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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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     （东汉屋舍神人镜）

　　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均属浙江铜镜，然铜镜在浙江何时出现尚难断定。从“沉鱼落雁”这个典故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尚未出现，以至于美女西施还只能临水照面，鱼被西施的美貌所慑，都沉到水底下去了。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中叶以后，昭明镜、日光镜和四螭镜较多，东汉的尚方规矩镜更多。这么多铜镜在浙江出土，很难说都是外地流入的。此外出土最多的是东汉至西晋时的画像镜、神兽镜和龙虎镜，其主要产地从铜镜铭文来看，是在吴、会稽和武昌。
　　东汉会稽铜镜
   会稽即今绍兴，春秋战国时，为越国都城。后代遂将会稽所产铜镜称为会稽镜。会稽铜镜在东汉早中期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一是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大量北方民众南迁，东汉初年，由于“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以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人口的增长，使得铜镜的需要量大为增加；二是会稽一带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越绝书》卷十一曾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从调查来看，绍兴平水附近有桃红兵康铜矿，绍兴兰亭谢家桥有大焦岭铅矿，上虞东关银山坝有铅矿，诸暨铜岩山有铜矿，都是古代开采过的。《嘉泰会稽志》并载在县东五十里的锡山，越王曾采锡于此；三是古会稽地区自古即有发达的冶炼技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国即以铸剑著名，青铜兵器冶铸技术甚至远超中原。综上种种，从需求、原料、技术几方面保证了会稽铜镜铸造的先决条件。
   会稽铜镜中，最有特色的是画像镜和神兽镜。
   画像镜以神仙车马画像镜和历史故事画像镜两类最具典型性。从考古出土情形看，浙江东汉墓葬中出土车马画像镜较多，表明这种铜镜于东汉较为流行。车马画像镜中的车马形象非常生动，拉车的骏马有三匹、四匹、五匹、六匹、八匹不等，矫健的骏马，或昂首飞驰，或回头嘶鸣，“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车子的顶篷大致分两种，一是卷棚式，下部平坦，一是四坡顶，翼角起翘。车厢两侧开窗。有的车前挂帘幕，车厢后下部飘曳长帛。这种轿式马车，与山东、四川等地汉代石刻、砖刻中反映的马车不尽相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神仙画像镜在画像镜中数量最多，且多为西王母画像镜，有些镜上铸有“西王母”题榜，有些则未铸。西王母画像镜又可分为三种：一是西王母车马画像镜，二是西王母群仙画像镜，三是西王母瑞兽画像镜。西王母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最早见于《山海经》，《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女亘娥窃以奔月”的记载，于是民间将她当作长生不老的象征。画像镜中的西王母多为跪坐姿式，身穿宽袖窄衣，长裙曳地。头上梳髻，似乎还饰有巾帼，缀以步摇。还有作舞蹈姿态的。绍兴出土一枚田氏车马画像镜，一舞蹈女像的上方刻“东王母”三字，当作“西王母”之误刻。
   历史故事画像镜，主要是描写伍子胥自刎的故事。春秋战国时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决心复仇。同时将美女西施、郑旦献给吴王夫差和吴太宰，“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伍子胥向吴王进谏称不可，吴王不听，并“以申胥不忠而杀之”。伍子胥画像镜把画面分成四区，幅幅连贯，集中刻划了伍子胥忠直敢谏，谏而不从，被吴王赐剑自杀的情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虞出土的一枚东汉屋舍画像镜。镜钮外有四组纹饰，一组是青龙和屋舍，屋舍为重檐楼房，楼上前沿有栏杆，屋前铺设曲道。一组为人物和屋舍，一组为神人，两旁有侍者。一组为神人对坐屋檐下，屋舍重檐，并有立柱。这是迄今所见惟一刻铸屋舍的画像镜，十分难得。
   神兽镜中纪年镜特别多。种类也颇多，分布很广。从其铭文来看，主要产地可能以会稽山为中心的吴地。神兽镜的纹饰题材基本是反映道家神仙，但秦汉以前盛行的四种“青龙白虎朱鸟玄武”继续存在。神兽镜铭文中常有“左龙右虎避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的句子。且重列神兽镜上的四神是按方位来排列的。神兽镜上天皇和五帝占据了重要位置，和天人感应说相适应，神与星合为一体，于是镜铭上出现了“上应列宿，下辟不祥”的句子，神兽也按照各自所代表的星宿的方位进行排列，形成了重列神兽镜的特殊布局形式。除道教神仙图像外，伯牙弹琴的历史人物有时也在神兽镜中出现，又有辟邪、天禄、巨虚、蜚廉、狮子等。
   画像镜和神兽镜的浮雕，艺术风格完全不同。画像镜的纹饰布局，采用四分法，钮座外的主要部位分成四区，每区之间隔以乳钉，花纹讲究对称。表现技法采用斜剔法平面浅浮雕，这是东汉画像石刻常用手法，颇具装饰趣味。画像镜是汉镜的尾声，却给人以“曲中奏雅”的强烈感受，如同夕阳晚照，显得分外灿烂。
   神兽镜纹饰的布局大致可分为求心式（作环状布置）、对置式（采用四分法）、同向式（神兽作同一方向布置）和重列式（或称阶段式，即神兽排列成上下数重）几类。采用圆面浮雕技法，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
   会稽铜镜中的画像镜和神兽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是独创一格的。在画像镜产生以前，已有“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之类的铭文，但明确把西王母、东王公作为主题纹饰，却首先见于画像镜。把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作为纹饰的题材，也是画像镜开创的先例。
　　南宋湖州铜镜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后高宗即位，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由于南宋偏安江南，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丝织、制瓷、印刷、冶炼、造纸等手工业行业也得到空前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技术也超过前代。其中，湖州、饶州、临安府等地所产的铜镜也闻名全国，而湖州铜镜更是堪称翘楚。
   南宋铜镜有官府铸造的，也有私家作坊所铸。以浙江发现的铜镜而论，前者如“湖州铸鉴局”造，“临安府小作院临造官王宝”镜，“婺州官铸造监”等。后者以湖州镜发现最多，此外还有“杭州真石大叔青铜照子”、“越州徐家铜照子”、“婺州承父李口二郎炼铜照子”等。
   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
   南宋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和带柄葵花形。早期质地比较厚实，如诸暨发现一枚“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直径达28．5厘米。
   南宋湖州镜，从镜铭中看，以一家姓石的人家做得最多。镜铭中有石家、石小二哥、石二郎、石三、石十郎、石十二郎、石十三郎、石十五郎、石十五叔、石十八郎、石念二郎、石念二叔、石念四郎、石家念五郎、石三十郎、石四十郎、石六十郎等。此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蒋家、石道人等所作铜镜。宋代男子称某某郎，妇女称某某娘，前面的数字则是同宗同辈按长幼排行的次序。
   湖州石家铸镜多为子继父业，世代传艺，不仅从以上诸多的石家名号中可以看出，四川温江发现“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萧山发现“湖州石十五郎男四十郎炼铜照子”，武义曾发现“湖州承父石家十二郎照子”等，从镜铭中更能找到实例。
   可能当时也有仿冒名牌店铺的行为，所以在铜镜上往往又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如“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由此可知，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从南宋湖州镜背面刻铸铭文看，其时对铜镜的称谓不一，或称“镜”，或称“监子”，或“镜子”、“照子”并称，而大多称“照子”。这是因宋人避讳甚严，赵匡胤之祖名“敬”，为避“镜”讳，改为“监子”或“照子”。其间，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避讳，如此，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产品。
   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应当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有三枚镜子铭文可资佐证：“湖州低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为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
   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也发现有湖州镜。北方发现的湖州镜，有可能是金兵掳掠江南财物时抢去的。
　　明清湖州铜镜
   明清时期，湖州镜再度崛起。明代湖州镜以薛氏所造最为著名。据《西吴枝乘》记载：“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明代《乌程县志》也说“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明代湖州镜多以东汉铜镜翻砂铸成。如金华出土一枚明代翻砂东汉车马画像镜，其上加铸“薛家造”三字；一枚翻砂西汉四乳四螭镜，其上加铸“薛店包换青铜镜”；一枚翻砂东汉八乳八禽规矩镜，其上加铸“石泉春泉记”等。从出土实物看，尚未发现有明人取古镜中刻明代年号的实例，而翻铸古镜的实例则很多。除了这些仿汉镜，也有在镜上饰以龙纹和表示吉祥的图案语句，常见的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福寿双全”、“百寿团圆”、“三元及第”等。
   湖州薛氏作镜数量最多、质地最好的是薛惠公所造。从出土实物看，以方形镜居多，镜背铸四言铭文，并落款，如：“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湖州薛惠公造。”“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群伦。苕溪薛惠公造。”从文人墨客的记载来看，薛惠公铸镜“名闻朝野”的时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当时湖州镜曾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相沿已久，历年所积，宫中存贮者甚多”。所以清嘉庆十九年二月诏免“浙江岁贡嘉炉湖镜”。
　　宋明仿古铜镜鉴别
   宋代由于崇尚“文治”，仿古之风盛行，古铜镜的仿铸也很多见。有的是用真器直接制范，有的则借助摹本制模，铸造的铜镜在外形上与汉唐之际的古铜镜甚为相似。但由于仿古镜与古铜镜因时代不同，在铜合金的配料比例上必然不同，因此铜镜外表的色泽也各有差异。如汉镜呈银灰色，唐镜呈银白色且闪亮，宋镜黄中发红，明镜黄中发白，清镜为黄铜色。铜镜的厚薄轻重也各不相同。有的匠人为求美观，在原图案基础上又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花纹，或在镜缘上加刻边款、押记等，反而弄巧成拙，画蛇添足。
   宋代仿古铜镜主要是以唐晚期的花鸟镜、双凤镜、瑞花镜、八卦镜等为蓝本，其次是汉代的日光镜、规矩镜、画像镜。但无论仿造哪一时代的铜镜，都带有浓郁的宋镜特征。在色泽上，汉镜地子多为黑漆古，唐镜多为银白色地子，都具有质地脆硬不易变形的特征，而唐镜又比汉镜厚重。而宋镜由于铜合金中锡的含量降低，铅的比例上升，同时又掺入一定量的锌，致使铜色呈黄红色或褐黄色，且质软粗糙，铸出的纹饰模糊，与汉唐古镜纤细繁缛的纹饰无法相比。同时宋仿镜与汉唐镜埋于地下或在人世流传的时间长短不同，锈色也各各不一。宋仿镜的绿漆色锈，虽是由质里向外泛出的，但锈层不厚硬，却锈后镜地子仍为平面，无汉唐镜在去锈后出现槽坑的痕迹。明清仿造铜镜技术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两朝皇室内专设的机构所仿制的古物，不惜成本，只求精美，铸出了不少仿古铜镜。由于明清时期铜合金中锌的比例更为提高，仿古镜铜质色泽较前有很大区别。明代仿造镜铜色为黄白色，清仿镜铜色为黄色。同时铜镜多较厚重，花纹粗糙模糊，并常在仿造镜上标出仿造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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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龙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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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规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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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车马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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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纹铭文镜(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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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云龙纹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