝廷大员，其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还只在辨析分判书法的不同风格，并非否定以“南帖”为标识的文人书法。康有为论书，则同其对中国绘画之看法相似，既否定文人画，也漠视文人书法，在其《广艺舟双楫》之中，完全不见对书法家文化修养、精神气格之评价论述。当然这也难怪，其所述之北朝碑版，大多数并无书家姓名，其书写内容，也与王羲之、苏东坡等文人书家之胸臆写照完全异趣。也因为如此，康有为标榜之“北碑”重功力，与“行家”靠拢，彷佛具有了专业性质。这其实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中的吊诡。康有为为清朝末年最具影响之文人，其诗文均名动天下，风靡半纪。若简单地认为康有为漠视文化不免牵强，但为扬名立万，立论诛心亦不绝史编。康有为之书学思想在否定文人书法之际，也客观地起到了否决苏东坡“论书须观其全人”的文化融合观；在表面化地张扬“功力”之际，也割裂了王羲之以来文人书法重修养，重趣味品格的传统。

近三十年，中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书法家及以十万计的以书法为生者，书法技艺的普及与文化修养的欠缺成为书坛经常议论的问题。较诸历史，今天书坛关于文化修养与书法技艺之争论，具有更加幽微也更加显豁的特点。

当下书法家的成名途径

三十多年来，书坛现象渐变终至显然。当下书坛新人，已经与三十年前得名之一代有很大不同。如今已渐臻老境的一代书家，书法基础基本出于自学，在职业和命运选择中书法未必为首选，成为专业书法家之前多有曲折，故书坛此辈虽难见与更前一辈若于右任、谢无量、高二适等彷佛之大家，但对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之注重方面尚称平衡。如今的“新人”，则是多年来各种书法教育、培训机构竞争博弈的催生品。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延续数十年的书法热潮，也没有过吸纳数以十万计以书法为生计的人群。这样的规模，在激烈竞争之中，只能以显然可识的标准衡铨判断，书法技艺较之文化修养毕竟比较容易辨识，而市场对书家的要求首先还是视其书写状态。这样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当下书坛新人的基本特点：1、成批涌现。不断举行的全国性的各种书法竞赛、展览，每年产生的书坛新人数以百计，书坛热潮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诱引，多年来形成的虽然远非规范却具有巨大空间的市场也容纳了层出不穷希图以书法谋生的青年。2、低龄化。近十年来，高校招生员额每年均在五百万之上，其中哪怕报考书法专业者仅为千分之一，也在五千人之上。大专院校的书法专业学生，同时也是书法竞赛最积极的参与者，不断涌现的书法新人也多出自此人群。其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也取得国展之类竞赛的入选获奖资格，亦既成为专业书法家，书家的低龄化亦因此形成。3、重技艺轻文化。在多年书法热之中，各地大专院校争相兴办书法专业，师资亦多来自书坛活跃人士或历年书法竞赛之获奖者。因培养学生之方向指标，每以获奖入展为鹄的，则书法技艺较之文化修养必然为当务之急。如此演进，故即使是大专院校之书法专业毕业生或者研究生，文化修养仍然欠缺，这表现在历年各种大型展览的作品内容方面。很多就学多年之书法专业人员，依然只能抄写古人成句，若自作诗文则必露怯。这是市场利益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一个书法青年，若获奖国展，则较易进入书法市场，一幅字之经济所得，远高于一篇万字文章，万字文章非旬月难成，而书艺即成，挥手数纸可在顷刻。这样的书坛状态，必然造成文化修养之空洞化及得奖目标之具体化，这也是当下书坛新人普遍对文化修养和人格追求漠然的外在原因。

书法专业化的误区

中国历史上虽然在北宋宣和时期曾经短暂设立书学博士之职，相较于绘画，书法并未成为专业。民国时期，尽管于右任、谢无量、沈尹默等书法家影响长久，但书法依然未成为专业，其基本标志为任何大专院校，即使是美术专科学校，也并无书法专业。六十年代初期，潘天寿先生在浙江美院开设书法专业，应该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之滥觞。潘天寿先生对中国书法的认识，基本吸取了王羲之、苏东坡以来文人书法之传统，也注意到“行家”、“戾家”之争，故其延聘之教师若陆维钊，既有清华国学教师的经历，又是书画双臻之翰墨丹青妙手；若沙孟海，则不仅在书坛造诣超卓，文章著作亦早被人口。可惜，以后在“书法热”浪潮中纷纷成立的各地大专院校的书法专业，很难再有陆维钊、沙孟海那样修养全面、技艺精邃的教师。尽管现在的书法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都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重，各种书法赛事也多有文化考察，但无论是书法专业毕业生，还是书法赛事之胜出者，在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的铨衡上，普遍重技艺轻修养也是显然可见的事实。

我们先看这种现象合理的必然的一面。当代书法热，除却其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此种发展，因为法制条件与契约精神之稀缺，而多具官商色彩，书坛之权力寻租亦甚普遍，此当别论）相呼应之外，现代科学及教育之学科细分而漠视综合素质趋向亦为其内在原因之一。古代书家最杰出者王羲之生年仅五十九岁，其平生颠顿，真正用于书法研寻之时日不过四十年，而王献之享寿仅三十六年，今天之某些专业书家，在专业书法岗位上之时间已超过了王献之的年龄。如果说写字读书的第一条件为充裕的时间，今人较古人远优矣。被古人视为余事之余事的书法，今天的有些专业人员已经读到博士后，而且具有博士以上学历的书法专业人员之数量，甚至要超过过去一个朝代知名书法家之总和。分明是大批书法专业人员在不断获得高学历，为什么书坛又不断呼吁要加强文化修养，特别是所谓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其中之吊诡何在？

一部分以“创新”和“现代书法”为追求目标之书法家，对于“国学”并无兴趣。中国国家画院一位管书法篆刻的副院长就明确表示，读太多书对于书法家并无意义。比较诸多对读书修养言不及义的空洞张扬，此说不乏坦率。如果比较书法家，作家应该是更能读书的吧，其实，在作家群类里，也有以生活体验、想象为主与以读书修养为主之不同。比较言之，钱锺书是包罗万卷的知识型作家，巴金就是生活体验型作家。民国时期之作家与当代的“知青”作家相比，前者又多可谓知识型而后者多为生活型。就创作成绩而言，知识型未必优于生活型。只不过在时间的流衍中，读者忽尔在大量生活现象的充斥里希望知识的沉淀，忽尔在知识的海洋里向往生活的田野。西方现代艺术的本质，以瞬间感觉之捕捉表现为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澹定涵蓄原非一路，要求以现代艺术创作为追求的艺术家走白首穷经之路，岂非缘木求鱼？现在的知名书家多为六十以上人，已经具备比较定型之艺术履历，自然可以一任性情，以其认可之创作为主。但倘若一个三十岁的书法博士，便以为“读太多书对书法家并无意义”恐怕就会自误。现在日益扩展的专业书法队伍，考量其专业成就当然是书法技艺与其相关之学术表现。若以于右任和谢无量为例，他们终身未成专业书法家，于右任一身未离读书，却并无书法专业著作。谢无量著作等身，唯不论书。非专业性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书法成就。两相比较，传统文化包容融会的性质，在书法家技艺与修养的关系方面仍然具有实践意义，在更加宽阔的人生事业和文化磨砺之中潜研书法，依然可能达到比专业书法家更加卓越的成就。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现今一些著名专业书法家尽管频繁展览，频繁出书上电视，但仅以书法为比较，也难及于右任、谢无量等前辈非专业书家的艺术魅力，显然还是输于文化修养。前已言及，今天之读书学习条件较王羲之、王献之的时代远为优越。年轻的人们，将老未老的人们，在从事艺术创造的道路上，倘痛下决心，将过去时代艺术家的缺憾弥补回来，不论皈依传统艺术，还是探索现代艺术，都不会没有意义。故多读书未必有利创作之说，于说者自家状态为坦率语，对青年晚进，则非肯綮之言也。读书修养与书法技艺关系的对立观，出现于书法专业人员之口，表现的恰为书法专业化之局囿。如今的书法家专业化，造成书法家知识的系统化同时也趋于单一化；书法功名和利益获取之技术化，形成书法家追求之功利化和交往之圈子化；社会价值观念之分裂也造成文化宣传之空洞化及书法家人格之虚浮化。当然，这不是仅存于书坛之问题，倘加追索，将及于更加深邃与严峻的领域。

文化鼓吹与书坛现状的隔膜

对书坛文化状态的批评，固然有出于对书坛现实客观了解及长久文化考量，也多有隔靴挠痒的浮泛议论，甚且有以文化为名对书坛的文化投机。

如果说，中国书法历史的主流是秦汉晋唐以来经典之传承，这符合传统型书法家的状态，在此传统中，历代书法家之技法与文化修养是融合的。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崇尚与教育日渐稀薄，以博雅为尚的融合型文人渐成星凤。钱锺书这样的文人，其学问之所来主要并非大学教育，而是家学，而且更主要的是自学。同为清华大学出来，也毕生从事社会科学的费孝通，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与钱锺书就不可论于同日。中学生而终于大教授的启功，其学术造诣也完全靠自学。康有为在比较民国建立前后之社会文化状态时有一段议论：“昔有科举之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青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得举于乡者，百仅一焉；举子三岁一试，得登第者，数十仅一焉。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读书谈道者焉；省常有万数之诸生，读书谈道者焉；国常有数千之举子，读书谈道者焉。其上尚有翰林之署，无职事而以文学为职，或出典试事，以与一国之童生、秀才、举人相接焉。故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群邑郊野乡遂之间，裒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有用也”（康有为《共和平议》，鹭江出版社《精读康有为》2007年版第295页）。康有为是曾经竭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即使在书法方面的扬碑非帖，否定文人传统，也鼓噪最力，然而这里的康有为却在社会变化之中看到了传统社会中文化因素的“无用之用”，这正是社会改良乃至于革命运动的逻辑悖论。今天关于书坛的文化提倡，其实也是长达百年的文化跌宕和逻辑悖论中的具体表现。

经历了世纪文化跌宕之后，传统文化重新在中国社会得到尊崇。但是，今日对传统文化之理解，远未脱离实用逻辑，表面化的提倡张扬很难切中社会人群的精神实际。以书坛而论，传统文人书法家之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人格培植的关系，是以人格培植为终极目标的，读经、学文、阅世、知人，一切知识性的习练濡染都是人格培植的基础，故对“风骨”的推崇即成为传统文人书家之理想目标。而人格风骨之磨砺养成则是由具体事实体现的。《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之被世代楷法，并非偶然，而是一代又一代文人书家精神凝聚澹定而成。在当下的传统文化提倡中，虽然经史子集均不乏濡染，但缺乏文化人格培养之明确目标，故而传统文化每落于知识灌输和身份装饰。在现实生活中，大批官员阑入书坛，把持权位，借机谋利，利用的正是书坛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匮乏，而书坛中人对此辈趋之若骛，也全然谈不上有任何人格风骨。一些对书法本无研究也缺乏造诣的大学教授或社会名人，堂而皇之进入书坛，分明为攫财牟利，却偏要高举文化旗帜，故假文化之名而行之伪文化充斥书坛。这些现象，其本质是面对书法热潮和书法利益的文化投机。今天的书坛既充满功利色彩，在学习古代文化传统时必然发生名实相悖之隔膜。夺取锦标的竞赛成为各级书协组织的重要任务，也和地方以提高 gdp为政绩的时风如影随形。在硬指标面前，公平、环保、人心安乐等更具长远价值的目标不得不变成空洞口号，这与书坛人物以得奖入选为硬指标，文化修养、人格培养变为空洞口号也颇相类。近年因为反腐败的力度加强，阑入书坛的官员被制度强令退出，同时，礼品市场的萎缩也直接影响书法市场，于是，不少本来以发财为目的，并非视书法为文化趣味、人格修养之书法家，则感觉书坛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书法技艺本为兴利之具，遑论文化修养，对于这样的书法家来说，市场的萎缩即等于书法生命之结束。

对书法艺术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与热爱，并不随书法热潮的起伏而转移。书法艺术之所以在数千年间发展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行为，其内在原因在于它对人的文化仪表和文化心灵的养成作用，是文明典雅之人生追求。无数名家大家之形成，既是博弈竞赛的结果，更是技艺创造和人格修养之凝聚。当下书坛在技艺培养和竞赛取得明显成绩之后，对文化知识、文化修养和文化品格的追求，也应该成为逐步实现的目标理想。如果一个书法家既有技艺的锻炼与成绩，也有文化知识甚至著作，却缺乏公平、公正之心，缺乏“行己有耻”的自省，在现代法律制度既非完善，古典文化传统流于空谈的环境下，缘时际会，左右逢源，即使一时间名满天下，日进斗金，其文化品格依然是卑下的，此类人即使自封或被封为“名家”、“大家”，即使一时或长期盘踞书坛高位，也不可能成为众望所归的书坛领袖。在无情的时间淘渌和历史澹定之中，依然难入清高之祀。古代经典书家每每“下笔作千秋想”，同时他们也十分明了真正有千秋誉望者无非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而此数公无一不是书艺品格完美融汇，性情文章足式千秋。在一个人欲横流、斯文扫地、书坛渐成鱼肉奢靡之乡的环境里如此高谈文化理想，岂非诞妄？不过，想一想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形，当年孔仲尼游走列国，处处碰壁，甚至绝粮于陈蔡，自谓惶惶如丧家之犬，千载之下，又遭遇扫庭犁穴之灾，最终又被人们觉得其教义还有些用处。如今我们谈文化修养，当然不可能照搬孔子所教之一切。但是在利欲与道义，物质与精神的铨衡之中，起码不要自甘沦落。如果没有对文化理想、文化人格的追求，书坛的文化修养的提倡最终也只能落于表面化、知识化的努力，而不能达于文化境界、精神境界。书坛也只能在“自给自足”的文化状态下画地为牢，或者因为社会经济状的发展而膨胀，或者因为时移世易而湮息。

原载于《书法》2015年第11期

水水水水水水

好文章！书坛中极少有的清醒人物！

鸿石

好文章，书坛是该清醒些了。{:1_362:}

丁香小院

丙申元日拜坡公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