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第一章 生平行迹

沙孟海的一生纵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见证了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起伏变迁。少年时代的沙孟海为了求学，从浙江鄞县的一方山野僻壤走出，此后辗转于宁波、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杭州等地，在时代政治洪流的冲荡和学术文化的浸染下，艰难而执着地继续自己“求真求实”的学术生涯。

侯勇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1900-1922）


沙孟海的青少年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至1914年夏，居鄞县本乡和慈溪，接受启蒙和基础教育；自1914年夏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至1922年11月离甬赴沪，期间受益于诸多良师益友，始立志于文史，逐步奠定治学根基。此期对沙孟海学术人生影响最著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严正的家教和学堂基础教育，最先开启了沙孟海的智识；师友之间的志趣相投、砥节砺行，为沙孟海的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浙东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对沙孟海的影响，虽然在后来的岁月中才日益彰显，但也已潜移默化，尤其是浙东学人的学术精神和特质，成为其治学生涯中的重要标杆和情感维系所在。

侯勇

一、严正家教和新式学堂教育的启蒙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沙孟海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今属宁波市鄞州区）翔凤乡（后改名大咸乡）沙村（今属塘溪镇），原名文瀚，后改名文若，字孟海，中年后以字行，号僧孚、决明、沙邨、兰沙、石荒。沙村距离县城东南约八十里，位于天台山脉大梅山下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偏僻山坳中。南宋时，梅溪沙氏第一世仙居县令沙成始迁明州鄮县（即鄞县），第二世沙承霸定居鄮县五港，第三世沙用明由五港迁沙村。沙孟海高祖沙端铭、曾祖沙恭珩、祖父沙忠喜辈皆务农，小立田宅，至父亲沙孝能（1875-1913，字可庄，号晓航）始执儒业，为国子生。母亲陈龄（1877-1944）为同乡大嵩村贡生陈明先之女，育有五子沙文瀚、沙文灏、沙文沅、沙文溶、沙文濬（即沙文若、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 。

沙孝能生平服膺清初颜元 之学，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实学和致用，又精通医术，凡邻里患疾，往往不辞辛劳、亲往诊治，对于家中子弟，则以笃行厚义相训诫。 沙孟海成年后回忆起往昔听闻的训导之言，印象深刻。他在《高祖志正府君事略》（1919）中有记载，幼年时曾跟随父亲经过先祖葬地，父亲肃然曰：“吾先世皆农夫，以敦朴相尚，闻之吾祖志正府君年七十余，犹躬率孙子作苦。诸子惧惫力，请止，终不肯止。张孺人虽老，终日治阃内事之间。方是时，家门肃然，长幼男女各有常职，黎明而作，宵分而息，田虽瘠，获无不丰；居室虽狭，靡一物不得所，村人称道之。教子孙咸以府君为法，汝今弗勉学而衣而食，又安知丝粟皆先人苦心耶！” 沙孟海闻言悚惧，时隔数年仍铭刻在心。1913年9月6日，因幼遭犬咬埋下病根，体孱多病的沙孝能积劳以殒，是年沙孟海14岁。

父亲去世后，祖母周氏和母亲陈氏皆不忘言传身教之责。沙孟海后来到宁波与各位师友列叙家世时，屡屡称述祖母的德行，赞其不仅习农事、知种植，端严勤苦、老而不倦，且“动止必准诸礼，于文若兄弟虽极挚爱，而小有遇差，即督责无假贷，或称述老人言行，以为戒诲” ，“其教诸孙，常述先训，圣善之德，义方之教，历久而弥虔” 。陈训正（1872-1943）闻之感慨，认为沙孟海修学敦行，有异于一般青年的浮华虚夸，正因自幼受到严正家教、淳朴家风的泽惠。 而此时上奉慈姑、下抚诸孤，对沙家有“再造家室之功”的陈氏，其教导沙氏兄弟也是“慈严兼施”。因沙家所居偏僻，不易得师，沙氏兄弟自十岁以上即令就傅远方，姻党或以齿稚缓遣相劝，陈氏则答以“孤儿不喫苦，他日宁望成立” 。

少年沙孟海所受的教育一方面来自家庭，另一方面托承于晚清以来渐次推行的新式学堂教育。1898年，清政府通令全国将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宁波作为近代工商业发展较早的地区，颇得兴学风气之先。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变革举措对于传统儒学的一统天下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如同釜底抽薪，为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也为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据浙江教育官报统计，截至1908年，宁波已建有小学堂280所，中学堂5所，实业、师范学堂6所，学生共计1万余人，可见20世纪初宁波创办新式学堂已较为普遍。 沙孟海自6岁入家塾，7岁入本村私塾，随族中长辈习古文、读经书，课余受父亲启蒙而学习书法、篆刻。1910年以后，他开始外出求学，先至邹溪村钟山小学，不久转入百里之外的慈溪东山头锦堂学校附小读五年级。这所锦堂学校由旅日华侨吴锦堂（1855-1926，慈溪人）兴办，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当时在浙东堪称先进，课程设置亦融贯新式基础教育特色。后来虽因“沙孟海参加革命军被打死”的谣传，使得他在此校只停留了不到一年时间，便被父母召回至本乡花溪小学就读，但迥异于私塾的新式学堂已让初晓世事的沙孟海在涌动的时代洪流中接受了一次最初的冲击。父亲去世后，沙孟海并未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辍学。1914年，因母亲的积极促成，他又随舅父转赴慈溪庄桥集成小学，由鄞县名士谢缄三、干兰卿两姻丈负责教督。母亲的见识和胆略为沙孟海最终走出山村、迈入更广阔的世界铺就了坚实的道路。

侯勇

二、宁波师友群的砥节砺行

1914年暑期，沙孟海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于1905年由张美翊、陈训正向宁波知府建议创办 ，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学堂完全科设修身、教育学、中国文学、算学、博物、理化、习字、图画和体操等，修业年限五年，免交学费。 沙孟海在此就读期间，接受了较完善的课程教育，并且遇识对其一生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确立起研治古代文史的志向。期间，沙孟海受国文教师冯君木（幵）、历史教师洪允祥（1874-1933）的鼓励和引导，自订“自学课程”，研读《左传》、《礼记》及唐宋以来各家文集，又与同辈好友冯都良、葛旸、陈训恕、俞亢等组织“越风社”，砥节砺行、勉学勤思。

1919年夏，沙孟海从省立四师毕业，至镇海县立高等小学任教，但他与师友的联系未断。1920年暑期，沙孟海与冯都良等集会于城西般吉巷效实中学内 ，由冯君木、陈训正、张原炜（1880-1950）、冯汲蒙等作指导，共同讲习文史，钱保杭（1877-1922）与陈训恩（1890-1948）亦时有参与。“般吉集”激发了沙孟海继续探求文史的兴趣，是年8月，他辞去教职，一心追随冯君木先生问学。自此，沙孟海住在宁波宝兴巷冯氏寓所，每日点阅《史记》、《汉书》，诵读魏晋至近现代各家之文。

冯君木作为沙孟海早年治学的重要引路人，对其学术视野、文化立场乃至人格精神的影响“既夙且深” （详见下文“沙孟海与文学名士”、“沙孟海的文学研究”）。此外，沙氏交游共处的诸位师长也都具有很好的旧学根底，同时思想开明、身践力行，以传播新学、发展教育和推进社会变革为己任。早在1902年，陈训正、洪允祥、钱保杭等在上海集资创办“通社”译书局，翻译出版东、西方各类科学名籍，一时传播甚广。1907年始立宁波府教育会，会长张美翊、副会长陈训正皆负一时所望，三年间兴建中小学校及师范学堂等百余所。1910年，陈训正入同盟会，又任上海《天铎报》社长，洪允祥、陈训恩均为报社主笔。1912年前后，陈训正、冯汲蒙、虞辉祖等在宁波后乐园兴办“国学社”，招收学生，补习经史文学。1918年，诸人共创“南社”分社“剡社” 。沙孟海在1943年所撰《陈屺怀先生行状》中，对其生平事迹叙述详实，不唯敬服其文学造诣，称先生“博涉群书，探综道要，吐辞为经，足以自成家数” ，更将其早年赴日访求科学图书仪器，回国创办通社、兴办学堂、宣导革命诸事娓娓道来。此文虽属后撰，但在1920年前后的集会中，沙孟海对屺怀先生兼容中西的思想和耿介凛然的气度，理当已有体会，而先生“蓄德安贫”、“捐耆欲，屏纷华”的直面教诲，沙氏更是铭记于心。 此期，他还拜识了冯君木的族侄冯孟颛（1886-1966），以及在冯家坐馆、通晓文字声韵和碑帖书法的钱罕（1882-1950）。冯孟颛为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者，自弱冠即开始访求典籍，致力于搜集乡邦文献、保护地方文物 。其“伏跗室”所藏多明清两朝史料和乡贤著作，沙孟海从中得阅诸种文献和碑帖拓本，眼界为之开阔。

这群甬上名士的言传身教使沙孟海耳濡目染，在有志于学的初期即规避了孤陋与浅俗。除沙孟海之外，曾参加“般吉集”的青年学子后来也多成为当世俊彦。冯君木长子冯都良（1901-1977）幼承家学、文采斐然，为人耿介刚直，与沙孟海性情最相投。他从效实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上海《商报》、《申报》主笔和总编辑，兼任东吴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冯都良这样叙说他与沙孟海在宁波结识后若干年里的交契：“僧孚为人，澹定寡言笑，意量坦坦，于人若无与者，而人自爱之。余生也讷，平居尟诣接，独一见僧孚，即爱好勿能去。僧孚亦暱就余，五六年来，契合弥深，一日不见，便忽之如有所失。”

沙孟海在研习文史之暇，倾心于书法、篆刻，屡屡与葛旸（1900-1955） 、吴泽（1900-1938）切磋艺事，相伴拜谒赵叔孺（1874-1945）。但是，书印技艺与学术文章相较，孰轻孰重，沙氏自有权衡。《僧孚日录》辛酉年四月初七（1921年5月14日）记：“书画篆刻之艺，足以资助文章，实适以妨害文章也。余粗解作书、刻印，每为人作则费半日，或至全日不能读书……于相师尝谓余于画性亦与近，宜并习之。余才习二事，已足夺我学文时间，若更学画，是将终身为技艺之人矣。” 同年五月初九（6月14日）记：“往夫子谓余可自制印曰印婬，本古人之书婬也。今又谓《尚书》有色荒、禽荒，汝又可自制印曰石荒，并可作号，更胜于印婬矣。” 五月十六日（6月21日）又记：“篆刻之事，昔人目为雕虫小技，真乃浅陋，然所以夺吾学文之时，使吾文无丰赡之日者，亦此物也。” 冯君木为沙孟海取“石荒”之号，谓其因耽于篆刻而荒废本业，实已寄寓警戒之意。沙孟海自己对此也是深怀戒惕，称“此身长为接客、刻印二事所羁縻，消磨精神，荒落学业，莫斯为甚” ，因此几欲销毁刻印工具，以求闭门谢客、读书静处。

侯勇

三、浙东学术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
鄞县地处浙东沿海，古属明州，介于慈谿、镇海、定海、奉化、余姚诸县之间，境域内四明山脉蜿蜒绵亘于西部，东南部亦山岭环抱，中部则拓为平原，阡陌纵横，稻田弥望，鄞江纵贯其间。 鄞县作为浙东大县，“设治始自周秦，至汉晋时，已生齿繁殖，物产丰盛，唐宋市舶，遥达海外，南宋迁都，甬为近畿，元设海运，明建府卫，人文亦蒸蒸日上。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建设云兴” 。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此地多经史宿学之士，其蹈行圣贤之学，文章、气节易世不衰。 清季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全祖望（1705-1755）等接续黄宗羲（1610-1695），传承浙东学派“博采、求实、创新、经世”的精神，开拓经史之学新境界。

沙孟海于20岁前后开始览阅浙东学人著述如全祖望《鲒埼亭集》。这部文集记录了明季清初学者、义士的诸种事迹，尤其是南明诸贤的碑志记传，可谓情深气壮、人物栩栩如生，同时又有对学术源流的辨析、史书编纂的探讨，堪称全祖望一生治学和人格精神的凝结之作。沙孟海精心阅读后，曾将有关鄞县乡里的史事大段摘录在册。他又时从师友处听闻乡先哲史事，并亲往拜谒明季义士之墓。例如《僧孚日录》辛酉年二月廿四日（1921年4月2日）记：“午后，冯衷博、钱舒于二人来，持夫子命从往北郊马公桥，展冯公簟溪、王公笃庵及董公幼安三义士之墓……三公皆明末起兵者，事败遇害，墓中尸皆不全……冯公为慈溪冯氏之旁支，其墓故无人知，数年前吾夫子与曼孺寻得之。夫子之曾祖白于先生有《马公桥寻簟溪公墓不可得诗》，夫子因与曼孺于马公桥更访寻之……回风堂诗有五古一首，其题为《与从子贞群寻冯跻仲、王完勋两侍郎合葬墓得之》。……既寻得，因修其墓，董公墓在冯、王二公合葬西南二三步，碑字尚可读，冯、王二公旧碑不可读，今曼孺为更立石焉。二公事昨日夫子为余称述甚详，兹记而未悉。盖《鲒埼亭集》有王公、董公墓志，黄梨洲亦有冯公墓志，他日宜检读之。董公为六狂生之一。冯公名京第，王公名翊，董公名志宁。冯、王皆慈溪人，董鄞人。” 又记：“检《鲒埼亭集》有《冯侍郎遗书序》，但言其著作，未详其事实。又有《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墓碑》及《明兵科都给事中董公神道表》，其外有关三公之文甚多，皆读一过。” 《日录》中有关明末浙东义士的记录尚多，兹不具录。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2日的《日录》上端空处，还有冯君木的两条批注，一是“钱名肃乐”，此为回答沙孟海的疑问，即“又有一稚绅为钱忠介公不知其名，待问诸夫子”；另一是“以刃断所枭首堕地者，乃陆属人为之，非陆自为也。事见《鲒埼亭集》。黄太冲、陆周明墓志亦著其事，拔刀击头者为江子云，拾头者为毛明山，笃庵之旧部也” ，也是为补正《日录》所记。由此可知，冯君木不仅熟读《鲒埼亭集》，还曾亲自访寻和修葺明义士冯、王二公之墓，又屡为沙孟海详述明末浙东史事。1921年6月，沙孟海从伏跗室主人冯贞群处得见鄞人万斯同《明史》及李邺嗣《汉语》、《南朝语》稿本等，亦是珍贵难得的浙东文献。 再联系后来其他诸事，比如1925年初沙孟海由沪返乡期间，拜谒鄞县邹谷全谢山祖墓 ；1932年在南京任职教育部秘书时，凭借其眼力和学识，对万斯同《明史稿》手稿十二册做出明确鉴定，并借助好友、藏书家别宥斋朱鼎煦之力收购，使这部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得到妥善保藏 ；80年代末，襄助《万斯同年谱》（陈训慈、方祖猷合著）的编撰等等。凡此种种，皆源自于沙孟海对乡邦先贤的景仰，根植于沙孟海与浙东历史、学术文化之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浙东学人以其渊博学识和高风峻节为沙孟海树立了一个高山仰止的标杆，同时也成为凝结了浓厚乡情的精神维系之所在。

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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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勇

第二节 青壮年时期（1922-1949）

沙孟海的青壮年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1922年11月至1928年初，寓居上海，学术视野大为拓展；1928年2月至1937年12月，辗转于杭州、广州、南京各地，或从政或执教；1937年底至1946年5月，抗战军兴，西迁重庆；1946年5月东归，至新中国解放。这一时期，对沙孟海学术生涯最具重要意义的阶段，首推寓居上海的五年。20年代的上海与北京并列为当时中国南北两大学术文化中心，各种中西近现代学术与文化观念此起彼伏、交相辉映，沙孟海在此不仅大大拓展交游范围，拜识文坛宿老、学界名士和艺苑大家，而且也对新文化、新学术作出积极的思考和回应，学术识见日趋丰盈。其次，在任教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期间，沙孟海专注于教学与研究，与周边的学者、同事互为启发，尤其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获益匪浅；而避居重庆的八年，时局动荡，学术研究几近停滞，但是全国各地学者、高校教授云集于此，沙孟海因得以知交往来、互慰平生，这实际上也是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学术积累，对他以后的治学不无助益。

侯勇

一、沪上五载的学术机缘与观念更新


沙孟海在求学的同时，为了解决生计和承负家庭经济责任，自1921年3月受聘于甬上望族屠用锡家 ，负责教导其子弟学业。坐馆授徒为他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他后来的赴沪发展做好了铺垫。1922年10月间，屠氏欲携二子迁住上海，并邀请沙孟海同去，他欣然接受这一聘约。这对于沙孟海的人生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缘。同年11月24日，23岁的沙孟海由宁波抵达上海，应屠氏和另一富商蔡同常两家合聘坐馆。此后五年间，他广纳旧学新知，学识大进。

蔡同常（1885-？），字明存，号琴孙，为清末藏书家蔡鸿鉴之孙 ，编有《明存阁善本书目》，著录善本近800种，曾请冯贞群为之鉴定。 蔡同常虽经营货殖之业，然其为人重义尚礼、笃于故旧，生平好结纳文学之士，与冯君木、陈训正、张于相、虞含章等均相识，尤与冯君木最友善。早在1920年秋，沙孟海居甬时已识蔡氏，迁沪后更是交接频繁。 沙氏抵沪后仅十天，即受托为蔡氏录存家藏书画款识及印记题跋。据《僧孚日录》统计，1922年12月4日至12月11日的一周内，沙氏每日赏阅画作，经目者达80余件，其中不乏珍品如唐代吴道子人物纸本，宋代徽宗《白鹰》绢本、李公麟《白描罗汉》绢本、赵伯驹《著色山水》绢本，元代倪瓒《秋山疏远图》纸本、王振鹏《桃源图》绢本，明代文征明《兰竹》纸本、徐渭《蕉阴雪奴图》纸本、董其昌山水绢本、仇英《采芝图》绢本等，有暇常取出细观，殊增眼福不浅。此后至1925年间，又陆续观蔡氏所藏各类古代书迹，珍稀之物如有《文文肃手集家书》两册 、《宋元墨迹》十二帧 等，并编录《明存阁书目》、《画目》、《画家小传》，存补款识、印记，鉴定真伪。这段经历对于丰富沙孟海的书画篆刻见识、提高鉴赏眼力，无疑是有一定助益的。

授课、编目之余，沙孟海诵经读史、勤于治学。友人俞子怡曾作《怀海上诸子》八首，其一专咏沙孟海，诗云：“僧孚绝外慕，力学操其本。置身人海中，尘嚣不挂眼。席间方丈地，凌杂简编满。低首诵经史，冥心事述撰。客来畏酬应，口讷颜为赧。起立小裴回，踰闼觉已远。傥能学辟谷，终岁宁不饭。生事殊难了，天明又恨晚。身闲心则劳，忧子不知反。致书累相规，乌乎奈子懒。” 这首诗写于1923年11月30日之前，描述初到上海以及在甬期间的沙孟海，堪称准确生动。此期沙孟海对待治学与治艺的态度一如往昔，虽然书印费时颇多，但他无意于借此立身，甚至因此更感愧疚。其自述如下：“治印十年，得为诸老辈所赏识，不负初心，固属幸事。然于学问、文章一无可得，徒以雕虫之技见知长者，充其极不过周栎园笔底驱遣人物耳，岂私心之所愿哉？念此转自愧恧，藏身戢迹，更不欲与诸公相见矣！”

身处上海这一经济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沙孟海仅凭坐馆授徒的报酬尚难以维系全家生活之需。1922年12月间，沙氏由张美翊(1857-1924)代写润例以作推荐。1925年2月起，又兼任修能学社国文教师一职 。1927年1月，应商务印书馆钱智修的邀请，改任该馆附设的函授学社国语科教师。 这数年间，沙氏每日教书授徒、撰文鬻书，不胜劳碌，但同时交游范围大为拓展，学术识见和视野格局也今非昔比。其师友辈中，既多往日已熟识者，如冯君木、陈训恩、朱炎复、钱太希、冯都良、俞次异等，在20年代前期陆续迁沪，同膺修能学社讲席 ；也有经冯君木、张美翊等引介后新拜识者，如文坛宿老郑孝胥、况周颐、朱孝臧，书画篆刻界名流吴昌硕，金石学者顾燮光，西泠印社创始人丁仁，罗振玉之弟、藏书家罗振常等；又因游处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停云书画社，结识俞语霜、任堇、吴子茹、吴东迈 ；还曾有缘亲聆章太炎言谈，面晤康有为于“游存庐”。人脉的充分延续和扩展，为出身于乡间僻壤的沙孟海铺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更为重要的是，1920年代的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既是大批前清遗老和老辈学者的聚集地，也是各种新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想倡言者、引领者的阵地。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上海凭借其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为中西近现代学术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学术争鸣提供了优渥的土壤。 沙孟海面对错综的时代思潮、纷呈的学派观念，不断思考和选择，接纳着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旧学和新知，相比之前更快速地积累起日趋丰盈的学术识见。对于新文化运动，沙孟海保持了审慎的态度，站在与“学衡派”相一致的立场，同时也对新史学、新文学运动大将胡适、顾颉刚、鲁迅等人的著述和主张，具有同情理解的胸襟和能力。他反复阅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仔细分辨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对其大胆质疑、细心求证的治学精神以及“中国古史乃层累造成”的历史观点尤所服膺。在身边友生的感染、激发下，沙孟海自省应“多看新书，于政治、社会种种问题皆须留意” 。

侯勇

二、广州、重庆学者群的相互启发

    1927年底，沙孟海因沾上赤化嫌疑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难以在上海继续立足，后谋得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科员一职。1929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聘请冯君木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并邀约沙孟海同去。冯君木辞谢，沙孟海则应允南下，出任该校预科教授。

国立中山大学自1924年由孙中山亲手创办（原名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以来，短短数年内汇聚了国内外诸多优秀学者，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声誉隆盛。其中由傅斯年（1896-1950）领衔的文学院，陆续延聘顾颉刚、许德珩、容肇祖、马衡、赵元任、俞平伯、罗常培、商承祚等知名学者，筹建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下简称《语史周刊》）、《民间文艺》（后更名为《民俗》）等学术刊物，积极提倡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相结合的新型研究。沙孟海来到中山大学时，傅斯年、顾颉刚等虽已离开学校，但时隔未久 ，对于他们的学术倡导和举措，沙孟海是有所闻知甚且颇为关注的。例如，《兰沙馆日录》1929年9月22日记：“中大之出名，第一次因其中多革命人才，第二次因顾颉刚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图书之购置、刊物之流布，博得海内人士之注意。” 同年11月2日记：“阅《民俗学问题格》（中大民俗学会出版）。吾辈不谙西文，观此一篇，想见西人研究方法之伟大，中国人徒将传说、俗曲蒐辑汇编，标其目曰民俗学，渺乎小矣！” 12月5日又记：“阅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采集传说、歌谣，此为近今时髦工作，实则累赘可厌，一则此项工作究属太易，人皆能之，二则非有绝好手段、绝好识见，即有材料，亦无发明。顾颉刚此集（第一集）结论做得甚好，其名日昌，不为无因。” 可见，沙孟海对顾颉刚等人提倡的民俗学研究兴致甚浓，且引起对中西学者相关研究的比较和新的认识。

中大预科开设有十余个班，学制为两年，当时一同担任国文组课目的教师计八人，除沙孟海之外，有容肇祖、伍叔傥、黄嵩年、闻宥、李翘、戴家祥、段凌辰。 这些教员虽然后世名声有显有晦，为学界熟知者如容肇祖，几被遗忘者如闻宥、伍叔傥等，然在当时同辈中均堪称卓有见识的翘拔之才。他们或以古文字学、古典文学研究立身，或以历史学、民俗学研究见长，授课余暇，彼此或谈晤游处，或互赠新作 ，其中沙孟海与闻宥的交谊尤为深厚（详见第二章有关沙孟海与闻宥交游的考述）。沙孟海承担的预科国文课目是《三百年来朴学家文选》、《古史家文选》、《古书阅读法》三门，数月内他将《通志略》、《史通》、《文史通义》及诸子典籍等常置案头，手加移写、旁征博引，寻考其渊源脉络，勤于撰述。 除了应授课讲学的需要之外，他最倾心于语言文字学研究，并认此为自己今后治学的主要方向和途径。 1929年至1930年前后，沙孟海还对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保持了持续关注，受到董作宾、闻宥等人甲骨文字整理研究的诸多启发。
在中山大学的这段生活，令沙孟海颇感惬意，因为相较于在沪时的迫于生计、忙于各种应酬文字，此时有一份稳定的教职，故可专心于读书和研究。其自述道：“近日余生活状况最简单，亦最纯正……此为五六年来所未有。以余平昔之不学，但愿今后多过此种生活，或可免庸浅之诮乎！”

但是，沙孟海居穗仅一年，便因为难以照顾故乡的家中老小而辞职北归。 1930年8月中旬，沙孟海受两浙盐运使公署之邀出任盐政史编纂。然而官场政治本非其志向所在，不久即心生厌倦。期间伍叔傥曾约沙氏一同南行，再回中山大学 ，但沙氏念及家人，且受阻于诸事，终未成行。 正当忧思莫解之时，沙孟海恰得伍叔傥再作推荐，欲其出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秘书一职，兼办校长朱家骅的私人翰墨文字。12月20日，朱家骅赴任中央大学校长。次年1月下旬，沙孟海正式受聘。 自此，沙氏开始了在南京近六年的生活，直至1936年底，随朱家骅调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重返杭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5日，日军在钱塘江杭州湾金山卫登陆。1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移驻重庆。1938年9月，沙孟海辗转到达重庆。此后他虽不愿进入军事或党务机关，然而事与愿违。1941年6月，经陈布雷推荐，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四组秘书，负责处理应酬文字，1945年后又兼任教育部秘书之职。沙孟海原想继续此前中国文字学史研究的计划，已然无法实现，累年蓄积的书籍陷落于战火，论文手稿也零散不整。时局动荡，烦忧难遣，再加以积劳成疾，沙孟海一度染患肺结核。他在致友人信中坦露了心绪的低落：“巴山棲寄，室如悬罄，昕夕烦惋，莫可自遣。况依人糊口，卒卒鲜暇。人所需求，非我所专胜，业趣相反，意兴萧索。” 聊可慰藉的是与友人之间的往还酬问。抗战军兴，北平、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纷纷迁入重庆，大批学者、教授云集于此，战时首都因此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沙孟海初到重庆时，即与金石知交易均室邀集渝州印人数辈投闲谈艺，后与唐醉石、乔大壮、潘伯鹰、蒋维崧、沈尹默、章士钊等亦多有交往。同乡旧友童第德、陈训慈等也在沙氏养病期间前往探望、互慰冷暖。沙氏《答童第德书》云：“屡辱徒步过存，款语永日，仿佛置身旧乡……吾两人抗心希古，行趣略同，少壮精力，耗于文辞，赡生酬世，良非获已。实学探求，苦少暇晷”，“留山几三月，每劳驾过长谭，尘俗中难得此良晤……彼此皆中年人，洊更患难，功名富贵，视等浮云，愿共珍爱此身” 。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沙孟海惟愿尽早退出南京、息影家乡，其间因受蒋介石征召、负责编纂《武岭蒋氏宗谱》一事而又生出波折。1949年6月，沙孟海终于回到宁波。

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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