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百重口述自传《七十述》片段（转帖）

水水水水水水

郑百重口述自传《七十述》片段
父亲也是老师
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最重要的老师应该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国文老师，他在相当于现在的福建高等师范院校毕业(落实什么年代、学校？)，之后就一直做中小学国文老师，也在闽侯师范、民生师范（核实名称？）等几个师范学校任教过。都说“严父慈母”，我的父亲非常严厉，不仅对我严厉，对学生照样如此，但是他在四乡八里却很是受到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严格，学生很怕他，但是另一方面父亲待学生很真诚，令学生们爱他。当时我们住在郊区，很落后，父亲下课后经常带学生到家里补习、吃饭，不像现在补习要钱，他不要钱，还挤出一点钱送给困难学生，所以说父亲的严厉包含了爱。
我从小觉得父亲高不可攀，对父亲既爱又怕。他对我的要求是以诗书传家，一定要读书，而且要从他布置的“左孟庄骚”开始读，即《左传》《孟子》《庄子》《离骚》。《左传》《孟子》是儒家重要的典籍，《庄子》是道家思想的经典，《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父亲觉得我需要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可是让一个年幼的孩子整天面对书中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倾向，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哲学思辨与言论观点，也实在让人头痛。而父亲呢，读了他教的还不过瘾，还另请私塾先生教我，所以我整天跟现在的孩子一样四处去上课，但不是体育音乐美术等才艺课，只是单纯读书，那时社会上追求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是我骨子里是调皮的孩子，不喜欢读书，对读书有极大的抵制，于是我经常逃学，也为此时常挨揍。
我家住的村子靠着山，在我家门前有五棵榕树、三口池塘，池塘边上是很大的菜园，房子后面有一条清澈的晋安河，非常漂亮，妈妈和姐姐经常在河里洗衣服，我在那儿游泳，鱼儿从我身边游过来游过去，生活在这种半郊半野的地方，所以我看了很多和城市不一样充满生机的花鸟鱼虫、放牛、耕田等大自然的山川场景。在这个时候，我就喜欢上画画了，一方面我觉得用一张白纸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沉浸在这个世界也很陶醉；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应该抵制父亲一味让我读书，这也是我无声抵抗的一种表达。但父亲坚决禁止我画画，他对我最严厉的事情就是不让我画画，一旦发现我画画他就打我，因此我每天都被父亲打。不过有一点，父亲受高祖家训，很注重读书与劳动的结合，他会经常让我参加田地、菜园的工作，因为被父亲逼着读书辛苦，当和劳动一结合，就有了一个调剂的交叉点，这样在童年时期的感受是既辛苦又有一点好玩。
到了1958年（核实?年)，一阵寒心的暴风吹进我家，父亲被不公的时代错划为右派，投进监狱。那么，父亲对我书本上的教育基本就终止了。但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却没有终止，我也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也可以当作是我艺术生涯的开始吧。
我家住在福州琯尾街，对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藏寺，里面有火葬场。地藏寺里的住持德青大师（核实称呼？）是个德高望重的尼姑，她是名门闺秀，出自大家，据说非常厉害，前往拜访的人很多。因为父亲是村子里少有的读书人，很受乡亲尊敬，就和德青大师有来往，也曾经带我在地藏寺玩。父亲进监狱劳改后，德青大师看我家里变得很困难，就帮助我，让我为寺庙做一件事情，刻骨灰盒，这样我可以得到一些报酬贴补家里。于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就在寺庙里一盒一盒地刻骨灰盒，雕刻一些简单的纹饰，以及在骨灰盒的面上再刻上不同的名字。
在这个刻骨灰盒的过程间，我认识了严淑夏先生。严淑夏是严复的儿子，严复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淑夏那时也被划为右派，但是没有被送去劳改，他经常去地藏寺拜访德青大师，当他看见我在刻骨灰盒，非常同情我，说要念书可以跟他念，这样我就有了跟他学习的机会，他也成为那个时期影响了我的人。
记得我到城里严淑夏先生的家里后，才知道有钱人家是这样过日子，到了家里，先让你洗手吃点心，那些点心对我来说真是山珍美味，比如鸡丝线面，是取一点手工制的线面放入已在慢火上炖了几个小时的鸡汤里，再盖上一丝一丝的鸡肉，用一个小小的很精致的碗盛着端出来，用过点心之后老师才给你开课讲书。
严先生说，你父亲教你的“左梦庄骚”不适合你这样的孩子，《聊斋》是非常好的清代小说集，你应该读一读。我很奇怪，感觉《聊斋》是玩的书，为什么他会这样建议？对这个事情的疑问是到了以后我师从陈子奋老师时有了很好的解释，陈子奋先生有一句代表性的话“唐诗宋词不要读”，他认为做学问要做跟真实生活环境有关的真学问，这个治学理念严先生和陈先生两人有一致性。
我跟随严淑夏先生学习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他解放初期曾经担任过福州市副市长（核实和严学习是严任市长前还是后？），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典型代表的人物，但是在划为右派的动荡时期，他一会在福州一会又不在福州，所以我跟他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就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个人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变得很爱读书了。现在仔细回想，应该说这是父亲在我身边时留给我的一个潜在读书习惯。当父亲在身边的时候，我有孩子的逆反心理，抵抗读书，而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那些不在眼前也不在耳畔的至亲至爱的细微而纯朴的存在，反倒痛楚地拨动起我瑟瑟的心弦，意识到父亲对我发自心底的关爱，反而令我朝渴望读书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就包括以前看不懂的“左孟庄骚”我也觉得有意义了。应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方面入手，给了我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但是，在我的一生中，父亲给我的教育远不止此，他有许多生命的观念是我一生难忘的。
  在父亲划为右派期间我亲身经历了一些事，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1962年，当时中国资讯还很不发达，家里接到父亲在劳改场所辗转而来的电报（电报还是电话？）通知，父亲身体不行了，要家属去办理申请保外就医。因为父亲关在三明市，我于是步行从福州到三明，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他所在的劳改农场。正准本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时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间就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样父亲因为反革命的身份顿时不能取保了。我千里迢迢奔去看父亲，希望能领他回家，看到的却是孤凄的父亲一副虚弱的身体，那时他已经不能下地劳动了，只能勉强给农场烧开水。1958年父亲初去农场时有200多（核实大致数字？）囚犯，我这次去看他农场囚犯人数明显减员了不少，有一首诗中写道，“太阳出来又落下，监狱永远是黑暗的。”我有深深的同感。
我探望父亲的时候，家属住在一边，犯人住在另一边，因为我还是孩子，就经常去犯人住的那边找他，帮他烧开水。开水烧好的时候要用力把壶拎起来，分给每一个提着热水瓶前来装水的囚犯。那时候父亲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他提不动开水壶了，我就帮他做这些事情，结果被农场里的管教干部看到，认为这样触犯了监狱规定，就故意把父亲编到条件相当恶劣的另一个管教区，即第六区。
人世间是怎样的不公允啊！少年的我初尝人世间深广的悲凉。
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父亲心里非常难受，他害怕他再也无法撑过来了。我跟着父亲一起到了可怕的第六区，一个很凶悍的管教干部对着父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啊！我受不了，我无限感伤，小小年纪的我就跪下了，说“求求你，能不能帮我父亲再回到烧开水的地方啊！”……当我跪地求饶的时候，父亲用福州话悄悄的跟我讲，“站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死不足惜，死不足惜！……膝下有黄金啊！”父亲萦绕在我耳旁弱小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壮和骨气，在那样的恶劣环境，就有这样的硬汉和不可辱的气节！年幼的我从此深深的将父亲这句话印在脑海里，对我日后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父亲给我另外一个影响是他带我感受生命的顽强。父亲劳改回福州后没有工作，社会不让他做一些事情，他的才华无法发挥，他就跟别人去学很不受重视的泥水工，收入很低，一个小徒工才八毛钱（？），他不仅自己做，也带领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做。父亲由于多年监狱生活坎坷，身体不好，同时抽烟酗酒也严重伤害了他的健康，后来就由做重体力的泥水工改为养兔子，父亲养了很多兔子，全家人帮他找兔子吃的菜叶，兔子则供给我家附近一个生物研究所做实验用。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怕，兔子在小小的时候就卖给生物研究所，做生物实验时被拿去蒸，父亲那个时候也觉得很难受，替小兔子可怜，便不爱做这个事情，之后就不养兔子了改为做螃蟹酱去卖。父亲在劳改后的这些生活，让我看到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都不想不劳而获，而是千方百计寻找生活的道路。在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强和韧性的人，他给我的重要影响就是以他的精神做我生活的基石，在生命的任何时候，不向困难屈服，如果生活不能改变，就要去适应生活，适应命运带给你的一切。到了父亲晚年落实政策，他重新回到学校做总务主任，虽然经历了那么多不公正，他仍神态安详，没有一句责难怪罪的话，并且把加薪提职的机会都以一种真诚爱的形式让给学生和年轻人。父亲的青春早已不在，掩埋在几十年飘零的政治风雨里，但是他已不在意。
我一辈子有两件后悔的事情，其他的错事和蠢事不至让我后悔。一是我在落实政策（什么时候，谁落实政策，父亲还是我？）以后回到老家，家无片瓦，父亲又非常好客，每天都有很多人聚在村子里喝酒打麻将，我打了十年麻将，诶呀我真后悔，浪费了我十年宝贵的光阴。另一件令我大悲毁的事是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回国，没有奔丧。当时我已经从美国赶到了香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曾经的领导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回来已经没有意义，你父亲已经痴呆，他不认识你，如果你回来就准备再也出不了国了，所以我没有回到国内奔丧。但是我一生都觉得做人的儿子，没有送终，无法补救，这是我一生的惭愧。
想到这，我竟挹不住眼泪了。

水水水水水水

陈子奋先生的艺术精神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父亲不让，但是又担心不让我画画我也不肯好好读书，于是通过他的朋友介绍了陈子奋先生给我。
陈子奋生于1898年，福建长乐人，字意芗，原名起，号无寐，晚年别署水叟，是一个唯美主义的国画家和篆刻家。1959年他的草钩淡彩《静物》入选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同年他前后历时600天完成了140图白描四季花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线装《陈子奋白描花卉册》，引起轰动，被美术院校选作国画系必修课本。1961年他的写意《桃树绒鸡》参加奥地利《中国现代艺术展》，并被选作图录封面，和他同场展出的有近代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福建省给他在西湖宛在堂设立了“陈子奋画室”，当时他享有极高的艺术地位。
陈子奋的艺术包括诗书画印，除了白描花卉之外，他治印的成就相当高。徐悲鸿跟他认识的时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他年未30已以金石名起家。”徐悲鸿跟他是1928年参加福建省美术展览会认识的。会上，徐悲鸿对陈子奋的作品赞不绝口，两位富有才华的画家一见如故。相见期间，徐悲鸿为陈子奋用素描造像，子奋则刻制了三枚寿山石图章相赠，临别之际，徐悲鸿特地画了一幅《伯乐相马图》赠给陈子奋，之后又致函求印，写道：“当代印人，精巧若寿石工，奇岸若齐白石，典丽则乔大壮，文秀若钱瘦铁、丁佛言，而雄浑则无过陈子奋者。”徐悲鸿一生的希望能够得到陈子奋刻的100个印章，除了齐白石刻赠的“江南布衣”及“吞吐大荒”外，他余下用印大部分由陈子奋所刻，足见徐先生的偏爱，但是到徐悲鸿1953年去世时他拥有的陈子奋所刻印章也不足100个，可是他和陈子奋的友谊却从20年代末相识一直到50年代初世保持了20多年，在这其间，徐悲鸿曾经邀请陈子奋去中央大学教授国画，陈子奋不去，他是个孝子，因老母在堂，所以徐悲鸿未能如愿。
陈子奋先生特别与众不同，在我小时候向他求艺时，他最有名的话是：“小孩子学什么画，不要学！小孩子学画没有意思！” 陈先生的观点是画画不需要学，不要去教孩子怎么画，而是要培养孩子细致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让孩子自由的想象，但是他坚持要让小孩子写字。
那时大家普遍都写颜筋柳骨，社会上认为颜真卿柳公权两家书法挺劲有力，奉为极佳的临摹对象。但是陈子奋的教育方法认为写字要练线条，所以他教孩子从篆隶入手，先写大小篆，再写《泰山刻石》。于是我按照陈子奋的要求写，到了学校的书法课上，基本上都是被老师批评，“你写什么？乱写！”但是在陈子奋那里，你若写成学校的那种就是不开窍。陈子奋的艺术主要就是从小篆线条开始，所以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泰山刻石》书法对他来说，是他一生都坚持的艺术路线。写过字后陈先生就让我们刻印章，刻印章做什么呢？他的艺术观点是刻印章也非常重要，让你在方寸之间有对构图的理解。
孩提时代的我当然渴望能经常得到陈子奋先生的指导，但是现实情况是他已经是著名的大画家，没有时间让一个小孩多接近，而且他一般都带陈姓的弟子，我作为一个外性小孩经常是不被重视的，常常帮师兄们跑腿，因此老师在我眼里属于高山仰止，远望其深，真正接触的时间很少。这时，有一个地方就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福州唯一的美术服务部，地址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南街，由陈先生的弟弟在那里负责经营，卖一些美术用品，颜料、毛笔等，店里还挂了包括陈子奋的名家字画，以及一些古画，我就经常过去看。陈先生的弟弟叫陈一新（核实姓名？），他看见我好学，很喜欢我，因为他知道陈子奋什么时候会到店里来，他就告诉我你哪天带着自己的画过来。我当时也是瞎临摹的画，就拿去给陈子奋看，这样偶尔得到陈先生的一些指点，这个时期得到他的专业指点是零零星星的，主要是一要认真观察，二要善于想象。另外他不建议我把画画当做职业，他说，你一卖画，就要根据别人的要求来画，而画画是一个人心灵的声音，是世界观、哲学观、人生观、是发自内心的声音。画家应该先去找一个保障生活的职业，然后再来画画，如此才可以不受限制，遵从自己内心的意志，喜欢画什么，就去创造自己的艺术。
转眼之间，到了1963年，文化大革命前夕，陈子奋先生个性独特，当时得罪了很多人，这一年他离开福州到厦门去了半年，以后回到福州，“文革”开始，福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张贴着巨大的大字报要打倒他，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挂牌游街批斗。他把一级国宝，明•沈周《金陵江山长卷》当“四旧”烧毁；将自己的画撕碎，撕了放在马桶里浸泡后倒掉；以后又带了100多幅作品躲在省立医院高干病房，出来时只剩40余幅，失去的都是力作精品，有许多重要的作品就这样丧失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恰恰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有了很长一段时间近距离的师从陈子奋先生。
1968到1971年文革期间，我在单位画毛主席像，因为经常游行需要毛主席宣传画，单位就租了一个带大院子的宿舍让我在里面画。这3年期间，陈子奋先生几乎每天都来，因为他住在桂枝里，离我很近，另外他在文革期间已经没有之前的优厚政治待遇了，为了不让治安委员找他麻烦，躲避政治，他到我这来看画，谈论艺术。在“文革期间”，他一辈子的学问没有可以表现的地方了，所以他很愿意到这里来讲给我听。陈先生是一个富有极强人格魅力的人，举个例子，他有狐臭，人很胖，而且长了很多痱子，靠近他身边确实味道难闻，但是他只要开口，对人生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就吸引人忍不住的要靠近他，为他倾倒。
这是我持续向陈子奋先生学习的阶段，对我日后的艺术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陈先生让我在艺术知识方面有了以下了解和收获：

水水水水水水

认识观察和联想的重要
陈先生主张精致的观察方法，艺术家要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眼睛，意思是要学会精致的观察能力，所谓“致广大尽精微”。画家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要善于观察生活，从身边真实开始，别人看到的你不仅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也要看到，人家都看到的东西你要较别人先看到。同时，他十分注重想象力，为了让你在生活中有联想，他这样引导我：
“你要跟我讲话。”
我说：“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你不知道讲什么？那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吃早饭？”他问。
“我当然吃饭了。”
“那你早上吃什么饭？吃什么菜啊？”
噢，我就跟他讲了，“吃咸菜、稀饭。”
他从看似这些生活中漫不经心、非常细小、表面化的东西，来引导你进入艺术里面进行感觉。他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吃饭、穿衣、讲话等等。比如咸菜白粥，咸菜是咸的，白粥是淡的，他引导你在咸与淡之间联想到浓与淡，联想到重与轻，联想到大与小，让你感受到就是简单的咸菜白粥里面都能有艺术的互补规律。
陈先生这样精致的观察方法，往往从身边真实开始，由关注自身，关注生活，逐渐上升为艺术形态，上升为能够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艺术形象。精致的观察和联想，这是陈子奋先生极力推崇的一个艺术主张，反映在他的绘画中，人们可以看到生活中的真花变成陈子奋笔墨下独特的充满艺术气息的花，自然界真实的鸟变成陈子奋笔墨下独特的充满艺术灵性的鸟，它们都具有陈先生个性化艺术语言的鲜明烙印。
认识艺术史和论的重要
向陈先生学习期间，他更多的教给我从史与论，从历史、诗文、画史、画论方面去认识艺术和创造艺术，从而让联想更为广泛。在这一方面，他不随波逐流，他有自己异于常人的观点。
他主张诗文入画，但他认为唐诗宋词不适合我们吸取。他说唐诗宋词是优秀的文学艺术，但是唐诗宋词跟我们个体之间可能会非常遥远，因为唐朝的诗人基本上都是积极进取的，朝廷诗人也好，边疆诗人也好，他们大都积极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他们的经历往往大开大合，风云变幻，我们是小地方人，没有具备这种气概，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向往可以，但是理解不了的时候，从艺术上去谎造这些东西就会假大空，不具备真实，是假大空就没有意思了。宋词则是非常婉约非常细腻的，陈先生说宋人是贵族，我们是穷人，穷人怎么理解贵族，有一句话“三代为官才知道穿衣吃饭”，你穿衣吃饭都不知道，怎么懂艺术。所以他提倡要学明清诗文，明清思想更接近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能够更多的靠近接触体会感悟，艺术一定要有真实感，艺术的浪漫和联想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当我们生活感受得到，可以触摸，能够联想，才可以发挥。所以他就带着很多陈老莲、徐文长、江涛（？）、陈洪绶、任伯年等明清艺术家的诗文画册给我看。但是，对于同样是清代的大画家石涛、八大，他并不崇拜，纵使社会上对石涛、八大的追求很甚行，他不会人云亦云，仍然保持自己独立个性的艺术认识。陈先生很注重画史理论。他认为画画最重要的是从理论开始，必须了解画史。他自己写了一些画史、艺术论著，如《福建画人传》《近百年画家小传》《甲骨文集联》《三代文偏旁释例》《寿山印石小志》《任伯年的生平及其画谱》《无寐吟稿》等，他还编过一本《读画札记》，即他把看过的每一张画，都做了记录，比如说今天看了郑板桥的一张画，这张画的尺寸是多大多小，在什么地方看到的，里边画了写什么等，他把这些相关内容手写下来，或者油印成册，现在它们已成为可据考查的宝贵资料。
认识陈先生的绘画实践
陈先生国画的主要作品是白描花卉，封建士大夫那种文人式的作品，作品不是很大，很精致，很唯美，有的甚至可以放在手上把玩欣赏，很贵族型的。他一辈子坚持的白描对象主要是菊花，芙蓉，水仙这些在福建生活中常见的花卉，而不大画牡丹，梅花。他白描的水仙花，与真实的水仙花既非常像，又非常不像，这就是他对艺术追求精益求精的表现，他对笔下的花卉，不断的去描绘，不断的去夸张、去变形，去把它人格化，所以他的作品就充满了人格化；再看他的芙蓉，跟其他人画得完全不一样，跟古人不一样，跟今人也不一样，因为他在将花卉变形人格化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独特的个性化的陈子奋语言的花卉。
陈子奋对线条非常重视。他的线条表现中嵌入了很多感情。线条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公安检查人员办案时，有时通过查验笔迹来核查一个人的身份，西方的银行也是，在银行里办事，存取多少钱只要签个字，因为签字是难以伪造的。所以说画家的线条也是有个人真实独特，发自心灵的痕迹。陈子奋的线，既是造型的线，又是感情的线，既是真实的，又是抽象的。我们看到他画的叶子有许多变形、花有许多变形，这仅仅是从形象上，那么从感情上，线条也是他感情的线，哪怕是短短的一条线，他一定贯穿了自己的感情，在画的过程他不讲话，凝神、屏气，非常讲究线的“起，行，止”，在一条线的运转过程中间注入自己的心灵旨意。另外，当他用中国传统篆书隶书的模式来控制线条的时候，他同时又很注意所绘对象的透视关系，所以呈现出来的画有许多变化之处，有许多精微的地方。
到了陈先生的晚期，他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从小篆变成大篆变成古籀文，从楷书变成草书，在这个过程里他逐渐的把原先小篆精细的铁线描开始往粗犷草钩转变，他开始画了一大批草沟的的花卉画，这个草钩的花卉画确实不同于他早年的风格，先前他的画都很细腻精致，尺幅也比较小，当我们去看他的画展，他的画放在展览厅里面，一般不大起眼，晚年时期他就开始画这种比较强烈，比较奔放的花卉画，从小张的画变成相对大张的画，甚至是一张画只画一朵花，通过以小见大，以一见多去认识人生。这个从小篆进入大篆过程，进而进入到更早之前的青铜时代，甚至远古的彩陶时代的味道，是陈先生晚期艺术成熟的表现，也是他对生命执着的爱和对艺术执着的爱的表现，由“唯美”转向“古朴”，转向更接近于自然和人性的“大美”，陈先生在晚年艺术达到了高峰。
1968到1971的3年间，陈先生除了自己一个人到我画画的地方还不够，他还把何东仁（核实名字？）先生找来同时聊天。何东仁是何梅深（核实名字？）的儿子，何梅深跟鲁迅，周作人是同一批在北京非常有名的文人，清末的时候何梅深在北京影响大（什么影响大？）。何东仁先生在北京跟齐白石、溥心畬学习过绘画，对词也颇有研究，他居京30余年有很多见闻，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人开阔眼界的故事。
到了1971年，福州军管会实行把所有的四类分子迁到山区去的移民政策，我全家房子被国家没收了，接到通知要迁到邵武去。那一天，我正在单位里画毛主席像，突然间通知我要我离开，我心里很难受，也去向组织申诉过，我想我也是革命分子啊，我每天都还在画毛主席像呢，但是没有人理会我们。临走之前，我赶紧到陈先生家去跟他道别，他不在家，哎呀，我的心非常难受，当时就在他家厨房找了一块木炭在他的饭桌上写下告别的话。我心里想 “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300多年前清廷流放到宁古塔的人犯，能生还的极少，大部分都客死该地，再想到幼年时曾经去过山区父亲被关的监狱，我充满了恐怖。我用木炭在陈先生桌子上写道：“我跟我的父母去深山里，来不及与先生道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先生……”后来，我们的行期推迟了几天，我赶紧再次跑去看了陈先生，他当时一个人在一个小屋子里边，他拿了一张纸填了一首词《如梦令》 “叹笑流年牵住……”（词？）那天，老人流了很多的泪。
到了那天的晚上大约8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敲我的门，我非常奇怪，这个时候能有谁呢？开门一看，是陈先生的女儿佳珍来了，她说：陈先生来看你了。”
我奇怪：“他怎么来了呢？”因为当时我住在后槽卧虎桥边，那个桥是个断桥，非常的小。
家珍说：“那个桥太小，他现在桥上面，人下不来，他刻了几个印章送给你。”
啊呀，真是师恩难忘啊！先生刻了六个印章给我，其中两个印章特有意义，一个是“来日方长”，一个是“曾有依人”，另外还刻了我的名字、还有藏书印“百重藏书”，我太感动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老师在临别前所做的这一切，那一刀一划太震撼我的心了！日后我也想怎么样去寻找能够继承我的艺术的学生，我也希望可以像老师对我所做的这样去倾注一番心血，真的我还没有找到，真正像我年轻时那么真心喜欢艺术的人少了，现在并不喜欢艺术，利用艺术的人多了。
之后我就和家人一起被流放了。那时候全家人没有生活出路，我有6个兄弟，我是长子，我必须为自己（为家人寻找出路？为家人减轻负担？）寻找出路，我从山里跑出去四处流浪。在这过程中，我仍然坚持画了一些山水画，以后我回到福州时把它订成一个小册子，拿给陈先生看，他非常感动，到处跟别人说我画得有多好，他还特地为我写了好几首诗， “山川之气本净，林义郁郁归……乃至惨淡经营。”（核实？）这首诗我现在还带在身边，走到哪里我把它带到哪里。
陈子奋先生是1976年去世的，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迎来事业的高峰期，在福建大红大紫，在全国知名，到了1963年至“文革”期间郁郁不得志，逐渐淡出当时的艺术舞台。我有时想，如果他活得再长一些，他的艺术一定会更加得到历史之肯定。回想陈子奋先生在我的一生中真是恩师如父啊！他带给我的除了艺术教育的部分，在艺术精神上给了我很多感悟。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诗“野藤偏有冷冬花”，在郊外的野藤即使到了冬天还是会开花，诗中的一个“偏”字尽显先生自立自傲、坚强不息的性格。而在我以后波澜起伏的艺术生涯中，“野藤偏有冷冬花”也始终激励着我。
在陈先生所著的《无寐吟稿》中有一首《有以盛馔邀作画者笑谢之》：
丹青不是换钱物，笔笔都应系性天。
怪底看逾头目重，忍饥宁愿立花前。
这是先生一生处艺和处世的态度。
1976年2月20日，陈先生去世的那个春天异常寒冷，我们几个学生替老师洗了身子，穿好衣服，放在客厅里，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们仅靠两条腿四处奔波向亲朋好友报丧。在先生留下的遗物里，我记得看到过几张小竹凳，那些小竹凳的四周被陈先生用刻刀刻满了小篆、隶书、白描、菊花、水仙、书法。啊！这些凳子真是无价之宝！记载着先生的磨难和不屈！因为“文革”的时候先生受严重迫害，不让他拿笔画画，他忍不住要画，就用刀代笔，刻在椅子上坐在屁股下，不让别人看到。现在提起他晚年的这个故事仍是令人伤感，而那些充满故事的小竹凳我以后也再没有看到过了。先生去世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大厅守灵，先生静静地躺着，到了天微亮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师弟刘石开前来奔丧，远远的从大门口开始磕头，经过青石板、木板，一路磕进来，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还有一个叫苏勇余（核实姓名？）的先生，他住在福州北峰山上，那个地方刚好有梨花，他折了很大一捆的梨花前来，那天，我印象中的梨花一片惨白。

水水水水水水

五访林散之
大约是1984年，我在南京清凉山公园举办个人画展。清凉山公园内的半亩园是画史上“金陵八家”之首龚半千的故居。龚半千是我平生向往的画家，他在明末清初强手如林的画家队伍中独树一帜，一方面他在实践中总结了古人山水画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则提出了有创新与发展的系统山水画论，虽然他没有石涛八大那么有名，但是他在中国近代绘画的影响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龚半千影响了黄宾虹，黄宾虹又影响了当代的许多画家，几乎可以说，当代二十世纪的山水画家没有人不受龚半千和黄宾虹的影响，所以当我在清凉山他的故居举办展览时感到非常兴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山上积满了雪，牡丹花只剩下黝黑黝黑的杆子突兀在一片白雪之间，花已经凋谢了，也没有叶子，天然而成的造型非常之美。那时我还年轻，沿着山门走上去，一步一步感觉崇高，同时也感觉比较荒凉，虽然今天清凉山公园是南京繁华地带，但在三四百年前龚半千居住的时候，确实是荒郊野地。就在我们在做展览之前，江西一个不大有名的画家黄秋园在这里办了展览，展出以后引起很大轰动，所以当我们接下去展览的时候，就借了黄秋园的光，很多人前来观看，同时我受到南京的邀请，在四牌楼公园参加南京文化艺术界跟南京人民共渡春节的活动。活动当天，南京很多知名画家来了，其中一个是林散之的公子叫林筱之。
林散之是我钦佩的书法家，他出生于1898年，是典型大器晚成的艺术家。1973年《人民中国》
杂志日文版第一期发表了林散之的一副书法作品毛主席诗词《清平乐•会昌》，得到极高评价，引起巨大反响，时年75岁的林散之书名初震；1984年5月，日本最富盛名的大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访华，专程拜访了林散之，当面提写“草圣遗法在此翁”条幅恭赠林老，从此林老被誉为“当代草圣”，名扬海内外。林老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不仅书法有着超凡境界，其画和诗同样有着非凡造诣。赵朴初先生赞他“散翁当代称三绝”，“老辣文章见霸才”；启功教授誉之“吴生画笔杜陵诗，纸上依稀两见之。”80年代当我到南京办画展的时候，林老80多岁，这个时期他的书法发已全面进入化境，被业界认为是林老书法艺术的顶峰，宁静、祥和，没有人间烟火味的超尘出世之感。
就在南京文化艺术界春节活动当天，林散之的儿子林筱之在现场写和他父亲一样的草书，我画了一副水仙花，他看了我的作品觉得很喜欢，提出用他的作品和我交换。因为我对林散之仰慕已久，我就说不要交换了，作品送给你，但是请你帮我一个忙，让我求见一下你的父亲。他有点为难，说他父亲不大见客，但是他想办法。第二天，林筱之给我一个回信，约定一个下午四点钟去他父亲家。这是即将展开五访林散之的第一访。
林散之的家紧靠南京一条大路上，那儿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是友谊商店。数十年前友谊商店是中国最好的商店，卖最好的商品，也卖古董字画。因为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商店，和我同去的一个朋友叫吴连凯，我们两人很快就找到目标，那是友谊商店对面的一个僻静院子。这个院子紧闭着门，里面一栋两层小洋楼，院子非常奇怪，奇怪之处就在同一个院子门口居然有两个门房。因为院子里面住着两个大人物，一个钱松岩住在楼上，一个林散之住在楼下，他们两家的门房是互不通气的。在南京的画家据说个性都很强，所以你找谁不要找错，你找到钱松岩的门房他不给你通报你要找林散之，你要找到林散之门房他也不会给你通报你是要找钱松岩，所以林散之的儿子交代过我们，你要敲右边那个门房的门。那天下午我们是两点到的友谊商店，心里想老人家可能午睡还没起床，到了四点才前去敲门。门房回“林老还没起床”，于是我们就写了张纸条请门房通报，结果门房出来带了一张纸条给我们，上面写着三个字“明天来”，我们就知道林老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第二天再登门拜访。
到了第二天，我们如期赴约，结果和第一天情况一模一样，又得了一张纸条，上面仍然只有三个字“明天来”。
第三次，门房把我们带进去了。林散之住的房子是是南京政府八十年代给著名画家安置的，两层洋楼，一个小小的花园，林散之住一楼，钱松嵒住二楼，二楼和一楼的楼梯不一样，一见就感觉是额外搭了一个楼梯。我们进到了林散之一楼的大厅，大厅兼书房，面积在五十平方之上，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摆放着一张巨大的相当讲究的红木桌子，桌子一侧是林老固定坐的一张腾椅，另一侧是同样讲究的两张红木凳子，四本书一字排开在桌上，分别是《江上老人诗集》《江上老人文选》《林散之诗文集》和《林散之书画集》，全是他自己的作品，像四部毛选一样放着，没有任何的文房四宝，再往周围望过去，宽大的墙上挂了八个屏条，八条屏均是黄宾虹的画，因为林散之是是黄宾虹的学生，就这样，我们坐了下来。
林老没有出现，四周非常寂静，院子开满鲜花，梅花的清香阵阵扑鼻而来。我们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身上披一件长长的棉大衣，步履非常蹒跚，老人连一眼都没看我们，视若无物，摸索到藤椅上坐下，接着，他的女儿儿端了一脸盆水出来，老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吃药。我看见他缓缓的把手伸进棉大衣，手不断的在抖，当时我就想糟了，我们来得太晚了，接着看到林老从衣兜里抖出一个药丸来，接下来那个场景给我印象深刻，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英雄一样，他的头很光亮，比我还要光，眼睛一直闭着，突然他的眼睛睁了一了下，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我坐在他的对面，霎时他的眼睛射出非常亮的两道光！我感觉这个老人真的很厉害！当时他已经无法一只手将药放入嘴里，慢慢的用另一只手托一下，抖抖的把药吃下，接着就在脸盆里洗了手，稳坐在那。于是我就将在南京展览的请柬和报道给他，他的桌子很大，我从桌子的一侧将材料推到他面前，他眼睛半闭不闭，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他将材料推在一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清凉山做展览，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他立即回答“我耳聋听不见”，并从抽屉拿出一叠毛边纸和一把铅笔，笔谈。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耳朵基本听不见了，所以客人要以笔代舌，林老则以纸为耳。
我于是用铅笔把事情写在纸张上，他回写三个字“不出门。”
接下来这一段很精彩。
我想，他不出门怎么办呢？没话好讲了呀。他继续写“子从何来？”
我写“从福建来，来学习，办展览，寻师访友。”
“你在福建见过何人？”
这一问太厉害了，我终生难忘，我想了想写：“汀州伊秉绶，林桦，黄慎，还有上杭新罗山人，也算一人物，我在历史书上见过。”（核实提到的名字？）
“很通。”老人回答仅两个字。
紧接着，老人隔空抛过第二个问题：“你在南京见过何人？”
我想第一道题答对了，第二题就比较好答，我就答“在清凉山上举办南京历史展览，从王羲之顾恺之到今天（？），一直受人敬仰。”
他不回答，继续写：“伊书我很喜欢。”
他指的是福建著名画家伊秉绶，我顺便拍了一下他的马屁，“伊书名著一时，公书名重天下。”这位老头开口了，哈哈大笑，当时社会上有评价说他是中国当代草圣，他哈哈大笑，然后高兴了，于是问：“子欲何求？”
我答：“求书两字，我带了一点土产，龙眼和笋干，龙眼乃是能够长寿之物。”
他仍不回答，继续做了一件事，一张纸条又被再次拿出来，上面依旧三个字“明天来。”
我心暗想刚才写的这些纸条太好了，就拿了，但是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拿过来”，所有的纸条都被他没收回去，只剩下一张“明天来”，他太聪明了，我暗示同去的人拿照相机出来，他手一挡说“不许拍照，我怕光！”我们僵持了一会无话可说，于是拿了纸条告辞。
第二天上午拿着纸条去一趟，已经算是第四次登门了，没有见到。
等到下午四点多，按次数算的话这已经是五访林散之了，见到了老人，与上次不同的是，巨大红木桌子的一个角落已经摆好砚台、毛笔。
林老见到我，指着我，意思是把墨拿过去磨。我同去的朋友吴连凯很积极接过去要磨，林老说不要，他要我亲自磨。我磨啊磨，磨啊磨，自己算算已经磨下一万多下，我也是画了几十年画的人，那时候也近四十岁，我觉得墨已经很浓了，可是他觉得不行，拿起瓢又舀了一瓢水加进去，我就继续磨墨，大家都没讲话，他跟老僧入定一样，面无表情，直到我觉得快磨好的时候，他又舀了水加进去，算是完成磨墨这道工序了。接着，老人自己取出两张已经裁好的宣纸，接下去一幕真是了不起：当林老把毛笔一拿起来，霎时仿佛变了一个人，神奇的是手居然不抖了，纹丝不动，他在清水里蘸了一下，指着我要我在对面按着纸，然后他又将笔蘸了浓墨，平常大家可能是先蘸墨，林老不同，他是先蘸清水后蘸浓墨，写下三个字“勤有功”，接着写了我的名字，我那时没有提示他已经知道我名字，想必是送去的请柬他看过了。写好这幅字后，他又拿了他专用的纸，大约两尺半到三尺之间，继续写了首诗，指着我说，给你。这个时候他的女儿不肯，要收走，他就大声说：“千里而来啊，千里而来啊！”他的女儿就要林老也写一副诗给她，林老不写，她就把写好的诗收走了，放在房间一个堆在高处的棉被上，老人没有办法，爬不到棉被上，但是老人也很厉害，又拿了纸，并将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印章拿在手上，重写了一首嘉定大佛寺即乐山大佛的诗，盖了章送给我，那时候我心里很感动。
说实话经历了刚才写字的一段尴尬，我们就想走了，但是林老不肯，在藤椅上坐定下来，我们也坐了下来。老人拿起笔在纸条上写下四个字：“老人寂寞”，我看见心里怦的一震，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他继续写 “他们不让我见客，不让我听电话”，他写纸条希望我们去看他。因为那个时期我参与过福建省政协接待80多岁美术大师刘海粟的活动，我知道可以邀请，然后我就说想办法专程把他接到福建走一走，他执笔写道 “90老人出门可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无法安慰。那天，我的心里很酸。
此后我们没有再见面。几年后的一个隆冬，林老去世了。后来知道，开追悼会的那天，老天流下了滂沱大泪。

水水水水水水

刘海粟的风采
我认识刘海粟先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
在见到刘海粟之前，他有两件事情让我大为佩服。
一件是人体模特事件，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令刘海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1915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雇了一个名叫“和尚”的15岁男童任人体模特，1916年改请壮年男子为全裸模特，1917年美专举行成绩展览会，陈列了人体实习作品。一天，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携妻女前来参观，至人体写生习作前惊骇不能自持，大斥：“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教育界之蟊贼。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刘海粟据理力争,坚定宗旨,干脆以“艺术叛徒”自号自励。1926年，当时号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统帅的孙传芳从南京寄来一封信，委婉劝说刘海粟撤去这些年来人体模特写生制度，就此罢休，算是给他一个面子。信倒写得礼贤下士，谓“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招毁。……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7天之后刘海粟公开复信拒绝。孙传芳接书后恼羞成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发出密令准备拘拿刘海粟。情势告急，亲人师长朋友学生纷纷力劝刘海粟潜逃避祸，康有为先生一日三次前来劝说刘海粟火速离开。刘海粟含着热泪送别康师后，认为自己一逃，呕心流血创办的上海美专必将灭亡，决意不做临阵逃脱之懦夫，而选择与美专共存亡，决心为维护艺术尊严而献身。从此刘海粟因这一不为威武所屈，宁死艺术也不向世俗妥协的模特事件而名扬天下。
第二件事就是他居然录取了一个妓女作为他大学里的学生。这个女学生就是潘玉良，日后第一位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东方人。潘玉良14岁被自己的舅舅卖做妓女，17岁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发把潘玉良收为小妾（潘玉良原名张玉良，被潘赞发纳妾后改姓潘），让她学画，并且让她参加刘海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考试。潘玉良考试成绩很好，但是校方一些老师知道她曾是妓女后非常惊讶，相当排斥，自然不会录取她。后来经过曲折，刘海粟知道了，觉得非常震愤，他亲自提笔在已经发榜的名单前面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字,作为第一名录取的学生，表现出刘海粟不凡的魄力。
刘海粟在这两个事件中表现出的精神，让我很仰慕他的那种英雄情结。到了1982年（？）我调到了福州画院，就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刘海粟的机会。那年福建省把刘海粟请到福建讲学、写生，行程近20天，我作为接待方的陪同之一跟随了刘海粟在福建的整个行程。我还记得刘海粟来的时候，我们听说刘海粟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了十个人，包括上海大学的教授、他的写作班子、秘书班子、还有他的第几任夫人，说得是前呼后拥这样的一个大画家来。我们那时从文化大革命文化艺术很被边缘化的状况下走出来并不久，在社会上感觉画家仍属于被官员管制的对象，有这么回事吗？我觉得很难想象，同时又兴奋又好奇。
刘海粟到福州的第一天住在最好的接待宾馆华侨大厦，当晚7点有一场他的演讲，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早早来到华侨大厦会议厅，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主席台上已经摆放了3张椅子。不到7点钟，刘海粟到了，跟主办方寒暄了一会，他就旁若无人地坐在3张椅子中间那一张。这时候，主办方的一个具体负责人告诉刘海粟说要稍微等一下，待会有主要领导来欢迎你，那么刘海粟就继续寒暄。过了7点，主要领导没来，我第一次见过画家这么勇敢，刘海粟旁若无人的开始演讲起来。
他说他的一生怎样地献给艺术，他原名刘槃，1896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大家族，14岁到上海进入周湘主持的背景画传习所学西洋画，1912年11月与乌始光、张聿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17岁即任副校长，他一边当校长一边当学生，几十年游历海外，然后也讲到他跟军阀孙传芳的斗争，他是如何抱着必死的决心，孙传芳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也非常害怕，但是他觉得历史上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他愿意为美术事业作牺牲，讲得慷慨激昂。演讲过程中，负责人几次提醒他说是不是歇一歇，等领导来了再讲，但是他没有听进去，继续演讲。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迟到的领导来了，周围人都站起来，只有刘海粟没有起身，接着演讲。当时那个场景很富有戏剧性：刘海粟坐在3张椅子中间，接待方负责人坐在刘海粟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后来的领导坐在刘海粟另一边的椅子上，结果，刘海粟就转一个方向，不再朝着领导的方向继续他的那种慷慨激昂。哎呀，我从小只见过官欺负老百姓，没见过老百姓也把官不当一回事，太奇怪了，心里想，等下该不会出现什么事情吧。我现在忘记是哪个领导，我倒还佩服这位先生颇有雅量，他居然等到演讲结束。刘海粟讲完转过身来，说，呀，你来了。当然领导也没有道歉，装作跟他很熟悉。这个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亲眼所见觉得刘海粟很不一般，说他是艺术大师，的确与众不同。
接下来刘海粟在福建要去福州鼓山写生，我们接到任务要帮他清场，防止记者,防止其他人靠近，也防止有人向他索画。鼓山涌泉寺的主持，叫普雨法师，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北京人，俗家姓线，名家衡。他家世代簪缨，祖父辈皆服官从政，只是不幸幼失怙恃，由他的叔父抚养成人，好在他幼年受家塾教育，饱读儒书，考入北平（今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之后出家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做了住持。普雨法师是一个博学，很有智慧的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书法家赵朴初曾经题诗写普雨： “白云深处见青天，凛凛宗风三百年。昔日为霖今普雨，看教此土尽庄严。为劝禅师常住世，千灯盏盏付来人”。我觉得赵朴初对他的评价应该说略高了点，但是也可见普雨的不平凡，普雨的佛法自然不是普通老百姓敲打念唱的有求必应，他比较注重引导人心向善，心地光明，通达事理的佛学道，他也会画画，且画得不错。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是福州二中的画家叫唐国光（核实姓名？），性格豪爽，好结朋友。在“文革”期间唐国光家境不错，有个画室，这个画室经常聚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普雨法师。因为文化大革命社会上一片混乱，普雨法师被迫离开寺院，也没有素可吃了，因此普雨法师跟我们一起吃，甚至跟我们一起吃过狗肉，所以我私下里笑称这个法师跟我们是狗肉朋友。
当普雨法师看到我跟着刘海粟的队伍到鼓山了，非常高兴。本来只有普雨这种大师才能跟刘海粟平等地座谈，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的组织者禁止我们靠拢大师，不许跟得太近。而我因为和普雨认识，我们一起讨论过画，有过一起吃狗肉的友谊，普雨就招呼我过去。他跟刘海粟介绍，“我这个小朋友，他画画，但是他喜欢美术史，自己也写美术史，你可以给他点拨点拨。”我深留记忆的是，刘海粟当时说到史和论时，他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记得的话：“做画家，除了自己读还要自己写，这是对的。但是不仅要自己读写，要把自己写进美术史！写进美术史还不够，要写进历史！”啊！我一惊，顿时觉得这真是有高度的人啊！这不是画点小画赚点钱的问题了。我从小接触佛门的德青法师、后接触普雨法师、西禅寺的主持黄飞，星云法师，他们都是中国一流的法师，很奇怪这些法师对我都有相同的一句话：你早晚要出家，你有慧根，你肯定是我们佛门弟子。”我说：“我是，我一定是佛门弟子，但我不想出家，我一爱女人，二爱喝酒。这个家我不能出。”我一直听到的是有人说我要出家，突然间，有人对你说你要走进历史，不仅要走进美术史，因为美术史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还要走进中国历史。我很震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统的话，但是这些话在当时我不敢多讲，那时我才刚刚调进画院，身份还是玉雕厂工人，拿着30几块钱的工资，后来我成为中国自学成才一等奖的获得者才破格提拔为国家干部，在画院的工资最高，从此又种下远走他乡的一个祸根，但亦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话说到刘海粟既到佛教圣地鼓山，就要让他题字了。他想了想，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六开宣纸上写下三个字：“胜于天”，三个字就快写满了一张纸，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大家知道没写完呢，这是要写“胜于天竺”四个字的。鼓山风景那么好，佛法那么高明，只写到“胜于天”，“竺”字竟然写不下去，怎么办呢？如果这样的大名家重写似乎太没面子了。刘海粟非常奇怪，他紧跟着在“胜于天”后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竺”字，只写半个字那么小，看上去好像“胜于天”三个字的注解，但是整个构图上不错，也非常有特色，连起来四个字就是“胜于天竺”。所以我又有点震撼了，这位先生确实粗中有细，变化无穷啊！
过了几天，刘海粟开始在福建各地巡回画画。他画画的时候是人越多越好，站很多人围观，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画画垫在画纸下面的毛毯，宣纸铺在报纸上面画。因为他刚从鼓山下来，参观了鼓山涌泉寺的喝水岩，所以他要画喝水岩，要画瀑布。这位老先生一边大声谈话一边画画，他把啤酒、茅台、可乐随便往一张六尺宣纸上泼洒，跟颜料、墨汁混在一起，一张纸弄得湿漉漉，我才知道刘海粟的泼彩泼墨是这样的。本来画中要留白色的瀑布，结果他七弄八弄，这张纸上泼的全是颜料，没有白色了，白纸没有了那就等于瀑布没有了呀。他倒一点也不惊慌，我也不知道他预先就想这样，还是说他真有临场应变，那这个瀑布往哪画呢？大家都很着急，因为这样七泼八泼，一张六尺宣纸也要泼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此时已经一小时过去了，他稍微一想，叫宣纸再来一张。他又画了第二张宣纸的半张，留了半张空白即为瀑布，两张宣纸拼起来变成了一幅大画，处于黄金分割点的位置是白色的瀑布。我真吓一大跳，这才是真的大师啊！大师是旁若无人的！大师是灵机应变的！这跟我师从陈子奋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陈先生是个很严谨的人，很少情况在人面前写字，一般画画都不让人看，属于保守的唯美派；而刘海粟则是开放的，随便来，一边谈吐，一边画画，气势非凡。
我们陪同刘海粟在福建的行程由北到南，他看到福建南方有很多芭蕉，快到广东的时候，就画了一幅芭蕉梅花。他画梅花很有刘氏特点，他画五瓣梅花与众不同，他是圈成一个一个扁扁的圆，远看过去非常有装饰性，确实很像梅花，也很有梅的风骨。看他画这幅画时，他将国画的颜料跟画油画一样，一大块一大块涂在中国画的宣纸上，而且颜料浓得都要掉下来，像野兽派的油画，但是看到他作画的过程确实是一种感情迸发的过程，他完全是按照自己心中理解的形象去画，而不是普通人程式化的看法和画法，所以我觉得刘海粟是有光芒的艺术家，除了会画画，更有一种历经修炼的人格在里面，这非常重要。
在陪同刘海粟福建写生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略)但是刘老做这件事情也是使人心灵很触动。我跟随刘老身边的日子前后将近一个月，近距离地接触他，接触他的行为、谈吐、艺术、思想，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和震撼，尤其是他的一句“要走进历史”，是我后来画画过程中重要的努力目标。我觉得我画画不是为了一时，为了小名气，我要争取我的画，我的人，走进美术史，走进历史，这才不枉平生梦一场啊！

水水水水水水

又一位尊师陆俨少
认识陆俨少先生始于周昌谷老师。和周昌谷交往的过程中，他向我提到陆俨少，他说：“依弟看此公山水当在全国第一，大千之上。”尽管那个时候陆俨少还没有享大名，周昌谷希望我能够去找陆俨少。
我在跟随陈子奋老师学习花鸟画时，也很喜欢画山水、人物，但是碍于自己的老师是著名的花鸟画家，我不敢在他面前画山水。陈子奋老师去世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老师，加上周昌谷老师好几次推荐要我去找陆俨少，而且寄信附了两张陆俨少的小画，我看过之后就对陆俨少非常崇拜，以后又看到香港一本艺术家杂志登了陆俨少的作品，他画的长江在水墨下呈现的那种气势令我心生佩服，于是到了80年代初借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举办我的个人画展之际，我就前去拜访住在杭州的陆俨少先生。
陆俨少是当代中国画坛艺术大师，他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自幼喜爱信笔涂抹，13岁时邻居送给他一本《芥子园画谱》，他如饥似渴地临学，这被当作他学中国画最早的启蒙，少年时代勤奋好学的他进了注重中国画教学的无锡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了半年，后来结识了一位对他很重要的人物王同愈。王同愈是清末翰林，著名学者、藏书家、其诗文书画在江南颇负盛名。王同愈对陆俨少格外器重，将他介绍给了当时上海名家，闻名的“三吴一冯”的冯超然，王同愈和冯超然二位被认为是陆俨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日后通过冯超然，陆俨少又认识了吴湖帆、徐邦达、郑慕康和张谷年等人。
陆俨少的一生亦历经坎坷，像有些真正的大师一样，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他年轻时经历过内战、抗战；1958年50岁时因为在会上说上海美协不挂中国画，像外国美协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60岁时受“文革”冲击，画笔被没收，遂捡拾破笔蘸清水在桌子上勾画；十年动乱期间，在上海中国画院资料室图谋次“造反派”逼供，脑门又被揍，痛不欲生，乘车至淀山湖欲投湖；到“文革”结束后他杰出的艺术才华才开始被重视，1977年上井冈山画的《井冈山》一图登上《美术》杂志的封面，1978年应邀先后为外交部、文化部和南京梅园新村周总理故居作画，1979年为人民大会堂和上海虹桥机场作画，1983年被任命为浙江画院院长，大器晚成的他在这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纵观陆俨少的一生，从他给自己起过六个斋名便可见一斑：早年的“晚安草堂”和“骫骳楼”，前者期盼安宁，后者意为屈曲，后来的“穆如馆”和“就新居”，则表示他尽管命运不济，仍尽力求与适应，最后的“自爱庐”和“晚晴轩”更多的表示对他对艺术的自信和最终得到社会认可的喜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年）我去拜访陆俨少先生，把我学艺的经历讲给他听，他知道我是陈子奋的弟子后很高兴，然后他来看我的画展，他不止来了一次，第一次和陆抑非同来，画册签名簿上签的是江东二陆，即陆俨少和陆抑非，当时陆俨少没怎么说话，没有对我的画提意见。第一次看过画展之后他又来看过一次，之后我就他家里看他画画，他说画画不是随便画的，有感觉的时候才画，平时最重要的是读书，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让我很感动的是，在我画展即将结束时，他提出再去看一次，这是他第三次看我的画展，这次他就提出一些意见，综合起来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点当时我的画里面用了很多线条，包括很多长的线条，这些线条我基本上都画成特写独立的东西，我想把陈子奋老师的线描结合在山水画里面。陆俨少则对我提了一个非常重要意见，线条要改。他认为画画一个是要观察生活，一个是要进入宋元时期。他跟陈子奋的思路不一样，陈先生是小花小草小树，一个树撑一个空间，很唯美。陆俨少要的是大空间，而大的空间没有宋元的气息是不可以的。陆老说到一个重要的绘画观点——树无寸直。树没有一寸是直的，为什么？一丈的树画在纸上不到一尺，随便一棵大树都是十丈二十丈，你有没有可能把一棵树画成十丈二十丈，只能缩小成为画面一部分，当要把树真实留下来，就不能一条线画下来，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倒泻之水无情”，水倒泻下来就是哗的一下子，水要想有味道的话需要一波三折，所以陆老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线条要改。我原先认为我得到杭州邀请去办画展是因为我的线条功夫不错，我想把陈子奋先生用于花卉的线条嫁接到山水画中，正当这个时候得到陆老的指导很重要。
第二点陆老指出我的用墨问题。他说当代人用墨用得偏浓偏黑，这既是当代画的一种风气，但也是一种毛病，特别是闽浙派画得比较黑，加上当代展览会文化要求很黑很明显，这个很黑很明显影响了画面的深入，用墨一定要不断的有很多层次，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本钱一下子就用光了，如果马上就画浓了，再怎么样想浓一些也不行了。他针对我当时用墨偏浓提出了意见，主张以淡为主，层层渲染。
我后来看陆先生画画，他是用一支小毛笔开始作画，没有起稿，随意地画，中间不断变化，一条线一会儿转折，一会儿变化，一会儿浓一点，一会儿淡一点，线变成面，面变成墨，变成墨以后又变成线。比方说一块石头变成一棵树之后变成一座山，然后墨不断地点过来点过去，接着山就变得很密了，接着又变成一朵白色的浮云飘过来，曲折变化，非常讲究。我以后看到市场上有的仿陆俨少的假画里线条都是硬硬的一条，实际上陆先生的线条绝对不是简单的，它们是在精致中富含了变化，这一点对我在山水绘画的逐渐深入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以后的几年时间差不多一两个月我去杭州见一次陆老，把画带给他看，这段时期他给我很多的教导和鼓励，成为继陈子奋后我的又一位尊师。陆老和陈先生一样认为读书非常重要，但是与陈先生不同的是，陈先生注重画史，从全国画史到地方画史都重视，而陆老偏注重地理志，他很精通《水经注》，他认为《水经注》既是地理又是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陆俨少全家搭木排从重庆到武汉，历时一个月，而这一个月却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和难以忘怀的旅行，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西泠印社出版的《陆俨少》一书中记录：“木筏行驶全靠水流，比船慢得多，然而，对于陆俨少面对两岸景色和水流的细心观察正是难得之机会。他发现峡江中水流分两股，一股主流向东，其旁有一股触及崖石而返回的支流在向西流动。撑舵者稍有不慎误入西流之中，就会使木筏倒退或原地打转，半天出不来。水流慢，木筏也慢，过滩之后，刹时乘流骏奔，一泻千里，历遇奇险。险滩过去，遇上礁石，则江水喷珠溅沫，激流回洑奔腾，奇情尤令人震慑。过了最险的新摊鬼门之后，到了浅滩，又因枯水，展现一派长波播扬的景致。当时三峡一段，险滩林立，漩涡喷激，轻舟上下，稍一闪失，便有性命之危……”而这一段险程，却成了陆俨少山水画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性突破转折点。他在木筏上可谓“筏上一个月，胜读十年书”，这一趟七百里峡江行大开眼界，陆俨少朝朝暮暮，看山看水，胸中似有大江，致日后下笔有神千变万化。这个过程他更觉得了解地理相当重要，他细细观察云水的动静变化，分析其构成和组合，酝酿出日后以神奇线条表现疾流奔泻、漩涡激转、崩摊裂岸、飞沫堆雪的“陆家云水”。比方说勾云勾水，他根据当年在木筏上看到的真实景象，山的轮廓被云遮过去，山跟山重叠的地方会有轮廓光，所以他在山头上留了白，留成轮廓光，形成特别活的陆家山水，这些带有典型陆氏风格的山水画，以及对地理的重要性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做了些他的学习，沿着陆先生的足迹我去过长江，我从闽江画到长江，花了几年的时间，每一年都选择长江的一段，例如烟花三月时间选择在南京扬州一段住一两个月，下一次就选武汉洞庭湖至张家界这一段，再下次进入四川，住在重庆，到长江上游岷江，但是很难找到他那种在木筏上亲身感受险程的气势，我画的一些长江山水，可以看作是追随陆老在长江的痕迹。
陆老在绘画中除了重视地理外，还很重视古诗意，尤其是唐朝杜甫的诗意。陆俨少有着和
杜甫非常相似的生活经历和不幸遭遇，安史之乱后杜甫曾经移居四川生活了8年，陆俨少抗日战争期间在蜀中一呆也是8年；陆俨少和杜甫都是耿直之人，都受过排挤和不公正待遇；而无独有偶的是，两人还都患有哮喘病，不时发作；经历相似，同病相怜，杜甫诗歌中身在江湖、忧国忧民的情绪深深地打动了陆俨少，他于是将杜甫诗意融于山水画中。他说：“我好杜诗，更爱蜀中景物，二者天下无双，堪称天下匹配，遂多画杜陵诗意图。”1962年受吴湖帆建议，陆俨少开始作其代表作《杜甫诗意册》百幅，他把杜甫诗意和山水画相结合，有时取一首诗中间的一两句发挥，例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与此对应的画上是老翁小孩游人个个童真样，游于玉峰下千涧边，树石山川拙意浓浓，世外情，人境相融。他巧妙的将山水画诗意化，除了从生活中靠近杜甫，更多的从人生理想去靠近杜甫，靠近杜甫诗中的历史。
在我和陆老几年的交往后期，他更主要的跟我提及一些创作的诗意，受此影响，我在没有出国前也画了很多诗意画，但是我画的不是杜甫的诗意画，我的诗意画里面较多的是唐朝王维、孟浩然的更为幽静、开朗一点的诗意，没有陆俨少那么沉重，我想他的沉重和他的坎坷命运及个人感悟是有关的。
尽管陆俨少命运坎坷，但越到后期，其光辉越来越焕发，不是名满天下，而是名震天下了。当时堪称东方艺术的权威机构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拟于1988年邀请陆俨少举办回顾大展，在邀请函中特别指出：“这对于活着的东方人是破例的”，并称陆俨少为20世纪最后一个文人画大家。该馆在陆俨少之前从来没有邀请过东方艺术家前来办展，张大千曾想在此举办展览，却被该馆已“不能代表东方艺术”为由拒绝了。
说个笑话，陆俨少晚年成名后受邀去上海机场画大画，国家没给钱是给他月饼，结果给了差不多两百多斤的月饼，他全家变着各种花样吃月饼，后来陆老回想起来也非常可笑。那时候穷，几米长的大画换回几百斤月饼，而现在，几吨月饼也换不了他一张小小的画。

水水水水水水

        潘主兰老师的特别方法
潘主兰出生于1909年，福州人，多年研究诗书画金石文字，甲骨文书法艺术造诣很深，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甲骨文作品，中国书法家协会曾称他为“占主导地位老书法家、代表着今日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
我在福州工艺美术学校当老师时（大约什么时间？），通过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杨启舆（？核实名字）教授和潘主兰认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国尚未恢复美术史的教程，加上中国美术史理论原先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为了教学生于是我自己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美术史略》，为使书内容丰富一些，我还把书法、金石的内容加进去。写好之后我向杨奇宇教授请教，他给我写了序言，但是他是很严谨的一个人，他把我写的《美术史略》和他自己写的序拿去给潘主兰看。
潘主兰当时在书画家中的地位已经很高，他轻易不会客，门口写着“潘主兰不在家”，据说如果会客一般也不超过15分钟。在美术界潘主兰被公认为高风亮节，不慕名利，且不太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那时常有省市领导宴请艺术家，宴请之前有笔会，潘老一般都是画了画，写了字就走，基本不参加酒宴，但实际上潘老是会喝酒而且是喜欢喝酒的人。因为杨启舆把《美术史略》和《序》拿去给潘老请教，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因为这本书聚在潘老家商量。潘老的家很清贫，但是他家里有一个亮点，师母的稀饭做得一流。稀饭看似简单，但真正煮好稀饭的人并不多，不是太浓就是太稀，不是太硬就是太软，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所以要恰如其分的煮好是要一定功力的，还有一个师母的炒花生也做得非常好，我们就曾经在潘老家就着稀饭花生谈论《美术史》。
后来，我由福州工艺美术学校调到福州画院，这时候和潘主兰老师的接触才更多起来。因为我住在福州金鸡山，潘主兰住在洋下新村，两家离得很近，开会以及参加一些活动常走在同一条路上，所以交往就多了。

潘老很关心我，但是他的关心有一种特殊的方法。那个阶段我经常打麻将，晚上打迟了早上就起不来。潘老怎么做呢？他早上7点钟买好菜到我家里，我还没起床，七八十岁的他就坐在我家门口等我起床。如此一来，我心中自是感到惭愧，慢慢打麻将的次数就会减少一些，也不会那么晚，一听到潘老来了我就屁滚尿流地起床。潘老虽然从来没有跟我明说你不要打麻将，但是他曾经写过一个诗句“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他是用这种含蓄、让我自己理解和醒悟的方法来教育我珍惜时间。
潘老会给我一些鼓励，他认为我当时有一点小的成就，是在绘画的水、树、线条上面。他感觉我的山水画有两个东西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水，善于画水，不管是大江大河还是泉水瀑布，我画的水有动感，有神韵；另一个是我的树画得比较好，树的交叉，树的结构有特色。他就建议我在进行山水绘画的创作时，除了保持自己的特色之外，应该将平常研究的诗文、历史结合在画里。另外，他还给我的作品题字，他是不轻易给别人题字的人，但他为我的作品参加菲律宾十周年展览、全国美展、杭州、上海、南京的展览多次题字和写序言。在写序言的过程中，他又把他特殊的教育方法融入其中，例如，他写“百重先生幼承庭训，能诗文”，意即我“家教很好，从小接受教育”，他写下这样白纸黑字的东西就让我不能做没有家教的事，且要读书严格要求自己，他就是用这种很内敛，很智慧的方法来规劝我，引导我的一切行为往好的方面发展。
潘老的晚年是走晚运的。突然他慢慢的变成中国诗词学会的副会长，中国甲骨文协会的副会长，全国对他的研究就开始热起来。去世那一年（2001年）他获得中国文联与中国书协共同主办的国家级书法专业学术奖——“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这是建国以来书法界首次最具权威性的专业学术评奖。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他照旧身居斗室，不搬家，门口照样贴着“潘主兰不在家”，仍然保持会客不超过15分钟，在大名大利来时，他依然不出风头，不站在领袖的地位上，不趋炎附势，哗众取宠。

有一件有趣的事，他晚年在80多岁时曾经在《福建日报》登过一则广告，招收两名学生，而且只招收女学生。当时报纸一出，社会一片哗然，因为潘老向来被公众认为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他突然登了这样的招生广告，大家都觉得异常奇怪。潘老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特殊魄力的人，不仅他的教育方法是特别的，他的想法也是非常破例的。怀念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他身边的一种清气，同时他那特别的温暖也使人感到害怕。

水水水水水水

回忆陈挺先生
陈挺先生是一个善良忠厚的长者，不像我接触的其他艺术家棱角分明。
我偶然间看到陈挺的山水画感觉很喜欢。他的山水画主要是写生，他用了很多西洋画的方法，把彩和墨交叉起来营造一个强烈的视觉感，同时使用透视法塑造一个强烈的空间感，他喜欢用薄的皮纸作画，这种薄皮纸渗透力很强，画起来比较厚重。
那时我正在跟陈子奋学写隶书、大小二篆，我心里想先生怎么让我写这种怪字，晕死人了，但是碍于陈子奋先生的威严，我不敢提。我心里很想画山水，又不敢跟陈子奋说，看了陈挺的山水后就想拜他为师，但是要怎样才能拜他为师呢？我就到在鼓屏路的福建省美术协会找到一个叫张霞的秘书长，张霞是莆田人，他（？）问我来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爱好画画这门艺术，我想拜陈挺为师，问她是不是可以帮我介绍。张霞说你学画可以在自己学校美术老师那里学，千万不要想当画家，画家在全福建省只有陈子奋和李耕两个人。
我就跟他提陈挺老师，她说陈挺是省博物馆的创作员，我说我喜欢陈挺的画，张霞答应帮我介绍，但是他继续说学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想把画画作为职业是不可能的，劝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让画画影响读书。后来张霞就写了一封信介绍我认识陈挺老师。
我拿到介绍信找到陈挺，他住在福州西湖边的后槽，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也有花园和假山，顺着几级台阶进入大厅，在大厅后有五间排房，他住第二排，客厅兼做他的画室，画室里只有一张桌子。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画福建丰彩林（？），我看见他是事先把纸裱在板子上，然后把板子再搁在一个架子上开始画画。我以后在台湾看到张大千也用这种画法。
见到陈挺后我跟他说仰慕他的画，陈先生真是非常温和，他说你坐下来看我画画。他画画很慢，大概身体不是很好，画一会儿就要休息，这样几天还画不了一张画。
陈挺先生对我说你不要画我这样的画，你要学习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四王”画派。清初“四王” 属于正统画派，也属文人画家，他们倡导南宗的绘画风格，将中国画的笔墨水平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画坛。但是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陈独秀等一些代表性的文人对“四王”所谓萎靡柔弱、软甜俗赖的画风进行严厉抨击，并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陈独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他坚持采用“欧洲的写实主义”，以拯救中国画的主张，进而兴起了全盘否定“四王”的潮流。在陈独秀看来，元以后的中国画一天天走向没落，这个没落之说也被“五四”以后的美术史著作一直沿用着，甚至影响到1949年之后的美术史。再后来，鲁迅先生提出：“两点是眼，不知是鹰是雁”，意即中国文人画太不顾及“形”，接着徐悲鸿在鲁迅的基础上又提出：“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统治中国画三百年余，实属罪大恶极。”他们对“四王”的批评基本一致，从当时那个救亡图存的时代看，这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但是这个对“四王”艺术的否定态度有失偏颇，而这种批评的态度几乎左右了整个20世纪。当年我也因为受到这些理论影响，所以陈先生借给我《四王画集》，给我指引学习“四王”我不太喜欢。大概一个月我会去一两次陈挺家，他总是给我鼓励，没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就问我可不可以临摹他的画，他很愿意。他的腿脚不好，主要的写生艺术是以福建为主要基地，在太姥山、武夷山，还有浙江的雁荡山开展写生，画闽浙山水，画面基本是一个近景一个中景一个远景，并没有气象万千的东西，但是他用透视法，在看起来很小的一个景观里面画得很深入，而且他善于用墨，敢用浓墨，所以他的画具有观赏性。
和陈挺先生接触期间，因为画事认识了另外一个先生叫王兰坡。王兰坡是个理论家，我到他家里，发现很了不起，他家墙上挂的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同学画的油画，那时留学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自己有一个卧室、一个画室、一个墙四面摆满了书的厢房，我是第一次看到像图书馆一样的屋子，就想一个人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书。
王兰坡当时正在写石涛画语录注释，他问我“你会画画？”
我说“跟陈挺先生学画。”
他说：“那你把画拿来我看看。”
王兰坡是陈挺先生的前辈，他看过我的画说：“你不兴趣四王，你还可以试着画石涛的画，不过你要一步一步来，先从小品开始，最关键的是理解石涛对墨的分析。”清代画家石涛是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法名原济，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是中国画的一代宗师。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美术理论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主要一个原因是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石涛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突破陈旧，开启了文人画在其发展的后期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历史，其中他关于艺术本体的“一画论”和“笔墨当随时代”的主张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兰坡先生那时对石涛画的注释基本上是文言创作，我不容易一下子理解，我日后对石涛的理解是跟陈子奋老师的解释大有关系，以及我在海外自己独立生活时，重新梳理美术史的部分，才渐渐的比较明白，但是就是在今天我还不敢说我完全明白。
和陈挺接触，感觉陈挺先生比陈子奋先生要慈祥，我有时给他家里送点我们乡下的东西，自家种的蔬菜等，以前福州人住的是木板房，到了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用纸糊房子，我也给他家糊过房子，有一年甚至从楼梯上摔下。后来陈子奋老师知道我向陈挺学画了，他很生气，他说他是画得最好的嘛，不向他学怎么可以向别人学呢。那我以后就比较少去陈挺先生那里，但是坚持每过一段时间去看望他。
陈挺先生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敦厚的长辈，我非常尊重他，在我开始卖画有了钱时，逢年过节我会给陈挺先生准备一个红包表达心意，在他去世时我也参与他的丧事，因为陈先生人好，大家都很怀念他，很多人前去参加追悼会，那天我出差，特地提前很早过去，给师母送了300块钱后离开。回忆陈挺先生，其忠厚踏实的长者风范给我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他的透视色彩水彩画的技法使中国画呈现浓郁强烈的风格亦给我很大的影响，让我觉得画山水画不一定非要名山大川，只要你自己爱它，那面前的一弯流水，一条小河，一棵小树，几朵小花都会很美丽，只是怎么样使它们美丽地感动心灵，美丽的除了看还可以想，还可以有许多理会的东西，那是真的很重要。

水水水水水水

朱梅峰老人的“宝山”
小时候我家住在福州金鸡山，属于郊区，有很多名人曾经埋葬在这个地方，常常有一些俑、铜器、铁器类文物从这里出土，也常有人到村子里来调查文物的出土情况。我那时候十几岁，看见这些也觉得好奇，慢慢的似乎就有兴趣了。那时候福州有一家文物商店，在总督后（现在的省府路，不在南街吧？），店里摆着一些印章、瓷器、字画等，店里有一个年轻人，我想文物商店应该都是老人喜欢，怎么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从事这个呢？别人告诉我他是朱梅峰的儿子，叫周端，会鉴定文物。我又大为好奇，去了几次以后跟周端认识，我把家乡出土的东西带去他店里，印象中有铁的牛，六朝的瓷器，他看过之后觉得我住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文物，所以也到金鸡山来挖，并且邀请我到他家去，经过这样的过程就认识了他的父亲朱梅峰老人。
朱梅峰老人是福建文物店鉴定专家，他大概是排行十一，人们称他十一伯。他的家在福州茶亭，有三间联排的房子，房子里面还有三进，很大，一进从前门大街进，出了三进可以直接走到茶亭后面的菜园。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真像是掉进童话世界里的“宝山”，那种感觉不仅使你眼花缭乱，而且使你心情澎湃，从他家的大门起一直到他家的后门止，三层楼的前后屋子堆满了文物，包括地上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瓷器、字画、六朝的画像砖、画像石、家具等等，那些画像石上有的是动物图案，有的是人物图案。
朱梅峰老人看见我很年轻，却对文物很有兴趣，他非常高兴，慢慢的我们的交往就多起来了，我也知道了他艰苦的成长道路，他竟然是从一个大字不识沿街收破烂的人发展到受人尊敬的文物店鉴定专家，很让人称奇。
朱梅峰最早沿街叫唤收破烂，逐渐发展到开了一家鞋帽店，收购旧鞋旧帽，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认字，这是什么帽子？这是什么鞋子？他写上字贴在物品上面，慢慢的，他收购的东西种类越来越多，除了日常百货，还包括古字画，古董等，渐渐的成起家业。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学习。
他跟当时福建书画家陈子奋有一个默契，他收了字画古董，陈子奋就去看，陈先生有做记录的习惯，看过一张画，是哪个朝代，谁的作品，上面写了画了什么，他都记录下来，成为自身艺术成长的一个丰富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成就了朱梅峰，成为他的一个知识来源处，他从之前的一个字不识逐渐变成能够认识普通人看不懂的草书，那么正楷、篆书、隶书更不用说了，在他不懈的钻研精神下，朱梅峰成为福建省权威的文物鉴定专家，并且在文人如林的总督后开了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慎昌仁”古董店。
         现在，这个古董店和朱梅峰像“宝山”的家也成为我极大的学习资源。在他家里，我第一次看到宋画的真迹，小小的，大约十二开，还看到明代的作品，清代四家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的作品，民国山水大家郑午昌的作品，还有很多的书和字帖。那时候不像今天能从博物馆、美术馆见到许多艺术作品，那时候看作品是一件稀罕的事情，能学习的一个主要地方是裱画店，而朱梅峰那要比裱画店好多了，因为他经常买东西，差不多隔一两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在那里，许多东西都让人大开眼界，而且朱梅峰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不吝啬，他自身散发出强大的学习魅力吸引着我常去，他也有意识的来培养我们对这些东西的兴趣，让我和他的儿子一起研究讨论。
那时候，少年时代向往艺术的我们聚集在一起，有周端，我的师兄弟林建、刘石开、陈初良，还有后来的赵志云（核实姓名？），赵志云的母亲陈曦灿（核实姓名？）是陈宝琛的孙女、顾颉刚在北大的学生，赵志云的父亲是地理学家，算是世家，他8岁的时候梅兰芳出钱把他兄弟俩送到日本去学围棋，所以他也是中国解放后第一代的围棋高手。我们这些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相互研究。比方说，一本字帖《张迁碑》我们要怎样去分解领会它？对于老师让我们临摹的大小二篆、嵩高灵庙我们自己有什么想法？当时有的人认为福建陈子奋画得最好，或是谢投八画得最好，或是郑乃珖画得最好，那么究竟什么是最好呢？在那个时代，平常我们不好跟老师讲的，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之间就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喝了酒半夜到鼓山上去谈论艺术。这个年轻时能有的学习环境和互相切磋的过程，甚至让我们觉得同学有时候比老师更重要，因为同学彼此之间鼓励和奋斗精神会形成一种少年向上的动力，纵使别人不欣赏，至少还有我们互相欣赏。我们这些人日后在各自艺术领域里有了一定的成就，我想和少年时这种青春激昂的信念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通过朱梅峰家的收藏作品，特别是通过古作品的鉴别，让我们这些年青人有幸越过当代的审美概念，上溯到宋元明清的艺术审美，去发现艺术本身的传承和创新。这些亲自看画、看作品的经历太重要了！正如龚半千说“没有学画之前你要学会看画”，有条件近距离接触到名家真迹和印刷品的的确确大不一样。我认为，就像一个美女的照片不管有多美，当你面对面的时候，她散发出的那种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好的艺术作品，当你在它面前的时候你会感动，你会想它为什么这么有神韵，这么巧妙，这么恰到好处。观看一副好字画，只要卷开半张，它的气韵和味道就来了，如果味道不对，半张也不要看。好的艺术是会产生碰撞共鸣的。这些可以理解为是理论上的东西，但是当时我没有条件去学这些理论，我是通过实物的学习，名家的学习，而后走上艺术这条路。并且我的收藏意识也是从这个阶段埋藏下来的，在生活中只要有可能，我也收藏一些名家字画，包括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收藏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作品在博物馆和你自己拥有能够上手，认识感是大不相同的。
跟朱梅峰老人交往的过程中，他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让我接触到优秀的石雕艺人，让我看到材料变成艺术的过程，使我日后在成为职业画家之前选择先成了一个寿山石雕工人。
朱梅峰开了一个慎昌行文物店，他经商，所以经常请寿山石雕的师傅在他家雕刻寿山石，（寿山石简介）其中有一个著名人物就是林卿清。林卿清的薄意雕刻仅仅简单的几笔线条勾勒，就给质地莹然的寿山石平添了几缕淡淡的书卷之气，他不但掌握了绘画的技法，还领悟到了中国画特有的笔墨韵味和气势，林卿清是使寿山石薄意雕刻达到空前高度的一个人。我的老师，被徐悲鸿誉为“篆刻和白描双绝”的陈子奋看到林清卿的作品也很佩服地说：“虽写生家罕能及”。我在朱梅峰家里就有条件经常可以看到林清卿的真作。除了林清卿，我还认识了一些寿山石雕有代表性的艺人，周宝亭、林丙申（核实名字？）等。林丙申这个人带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他是林友竹（核实名字？）的儿子，当时年轻力壮，在石雕行业中间是一个刺头，老石雕师傅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但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创作力的石雕艺人，和林清卿不同，他做立体的圆雕，多刻罗汉、弥勒、八仙这一类传统人物，他对在石头上怎么设计造型，表现出人的形态方面很有自己的创作方法，比如说人物的“站”是立着的，但是当雕刻处理时，把脚往左一斜，身体马上就会形成一种倾斜和新的平衡，对于这些人物的塑造和构图，他很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和实践。
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寿山石雕刻的从艺生涯。很现实的是雕刻寿山石可以带来一些收入，而且对我很有帮助的是，通过对寿山石雕刻的实践认识，这个领域在艺术上奉行的“相石施工”对我后来画山水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石头的纹理，石头的巧色利用，让我可以有自由想象的空间，当面临避脏避绺（即避开石头裂痕）的处理，这时对想象力的要求就不同于在平面图画的认识，本来雕刻一座山，但是因为石头天然材质的要求，到某个地方为止突然中断了，变成空白，没有办法再刻山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将这个地方变成水，可能又豁然开朗起来。通过雕刻寿山石，在石头上施工，使画面的空间既建立于平面，又建立于立体空间，所以有时候人们说我的构图比较好，实际上这是有原因的。
在我开始雕刻寿山石时，我仍然坚持画画。朱梅峰认为我画画有前途，他很注意督促我抓紧时间。我那时很年轻，我跟他说我只是画着玩的，我画画卖不了钱，没人要。但是他说你将来有一天画来不及卖，抢着要，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讲的这句话。我觉得他说得太遥远了，没想到我今天会有这样的日子来到，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朱梅峰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在从事绘画艺术创作时，一张白纸经过创作，它就有价值，哪怕值一块钱也是创造，它会被人喜欢，被人收藏，被人鉴定，艺术是不会糟蹋白纸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朱梅峰当然是重点的被抄家对象。他就把康熙乾隆这些瓷器拿去当饭碗，把字画糊在墙壁上，通过这种形式将一些东西保留下来。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他仍然有信心，我看许多人写的传记说在“文革”时候这些文物谁也不要了，我觉得不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我所见过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千方百计的保护文物，当然这种保护在当时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中间却看见了他们的力量。
到了文革以后，凭着他长期在福建建立起来的人脉，还是经常有人拿东西给他看，卖给他，他也也继续做买卖。这个过程中他仍然收到很多东西，汉代的铜器、宋朝的瓷器、清朝的玉器、字画等等，他的家俨然就是一个文艺沙龙。因为朱梅峰老人长期对我的关心，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我隔几天就去他家里，在这种类似文艺沙龙的艺术家聚会里，大家彼此之间相互切磋、扩大眼界，共同认识历史一脉相承下来的艺术之美，真是赏心悦目的经历。因此，我很感谢在过去的岁月里朱梅峰老人给我这个年轻人提供了这样一座精神的“宝山”，不仅让我得到艺术美的享受，并且用他个人传奇般的生活艺术经历，刻苦学习的精神，从无到有，从不识字到识字，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从有文化变成鉴定专家，就像一只毛毛虫蜕变为一只富有魅力的蝴蝶，用这样一种顽强的过程激励我，以及和我一样在他家里孜孜渴求知识的艺术青年们，朱梅峰老人虽然不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依然成为我们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他传奇的成长之路，年轻的我们曾经还不相信，那时想考考他，结果他没被考到，我们反而被考倒，真是有趣。
我并没有上过正式的美术院校，正如我所说，我是通过实物的学习，名家的学习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因此，我很注意纵横两个方面文化的吸取和观察，纵向是指周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的艺术史论，横向就是当代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碰撞。只有不断地从这个纵向和横向去认识，才不会迷失方向，不会为时流所迷惑，比如说今天艺术流行什么，明天流行什么，就会觉得流行是一时一事的，可能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我不断通过名家，通过实践学习建立起来的艺术坐标轴上，我始终坚持中国艺术是传承的，中国艺术是象征性的，中国艺术是线条造型的，所以在这个主脉上，我亦坚持用我的一生来修自己的艺术道路。

水水水水水水

谢稚柳夫妇之二三事
我最早是从陈子奋先生的《看画录》(通过已查文字资料，可能是《读画札记》？)中得知谢稚柳先生的。我在向陈子奋学习工笔画期间，陈先生知道我自己开始画山水画并临摹了一些黄宾虹、傅抱石的作品后，就告诉我这种根据印刷品来临摹的方式是远远错误的，他让我去认识一个叫洪世清的画家。洪世清是福建人，当时住在杭州，他曾得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等人指点，后来在1996年获得鲁迅版画奖，1997年获鲁迅文学艺术奖。认识洪世清以后，他介绍我认识了王伯敏。王伯敏是南北二虹（鸿）即黄宾虹和徐悲鸿两位大师的门下，是我国著名的的美术史论家、画家。我到王伯敏的半唐斋去，看到很多的藏书、石器、彩陶、画像砖、铜印、瓷器和字画等，有的艺术精品甚至不经意地堆在地上，其数目之多和品质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和王伯敏和洪世清的交往中，他们经常提到一位谢稚柳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就让我对谢稚柳有了一些了解。
谢稚柳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诗礼之家，祖父举举人，父亲和伯父举秀才，均有著书传世。他的哥哥谢玉岑工诗词骈文，精书法绘画，与张大千最为交好，被张大千推为“海内第一”。谢稚柳日后能顺利的进入顶级艺术圈，很重要的因素要归功与他的这位哥哥。谢玉岑去世前，把自己的弟弟托付给张大千，张大千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地位，谢稚柳因此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不知多少人梦想进入的核心艺术圈。当然，除了谢玉岑的引荐外，更在于谢稚柳本人卓越的才华，他不仅格外得到张大千的器重，就连眼界极高的徐悲鸿也对谢稚柳优礼有加。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徐悲鸿曾邀请30余岁的谢稚柳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而就在接到徐的聘书同时，谢稚柳接到远在敦煌的张大千发来的邀请，希望他去莫高窟帮助考察壁画。对于这个两难的抉择，谢稚柳毅然决定西渡流沙，暂时放下自己已有的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和成果，去亲身接触许日后或将重写画史、自宋代以来和中国画家绝缘的晋唐高华。1942到1943年，在了无人烟，千里荒漠的敦煌，张大千、谢稚柳凭借着敦煌洞窟内昏暗的光，由张大千带着弟子负责壁画的临摹描制，谢稚柳一个人负责全部洞窟的叙录，包括壁画的位置、原文、题名、题记，对于众多隐约不清的原文，仍不能出错。枯燥、严谨，极富艺术奉献的敦煌之行，开创了“敦煌学”研究的先河，因敦煌之行写成的《敦煌艺术叙录》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之作，谢稚柳也被公认为“敦煌学”的开创者。
实际上谢稚柳在去敦煌之前，他对中国画的传统已经有了很深刻，很全面的关照和把握，通过对敦煌的研究，他更加进了一步，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就不仅始于宋元和明清的卷轴，而是往前追溯到了晋唐，从传统认识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深刻，更为全面的飞跃，而在日后成为蜚声艺坛的一代鉴定大师。“文革”前夕，谢稚柳与张珩、韩慎先组成中国书画鉴定专家小组，负责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进行全面鉴定，不久由刘九庵补上因病去世的韩慎先，这一工作一直陆陆续续地进行到“文革”爆发。“文革”结束后，到了1983年谢稚柳由国务院授命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与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熙年、谢辰生等专家，重新启动了因“文革”而终止的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的全面签定工作，谢稚柳带领专家们辗转各地，历时8年，完成了对8万件古代书画的鉴定，摸清了国有古代书画的家底，对国家古代书画鉴定方面的贡献可说迈绝古今。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去上海办画展，来了很多画家，程十发、沈柔坚、钱君匋、刘旦宅、徐昌明、方增先等，程十发还带了《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记者来到现场。看展览期间，程十发问我：“你见过谢老没有？”
我说：“没见过。”
他说：“你要去拜访一下谢老。”
在这之前，我在和王伯敏、洪世清的交往中，就经常听到他们提及谢稚柳，说到他的书画，他的眼力如何好，于是我决定前去拜访谢稚柳。那时谢稚柳住在华山路的单元房，时代的变迁早已看不出谢家当年的世家规模了，谢稚柳带我进到他的画室，墙上并没有挂名家字画，挂的是他自己写的对子，然后我就拿出我的画展介绍给他看，他说：“听说过了，你是跟我画一路的画嘛。”他知道那时我的画有点倾向于张大千，然后他说这几天身体不适，没看画展见谅什么的，很客气，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认识之后，仍在上海办画展期间，我再一次去看他，希望他能够到画展现场看看，他说：我虽然没去你的画展，早先是听别人说过你的画，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你的画。我劝你的画还要坚持你自身线条的力量和中国书法绘画结合的道路。”当时我在绘画上做了许多泼彩的东西，谢稚柳认为这为时太早，要我在中国线条上多下功夫。在这次见面以后我就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谢老了。
时光荏苒，再次相见已是在隔了十几年后的大洋彼岸。大概是1996年还是1997年（哪一年？），那时我居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要在当地办画展。因为听说谢稚柳夫妇也旅居在洛杉矶，我就给二老发了请柬。展览期间，谢稚柳的夫人陈佩秋一个人来了。陈佩秋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她自身也是诗词、书法、绘画兼修，气质很好，也很有个性，她不愿意别人称呼她谢夫人，喜欢人家叫她陈教授，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画也非常好。有一个故事，日本一个美术家访问团到她家里拜访，给她写了一个评语：“中国第一女画家”，她居然拿起毛笔把“女”字圈掉，变成“中国第一画家”，可见她对自己的艺术相当自信。
陈佩秋来展览现场看了我的画以后，大为惊奇，她就跟我说，“你不应该来美国，你应该回中国去，而且你不应该呆在福建，你要到上海来，我们每年有半年在洛杉矶，半年在上海住。”她劝我要回国。
过了几天，有一个雷静墨（核实名字？）先生，年纪挺大，他是谢稚柳的学生，因为我的画展宴请谢稚柳，谢老来了，看了我的画，说：“我现在看你的画是耳目一新了。”然后说了许多鼓励、但不是很实质性的话，他还说在美国感到寂寞，我们要经常走动。当时在美国有一个中华艺术学会（协会？核实名称），后来我当了会长，基本上每一次活动我都把谢老请来，谢老虽然是大名家，但他仍然很乐意给大家做各种指点，而且还给大家写字，到了晚上，再依依不舍的由他的儿媳妇开车接回去，就这样，我们慢慢的熟悉了。

谢老在美国居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在他居住的圣马力诺(San Marino)城市办了一些活动，圣马力诺(San Marino) 在洛杉矶东面的圣加布里尔山脚下，是一个优雅的高级住宅区和旅游城，谢老定期在这里举办免费文物鉴定。他自己出钱做广告，请大家把作品拿来，自己分文不收，帮助大家做鉴定，解说作品的真伪，作品的渊源，以及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甚至对那些他看过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还给题字。谢老当时80多岁，鉴定起来不厌其烦、极为认真，那时还有一个他的学生劳继雄帮助他一起做鉴定。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亲自参加的鉴定活动就有五六回，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美国举办一次活动至少要一整天的，不像在中国我们在城市里开半小时车就觉得远了，在美国半个小时车程只是刚刚起步，一般都要开挺长时间车。因此谢老自觉自愿、义务热忱的把他的学问贡献给大家，真是让我深感老人的仁者之风！现在我们国内出现一些情况，一些鉴定家一定要收多少鉴定费，而且还为了利益假鉴定，让我很有感慨。
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后来由美国返回中国上海居住，在美国跟我告别时说希望能在上海见面。到2003年夏天我回上海办画展时，很遗憾谢老已经去世了，陈佩秋老师在云南昆明避暑，她感慨地说“我劝你回到中国，结果你回到中国展览，我80多岁的老人又没办法赶过去。”我说：“您千万不要赶来，自己多保重。”陈佩秋老师对我，始终给我一些关心和支持。我在洛杉矶的那些岁月里，感受是只要听到中国人讲中国话就已经觉得有亲情，如果有人跟你是同行而且又是非常有成就的人，那你就觉得舍不得离开他（她），而他（她）再来关心你，每一次打听你画画的情况，打听你的发展，便使人在异国他乡油然感受到温暖，这就是陈佩秋老师带给我的，这样的温暖让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如今我偶尔还会打电话向高龄的陈佩秋老师问候。而谢稚柳先生给我更多的感受是仁者之心，长者风度，按理说80多岁有着大成就的老人，完全可以在家颐养天年，可他要开讲座，做鉴定，跟人写字，耗费精力，他的子女都担心他会受不了，可他仍然隔一段时间就做一场免费鉴定活动。对我来说，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把自己学问奉献出来的精神传递给了我，令我深深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