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方能“超越”
薛龙春
黄惇先生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书家,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与研究活力,他的书法、篆刻创作与艺术史研究都赢得了当代书坛的尊重。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全国展、中青展上,黄惇的行草手札作品行笔轻松,篇章漫落,十分引人注目。这种手札书风不仅体现了帖学的用笔和取法特征,还将帖学形式美的探索带进了现代展厅。作为一位书法史研究学者,黄惇先生深知手札体并非“创新”,而是传统的样式,只是这样的形式美正好契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人们被僵化、呆板的程式约束了太长的时间!在黄惇先生看来,这种呆板的程式,除了眼界的局促之外,陈腐的创作观念更是难辞其咎。他认为清代碑学末流的积弊亟须得到清理,那些看似玄奥但经不起推敲的观念必须得到彻底的摈除,书法实现超越才成为可能。 黄惇先生从不否定碑学的历史价值,但他同时指出,碑学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成熟的风格库,对历史上那些无名书家和金石文字遗迹的取法—无论是形式还是趣味—都需要披沙拣金。他反对的不是碑学的取径,而是碑学末流层层相因而形成的僵化机械的观念。他认为笔笔中锋、笔笔回锋也好,缓慢、中实也好,不仅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法,而且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是非常晚起的观念,不必将之尊为书法的律令。很多人一辈子学书法却不得其门,就是受到碑学末流关于厚重、质感的蛊惑。尤其是康有为讲“书者形也”,讨论书法以可视的字形为主,忽略了中国人以形而上的认知讲书法的神和意,显然是一种观念的大倒退。 在黄惇先生看来,以势为主的行、草书表现力最为丰富,清人关注书法往往突出单字之美,却将书法多种要素割裂了,因此欲超越清人,必须将书法的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谋划,从这个角度说,行草笔法的深入研究实为扭转书法风气的关纽。 1990年代初,黄惇先生因编撰《董其昌书法论注》,开始体验到书法用笔的妙趣。董其昌书论中对用笔的极端强调,激起黄惇先生探索的欲望。他曾经非常形象地说,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犹如一只苹果的核、肉与皮,只有抓住核心,才能调动其他的语言。多少年来,许多有才华的人因为对笔法的蒙昧,仅在变形上下功夫,最终都是徒劳。对于经典法书的深入研究,使得黄惇先生提出的超越清人认知而融入帖学传统成为可能。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显示出对于整体格局与细腻趣味的双重掌控能力,节奏与形态,锋芒与含蓄,抽掣与淹留,沉郁与飞扬,苍茫与润泽,对传统帖学对比形式元素的自由运用,使得他的作品越来越具备耐人咀嚼与品味的美感。然而,黄惇先生并不是技法主义者,他不主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主张临摹的同时,必须深入读帖。临摹亦不简单只学表象,而是发现规律,重在理清传承的脉络。他重视顿悟,也同样重视渐修。确切地说他以为在临摹中应把感悟从规律上得以把握。在一次访谈中,先生曾经坦陈,“把笔法都会了,加一点东西、减一点东西,障碍就小得多。关键就在于通规律。” 根据黄惇先生自述,他的行草书主要取法二王、米芾和王铎晚期的作品。董其昌的作品他虽未曾涉猎,但董氏“目击道存”的学习方法和率性灵动的创作方式,对黄惇先生有重大的启发。与董其昌一样,黄惇先生也一直在技巧与情性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平衡点,他将“萧散”作为自己在风格上的努力方向,显而易见有着董其昌所推崇“淡”的审美旨趣的影响。如果说有差别,董所说的“淡”更多指向先天的素质,而先生认为“萧散”的意趣关乎后天的修养。在他看来,“萧散”不仅是一种触遇生变的创作态度,也是读书人超脱的人生姿态。先生用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在艺术与人生中,空灵活脱远比固守程式更有吸引力,雅淡闲适远比声嘶力竭、惊奇怪诞更耐人寻味。 黄惇先生为书坛注目,不仅因为他在书法、篆刻创作上的成就,也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果。先生非常善于学习,每当涉及一个新的领域,他总是一边学习,一边做研究,研究做成了,这个领域的知识也已掌握泰半,所谓入深山、披榛莽,终究获宝而去。万事万物正因为不自满,才能不断吸纳、充盈,以至有光辉。 对于学术与艺术相辅相成的关系,黄惇先生比一般人更有发言权。他从学术研究中饱尝乐趣,他沉浸于文献、书迹、印记的阅读与整理,从中发现并提出问题,不断思考琢磨,不断寻找解决的路径。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也不勉强,有些文章甚至放了很多年还没有最后完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黄先生著作等身,也在不知不觉间白了少年头。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他觉得正是持续的关注与研究,让他的书法一直保持着与传统的深刻联系,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洞见书法的原生态情状,自己的选择也因此愈益坚定。 黄惇先生曾经将他在书法教学时的课堂讲稿整理成《清理与超越》一书,读过这本书的人不难从中领略到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这本书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他个人书法创作的理论根源。他的疑问、他的思考、他的坚守、他的经验,他如何执着地清理历史的观念,又如何在此基础上坚持自己超越的目标,热爱书法的人多少都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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