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自由精神和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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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精神和中国书法

李廷华

一、书法发展史是自由精神追求史

中国书法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发展成熟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下，以前的某些时候，大批判话语将书法经典《兰亭序》目为“帝王重臣”合谋的伪造，书法似乎成为封建余孽的代表。如果我们客观对待历史，具体分析历史上经典书家的人生轨迹和经典作品的产生过程，就可以发现，实际上，自由精神的追求才是中国书法发展成熟的推动力量。王羲之给后人的普遍印象是风流倜傥，潇洒放逸，他又出身权贵，久历宦场，人们就很容易把“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和封建政权等量齐观。其实，王羲之的一生行迹，他的“骨鲠”，恰恰说明他的人格品性和封建王朝的价值习惯格格不入；他的“抗怀内外，不为人役”，终于使得他抛弃了峨冠博带，成为一个山边水边之人。千载以还，人们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在他的笔锋墨趣之间领悟的难道不是人的自由精神？从此以后，自由书写才成为中国书法的基本形态。人们在传播王羲之书法之时，并非人人都会去追寻他的经历，深入他的内心，所谓习焉不察。但是，只要认真地对历史加以品味，就不能不承认，所谓“法度”，正是自由精神的结晶，从本质上讲，没有自由精神，就没有中国书法。当然，在书法文化成长中，还有其它许多精神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在比较中澹定的精神，在选择中排除的精神，在继承中发展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只有冲决陈腐桎梏的自由精神，才是人类成长的第一推动力，也才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对王羲之的自由精神心领神会最为默契的，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全能冠军”苏东坡。苏子由在为乃兄所作文字里说东坡晚年，自己认为诗歌离李杜不远，而陶渊明不可企及；书法比颜真卿、柳公权不差，尚不能比驷晋人。苏东坡对王羲之、陶渊明的景仰，最根本处还在于崇拜他们所体现的“晋韵”，其本质即自由精神。林语堂用英语写《苏东坡传》，说九百年前的苏东坡，其性情行为竟然如同现代社会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这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是不分肤色人种的。

自由精神于书法家之具体表现，具有永恒探究空间。说苏东坡景仰王羲之的书法，并非说东坡书法必然步趋逸少。书法表现是十分复杂的行为过程，从眼入心，由心到手，其中玄妙，极广大而至幽微。对苏东坡既推崇又异趣的徐渭曾提出一个问题：苏东坡如此潇洒之人，怎么他的书法却是朴厚一路？这里面因素复杂，可能苏东坡是用朴厚之形在掩饰与中和自己的潇洒？比较言之，徐渭既能写出那样天马行空一般的狂草，为何又在很多作品里表现得那样扭捏不自在？纪晓岚在评论徐渭时引用苏东坡的话说：“非才之难，实处才之难。”徐渭的某些行为逾越了普遍的社会人情，所以成为“畸人”，他的某些书法，也逾越了人们的欣赏范畴，成为“怪书”，这也说明在追求自由的生命轨迹里，还需要有普世的规范，不论是人生行为，社会行为，还是艺术行为。当然，作为纯粹精神价值表现的艺术，应该得到更大的宽容。

在表现自由精神的伟大书法家里，不能遗漏颜真卿。颜真卿对他的王朝，没有表现出一丝行为及心态的游离。在这方面，他不同于王羲之和苏东坡。颜真卿恰恰是在他的书法活动里，表现出自由精神，如果观照今天的现实，我们会以为那是一个神话。怀素这个满身土气的小和尚能够在国家司法部长面前毫无遮拦地挥毫满纸落云烟，甚至成为不拘形迹的朋友。从《怀素自序》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朝廷官员虽然威重，但在艺术面前，并不以官阶为品位之权衡。这就说明：在中国历史社会里，确实还存在艺术精神面前的相对自由，这也可以证实钱穆先生所论述的：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乏某些“良法美意”。

最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书法家是高二适先生。他在“兰亭论辩”中的表现，是文化专制环境下书法学者人格精神的辉光一闪。在“文革”中最艰难的年代，他还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是要求自己的读书权利。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社会的前途在于世界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里确有和现代社会价值相通的东西。

二、当代书法领域的社会心理顽症

1．物质盛宴里的精神沦落

中国社会的财富增长多年来保持着高速度，经历了长期积贫积弱之后，这样高速发展的基本面是应该肯定的。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也享受到了发展的益处。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发展过程里，也出现许多始料未及的现象。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形态出于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而中国社会中这两种精神的建设还远远不够，权力和市场的狼狈为奸却十分明显。

书法本来在中国文化艺术诸元里是最边缘的一翼，在最近几十年，却成为最红火的一角。作为书法活动的参与者，或多或少都是受益者，在切身利益和精神反问的矛盾里，讨论这样的话题，是否不合时宜？但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无数例子告诉我们，现实利益的获得并不等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果是在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获得，最终会表现为无意义。我们不能用将来的可能性为论证，却可以用以往的存在作参考。前述王羲之、苏东坡包括高二适的例子都证明，最优秀的书法家同时是最执着的精神追问者。正是对自身行为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追问，导致精神表现的升华。陈寅恪先生自问平生不曾“曲学阿世，侮食自矜”。阿世就是欺骗别人，自矜就是欺骗自己。侮食岂非混世？曲学终归无学。不阿世就要直面世界，不自矜就要检点内心，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书法的自由精神为题目，就不能不接触到这样一些并不轻松的话语。还是拿苏东坡最被称道的《寒食诗》而论，就是在人生沉寂里回朔以往，发抒其感慨苍凉，这才成为苏东坡书法的定格。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一场浩瀚无边的物质盛宴方兴未艾，而书法精神却在日渐式微。

２．书法权力和书法市场

书法历史上从来未曾经见的奇怪现象正在形成、发展和蔓延。书法在什么时候沦陷于权力？这问题可以和权力经济的发生发展同步追寻。以前哪有一个正省级官员要求当省书协主席呢？已经被判处死刑缓期的广东省书协陈前主席绍基就是一个显例。中国书法界的一届盛大活动就曾在其操盘下举行，当那些手操权柄的书法官员们躬身向这位级别更告的“书法下级”请示汇报，当那些梦寐以求进入获奖行列的未来书法家向这位首长感恩戴德，而此公一方面“关心书法”，一方面大行其犯罪勾当，这难道不是书法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南宋张孝祥有几句词：“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两个耻臣戎”。那些曾经对陈绍基之流顶礼膜拜者，想得起张孝祥的句子吗？因为书法市场的膨胀，造成权力的涌入；因为权力对书法的主宰，造成书法品位的沦落，也造成书法精神的丧失。今天的书法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权力争夺场。

３．价值歧异造成人格分裂

在书法权力对书法市场的垄断下，书法文化发生着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异，书法家们也处于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生存状态。今天年轻人的书法道路，则多趋向于速成方法。每年的各种名目的书法展览和比赛，都在迅速造成数以百千计的书法家，在如此庞大的人群里，在具有相近书法技能和文化基础的人群里，要想出人头地，方便之途就是攀援附会书法权力。

在书法权力的笼罩下，书法人群的基本人格发生分裂。中国书法经典和文化经典的确定性，使得参与者对王羲之、苏东坡这些前贤耳熟能详，但深入下去却发现他们的人生道路和当下书法权力笼罩下的可能发展完全异趣。曾经有位官员向我征询有关苏东坡的问题，准备在他的文化产业计划里突出“东坡文化”，当我讲到苏东坡先是反对王安石后又反对司马光，其实这两个人本来都是他的朋友而且可能对他的官场道路大加提携，却因为他的直言导致不断的灾难，这位官员摇头说：“原来苏东坡不能与时俱进啊！”苏东坡确实受人崇仰，但如果谁要拿他作升官发财的借鉴，肯定是找错了对象。也可能有人出来抬杠，喜欢苏东坡，我是喜欢他的文采风流，不欣赏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这就又回到本文的题目：自由精神。要说文采风流，把苏东坡骂得狗血喷头的林子中肯定有文采，制造“乌台诗案”的李资深未必不风流。苏东坡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任自己内心的驱遣，将自己对人间纷纭的认识传达无隐。这个 “一肚皮不合时宜”，才是苏东坡最基本的本性，这就是自由精神。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实用主义正是人格分裂的表现。崇仰的东西不能实行，反对的东西偏要进入。大道弃置、无孔不入之际，假崇仰便沦于真亵渎。这样的人格分裂在中国文化人甚至更加广大人群里普遍存在，究其柢，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混乱和人的自由精神沦落。

三、自由精神和书法文化

在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比较里，可以发现，自由精神绝非异端歧途，而是促成人类成熟和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动力。而对自由精神的桎梏，不论建立怎样的堤坝都必然溃塌。人类进步只能建立在对人自身的信任基础上，也只能建立在人群的平等相处基础上。中国书法现状里愈演愈烈的权力垄断，已经形成对书法人群的精神桎梏和行为绑架，在书法家们的日常表现里则多是自我绑架。这是对书法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反动，也是对人类精神成长的反动。呼唤书法家的自由精神，出于对历史发展进步趋势的信心，也出于对书法精神的理解。自由精神和平等理念，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代的共同价值，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前贤的心血灌注。反其道而行的书法权力尽管甚嚣尘上，渗透肌理，尽管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书法权力的泛滥已经成为当下社会腐败现象的普遍表现，但是，只要社会还希图挽救，只要人的良知和社会的净化能力没有完全丧失，不正常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被抛弃。书法家如果不甘为权力卵翼下的“书奴”，就应该有历史眼光和文化良知，从而建树自己的人格基础和艺术风范，在当下，就应该对书法权力的桎梏有所知觉，起码不要把桎梏当成家园。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和文化人，都要接受相同和不同的考验，面临相同和不同的困惑。王羲之的时代，作为贵族集团一员，他经受的最大考验是权力和归隐之间的选择；在苏东坡的时代，他面临的最大困惑是直抒胸臆带来的厄运。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比古人更为复杂，而权力加之精神和行为的桎梏，却远过往昔。除却必须回答的诸多社会人生问题之外，今天的文化人和书法家，是否能够挣脱权力桎梏，成为漫长人生道路上最大的考验。正是因为生活中某些必须抛弃的东西是可恶的，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才更加显得可爱。当然，任何真正可爱东西的追求，都必须付出代价。以书法行为而论，追求自由精神，就必须付出利益的代价。自由精神，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作为文学艺术的驱动，并不等同于解答万物的结论，也非标新立异的时髦。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所写纪念碑文里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强调其基本价值，而非保证绝对正确。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融合里，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书法艺术，其发展前途操在今天的书法家手中，而在万状纷纭里寻找精神出路的书法家，最需要的还是基本价值观念的确立。

原载于《书法》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