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禁大盛：书画界的硬伤

若无心

物禁大盛：书画界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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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中国画坛”仅限于中国画领域（以下简称“画坛”）不涉及其它画种，以避免繁芜驳杂，言不及义。

自“八五新潮 ”洎今，伴随国家经济活动之大潮汹涌，画坛由文化热点逐渐演变为商业热点，乱象丛生，深刻影响着画家们的创作状态与绘画取向，躁动之下，连一些功成名就的画家亦心性飘摇，本来能够画好反倒越画越差了，业界多有嗟叹说：“画得啥呀？都是叫钱闹的。”

哎呀，钱！画家钱包满了，画坛风气烂了。画价随着名气涨，职务越高名越大。一切皆是交易。通过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些天价画家，坐拥塔尖上的名星画家，受商家、官家追捧而红极一时的官员画家、御用画家们，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给个县长、市长都不换。连年来，美术院校考生爆棚，盛况空前，画画成为令人歆羡的职业而趋之若鹜，画家有望成为最善于赚钱的能人而红极一时。

康熙大帝南巡途中，眺望江面上桅帆戟举，船舶相连，问道：“这条江上有多少条船”？镇江金山寺方丈香磬禅师伸出两根手指说：“不多不少，两条船。”康熙再问：“一眼望去，江船何止百条、千条，怎么能说只有两条？”香磐答道：“一条为名来，一条为名去。”而今，众画家们不正争先恐后地拥挤于画坛名利场，江湖钓誉船么？

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捧红画家也毁损着书画，淡化其赏心悦目，怡养性情的功能而无限放大其商品属性。买家下个订单，拍上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数千万元，给，画去吧！大画家必是大忙人，白天迎来送往，忙天忙地，晚上挑灯夜战，画钱而已。所画立意平庸，构图单调，笔墨概念，千篇一律。靠市场机遇，商业炒作走红的画家，一只眼紧盯商家的钱袋子，一只眼紧盯官家的印把子。你说他俗不可耐，社会却乐得追捧。画价决定身价，画家堪比商家。你追我赶比画价，层出不穷小动作。画家庸俗化，市场泡沫化。少数画家玩世不恭，多数画家徒叹无奈。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理由实行逃避----------对社会道义的逃避，对自我内心的逃避，对艺术本体的逃避。人说，这就是社会现实，撑死胆大的，肥了弄歪的，老实人永远吃亏，睁只眼闭只眼，凑合着混吧！人说，艺术被金钱绑架，历史上也是如此，聪明人赶时髦，老实人吃大亏……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当代没有大师，也就玩玩而已，会玩才能赢。

没有大师也便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有放纵，任凭贪欲极度膨胀，歪风邪气充斥画坛。市场运作成为常态，学术氛围焉能浓厚？商业炒作带给画坛的震荡是空前的、灾难性的，它联通一间间画室，惊扰着所有画家。它把艺术品变作商品，让画家的劳动服从于、服务于商业利益，彼此相互利用，抱团蒙蔽视听。它摧残良知，嘲弄公平，在年复一年的喧嚣中不知不觉地掘下陷阱，断送新老画家。老先生晚节不保，唯恐错失“最后一班车”而跟风炒作。青年画家更是慌不择路，躁动不安，稍微画得好一点便急于抢市场，人和画都显得俗不可耐。

对此，刘大为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曾经发出惊呼说，画价不能再涨了！只可惜，话音方才落地，画价又窜新高。我在动手写作此文时刚从一位朋友处获知，刘主席今年的画价是30万元一平尺。我说：“这不可能，都是坊间瞎传。”朋友说：“千真万确，我刚给一位老板买过一张，30万元一分不少。”果真如此，画一张四尺整纸240万，刘主席手快，1小时、多者2小时足可拿下。拿下什么？一张纸而已。但它堪比一栋房产，或是一位普通劳动者一生的工资收入，听起来如同神话一般，也所以坊间传为“印钞机”，也所以刘主席自己也以为出格了，惊呼“画价不能再涨了！”我相信此乃他的肺腑之言。时至今日，像他这种级别的画家要钱干什么呢？又不是商人，又无需扩大再生产，钱对于他们实在是多则无益。问题是市场的惯性如此之大，不断攀开的画价犹如放飞的风筝，只要绳头还攥在他们手里，则乐得看到它越飞越高，毕竟真金白银，钱来得太容易啦！

时至今日，作品的质量与否早已与价格无关，与心态有关，与修养有关，与艺术造诣有关。天价画家的画多数情况下不是用于欣赏，而是用于交换，用于特殊用途。画非画，家非家。文化人践踏文化，大画家狂炒画价。近乎疯狂的抢钱游戏，无论用什么样的托词、理由加以粉饰，只要是出于主观故意，只要是同商家合起伙来欺世盗名，则必定有悖于社会公理与文化良知。

市场弄潮

字画这么贵，有人买吗？有人买。买涨不买落，买贵不买贱，已然是当下书画市场的潜规则。中国的书画市场是一个礼品市场，一两百万买张画干什么？送礼。以范曾的作品为例，在军方广受追捧，据说，大校换个少将，少将换个中将，用这玩艺儿最好使。刘大为的作品凭什么卖的那么贵？凭的是知名度高，身份特殊，美协主席只有一个，而书记、市长、省长、部长、董事、总裁、理事长，则有千千万万，相互攀比，你有我也得有，反正有人孝敬。

要谈书画市场，范先生是绕不过去的热点，无法回避的风景。时代畸形导致文化畸形、消费畸形，也造成文化人的人格分裂。范先生集文化人的聪慧好学与买卖人的投机取巧于一身，是画家中的商人，商人中的文化人，其运筹帷幄无人可及。且看他的社会圈子，他驾驭媒体的能力，他把握时机、借势发力的胆势，等等，足以令将军、政客们甘拜下风，自愧不如。“5·12”汶川地震期间他曾接受媒体采访说：“我活着的唯一理由是爱国”。其信誓旦旦与其后出台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不谋而合，足见其政治智慧，振聋发聩。他慷慨捐款千万元，更是美术史上从未有过的善行，一举扭转了此前遭受诟病、封杀的窘境。随后，荣宝斋画廊举办范曾画展，再次大幅提价且抢购一空，成交数额之大，画坛无人可及。其名利双收之能，无人能出其右。

时至今日，在经受太多诟病之后，范先生、刘先生、史先生这类人物必定具备钢铁般的意志，早已变得百病不侵，也所以特行独立，堪称传奇人生。日前，史国良所著《回望红尘》问世，随后传出他还俗及调入国家画院的消息。为此，他自掏腰包，设宴款待相关领导、社会名流及老友亲朋，举杯话往事，竟至热泪流。

史先生做市场，用心良苦，持之以恒，其画价在业界发挥“风向标”作用。当他卖到6万元一平尺时，他或是他那个圈子会放出口风说，年内涨到8万元一尺，明年涨到10万一尺，诱使买家及早出手。别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到点时一准涨价。反正发改委只管油价不管画价，画价虚高也不违法。

天价画家何止是独领风骚，简直是自由王国，看似漫天要价，却总是有人埋单。时至今日，市场太大了，有钱的人太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画坛演义，谁会玩谁赢。动辄天价，难道就不怕无人问津、无人喝采吗？哪知他早已盆满钵溢，笑看画价，爱买不买，安之若素。“安之若素”既是心态，更是策略。价格谈好了，画款付过了，画家有言在先，我给你画可以，一定画好、画精，但你不能着急，我的时间有限，欠画太多，交货晚了，请你理解。哎呀，太理解了！花个大价钱都想买精品，时间早晚无所谓。千恩万谢，一等三年。等到作品拿到手时，价格又上去了，买家又赚着了，越发千恩万谢，皆大欢喜。

画家这招叫“延期供货”，通过时间差，平抑高画价。

画价日新月异，屡创新高，所画是否精益求精？物有所值？以史先生画笔下的猪娃为例，过去一幅画上一群猪娃，个个憨态可掬，笔墨鲜活。再看他如今所画，数量既少，体态也笨，鲜有生气。画还是那种画，价格已是天地之差。

设若说到刘大为主席，以我辈的揣测，钱包事小，面子事大，保住主席的职位才能最终保住画价，为此，只能拼画外功夫。刘先生是一流的勤奋，一流的才气，完全有望在专业上有更大作为，出更多作品，例如《晚风》、《巴扎归来》、《刘少奇在延安》等。当年《晚风》问世时，我曾拜读原作，叹为观之。2012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从延安走来--------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大型藏品展”，我得以再次拜读《晚风》，赫然发现标签注明“画家本人收藏”，不免困惑。据我所知，这幅画问世之初即被美术馆收藏，刘主席有何办法重新收归己有呢？

我一向认为刘主席理当做学问，做一个学术带头人而非市场弄潮儿。我也曾就此求教于业界高人，回答说，要说原因很复杂，比如说穷怕了，刘主席也是人，谁不想富起来？比如说位高权重惯性使然，上了高速路就下不来了，感觉很好啊！大把挣钱难道不爽吗？能够得到社会承认，到哪都被人捧着、敬着、前呼后拥地伺候着难道不爽吗？活人活到这份上，有谁可以拒绝吗？

可我还是坚持认为，大画家是国家养着，靠得是盛世年华，若无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哪里有天价画家，放开挣钱？我曾幻想着画家的钱包鼓起来之后，大房子住上之后还会回归自我，回归文化，对国家、社会有所担当；对歪风邪气有所抵御，引领风气，面向未来。我们等待，我们也失望。究其原因？有当红画家如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难吗？因为亲身经历过。你会吃喝玩乐，会跟商家、官家打交道，最好能跟大官打交道，钱就来得容易，他替你招呼一声，老板夹着钱包就来了。贪欲是人的天性，你会跟钱有仇吗？当你又能得到，又不会因此犯错误，又感到很舒服、很享受，你有能力抗拒这种诱惑吗？”他说：“跟吸食毒品差不多，有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一幅画卖了10万元，第二幅就想卖到20万元。欲壑难填，谁都一样，没有人能够抵挡这种心理、这种诱惑。区别只在于有人条件好些、机会多些、能力强些，而另一些人相对弱势，望尘莫及而已。”

于是，为了创造条件、争取机会，画家们自会在绘画以外的层面上展开博弈，比如说找个“好位子”，戴顶“高帽子”，抱根“大柱子”。等等，等等。追随“成功者”的模式，打拼出自己的天地。

若无心

畸形文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程大利先生同我说到的一段话：“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画家赶上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时光，生活条件太好了！比黄宾虹、李可染他们挣的钱多了去了，物质条件不知好多少倍。哎呀，房子、车子、票子、位子，都在比这些东西，画能跟他们比吗？怎么比？想想愧不愧？”程先生所言也是优秀画家们的共同认知，共同焦虑。攀比成风，“大敌”当前，物欲横流，诱惑太多，以至于画坛难为净土，满眼是狗苟蝇营。

2012年4月17日，一场罕见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随后移师广东，这就是“吞吐大荒---------许钦松山水画展”。第七届“美代会”之前，画坛尚不知许为何许人也，画了什么？画得怎样？有什么建树？缘何能一举当选中国美协副主席？“吞吐大荒”对此作了回答。我称之“罕见”，首先是造势的规模，把画展办得如同卖车卖酒一般，声势浩大，路人皆知，北京的大街小巷，公交站点，巨大的广告招贴比比皆是，这要花多少钱？巨额投入谁来埋单呀？我听广东的朋友讲，这个展览广告预算600万元，实际耗资不下千万，更有包机、吃住等众多开销。在广东，各大媒体均接到官方指令，要求无偿提供2个整版为画展作专题宣传。有官方的介入、推动，自然会带动资本的介入、商家的配合，官商联手，打造“文化品牌”，合力狂炒，耀然如旷世名星。至此，炒作之风由早期的个人行为，小打小闹，演变为政府参与，大张旗鼓。由此我们也意识到，画坛之乱象丛生，种种反常的背后是权力作崇，谁能巧妙地攫取并充分地利用权力，谁就能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官家习惯于锦上添花，世上有谁肯雪中送炭？放眼画坛，一边是许钦松这类人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一边是众多习画者求职无门，艰难度日，不要说举办个展，连到宋庄租一间画室的费用都需七凑八攒，勒紧裤带。若以绘画技能论，比肩如许钦松者岂不大有人在？如此不公，贫富悬殊又怎能不搅得画坛水浑，歪风盛行？

许先生所画又如何呢？我有幸观看了这个展览。隆重异常的开幕式结束后，人流涌动中，我在一件件巨幅山水画作前细细观摩，远看颇有气势，近看大而无当，树无态，石无形，山无势，水无韵，终不过皴皴擦擦，刻意造势而已。“吞吐大荒”实则了无生趣。然则开幕式上，座谈会上却是画界领袖云集，一片颂扬之声，声言许先生是岭南画派在当下的领军人物。这个画派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到黎雄才、关山月，笔饱墨浓，气具高古，独步画坛，世所仰慕。怎地到了今天居然推出如此人物？岂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黎、关地下有知，能不掩面而去？

金钱开路，过量炒作到如此地步，文化人已无斯文可言，画坛充斥着权钱交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极大损害着艺术创作的环境与氛围，惊扰着社会之方方面面，毁损着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也毁掉了本应拥有的庄重感、美感及净土意识，促使大批画家由画室转向社交，由创作转向经营。画坛也因此充斥着虚假气、江湖气、贵族气，尔虞我诈，庸俗不堪。每每有藏友相问说，发现“苗子”没有？帮我买点“潜力股”。我总是无言以对。以我之见，画坛竞力，新人辈出，千军万马，岂无能人？我感慨，我们大家都在感慨，大型展览看多了，收件逾万，入选上千，好画多的无以计数，可以说都是“苗子”，为何却屡屡功亏一篑？成才几率极低？环境使然，难耐寂寞，土壤钙化，水质浑浊，大家一块玩完。我何止一次听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发自肺腑地感慨说：“这会儿的年轻人比我们年轻那会儿画得好多了！想个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而不至于被当下的风气所误呢？”

症结所在

10年来，我致力于“吴杨访谈·吴杨推介”，尝试从专业角度、学术立场筛选、推介中青年名家，试图对恶意炒作，误导视听之风有所抵制。我寻找，观察，心情复杂，时常气馁。我深知，正是气馁导致群体性麻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团和气，少有正气。

我曾听国家画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话说困局：“我常常感到很悲哀，问题那么多，明摆着，由于体制原因，谁都无能为力。我跟美协讲，希望他们组织调研，派人下去摸情况，发现问题，发掘‘苗子’，把金子挖出来，帮他办展、出书、亮相，逐步培养起来。培养大画家要花大力气，不要让他们孤立无援，泡在市场上，漂在社会上，走在小路上，并最终夭折。”他说：“美协5年一届大展，时间定了，哪些人有可能当评委事先都知道，引诱参展画家去攻关，把心思用在迎合上，把精力花在编织关系上，煞费苦心去琢磨这些东西，这就叫‘小路、歪路’，都去走这样的‘小路’怎么行啊？可是，不走你叫他怎么办？他想走大路你得给他铺呀！一些重大的展览、赛事，几十年一贯制，上边不思改变，下面只能迎合。”

刘先生说：“现如今对于画家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机遇，条件太好了！四五十岁这拨人已经画得很好了，兜里也有钱了，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很好了，没法再好了。所需要的就是静气、定力，盯住大的方向，把握艺术规律，着眼国家发展、文化建设的大局，沉住气，好好画，再拼上十几年，把学问做扎实，向大画家的目标看齐。切莫比画价拼市场，患得患失。大画家要有大智慧，大智慧是做学问、比修养，淡泊名利，独步天下。”

四五十岁这拨人是画坛的希望，靠他们承上启下，也所以任重道远。面对画坛风雨，市场诡秘，已然小有名气的他们同样徘徊踯躅，心绪不宁。“现在的环境是逼良为娼，弄得我们这拨人无所适从”。听到这般感叹，令人为之震颤。

2009年9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工程”落下帷幕，入选作品102件中有国画33幅，代表了当今中国画之人物创作的最高水准。我曾先后3次观看这些作品，且意外地看到一个场景：勒尚谊先生带队到评审现场点评，就个别作品的最终修改提出建议，以示“抢救”。靳先生说，用两三年时间画一幅画，画成这个样子说不过去。是能力差还是不够重视？我看后者的成份更大。杭州的画家说北京的画家事情多，精力分散，我看这就是症结所在。

事情太多---------精力分散----------症结所在。靳先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挨批的作者不无窘态。事隔多年，这个窘态还时不时地浮现面前。我听到国家画院一位名家叹息说，哪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画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无巨细，纷至沓来。疲于应付，焉能安心创作？而创作乃绘画的本质要求。一边打电话一边泼墨挥毫，这种情形说明了什么？具有超强的能力还是轻车熟路？画成一种程式后如法炮制？绘画是以创造为特质的构想艺术，对所画物象须有透彻的认知、解析，而后以画家自身的想象力综合、再造出更富意象，更加完善的图式。严格意义上的绘画创作必定建立在深厚的学术根基上，没有深刻的思想认知与学术主张，难有独具特色的作品面貌。精神性也即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有什么样的主观故意，学术修养，自会有什么样的格调情操、绘画面貌。一个业务能力低下，靠走关系挤进官办画院滥竽充数之人；一个不读书，不学习，知识陈旧 ，目光短浅之人；一个漠视绘画传统，毫无笔墨建树，充其量只能画些小情小调，以所谓的个人风格自居的人；一个内心空虚，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缺乏担当意识，毫无悲天悯怀之心的人；一个自私狭隘，被老婆管着，一心忙于挣钱的人……无论他头戴怎样的光环，无论国家及社会给他提供多么优越的条件，终究难有大的作为，终不过借助市场乱象蒙两钱花花而已。

唯其如此，石虎大隐于市，从来不用手机，以避免为交际所累；叶毓中重返故乡，重温儿时的温馨记忆，沉潜于宁静的艺术世界里陶乎其乐；贾浩义谢绝大公司出资包装，守住寂寞，不为名利所累；如此人物，大有人在。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个时期，造就一个时期的人物。画坛热闹异常，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别折射，有人不择手段以营其私，当然也会有人退避三舍，洁身自好。靳尚谊、叶毓中等人以身作则，更期待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后来居上。画坛因此而招展希望，艺术因此而生生不息。

若无心

价格倒挂

大画家要靠时间过滤出来。大画家要思想深刻，见解独到，学养深厚，情感充沛，专业执着，技艺超群，还要人品第一。我写孙其峰教授，用过一则标题“总分第一”。“总分”是积累的结果，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总分”是抱朴守拙，修心养性的结果，我行我素，不与人同，不与人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语）。孙老不争而天替他争，给他一个长寿，到了晚年，“书法终身成就奖”、“美术终身成就奖”等该给的荣誉都有了。纵观画坛，古往今来，小鱼在水面撺挤，大鱼伏在水下，深水里才有好光景。只可惜，以人们的习惯，只见小鱼弄潮，难见大鱼沉潜。

在写这段文字时，我刚从潍坊“第三届艺术博览会”考察归来。在二楼展厅，我由当地画商陪着，帮其寻找“潜力股”。“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只“蜻蜓”便是画商。我们找呀、找呀，他在小本上记呀、记呀，终不过筛选出五六位“新人”而已。我一向对自己的眼力深信不疑，这次却掂量再三，难下结论，固然因为参展画家众多，作品良莠不齐，也由于受非画因素干扰，凭生太多狐疑，难免先入为主。比如，画家简历注明上过某某名家班，又上过某某进修班、精英班。终年累月泡在这班里、那班上，直到泡没了个性，不见了自己，所画要么是某名家的皮毛，要么是若干个名家风格的拼接。对于这类画家的作品如何品评？要说画的不好，但他背靠“大树”，扛一摞“牌子”，俨然已是名家身价，炙手可热之人，有的甚至借助某某导师的福荫而一夜走红，市场热捧。难怪乎连年来名家班雨后春笋般，众名家热衷收徒儿，师徒一家亲，抱团做市场。

市场买涨不买落，买新不买老。多有突然间蹿红的新秀，画价奇高，令人咋舌，其挣钱的本事远胜于一些功成名就，已有定论的优秀名家。艺术与市场脱节，派生出种种困惑。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画家，理应关起门来做学问，平心静气搞创作，淡泊名利，甘于寂寞。而市场往往是做出来的，画价是炒出来的。画家众多而蛋糕有限。你这边关起门来，他那里乐得狂炒，结果是价格倒挂，好的卖不过差的，老的卖不过小的。市场一拥而上，以为发现了“金子”，哪知成也匆匆，败也匆匆，终不过是一些“淘金者”的一厢情愿而已。靠包装炒作，盲目跟风而陡然走红的画家难有持久者，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往往由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新人秀，抢“蛋糕”。

人这一生，若想有所作为，最好能有大的作为，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那么他一定要同内心的欲望作斗争，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耶稣说：“让一个富有的人进入天堂比让骆驼钻过针眼还难。”但还是有人钻过去了，也所以希望的大门永远为人类敞开。比尔·盖茨的捐赠，洛克菲勒的善举，李嘉诚的大聪明等，都是极好的榜样。李嘉诚说：“一个人内心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洛克菲勒说：“富则兼济天下。成功也意味着相应的责任。”他说：“那种认为自己拥有财富就拥有了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人几乎完全丧失了道德、道义。如果这些人成功了并对整个社会产生示范作用，来之不易的人类文明将被重新拖入深渊。”为此，这位石油大王展开行动，捐出巨款帮助医学界消灭十二指肠虫，发明盘尼西林，消灭疟疾，远离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白喉和其它疾病的困扰。不仅美国，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他的善举而摆脱疾病困扰，改变人生命运。而这已是20世纪早期的事情了。

书画界硬伤

当时间来到21世纪，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文化艺术界的捐款状元是范曾先生。接下来，韩美林100万，李双江60万，刘大为20万，倪萍100万，毛阿敏100万，刘亦菲100万。总体看，美术界不如演艺界，大男人不如小女子。2年后，玉树发生地震，军方率先垂范，曾作硬性规定，要求一级美术师捐款不得少于10万元，一位将军级画家只捐个零头说，我不是一级，我是三级。国家养一个将军级画家干什么？有什么道理？养到70岁，要耗费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呀！大宅子，好房子，画室里放着大案子，不都是钱吗？为自己大把花钱毫不吝啬，对社会有所奉献斤斤计较，这算什么名家？沽名钓誉，不思报恩。养尊处优，近乎忘本。据说这一次史国良也想慷慨一把，认捐100万，左看右看，一番权衡之后临时改为50万。旁顾左右而言它，心里七上八下。我猜想不是心疼钱，而是另有其因。

据说，范曾卖画依法纳税，不怕露富。而有些天价画家则不然，象征性地表示一下而已，同巨大的卖画收入相比，终不过挂一漏万。逃税是这些人逃不过的一块心病。

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记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如今，“臭老九”成了香饽饽，苦尽甘来，政府宽以待之，百姓厚以爱之，有本事可劲折腾，由此形成天价画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使得一些人披着文化外衣，放开手可劲敛财。难怪崔永元恨声道：“我不骂商人，也不骂艺术家，但我要骂冒充艺术家的商人，和把自己当商人的艺术家。”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义利”（见于《论语》）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止常足矣。”（见于《老子·46》）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做事是要讲究分寸呀，大王您要想想清楚呀。孟子又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见于《孟子·染惠王章句上》）
国家管理靠规章制度。做人处事须遵循祖训。只可惜一些书画名家，过去无书可读，今日无暇读书，文化人远离文化，书橱上难见经典，难免出现“5·12”大地震认捐时的尴尬，不是出自良知，而是被动敷衍。套用贾德江先生的话，“这叫硬伤”。

回想鲁迅、王国维、陈寅恪那代人所处的年代，漫漫长夜，朝不保夕，文化人并没有迷失，一座西南联大，在炮火硝烟中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材。一脉文化传承，支撑着民族的巍巍大厦。为了共和新生，人民福祉，大批的文化战士前仆后继，为民请命，道德文章，彪炳史册，人文精神，光耀千秋。比起他们的伟岸来，我辈实在显得琐小，委靡。由于无知无畏，反倒自命不凡。大肆索取而不思回报，人品卑怯却道貌岸然。

不要说那代人，那些代表民族风采的正人君子，饱学之士，就说画坛吧，李可染、黄胄等人才走出多远？李先生平易近人，谦谦君子，一生修为，人格魅力很自然地透着一种光彩，同他的作品一样感染人、打动人。黄先生卖画建馆，惠及后人，他天生大才，勤勉过人，画室里的灯光几乎夜夜亮到午夜。我曾听老同志叹息说，现在这茬画家同前辈相比确有差距，那代人的德行到周思聪就完结了，画坛至今很难出现周先生那样的人物。在周先生的丰碑面前，我们理应反思，为什么会这样？除了环境因素，市场作崇之外，我们自身是否也有责任？也须坦诚检讨呢？

物禁大盛

我们是礼仪之邦，历史上圣贤辈出，造就了灿烂文明，其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及老庄哲学中道法自然，合谐为一的思想。后世无论怎样试图创新逾越，另搞一套，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取向。可是，我们还是迷失了。经典文化在经历战火硝烟及战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后悄然谢幕，代之以“文革”文化、“知青”文化、军营文化及改革开放后的商业文化、港台文化、俗文化、伪文化、没有文化。价值观空前混乱，到处是诚信危机，尔虞我诈。盛世年华，大家居然毫无安全感。包括字画买卖，在暴利诱使下，拍卖会暗布陷阱，大画家狂炒画价，一幅天价字画足以令人倾家荡产。

“知青”文化由市井文化与农村乡土文化杂交而成，源自极度扭曲的社会形态、生存需求，表现为典型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利己主义，只要能出人头地，改变命运，我便会不顾一切，不遗余力。

“知青”的胎母是“文革”。“文革”之野，“知青”之贫，在一部分画家身上种下不可逆转的劣根性---------极端个人主义。由“知青”而考学乃至读研，借助特定的社会机遇而一步登天，几成新宠，但在思想上、修养上并无根本改观，其人生观早已定型，出门打天下靠得是一技之长及为人机警，聪明勤奋，而非胸怀天下，奉献社会的男儿气象。陈寅恪、钱钟书、黄宾虹那代文化人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人格光辉在这代人身上未能再现，这既是他们个人的缺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国民素质亟待提高。

“物禁大盛”，是荀子的一句名言。李斯长子李由在郡太守任上回京述职，丞相李斯府前“车辆千乘”，百官皆来拜见，李斯望之鄂然，想起老师荀子的教诲而不由心生胆寒。可惜他在迷恋权势富贵的路上走得太久、太远了，想回头已经很难了，最终没能逃脱“物禁大盛”，身败名裂的命运。

鲁迅美院教授李荣光先生饱读诗书，多才多艺，“古琴第一，诗词第二，其次才是书画。”他通读史书，博闻强记，我每每同他交谈，深感获益匪浅。他说：“相比韩信、樊哙等人，张良是刘邦将佐、谋士中最聪明的一位，不贪图富贵，能功成身退。但他还是没能料到，由于赏赐太多，最终祸及儿孙。孙子钱太多成了恶霸，丹书铁劵也难保性命。”
这也是众人对富人显贵，敛财高手们最不能理解的诘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己没地儿花，儿孙花不完，躺在钱堆上有什么意思？

回归高尚

以能力论，确有相当多的青年画家可以画的好些、再好些。为什么差强人意，江郎才尽？因为干扰太多，缺乏定力。艺术上没有方向，行为上随波逐流，精力上过度分散，因其急功近利，终至功亏一篑。有位名家曾向我推荐几位青年才俊，我说不行，他问为什么？我无言以对，但我很想说：“答案在画上写着呢。”

日前我拜访田黎明先生，听他谈画论艺说：“画如其人，年轻时似懂非懂，鹦鹉学舌而已，几十年画下来，用心体会，方信是至理名言。无论你是否乐意，画里一定要透露你的心性、你的情绪。画到最后是画你自己，画出你的所思所想，所祈所盼。古人说如诗如画，诗是可朗诵的画，画是可默读的诗。技艺固然重要，情怀决定高下”。由是，我想到石鲁先生，履职美协主席时画的虽好，终不及落泊时画的清奇堂奥、风骨卓绝。那时他面对死亡威胁，躲在庄稼地里抠生地瓜吃。正是生命历练，促成其精神伟岸及绘事巅峰。朱振庚先生也是一位奇人、奇才，就读中央美院时深受卢沉先生、周思聪先生赏识，却与世俗格格不入，一生落泊，不见容于画坛高层，空怀一身才气，终究抱恨而去。因其清奇高古，所画独具一格，曲高和寡，孤高愁怀。大坎坷造就大手笔。只可惜这样的人物并不多。

上溯，更有倪瓒、徐渭、朱耷，清心寡欲，超然物外，作品苍老野逸，思尽波涛。今日绘画说是继承传统，然则实用主义，在看似高雅的幌子下破坏传统，受利益驱使而欺世盗名，不择手段。苟苟蝇蝇，聊无生气。一切都物化了、停滞了，大画家躺上钱堆上，小画家走在歧路上。袁武先生有幅新作叫《在朱耷的的山上耕耘》，画中一位汉子在山土里刨挖，背景是朱耷的山水画，似乎有意于点评画坛的某种现象，受利益驱使，摹仿成风，图解绘画，以获得物质利益为旨归，无论画什么、怎么画，只要能忽悠，能卖画，便是高手，将绘画等同于农民种地，能刨出一个地瓜也欢喜，能刨出真金白银谢天谢地。

绘画有标准吗？好不好拿什么来衡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角度，也所以鱼目混杂，褒贬不一，以至于什么样的画家都能卖画，大忽悠卖个大价钱，大炒作抢座金山归。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人说，有一天，从历史的角度回溯、审视某些名家，人们会发现，褪去光环之后，不过是商业工具或是御用文人，造钱机器而已，而绝非艺术家、美术家。“家”的意义是什么？是具有开创性贡献，足以被众人视为楷模，对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人物，因其不可多得，所以弥足珍贵。纵观今日画坛，称“家”已不自足，且要自封为名家、大家。厚颜乃至如此，画坛乱象已甚。

好在，无论世俗多么强大，画坛多么困顿，仍然无法迫使我们放弃对美、对艺术本体的热切追求。无论如何，官僚画家春风得意，江湖画家纵横捭阖，牛皮画家自吹自擂的时代需要终结了。把舞台让与学术型画家，让于那些孜孜不倦，默默耕耘，以明确坚定的艺术追求为己任的专业画家、职业画家。只要这些人担纲主角，引领风气，崇尚正义，抵制歪风，画坛才会除旧布新，文化方能回归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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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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