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国粹玄学与西方后学 在艺术品动辄上千万过亿的当代中国,竟没有一份公正独立的专业刊物。官办学刊充斥文化官员专稿、职称升学论文和打托广告,民间商业媒体更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由于经费支持和制度监督的不力,导致美术馆出租场地、学术刊物大卖版面、艺术院校批发文凭等等混乱局面。稍有油水皆遭官员私吞,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完全变成了一种权力分帐行为。 在中国,从事艺术批评的学者正如其他人文领域的学者一样收入微薄,没有一官半职的灰色收入,再多学问也难以维持体面生活,只能用专业术语去换点养家外快、替人吹牛拍马才能增加收入。因此,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常被戏作“坐台小姐”。可见,过度商业化对中国艺术批评及其从业者造成了学术威信和人格尊严的双重打击。 理论工作者在体制衙门内微不足道,即使在同一领域,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也普遍持有不屑的反感情绪。恶劣的流氓制度催生极为扭曲的文化生态。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犹如农民工与街头女的关系一样微妙复杂:本是你需我要的愉快交易,结果往往演变成相互蔑视的敌意,最初的热招情呼和眉飞色舞变成最终的怨恨记忆。一个看对方是见钱便撇腿的“臭婊子”,另一个看对方是为小钱讨价还价的“穷鳖三”。 当前中国艺术领域的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在数量上可用“蔚为壮观”来形容,在质量上却不过是“经我六注、我注六经”的冗长文字,在思想上不外是“三生万物”、“天人合一”的本土玄学和“马列主义”、“西方后学”的洋腔概念。 由此派生出的“洋为中用”或“中体洋用”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把“道场艺术、西方后学/西方艺术、禅宗道说”混捏一起,甚至把西方从印象派到抽象派、从杜尚到博伊斯一骨碌纳入东方文化母胎。西方后学在中国念歪的危险性在于它为后极权思想和新左派势力服务。如赛义德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中国却变成了东方历史优越感和民族主义正当性的理论依据,西方后现代哲学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批判,在中国却成了新左派思想的方法手段和灵感来源。 考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无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它从来没有为愚昧专制的东方主义做过学理辩护,而是基于学者的文化良知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和同情落后的第三世界。 解构主义的哲学信念是不懈挑战传统形而上学及其逻辑中心主义,破坏一切构成权力秩序、思维习惯、文化定势、民族性格的语汇关系;维也纳学派侧重逻辑分析的科学实证方法,诸如东方神秘主义、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智道德经验,根本不在其理论视阈范围;即便被西方右翼学者说成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它的批判主体也是高度发达资本工业文明的社会异化及文化矛盾,绝不是为传统文化和专制政体作合法辩护的哲学代言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后学传入中国变成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方法理论,甚至在国家意识形态思想工作中已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对应“西方文化入侵”的战略目标。因此,在艺术界兴起“投其所好”的创作浪潮,“中国元素”、“民族身份”、“东方气质”开始泛滥,使得当代中国艺术满是腐朽不堪的仿古字画、民族特色、道场水墨。理论家更是胡吹乱捧,把水墨绘画这一材料说成是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中国身份的“核心编码”和“文化基因”。 如北大美学教授兼书法家王岳川,早年涉猎西方后学编译工作,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义和团主义文化战士。他公然打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和“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貌似堂皇实则狭隘的主张,还声称要把“文化书法”推向世界化。事实上,汉字的书法化是中国文字发展和知识群体的双重堕落,使得交流工具成为一群腐朽文人附庸风雅和欺世盗名的伎俩手段,同时造成中国历史文明的全面萎缩。王岳川还大言不惭的表示:“中国文化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中国文化输出将使得中国现代经验逐渐成为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将使得东西方共同形成‘世界新秩序’,不仅能优化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这一切都造成了全球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全新立场和身份定位。” 三十年来的中国艺术理论研究毫无建树,充斥无人阅读的冗长文字,唯独江湖失和走火的口水文章才会引来热烈围观,批评界声誉也因此极为狼藉。 老一代批评家有着先天不足,最终难逃“半吊子”下场,年轻时再有理想也是晚节不保。新一代年轻学者,虽然成长在物质相对充裕、信息相对开放的时代,但生存压力和金钱诱惑使他们难以专心从事艺术批评的艰难工作,往往是翻译一点东西,东拼西凑写文章,跟着师长行走江湖,露脸频率意味着一位批评新秀的成功几率。 吊诡的是:近年中国艺术界尖锐声音往往来自跨界人士,尽管这些外部性批评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缺乏直接的实际作用,但对艺术生态和基础建设却具有积极意义,可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事实上,艺术家与批评家是各自独立而相互依存的同质产物,有怎样的批评就有怎样艺术,有怎样的艺术就有怎样的批评。 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象所有普通人一样,走出物质贫困却掉进了精神贫困,这便是权钱主导一切带来的社会后果和文化代价。 原题《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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