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台北温州街访台静农

侯勇

本文作者陈漱渝，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理事。曾参加 1981年版《鲁迅全集》及 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

台北温州街访台静农
文/陈漱渝

记得26年前的一天，即1989年10月7日，星期六。那天傍晚，我去台北龙坡里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工宿舍拜访台静农老人，适逢他的儿孙出门度周末，老人独处被称为“龙坡丈室”的书斋。

他穿着一件圆领汗衫，光着脚，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喝着威士忌（据说他每天都空口喝二两）。室内太冷清，台老要我多坐一会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这时忽然下起了阵雨，豆大的雨点打在他庭院里那椭园形的芭蕉叶上，发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这时我突然忆起了唐代杜牧那首咏芭蕉的诗：“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怜渠点滴声，留得归乡梦。梦远莫归乡，觉来一翻动。”是的，在台湾，台静农是一位天涯羁旅。

他是1946年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到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原来只想在宝岛歇歇脚，所以他的书斋原名“歇脚庵”，不料这一呆就是四十多年。虽说岁月悠长，但他并没有那种真正的居家之感，所以他才会发出“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的感叹。台老此刻的心情，不，台老整个旅台期间的心情，都可以用“郁结”二字来概括。他之所以在读书、教书之余泼墨挥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排遣这种无根的郁结之感和烦燥之情。

我跟台老谈话的主要内容，已经写在题为《丹心白发一老翁》的回忆文章当中。台老去世之后，诗人痖弦曾把此文作为主要悼文全文刊载于台湾《联合报》，现在在网上应该不难查到。当下仍令读者感到兴趣的可能有两件事：一件是所谓鲁迅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件是鲁迅杂文《娜拉走后怎样》的下落。

对于鲁迅参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和瑞典都有若干说法，但当事人台静农的回忆是最为准确的，毋庸置辩。事实上，鲁迅并没有真正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被提名人，更没有进入正式评审的程序。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之托，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斯文赫定征求刘半农等人的意见：有人推荐梁启超，而刘半农则想推荐鲁迅。刘半农怕碰鲁迅的钉子，便转托学生辈的台静农出面函商。鲁迅恳切婉拒，所以参评的后续工作根本没有进行。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来上海参加《失忆》一书中文版的发布会，也回忆了这件往事，可与台老的回忆相印证。他说，中国不是没有好的作家，但以前瑞典学院很少甚至没有接到推荐信和提名，就如鲁迅，当初提名是我们的调查员主动提名，只是鲁迅拒绝了我们的提名。

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手稿，应该是一份修改后的誊清稿，因为这原是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的一篇讲演词，由陆学仁、何肇葆笔记。1924年《妇女杂志》要转载此文，鲁迅重新进行了一番修订。鲁迅前期杂文手稿留存不多，又加上原稿裱成长卷后有诸多名人在上面题跋，应说属于流失海外的重要鲁迅文物。

我问台老这份手稿的下落，他说现珍藏于他在美国的儿子台益坚先生处。我表达了争取这份鲁迅手稿回归故国的愿望，并说如果有这一天，我们将作为国宝迎迓。此后，我又托魏建功先生的公子魏至多次做过工作——他是台益坚先生的发小。2002年6月下旬，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访学，魏至先生要我跟台益坚先生面谈。不料我到美国后才听说，台益坚先生患了癌症，因此未敢贸然打扰。当时还有一位曾公开表示要在纽约盛情接待我的唐德刚先生。我到美国后他打电话给我：“漱渝兄，我中风了，不能接待你了，真是抱歉。”这两件事都使我这次美国之行笼罩了一种感伤的氛围。直到前不久，我才听说台先生的家属将《娜拉走后怎样》的手稿捐给了台湾中研院。

我在访问台静农先生时还跟他谈过一件极其私密的事情。我告诉他：大陆有人说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脱了党；又有人说他是托派。证明台静农参加过地下党的是跟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前辈刘亚雄，建国后她曾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交通部顾问。台静农曾帮助她跟党组织接过关系，后一种说法则来自人民大学教授尚钺。对于后一种说法台老坚决否认。他说，抗战时期，他跟陈独秀同住四川江津的白沙镇，故经常交往，但只谈文字学，不谈政治，跟中国托派组织完全无关。说此番话时，他随手拉开抽屉，捧出一摞陈独秀当时写给他的信件，内容都是谈文说字。我建议台老把这段经历写成回忆文章，他颔首表示同意。对于前一种说法台老不置可否。他含糊回答了一句：“反正当时我结交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派人士。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啦！”

在台湾文化界，台老颇负盛名——他培养的一批学生也是台湾文坛的佼佼者，如林文月、施淑、齐益寿等。但也有訾议之声。比如1999年9月，我到台北敦化南路拜访李敖，他认为台老有两个缺点：一，胆怯。证据是台老来台之后噤若寒蝉，从未写过忆念鲁迅的文章，反而在胡适面前自称“门生”“后学”；二，疏懒。证据是一部《静农论文集》，所收诸文历时55年，平均每天只写了十九个字。一天只写十九个字就成了大学者，可见台湾学术标准的离谱。对于李敖的第一个看法。我当时就发表了己见。我告诉李敖，从1928年、1932年到1934年，台静农因从事进步活动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三次逮捕，特别是第二次被捕期间，他的大儿子也因居无定所受冷成病早逝，给他造成难以癒合的伤痛。酷烈的沉默是由专制暴政造成的。因此，我们应该追究造成国民沉默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不应该苛求于沉默者。

至于台静农跟胡适的交往，应该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台静农曾请胡适帮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未名社骨干韦素园的译作，他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胡适也是介绍人。所以他在胡适面前自称“门生”“后学”并没有什么奇怪。李敖对台老的第二点批评，我认为也站不住脚。衡量一个文化人学问的深浅，单纯用著作的字数来判断是片面的。春秋时代老子的五千言，也许能胜过当下某些学者的五十万言、五百万言。更何况学者当中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述而不作，引而不发，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今年9月台老的未完稿《中国文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有学者就指出书中的真知灼见随处可见。比如他对唐代作家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的论述，就单刀直入，探骊得珠。台老在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将佛教文学专辟一章，也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擅长书法的不乏其人。比如刘半农的书法遒劲有力，丰子愷的书法充满禅意，叶圣陶的书法疏朗洒脱，老舍的书法充满童真童趣，沈从文的书法质朴敦厚，陈独秀的书法潇洒淋漓，周作人的书法从容圆润，郁达夫的书法奔放洒脱，俞平伯的书法工整大气，徐志摩的书法挺拔有力，梁实秋的书法瘦劲方正……至于鲁迅、郭沫若、钱玄同等更是独具风格的书法大家。台静农的书法，受晚明书家倪元璐的影响最深，最终达到通会前贤、不拘一格的胜境。完全可以说，台老的书法造诣，是他人格理想、才华禀赋、精神境界和国学素养的综合体现。至于他作为作家、学者的成就跟作为书法家的成就孰高孰低，那就只好留待方家评估和历史裁决了。

我拜访台老，距今已有26年。不知怎地，台老庭院中那株芭蕉仍不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那天雨打芭蕉的声音，也如同那首《雨打芭蕉》的民乐，不时在我耳边奏响。宋代词人吴文英有一首《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在我心目当中，那雨打芭蕉的凄恻之声，跟台老的孤独乡愁已经浑然融为一体了。

侯勇

陈漱渝在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展研讨会发言

    蜻蜓点水地谈一谈我对台先生的认识。我去台湾的一个感觉是台湾朋友认为台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在台湾大学执教二十七年，林文月等等，他在台大教《离骚》，讲《楚辞》，根据他的解释骚就是忧愁，他借酒杯来解释，我认为一个好的教授必然是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好的学者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教授，因为有一些人不善于表达，满肚子学问表达不出来，我听过杨回先生讲明杂剧，我觉得他学问很大，但是我听着犯困，我睡过很多次，醒来他还在讲。

    台先生是一个大教授，同时是一个大学者，他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是他汇通融合，他是通过研究汉代的石刻画像，通过汉画像来研究汉代的乐舞，又通过汉代的乐舞研究乐府诗，通过唐朝的士夫研究唐代的文学，通过佛教的故事研究中国文学，通过少数民族的文学，比如女真族的文学研究汉族文学，通过民间文学研究其他文学，特别是他打通五四前后的界线，把五四新文学精神渗透他古代文学教学过程当中，所以他做学问的格局比较大，所以要做大学问必须有多学科的支撑，这是我对台先生的一个认识。

    台湾朋友确实不知道台先生是一个新文学作家，台先生根本不愿意写小说，开始也不愿意写小说，后来也不写小说，因为他觉得人生苦难太多。呕心沥血把人间苦难写在纸上很难承受，后来鲁迅鼓励他，他就提笔写了小说，第一篇叫做《懊悔》，经过鲁迅的手发表的，后来编了一本小说集，就是知了，后来又出版了《尖塔者》，鲁迅说这是新闻学当中的优秀之作，评价很高，当然台先生对于新闻学的贡献不仅止于创作，同时表现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徐先生书里面讲了22年他组织《未名社》，那里边包括这些知名作家，特别是30年代他和潘先生共同筹建北方左联，整个鲁迅北平五讲全程都是由台先生陪同。鲁迅和北方左联的作家秘密会见，就在台先生家里，台先生把鲁迅送到火车站，送上由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当然台先生不仅写新闻学作品，还写旧体诗，这是许先生编的台先生诗集，回去我认真拜读。

    台先生在台湾的声誉不仅是一个学者，后来知道是一个书法家，书法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当然有很多中国古文字，包括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晋代的竹简、西汉的帛书等等，但是不署作者的名字，都是民间的书法家，汉代以后很多书法家开始署名了，这是我的印象。

    台湾有名的书法家我了解的就是于右任，他是写草书，庄严是台先生的朋友写瘦金体，台先生在台湾书法界位置很高，很多人跟他求字，他应付不了，说我要润格，要了润格以后还是很多人来求，台先生说是中年以后才练字，当然他是学倪元璐，但是我也没有见过他研究倪元璐的文章，他研究的还是隋朝和五代的杨凝式，刚才哪位先生说的中国的书论，台先生从智永、杨凝式吸收的是不拘泥于古法，求变、求新。许礼平先生说是一批台先生的书法和展览，真是精彩纷呈，精彩各异。

    今天叫做“龙坡遗珍”是展示台先生的长题，他无益于搞什么收藏，但是由于他在书画界交游特别广泛，包括像张大千、傅雪斋、启功这些大家，所以他的藏品当中也有珍品，甚至有国宝级的文物，当然我认为最珍贵的就是鲁迅写的《罗拉》，还有陈独秀的这一批东西，也有珍品，台先生虽然不是收藏家，他也是书画鉴赏家，他的鉴赏的水平很高。史学家司马光讲一个人的才德不错，不是和谐统一的，有一些人是才胜于德，他认为才胜于德的是小人，像书法家很多，在书法家的头衔上冠以著名两个字的更多，但是德艺双馨不见得多。

    昨天我看一条微信说书画艺术网拍卖四人帮书法，这是小人书法。鲁迅骂过不少人，有人说骂一百多个，主要骂一二十个，夸的人不是很多，但是鲁迅夸奖的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一个台静农，他认为台先生为人极好，说他老实，特别是32年回北平见到台静农谈得特别开心，这种关系在上海的势力之区是感受不到的，所以鲁迅留下的42封信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认为台静农跟鲁迅关系那么好怎么不敢说鲁迅，这个是他不了解台静农先生的处境，台先生三次坐大牢，第三次他的儿子死了，徐被暗杀那一段门口有特务，我到台湾去也刚刚解严不久，所以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李逵似的赤膊上阵，台先生跟鲁迅一样研究魏晋文章，研究嵇康、阮籍，他知道什么是有专制，有异民，逃到深山老林，所以他内心是很痛苦的。

    台先生22年发表了《宝刀》极其澎湃，后来为什么逃了呢？说明当时的专制严酷。别人看他是放达，实际上他是在肢解自己，我见台先生就是魏晋风度，圆领的汗衫，短库，这边是雪茄烟，那边是威士忌，也没有酒菜，就是那样的魏晋风度，他内心是很痛苦的，我也问过他一些私秘的问题，比如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我说有人说你是托尔斯基派？这个李霁野先生也知道，他很生气，什么时候要诬蔑人就把这个拿出来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跟台先生说了以后台笑了，抽屉打开，随便抓都是台静农的信，没有装祯或者是理得很好，都是他在白沙的时候和陈独秀就是谈文字，根本不是太政治，我走的时候台先生把一本梁实秋编的《小学国本》让我带回来。在台湾出是好事，但是把陈独秀的名字给抹了，这个不好。现在在大陆也没有公开出版。后来说你可以写写回忆，李先生写了，台先生同意了，后来写了《少年狂》之类的三篇，突然有一天倒下了，一检查是脑瘤，他就来不及把他更多的历史记忆留下，也来不及搬进台湾大学为他新修的宿舍，走得太可惜了。

水水水水水水

志永、杨林士——智永、杨凝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