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艰辛

虫甬

算起来，自己研习中华文化近三十年了，走的是一条非常之道。但因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无法真正沉下心来深入研习。人到中年，时不我待！很是纠结。

    现将自己近30年研习中华文化的心路历程浓缩成《吾道艰辛》一文，粘贴出来，供观者评判！

虫甬

吾道艰辛

——兼谈研习朱子文化之感受与思考

陈崇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高中毕业的我蜗居在乡下当诗（旧体诗）人。记得当时，我在给一位前辈诗人刘征先生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余本痴人，自命陈诗，陈者承也，自以为续诗道于今世，舍我其谁！如此言语，先生或笑余痴狂，唯诗心不假……

     为了当好诗人，凭着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我制订出自学的基本方法：

     读书。阅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著作，遇到自认为好的，就背诵下来；

     识字。把《新华字典》里的汉字逐个识去，琢磨字意，识别繁简、平仄等；

     抄写。用毛笔抄《草字汇》等，以期掌握行草书的结字、用笔等；

     散步。多在傍晚，沿着山间道路随意行走，或看山看水看夕阳，或思考问题。来了灵感就吟诗，回家后还可能乘兴用毛笔进行书写。

     那时，我手里有一套繁体竖排宋元人注的《四书五经》影印本，因为自身学识水平及阅读习惯所限，翻看了几次后，放弃了，改读简体横排的《诗经》《论语》等，自然也就错过了阅读其中许多朱熹精彩独到注释的机会。

     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等，我背诵了两千多首古典诗词。这其中当然也有朱熹的名篇《观书有感》《春日》等，对其清新的语言、新颖的理趣、举重若轻的比喻等印象深刻。在后来的拙作《书房·心斋》中就这样的文字：与书房相对应的心理空间是心斋，它像一潭水，靠不断地吸纳四周的水分来充实自己。书房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空间，书架上林立的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书斋生涯”其实就是一个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母题”，并阐释之，试图解决它的过程……这“心斋”几乎就是朱熹那“半亩方塘”的翻版。

    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印象中标签化的“封建礼教”的代表性人物外，我对朱熹的了解和大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朱熹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作为一个生活在朱熹故里的文化人，且以传承中华文化为目标，在自主学习的黄金时段里，没能进行更加深入全面地研习一位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本地先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此种遗憾，后来渐知，于今益甚）。

    我学习传统文化的重点放在唐诗上。尝试着创作了一些旧体诗，如：

            《春》

               一

夕阳浴长空  潭水金碧红

行经芳树下  春山月明中

            《秋》

               一

一树荻花轻  半江秋水明

人行风月下  无语自留心

               二

独上索桥游  遑遑几度秋

有风清客梦  无语大江流

              三

秋气森森花木窘  遑遑落日下江河

天若无云少颜色  我亦横笛向天歌

              四

一树一舟一沙岸  一人一月一中秋

当随流水悠悠去  却系江边不自由

      这些小诗的创作向往王维五、七言短诗那种空灵、淡远的境界。但因身处中华文化末世，故常流露出栖遑、无奈的情绪。

          《无题》  

             一

安能望尽天涯碧  无语旋身入画中

曲水幽行临险壑  高岩兀立对长空

心轻鸟语春山秀  意重云帆落日红

原野黄昏恒幕下  苍茫大夜一玄同

             二

常言诗是啼鹃苦  漫道丹枫泪染红

勇渡身前千万壑  愁依路畔两三松

倩人高远云天外  倦客匍匐石罅中

数点昏花堆老木  两行秋水碧朦胧

             五

黯然诗绪近三秋  自倚栏干看水流

有月迎风思远梦  无人对酒话清愁

迢迢桂影西山落  渐渐晨光东海泅

隔岸云开江雾起  安知何处是来舟

      这组诗的创作则努力追求杜甫诗歌的那种沉郁顿挫风格。

     

虫甬

1988年秋天，我写下了《神女峰》一诗。此诗有李白七古遗风，以象征的手法，将自己学诗的过程比作攀登“神女峰”，产生了一种登临高处、豁然开朗的感受。此时的我，内心的冲动不可扼止，仿佛看到了旧体诗的生长空间。也就是说，要写出与古人不同境界的旧体诗并非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情感内涵，还是表达方式，以及呈现意境等方面都有我们可以探索的地方（当然，这还存在着如何界定的问题）。

           《神女峰》

朝发三峡行梦里  烟云上笼玉女峰

大江茫茫东流去  唯此江岸驻江神

清歌一路随风远  自语情思诉佳人

……

登高眺望空化羽  飘飘云气我为仙

大笑烟云开万壑  长空丽日照高林

泠泠风激衣  昂扬不可止

立此高山上  羡彼青云飞

返身入林中  随心观所遇

山依杂树争红绿  水枕乱石兼声情

……

余将诗心寄流水  泉自石出不喜平

奔流宛转碧峰下  喧嚣直向万里鸣

    可是紧接着不久，这种虚拟情境下的旧体诗写作很快就进入了绝境。所谓绝境，当时只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后来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统的绝境，即由内圣而外王之道，在现实中已没有了实践的途径；二是文言的绝境，即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的断裂；三是自然的绝境，即在古人那里，文言语境与自然世界相对和谐，而现代人的存在与自然有着根本的对立，这使得诗中的“我”追求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是徒劳的。
     这三个方面的绝境我都无法度过，只好选择放弃。此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在无奈放弃旧体诗创作后，我开始尝试写新诗。徜徉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使我真切地感觉到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之间的断裂存在着一个历史的伤口，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
     在创作白话诗的同时，我还阅读一些有关哲学、思想方面的书籍，如《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对研究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相关问题的文章特别关注。当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朱熹用的“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分殊”观点时，很受到启发。在后来拙作《石佛》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所谓的三个月亮就是：天上月，水中月，心中月。如有酌酒，还可加上杯中月。天上月是共象，虽可望而不可即，但必须有，可望才能有希望；水中月是幻相，可望而可即，但是空，水中捞月的故事一再发生；心中月是真象，有没有？自己知道；而杯中月，是心中月在特殊状态下的自然流露，能看见杯中月的是诗人。我还算不算是诗人？这个疑问在我心中已经有好些年了，并且胀大起来，成为一种隐痛……

虫甬

1995年前后，我逐渐确立了以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为依托的抒情主体（即诗中的“我”），陆续在《诗刊》、《福建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

    《剑》
手里不必仗剑
心中不能没有

一生的远游  不一定很远
在天涯  在纸上都有我们的痕迹
剑是一种依靠
古老的铁
五千年铸就
从周游列国的孔丘
到荷戟徘徊的鲁迅
我都看到一根很硬的脊梁
……
一条古时的流水  到我们手中
已经不再辉煌
泻地的水银  入土的沉重
更大的寂寞在心中埋藏

……
剑是有形的  类似于纪念碑的那一种
指向天空的愤怒
被时光所锈蚀
空气和水是共同的敌人

剑是无形的  古老的铁
在我们体内  养精蓄锐
也许一生一世都不能出鞘
仍要好好珍惜
让我们的躯体渐渐地渗透出铁质的光芒

     此诗将中华文化精神比作一脉古今传承的“剑”，虽已“入土”，但仍能“让我们的躯体渐渐地渗透出铁质的光芒”。

   《河流》
旋转  飘浮  变幻
这是我仰望的河流
像一个母体尚在孕育已把思想种在天空
……

惶惶  置身其中
当我躺倒身躯
世纪末的飘浮
谁储我以瓶
四周都是水
充满渴意的睡眠却舔不到一滴

当我站立起来
走动的山峰
一点七米的海拔显得荒凉
当我放声歌唱
失语的嘴唇徒有芬芳的翕动
……

静坐的身躯微微撼动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从四周挤压过来
怕  一个字被轻轻地咬住

     《沿河行走》
沿河行走的人  看不到水源
夕阳斜插过来  入水很深
并且稍稍弯曲
在水底最深处的仰望
天是什么样子？
……

沿河行走的人  看不到鸟语花香
透过污染的大气  涂满云彩的天空依旧黯淡
临岸的土堆高耸千年的崩溃
鹰的翅膀铸就了目光的巅峰
……

沿河行走的人  怀抱局促的长矛
在城市的边缘徘徊
……
舟子夜歌  独坐苍茫的流水
漫天的飞絮混淆了浮云
随风生长的心事覆盖了更宽广的水域
为何？
在飘摇深处坚持一盏黯淡的渔火

这两首诗将中华文化比作一条绵延不息的河流，流经现代，面临亘古未有危机。而诗人置身其中，边走边唱，充满忧患意识。诗歌创作借鉴了屈原的《离骚》。

      《无语独坐》
无语独坐  看得见的心事很多
比如一朵花  绽放一时的美丽
比如一片叶  不断地承受阳光的打击
花和叶都长在树上
树  年年青翠
看不见的根向下使劲

碧树临深潭
时常走动着月光
一万里外的河川可能也是如此

无语独坐
身前身后的石头
飘起来

新鲜的蝉蜕悬挂具体的空虚

静坐如花
水质的天空芬芳弥漫

     此诗借鉴了古人坐禅之境，用意识流的方法创作（即通常是用快速变幻的诗歌语言对自身呈流动状态的意识与潜意识进行同步的定格。以我的经验，当诗人进入那种特殊状态后，会在脑海中凝定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并形成记忆。而诗歌语言对这种状态的把握也很迅速、到位，事后常常稍作修饰即可）。

虫甬

    1997年，我进城打工，在人群中穿梭，为生存而奔忙，然后结婚生子。存在状态也从云中的诗人，跌落凡间，渐渐地结束了诗人生涯。
     但我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的感受与思考仍在延续。我的思考从寻求“我”存在的理由开始，然后拓展到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再到认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等等，问题域渐渐形成。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化的感受和思考整理成一篇一万多字的《中华文化存在问题》，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问题，将她相对分成了“自然转化”、“沉沦”和“孤岛”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其中重点论述了“自我确认”、“新人”等文化传承中的关键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人类文化大融合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可能发挥作用的问题，其中重点探讨了如何约束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文化生命之树”的概念，尝试探讨各种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如中华文明中的儒教、佛教、道教，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等）如何共生共存的可能性方面的问题。
     此文受直接、间接受到朱熹学术思想影响的地方有许多，最明显的是其中关于“新人”的论述：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虽然相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但是向上追溯它们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便有一种统摄，我将这种统摄命名为“中华文化精神”。要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就必须有阐释之人，我将他命名为“新人”。所谓的“新人”，从广义上讲，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都是，而就狭意而言，特指的是中华文化之传人，他负有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存在意义的阐释之使命。他通过中华文化实践，从中华文化中得到精神倚靠，寻找到“我行、我思、我言说”之根据，并由此确立主体，然后开始对引进的各种学说、思想进行包融，进而架构关于中华文化存在意义的体系。“新人”，形而上的设置，形而下地思考。通过对“新人”的设置，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清晰化、具体化，并将问题导向每一个文化实践个体，使每一个精神个体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努力，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参照与认同……还有，在如何束缚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方面的论述，也参考了朱子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等等。
     2000年10月，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之际，在武夷山举办过一次有关朱子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一个无名小辈，我无缘参加。但在会后帮助整理资料时，我看到了一份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通讯录，就将拙作《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按地址寄给一些海内外的学者求教。一段时间后，一些学者陆续有了回音。其中，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汤一介先生回了两封信，头一封信，主要谈及人性善恶方面的问题，后来大约是看出了我在学识方面的空疏，回信说：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位诗人，希望你在这方面努力。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墨子刻先生用他那并不规整的钢笔字，满满地写了四张A4纸的回信，直截了当地说：“从我的看法来看，先生所用的范畴，像‘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关于人类历史的阶段等等，都太一般性的，太抽象、太笼统，以这种范畴要把握历史的真相是缘木求鱼”。 从墨子刻先生的回信以及寄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熟悉，对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思考之深入，让我颇感震撼！在汗颜的同时，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是应该找一个适合的角度深入进去了！检讨自身的中华文化积累，诗歌、书法等领域可以作为自己具体深入中华文化存在问题的突破口。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主要是在农耕文明时代成长、完善起来的，是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母，那里有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现代中国人，想要在文化层面找到“之所以有我存在的原因”，追根溯源，都要回归到中华文化这个母体。而中华文化太浩瀚了，不可能对她进行全面的把握，只能通过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实践方式来满足我们探索精神文化之源的需求，打开沟通文言世界和白话世界之间的渠道。这也是国人保持文化身份的最好方式。
     什么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实践”呢？这要涉及到中华文化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汉字”是少数可以贯通古今的文化存在，围绕“汉字——汉语”而生成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因而，通过对诗词、书法等的研习（文言实践）可以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实践”方式，进而打开进入中华文化世界的一条有效通道。
     与之类似，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朱熹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存在。何况自己就生活在朱熹的故里，还为地利之便。这时我开始将橱柜中那套尘封已久的《四书五经》取出，着重阅读其中的《论语》部分，第一次阅读时，我已经注意到了朱熹的注释，但为了阅读的纯粹性和连贯性，我将其跳过，以期获得最直接、纯粹的印象。接下来的阅读，我想将重点放在朱熹的注释部分，对照着阅读，从中直接或间接地窥探出一些儒家文化思想流变的信息（后因种种原因，而悬置）。
     而就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非佛教本体）进行融合的过程，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期的模仿、引用阶段，以早期的佛造像等为代表，主要体现在直观表象的层面；二是中期的吸收、化用阶段，以“诗佛”王维等为代表，主要体现在艺术语言层面；三是后期的融合、升华阶段，以朱子理学等为代表，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层面。从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这个角度来研究朱子理学生成的一个侧源，也很值得关注。

虫甬

  那一段时间里，在游览闽北大地的山山水水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朱子文化方面的历史遗存。在武夷山九曲溪的摩崖石刻上，我看到了朱熹榜书的“逝者如斯”；在紫阳书院那一爿残墙前，我也曾勾头徘徊，感慨良多；在下梅村的一座明清时期老建筑的厅堂里，我看到类似朱熹书法风格的大字榜书，这可能说明朱熹书法的一脉在本地曾经有过流传。当时我还拍下了照片，揣摩了许久（今后如有条件，可作为一个深入研习的方面）。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天，阳光明媚，我与一位同道一起到考亭书院游玩，起初的心情感觉与朱熹所吟咏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情形有些相似。可当跨进入朱子祠的大门时，朱老夫子手持书卷，微笑地凝视着我，我的心中怦然一动，脑海中有了瞬间的空白，不知该想些什么？只是呆呆地站着。对此，朱老夫子依旧微笑地看着,仿佛在说：理先气后，常有，常无，常空；随形于万物，弥漫于天地间；终当自行、自省、自悟……
     沿着长长的阶梯走下来，身心已经有了些许疲惫。来到考亭书院的牌坊下，手抚石柱，一股凉意从掌臂向身心传递，抬头望去，高高的石牌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异常得高大与森严，让人心生寒意。而那据传为宋朝皇帝题写的 “考亭书院” 正悬在头顶上方 ，回想到刚才在大殿中朱子塑像头顶上那方由康熙皇帝手书的 “大儒世泽” 匾额高悬，联想起在漫长的数千多年岁月里，至上的皇权对中国所有文化事物的压迫与扭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有必要对儒家文化进行追根溯源。从明清时期森严、残酷的“封建礼教”，到两宋时期宏大、深奥的“程朱理学”，再到汉武帝时期庞杂、神秘的“儒术”，最后回到春秋时期孔子那里的朴实、鲜活的儒家本原。这不是对儒家文化进行简单的历史知识谱系的考古，而是融合自身的中华文化知识积累、创作体验、人生修为而进行的精神溯源。难度可想而知。
     在书法方面，除了碑帖外，我也开始阅读一些书法报刊、理论书籍等。像朱以撒先生的《书法创作论》就是我阅读第一本书法专著，很受启发。2004年，我写出《汉字的综合之美》这篇文章。文章把中国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看成是围绕“汉字的综合之美（意美、形美、音美）”而展开，在书写过程中，汉字的意、音、形三条线索几乎同时展开，相对可以分为：意在人的脑海中显现，是指导与综合；音在人的感知通道里，口与耳互为表里，相互协调；形在人的感知通道里，手与眼互为表里，相互协调。人的逻辑思维在大脑里是以语言（音）为主要媒介进行的，意的延伸成为文章的内容，音的延伸成为文章的节奏，音与意的纠缠形成韵（这在诗词的吟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后与形互动。虽然最终呈现在纸上的是形（墨迹），而意藏于形后，音则须诵读方能显现，但音、意的潜在影响却可能成为书法由技术升华为艺术的关键。提出了一个“大书法”创作概念，即在由“情感的触动——文字的生成——书写的定格”等一系列过程共同支撑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生长空间里，书法是最后精彩的收官，给变动不居的精神活动留下了一个具体可感的痕迹。
     文章对传统的中国书法作品进行了分层。一是以实用为目的的抄写活动而生成的书法作品，这一部分书法家作品占了古代书法作品的绝大多数。二是以创作为目的的书写活动而生成的书法作品，如众多书家都写过的《千字文》。三是以抒情为目的的书写活动而生成的书法作品，如传为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尔”）。四是文学、书法原创的典型，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将作者其时的情绪、思考，甚至失误的痕迹都一一呈现在纸上，使文学创作与书法创作这两条相对独立运行的轨迹在此交汇，相得益彰。是书法是在古代没有影像存留的条件下，保存古人精神风貌、生命遗迹的最好形式之一，它也是包含精神个体生命信息容量最大的一个文本。五是书法的偶像，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创作情境而言，她是书圣王羲之在惠风和畅的暮春之初，于茂林修竹围绕之兰亭，和少长群贤进行曲水流觞活动之后，人已微醉了的情况下，乘兴创作出来的；就书法艺术性而言，是一篇在笔画、结字、章法等方面都极其精美的书法作品；就书法史上的地位而言，她是一篇脱尽古法，创立新体的代表性作品；就文学的原创性而言，《兰亭序》这篇文章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晋人自在、洒脱精神风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再加上后来又受到唐朝皇帝李世民的极力推崇；等等。如此众多的因素相叠加，遂成就了中国书法史上之神话——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一尊精神偶像，既使她的替代品，也让后人膜拜不已。文章还通过对古代书法的论述来对照当代书法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拙作投给了多家国内主要的书法刊物，因种种原因没能刊用。我只好将她粘贴到各大书法论坛里，以后又陆续连续粘贴了《书法文化内涵的缺失》《也说书法的文化担当》等一系列探讨书法文化相关话题的文章，在网络书法界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参与的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探讨过程中，为了说明书法的“文化内涵”，我还化用了老子“道如水”的比喻：当只有一捧水时，只能用于解渴；如果有汇集成一条溪流的水量，清澈见底，则可以见到小鱼小虾；如果有汇集成一条大河的水量，则可以深不见底，且有点神秘莫测了；如果有汇集成大海的水量，那就是无风三尺浪，最深处永远是黑暗了……整个过程虽然也有了累计数十万点击率和数千的回帖，但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个极端功利的时代，所谓的书法艺术存在主要是围绕着“展赛”展开，企图强调她的文化内涵，无疑不合时宜，应者寥寥。即使是用来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亦是疑惑重重。我尝试过用“毛笔写新诗”，甚至用“书写意识流” 的方法（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由窗外飞过一只鸟而触发的书写：在文字方面，来不及构思；在书写方面，来不及安排。有时是字先，有时是笔先，有时干脆什么都不是，就涂鸦好了……总之，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以非理性状态为主导下的自由发挥。是“释放心灵，驰骋笔墨”的有效方法之一），都很难解决“书写与文字内容的情境合一”方面的问题。

虫甬

   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中国人进行中华文化实践中所遭遇的因文化大背景迁移所产生的困境。我认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尝试通过构建“中华文化的虚拟情境”来部分解决。记得在上世纪末我就曾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构思的《仗剑行吟》（暂名）那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大约设置在两宋期间，着重刻画一位生活在动乱时期的文人成长、奋斗、挣扎，最终无奈归隐的历程。这是一篇以早期白话为主要语言样式的章回小说。小说的主要场景是从书院，到京城，上战场，最后归隐乡间。其中亦穿插有上天入地之类神话情节。主人公在少年时期的书院生活部分着重借鉴《红楼梦》；青年时期到京城求取功名时的部分借鉴李白长安之行；军旅生涯部分借鉴《水浒》《三国演义》；上天入地的神话部分借鉴《西游记》；最后归隐乡间部分借鉴王维在辋川的隐居生活和朱熹在闽北的著述讲学生涯。
     其中，书院山长的形象借鉴朱子晚年在武夷山的治学授课时的形象。经他精心传道、授业、解惑后，小说主人公得以成为青年才俊，并承袭了其“衣钵”，在中年隐居之后，则将其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根据小说情节的需要，中间会穿插大量真正创作的“诗、文、书、画”（我甚至想杜撰出一份从内容到书写都逼真的状元试卷），尝试一下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人所营造的“文言世界”究竟能“仿真”到何种程度？！
     此小说完成后，可以尝试以此为故事原型，改编成大型中华文化研习、实践的游戏软件，乃至建立大型“中华文化实践园”。软件（或实践园）分成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模块，即少年时期，以学习中华文化知识、技能为主，并尝试进行中华文化艺术的模仿创作；青年时期，以展示中华文化艺术的创作、思辨能力为主；中、晚年时期，结合自身中华文化的自我修行，进行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的研习。有了这款游戏软件（或实践园），就有可以将虚拟情境中的游戏与现实中的中华文化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华文化实践中所遭遇的因文化大背景迁移所产生的困境。
…………

虫甬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都以批判、损毁中华文化为能事。如推行的简化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就是一次釜底抽薪的举措（就是说，从此后受教育的中国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集原件时，连文字关都很难过了）。如文革，几乎革了传统文化的命。如后来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中华文化的损毁也不在少。即便是如今的所谓“国学热”，也是叶公好龙者居多。可以说，中华文化之“文脉”已断。中华文化之魂，在如今的中国上空游荡，已经越来越难找到可以栖身的处所了。
     如果将中华文化比作一棵饱经风霜的大树，在近现代，又经过这近百年的的摧残，这棵大树有一部分已经干枯，有一部分正在枯萎，但也有一部分仍在顽强地绿着。如何对待中华文化这棵大树？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枯死，但材质精美，可以加以利用，这是旁观者的轻松。认为中华文化这棵大树行将就木，弃之唯恐不及，这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文化真的像衣服那样，旧了，破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换一件？认为中华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有再生的可能，这是极少数人的坚持。
     也许对中华文化精神整体性的恢复，只有抱着类似于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时，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他心目中理想、和谐的社会秩序）的那种困境！但这何尝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之，有以为。有以为，本身就是可以为。在不可能的缝隙间开辟出可能的生存空间，如同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当然，这已经超出了个人理性的力量，而需要一种近乎宗教力量的支撑）。
     而对中华文化具体形式的传承则多种多样，层次丰富。注重其实用性，进乎于技，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可以成为能工巧匠；注重其观赏性，进乎于技，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可以成为艺术家；注重学术性，进乎于技，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可以成为学问家。只通一项者，为专家；能通多项且融会贯通者，为大家。
     而能够从具体领域超越者则可能成就为思想家，是真正的能够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关键性人物：他首先是在中华文化研习中逐渐树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并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解决了中华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然后，对人类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及提供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成就思想家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具体领域中的实践很快就能达到较高的境界；二是需要完成对具体领域的超越。如果把世界比作大地的话，那么具体的领域的高处则像大地上一座座隆起的山峰，而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就只能是在空中俯瞰，所以我把思想家比作在天空中翱翔的鹰。这一只鹰，它有着相当沉重的肉身，它的第一次起飞，不可能在平地，而是在高处。垫脚处或是高枝，或是悬崖，然后凌空一跃，完成自身存在份量的承载由双脚向双翅转移；自身活动领域由大地向天空的转换……只是这样的人，在中华文化实践的领域里（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领域），到底还有没有产生的可能呢？
     思想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大多由思想者成长蜕变而来。如今的中国，经济强盛、社会开放、网络交流畅达，理应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时期，然而，真正的思想者却十分罕有。为什么会这样？这也许和中华文化的“文脉”已断有密切的关系。
     大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具体到朱子文化的研习，所面临的困境都十分相似。在我疏陋的视野里，如今，进行朱子文化研究而成专家学者的，大有人在；进行朱子文化研究，进而拓展到儒家文化等并融会贯通而成为大家的，好像没有；研习朱子文化而成为思想者的，似乎也没有。
     想要对在朱熹学术思想传承方面有所突破，除了前面所说的进行儒家精神溯源的条件外，可能还可以在研究的方法上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我把这种法命名为“擒龙术”，与之相对应的是“解剖法”。解剖法面对的通常只是在地上的爬行的蛇类，捕获后，将它杀死，然后进行层层的解剖，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组织结构等。而擒龙术就像一位高手与苍龙之间的互搏，最终的目的不是将龙杀死，而是为了将它降服，探得骊龙颔下的那一枚千金之珠。擒龙术面对的始终都是一条神出鬼没的活龙，较难把握，所以，经常是直接将龙擒住，或者多用比喻，甚至寓言，使之显现出来。解剖法是有法之法，可以传授，按部就班；擒龙术是无法之法，可以意会，不易言传。在这个“擒龙术”几近失传的时代里，我更希望能够看到一两场十分精彩的擒龙表演。可有谁能有这样的能力呢？
     我能否试一试？这样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已。如今的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那种“舍我其谁”的勇气也已经被生活的重压消磨殆尽。而且对朱子文化的感受与思考仍只有边缘性的接触，远没有登堂入室。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长在“批林批孔”的有毒文化氛围之中，对中华文化有关近乎本能的疏离，虽经百般努力，也常常无济于事。我们所能做的大概是，对中华文化河流进行开塞清淤的工作，使中华文化的“文脉”重新通畅起来。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之后，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建立起一块恒常的“中华文化绿洲”。只有这样，中华文化的“智慧之树”，才可能重新开花结果！……

     想想自己这近三十年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自生自灭，也未可知。人到中年，时不我待，很是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还是引一段多年前的《学书笔记》中的文字作为文章的结束：长路茫茫，道险且阻，或仆或进，苦乐在其中！

檻外人

求道,總得找個明師.

虫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