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新发现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编》检证

侯勇

新发现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编》检证

□ 陈志平

北宋朱长文编撰的《墨池编》是继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之后的一部书论丛辑，收录历代书论108篇，其中许多篇目《法书要录》未收。全书共分八门：一、字学；二、笔法；三、杂议；四、品藻；五、赞述；六、宝藏；七、碑刻；八、器用。本书《品藻门》内《续书断》为作者自著，《碑刻》、《器用》二类为作者自辑，其它则引古人成书加以编次。《墨池编》的文献收录范围较《法书要录》有突破，体例上开辟了按照学理来分类的先河，为后世金石书画著录起到了方法上的示范作用。在中国传统书论史以及古代书家研究等领域中，《墨池编》与《法书要录》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

目前普遍认为《墨池编》共有两个版本系统 ：一种为明刊本系统。包括明隆庆年间薛晨刊二十卷续编三卷本（简称“薛本”，图1）和明万历年间李时成刊六卷本（简称“李本”，图2），“李本”系据“薛本”重刻，“李本”在“薛本”基础上将二十卷合并为六卷，这为后来的《四库全书》所沿袭，《四库全书》本也属于这一系统，以下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称为“渊本”（图3），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称为“津本”（图4）。另一种为清刊本系统。清康熙年间朱长文二十二世后裔朱之劢据家藏正本所刊二十卷本附《印典》八卷（简称“朱本”，图5），后来又多次翻刻，有所谓“就闲堂”刊本和“宝砚山房”刊本等，但是翻刻本除了极少数字款有所更正外，其版式均无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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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在搜访《墨池编》版本的过程中，发现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墨池编》（简称“复旦本”，图6）乃是独立于以上两个系统之外的第三个版本系统，这为研讨《墨池编》的版本系统和文献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侯勇

一 。“复旦本”概况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墨池编》，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子部•艺术》：“《墨池编》二十卷，宋朱长文辑，明横野洲草堂抄本。” 《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第一册亦有著录 。迄今为止，此书从未见有人探讨，据馆方介绍，也极少人翻阅。


笔者曾亲往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该书，经目验，该书馆藏号为0178，书目著录作明抄本。纸上栏格乃刻板印成，版心下有“横野洲草堂抄”一行，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二字。钤“汪喜孙印”、“孟慈”白方，“汪氏问礼堂收藏印”朱方。同馆藏另一部抄本《书法钩玄》（图7）与《墨池编》出处相同，亦著录为“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字迹版式亦同。该书没有汪氏钤印，可知未经汪氏收藏，这可以推断汪氏并非《墨池编》的抄写者，仅仅收藏者而已。《书法钩玄》的作者是元代苏霖，生平不详，该书收载于《王氏书苑》，其篇首有序，署款是“元统甲戌”（1334年），则《书法钩玄》成书于本年前后。据此可知，横野洲草堂抄本《书法钩玄》和《墨池编》的抄写时间必在1334年至汪喜孙所生活的清代之间。

图7复旦大学馆藏横野洲草堂抄本《书法钩玄》书影

侯勇

汪喜孙（1786—1847），清藏书家。字孟慈，号荀叔，曾更名为汪喜荀。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父汪中，以藏书知名，博贯经史，于浙江文澜阁校《四库全书》。家有“且住庵”，是父子著述、吟咏之所，另建有“问礼堂”、“岁寒室”、“抱璞斋”、“周玉齐金汉石之馆”等为藏书之屋，藏书达几万卷。汪中曾编《问礼堂书目》，但早已佚失不传，因此关于此书的题识著录遂无从问津。“横野洲”乃地名。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三《孙过庭书谱》：“曩于武进见横野洲郑氏本，神清韵古，为《书谱》石刻第一。” “武进横野洲”与“横野洲草堂”关系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同为刻书之所则无疑。王澍（1668—1739）活跃于清初，雍正癸丑（1733）为清刊本《墨池编》作序。

从笔迹来看，此抄本乃杂出三人之手。序言、第一卷目录及卷十一之大部份为一人所抄（抄手甲），卷六之前半部份为一人（抄手乙），馀则第三人（抄手丙）。此抄本内容有明显的错乱、衍脱等现象。至有整篇脱漏者，如卷十三《尹师鲁<题杨少师书后>》，见于目录，篇中则无，可见抄写的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此外，此书出现了大量简化字如“体”、“实”、“径”、“点”、“变”、“称”、“惧”、“声”、“宝”、“断”；该书不避清讳（清讳“玄”、“慎”、“晔”等皆不避），间避宋讳（如“恒”等阙末笔）。这些都与明代抄书的一般特征相符合。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序言页的三方藏书印，其中有两方印与《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所载汪喜孙相同文字的印章有差异（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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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研究并请益于相关古籍版本专家，方悟两方藏书印各自存在的局部差异，这在古代藏书印中亦属常见现象，因为一个藏书家相同文字内容的印章可能不止一枚；此外《中国藏书家印鉴》等书所收印章有不少描摹失真，只能作为校勘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


综合以上资料，断定此书为明抄本应无问题。但是具体抄写时间，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宋代以来《墨池编》之抄本流传


“复旦本”的发现，带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有必要对于宋代以来的《墨池编》抄本流传情况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朱长文在《墨池编&#8226;自序》中交代了编撰此书的缘起和该书编成后的状况：

间因阅古人言书论诀，或丛猥、或离析、或谬误，窃病其难省，乃刊定裒写，以义相别，又以所著附成二十通，目曰《墨池编》，以藏于家。（录自”朱本”篇首）

据此可知，朱长文原本乃二十卷，且他并未言及刻版之事。《墨池编》二十卷编成后，此书只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薛本”乔懋敬序云：“书藏吴中，好事家三百年无刻以传者。”乔序作于隆庆二年（1568），往前推三百年则在元至元五年（1268），则“薛本”依据的是宋元间抄本。薛晨题记云：“世无刻本，转相手录。”这是符合实际的说法。然而，后世对此也有误传。“朱本”篇首所载王澍序云：“惜乎原板无存，俗刻谬伪，世唯转相传写,以为枕中之秘。”这里的“原板”指代不明，很容易使人认为《墨池编》有“原刻本”。《天禄琳琅书目续编》（1797年成书）载：“《墨池编》（二函十二册，宋刊），宋朱长文撰。书六卷。分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门。” 李慈铭（1829—1894）《越缦堂读书记》：“阅朱伯原长文《墨池编》，雍正间吴下刻本，犹二十卷之旧，其中‘真’字皆缺笔，避宋仁宗嫌名，盖本宋椠翻刻者也。” 此二书以为《墨池编》有宋刻本，均误。按，朱长文原书二十卷，所谓“六卷本”始作俑者是明代李时成。“朱本”朱之劢跋云：

之劢二十二世祖乐圃公阐明理学，馀擅书法，纂著《墨池编》二十卷……世藏正本，为鼠残阙，访求全帙足成。康熙辛卯（1711）、壬辰（1712）岁，先后得二部：一系胜国隆庆间四明薛晨刻本，一系万历间蕲水李时成刻本。薛板增损不伦，字欵脱谬；李板即以薛氏本重刊，又将二十卷并而为六，均失本来面目。

《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载《墨池编》“宋刊”、“六卷”必误。又按，“真”字皆缺笔，与其说是避宋仁宗嫌名（仁宗赵祯），不如说是避雍正皇帝讳（世宗胤禛）。“朱本”有康熙刊和雍正刊两刻，康熙刊本“真”不避，而雍正刊本“真”缺末笔，不能以“真”字皆缺笔来推断“盖本宋椠翻刻者”。

宋代传下来的《墨池编》抄本情况今已不得而知，目前见于著录的最早抄本是汲古阁抄本。明毛扆（1640—？）《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墨池编》八本，旧抄。明朝有刻本，纰谬已极。曾有校本，将来奉览。此其真本也，四两。” 毛扆之父毛晋（1599—1659）曾经将《墨池编》列入刊刻目录中，但是毛晋最终没有刻印此书。王澍云：“海虞毛氏《精（津）逮秘书》列于目录，是种阙而未刊，谅无善本故也。”（“朱本”序）和明刻本相比，汲古阁抄本虽然更近真可靠，但是因为转相手录，质量必然也存在问题，因此王澍“谅无善本”的推测不无道理。

在清刻本《墨池编》出现以前，《墨池编》抄本在社会上颇有流传，徐乾学（1631—1694）藏《传是楼书目》有“《墨池编》二十卷，宋朱长文，六本，抄本” 。

“薛本”和“朱本”依据的底本都是抄本，后者还是“家藏正本”，但是“为鼠所窜”，而前者经过薛晨改头换面，所以都与原本有一定的距离。“朱本”曾经参考过“家藏正本”以外的其它抄本。“朱本”朱之劢跋云：“原本不可得见，嗣复多方购求。儿象贤获旧抄一帙，纸色甚古，令与家藏摸核，鲁鱼亥豕虽多，却无薛李等家之谬，可称善本，补续旧藏。”朱之劢描述旧钞本的状况是“鲁鱼亥豕虽多，却无薛李等家之谬，可称善本”，这与目前所见到的复旦大学所藏明抄本的情况基本符合。但是，二本关系如何，现已不得而知。

乾隆时期，清刊本《墨池编》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稍后有《四库全书》本出笼，抄本流传遂渐趋式微。但是《四库全书》承续明代李时成“六卷本”之旧，没有参考已经刊行的清刻二十卷足本和当时流传的抄本系统，这颇为后人诟病。叶德辉(1864—1927)《郋园读书志》卷六“《墨池编》六卷（明万历庚辰李时成刻本）”条：

明人刻书，大都如此，谬妄不足议也。独怪《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亦此六卷，注云“浙江巡抚采进本”。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载有二十卷本，不知何以四库相歧，岂馆臣所见别一浙江采进本耶？

查当时编辑《四库全书》时，所进《墨池编》共六次：一为江苏省第一次书目，为六卷十六本；二为两江第一次书目，为六卷十本；三为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六卷六本；四为补造武英殿第二次书目，六卷六本；五为二十卷续编三卷，见《江苏省采辑遗书目录简目》；六为二十卷本，见《浙江省采辑遗书目录简目》。而《四库全书》所录本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为六卷 。前四种均为“六卷本”，可确定是源自“李本”，第五种“二十卷续编三卷”乃源于“薛本”。第六种“二十卷本”独立于明刻本之外，很有可能是旧抄本，可惜四库馆臣与此本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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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复旦本”作为《墨池编》第三个版本系统的确认


宋代以来《墨池编》诸抄本唯见“复旦本”传世，因此弄清它与传世诸刻本的关系尤为重要。经过校勘发现，“复旦本”与现在学者熟知的《墨池编》两个刻本系统差异甚大，而实与《古今法书苑》、《六艺之一录》、《佩文斋书画谱》、《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墨池编》相同，特别是《六艺之一录》收录了《墨池编》全书的完整目录和部分篇章，这成为确认“复旦本”是《墨池编》第三个版本系统的最为直接和有力的依据。

《六艺之一录》，清&#8226;倪涛编。四百零六卷，续编十二卷。本书是清代以前历朝有关金石书法的文字材料的汇编。该书卷二八七《历朝书论十七》下录宋朱长文《墨池编》（以下简称“六艺本”） ，倪涛在书中保留了《墨池编》的序言、目录、朱长文按语及部分篇章。笔者曾以“朱本”、“薛本”、“六艺本”、“复旦本”第一卷的目录和篇名进行对校，发现“六艺本”与“复旦本”的目录完全相同，而与其它诸本差别明显。

校勘“六艺本”和“复旦本”的相同篇章，可知二书乃同出一源。如“复旦本”卷二《笔势论》（王逸少）“五曰立人之法，如鸟在柱首，亻彳之类是也；利脚之法，如壮士伸臂，风几气夙之类是也；屈脚之法，弯弯如角弓，见鸟张焉。”下划线部份文字不见于《墨池编》诸本，唯存《六艺之一录》卷二九○《墨池编》“补录”之《王逸少笔势论》中。

无独有偶，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书的《佩文斋书画谱》（1883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纂集书目中有朱长文《墨池编》，其中《佩文斋书画谱》采自《墨池编》的篇章有14篇，此外还抄入不少碑刻。其中《唐玄度<论十体书>》一文同见于“六艺本”和《佩文斋书画谱》，兹以“朱本”为底本，选取其中两段，将“复旦本”（简称“复”）、“佩文本”（简称“佩”）、“六艺本”（简称“六”）与“朱本”不同之处标注于括号中：

小篆  秦丞相李斯所造（复佩六无）。妙于篆法，乃删改史籀大篆而为小篆。其铭题钟鼎及作符玺，至今用焉。为（复佩六作作）楷隶之祖，乃（复佩六作为）不易之轨也（复佩六无）。《书》曰：“作谟作则。”其斯之谓也。今相承，或谓之（复佩六作曰）玉筯篆。

飞白  汉灵帝饰理鸿都门时陈留蔡邕所（复佩六无）撰《圣皇篇》，待诏门下，见役工（复佩六作人）以垩箒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后有张敬礼者（复佩六无），隠居好学，独师邕体，备极其妙（复佩六作备尽其妙）。

校勘表明，“朱本”此段文字与“薛本”全同，而“复旦本”、“六艺本”、“佩文本”则体现出“同进退”的特点，这说明“复旦本”、“六艺本”、“佩文本”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

此外，明代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明万历云间王乾昌原刻本）和成书于雍正六年（1728）的《古今图书集成》（上海同文书局1894年版）也采录了《墨池编》的不少篇章。“复旦本”卷一末尾有朱长文按语：

朱子曰：“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者，唯其通于书之义理也。故措笔而知意，见文而察本，可以劝善，可以惩恶，可以明事，可以辨形（“薛本”、“李本”、“渊本”、“津本”、“朱本”均无），岂特点画模刻而已哉……”

此段按语是唯一同时见于《古今法书苑》卷三、《六艺之一录》卷二八七、《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古今图书集成&#8226;理学汇编字学典》第八卷的文字，其中《佩文斋书画谱》、《古今图书集成》分别将这段话析出题作《宋朱长文<论书学体势>》。这段按语同时存在于诸本《墨池编》中，但是“薛本”、“李本”、“渊本”、“津本”、“朱本”均无“可以惩恶，可以明事，可以辨形”十二字，唯“复旦本”、“六艺本”、“佩文本”和《古今图书集成》有此十二字。这充分说明，“复旦本”既不属于明刊本，也不是清刊本系统，而是与《古今法书苑》、《六艺之一录》、《佩文斋书画谱》、《古今图书集成》所采录的《墨池编》保持一致的第三个版本系统。

侯勇

四．“复旦本”溯源

1.“复旦本”底本出自朱长文《墨池编》原本

朱长文在编撰完成《墨池编》后，曾进行过修改，除了原本外，还有修订本流传，这从书前自序和书中朱长文按语的修改痕迹可以看出来。

“复旦本”、“六艺本”、“薛本”、“朱本”书前均载有朱长文自序，但是文字不同，分属于两个系列：“薛本”为一版本，而“复旦本”、“六艺本”与“朱本”相同，别出另一版本。至于依据“薛本”的“李本”、“渊本”、“津本”却失载此序，可以存而不论。以下以“朱本”序为底本，将“薛本”（简称“薛”）和“复旦本”（简称“复”）与“朱本”序（节选）的不同之处标注于括号中：

始予年（薛作“余甫”）十岁时，家君尝教以颜忠烈书（薛作“命习书，宗颜鲁公”），日常（薛无此字）临一纸，夜则内（薛作“纳”）诸庭，吾亲亦（薛无此三字）颇悦之。后益（薛作“稍”）长，则学为大经，慕前人著文辞（薛作“命学前人著文”，复“大”作“六”）”，至于（薛作“有”）少隙（薛作“暇”），无它嗜好，亦（薛有“复”）以书为事，顾存心不专，而未得良师口传指授，故卒不至于成（薛作“然心志虽专，惜未得名家指授，卒不至于成”）。既冠属疾，坐卧床箦（薛作“小榻”）间。（薛有“力疾书之”）书多则勌，由是笔迹愈拙，然其心亦弗忘焉。（薛作“勌则投笔，抚枕一息，起而复书，如此十年，操心屈伸，运笔甚苦，视天下至乐，无踰于此。莫间寒暑昼夜，奚暇计死生”）。……治平三年丙午冬十月初五日（薛作“十有五日”）吴郡朱长文伯原序（薛作“书”）。

“薛本”自序的落款时间是“十有五日”，而“朱本”和“复旦本”则是“十月初五日”，时间晚了十日。且“薛本”文字较“朱本”更为简劲有力，可知“薛本”自序是在“朱本”自序基础上的修订版。

与自序的情况相似的是，“薛本”中的朱长文按语也与“朱本”、“复旦本”多有不同。以下以朱本《墨池编》卷十八中朱长文按语为例，将“薛本”、“复旦本”与“朱本”的不同校勘于括号中：

朱子（薛作“长文”）曰：“名者，圣人之所以励中人也。朝廷（薛作“著”）之臣，以忠义相高；山林（薛作“丘壑”）之士，以志操自处（薛作“任”）。至于建（复无）一事、创一物，皆有欲（薛作“欲冀”，复作“欲有”）以传后。及夫释老之流，亦各（薛作“欲”）思（复无）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薛无）知夫（薛无）名之可贵也。人生天地间，如晨飙石火之速。其至于七十（薛作“年跻七旬”）者几希，而名之所（薛作“垂”，复作“之所垂或千万龄而”）无穷，是亦可尚也（薛有“已”）。

从校勘记看，“复旦本”与“朱本”差别不大，可以理解为传抄之讹。但是“薛本”与“朱本”不同之处很多，且“薛本”的表达效果稍胜“朱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以上分析表明，自序和按语极有可能经过了朱长文自己的修改，从而留下了原本和修订本。仅就序言和按语看，“复本”与“朱本”更接近原本，而“薛本”则更接近修订本。

在流传过程中，原本又经过了南宋人的改窜，“朱本”和“复旦本”序言中出现的“颜忠烈”的称号泄露了天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三月庚申”条：“名湖州唐太子太师颜真卿庙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请也。” 既然颜真卿“忠烈”之名号出现于南宋，则可推知“朱本”和“复旦本”已经不是原貌。但窜改的程度又有所不同，“朱本”在卷十九《器用一&#8226;笔》中闌入南宋王迈的《臞轩笔铭》（详后）而“复旦本”则除了序言中出现“颜忠烈”外，篇章内容则未见明显的窜改痕迹。

2．“复旦本”底本为宋元间传本的其他证据

不管是“薛本”还是“朱本”、“复旦本”，现在可以确定他们依据的底本不会早于南宋。相对而言，“薛本”和“朱本”分别出自明代人和清代人所刻，他们对底本的局部改变在所难免，而“复旦本”因为是抄本，则较多地保留了底本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复旦本”的一些特征进一步探寻其底本出自宋元间传本的证据。

元郑枃撰《衍极》卷下《古学篇》录有王羲之《笔势论》一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墨池编》引文。刘有定在注中引用了《墨池编》，并云：“此注引羲之《笔势论》，讹字甚多，今依《墨池编》校正。” 今将《衍极》此篇与“复旦本”、“朱本”、“薛本”校勘，发现其中“笔是将军，故须持重，心欲急不冝迟，何也”一段话不见于“朱本”、“薛本”，而只见于“复旦本”，也就是说，刘有定援引的《墨池编》更接近于“复旦本”。

宋人避讳较为严格，朱长文也不例外。如《续书断》卷上“神品三人”“张长史”名下“复旦本”、“朱本”均有“不书名，避御嫌名也”小字注，“薛本”、“津本”、“李本”、“渊本”则作“名旭，不书名者，避御讳也”。“旭”乃宋神宗赵顼嫌名。这一避讳之所以被保留在《墨池编》的各个版本之中，是因为朱长文专门进行了说明。除此以外，“薛本”、“朱本”基本没有留下宋讳的痕迹，“复旦本”则不然。“复旦本”卷二《卫巨山四体书势》为了避真宗赵恒的讳，而将“卫恒”改为“卫巨山”并将文中的“恒”字进行了缺末笔的处理。同书卷一《徐骑省校定说文表》出现多处“诏”、“圣”、“皇宋”等字提行，这些避讳和平阙格式都是朱长文原书的特点，目前均不见于“薛本”、“朱本”，只见于“复旦本”。当然“复旦本”也有避宋讳不严的情况，如卷四《王僧虔论书》“弟书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卷四虞和《论书表》“范仰恒献上”，卷十四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恒加宝爱”，其中的“恒”字均阙末笔；但是卷四庾元威《论书》“卫恒子弟”，“恒”不缺末笔，这当是误抄所致。

由此可以得出《墨池编》三个版本系统的结构关系图如下（图8）：

侯勇

五．“复旦本”和“薛本”、“朱本”之优劣互勘

1．“薛本”之得失

关于“薛本”和“朱本”的优劣，目前一般认为“朱本”优于“薛本”，所以清代以来，“朱本”大行于世，而“薛本”系统除了因为被抄入《四库全书》而得以流传外，馀则几近于无闻。朱之劢编校“朱本”完毕，在跋中批评明刻本系统谓：“薛板增损不伦，字欵脱谬；李板即以薛氏本重刊，又将二十卷并而为六，均失本来面目。”“薛本”“增损不伦”主要表现就是增入宋元明碑刻。“薛本”卷十八朱长文按语后有薛晨一段话：

宋以前碑刻考，朱伯原采录，间多脱误，晨为之订次；宋以后碑刻考并法帖，晨窃增入，仅补阙简。敢逞管见，援笔评人也耶。乃据衡山、南禺二公平日所传，品格不差，实与天下公论大合。更冀同志高贤入室右军者一考详之。

“李本”在“薛本”基础上重刻，除了将二十卷并为六卷之外，其余基本照旧，薛晨按语也照录不误。“渊本”和“津本”承“李本”而来，与“渊本”不同的是，“津本”将明刻本中的“宋元明碑刻”予以删除，馀无不同。

将“复旦本”、“朱本”与“薛本”对校，发现均没有宋元明碑帖，这一点是两本明显胜出“薛本”之处。然而也应该看到，朱长文在编撰完成《墨池编》后进行的修改痕迹较为完整地保留在“薛本”中，这是“薛本”的特殊之处。

2．“朱本”之得失

朱长文《墨池编》中的具体篇章有不少是杂抄而来，但是朱长文不是被动地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了一番考证和删改，这些删改的痕迹在“朱本”中有体现，为“薛本”、“复旦本”所不及。
“薛本”卷二王逸少《笔阵图》中有一段文字：

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

“复旦本”与“薛本”大致相同，唯“之许下”和“之洛下”分别作“之许”、“之洛”。”朱本”则略去划线部份文字，删改成：“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后见李斯、曹喜等书；又见锺繇、梁鹄书；又见蔡邕石经。”朱长文在删改此文后有按语云：“旧本谓羲之尝渡江，北游名山，之许洛观碑。据东晋时许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删去之。凡事理不通者，皆仿此。”据此，则“朱本”因为保留了删改的痕迹而最为近真，而“复旦本”、“薛本”皆失实。考察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南宋以来的《墨池编》诸抄本转相抄录的结果。不过，“手录”的范围已经不限于《墨池编》系统之内，而转到当时流传的《法书要录》和《书苑菁华》等书了，因为上述这段未经删节的文字正好与明刻本《法书要录》和宋刻本《书苑菁华》保持一致。

“朱本”的来源比较复杂，他所采用的底本是“为鼠所窜”的“家藏正本”，同时参考了“旧钞本”，其具体的校改过程已不得而知。通过与“复旦本”的校勘，可以发现“朱本”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失误与“薛本”如出一辙。

如“朱本”卷十九《器用一&#8226;笔》录《臞轩笔铭》云：“在平生则策功龟图，在乱世则效劳麟史。今圣明时，惟君子使。毋曲以枉民生，毋谄以事权贵。书谏纸则犯而不欺，记史册则直而不讳。设不遇时，卷而怀之。南山可移，茂陵之草不可为。”按，此文实为南宋王迈撰，见于《臞轩集》卷十，唯“生”作“世”、“记”作“厘”、“陵”作“林”。 这段文字见于“朱本”、“薛本”、“李本”以及“渊本”和“津本”，但是不见于“复旦本”，也不见于“六艺本”。朱长文（1041—1098）是北宋人，而“朱本”滥入南宋人的文字，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其一，“朱本”依据的“家藏正本”乃是经南宋以后人改窜过的本子。其二，此段文字为明代薛晨所增，“朱本”参考了薛本而误录。

3.“复旦本”之特殊价值

将“复旦本”与“朱本”、“薛本”相对照，发现有不少多出之文字，这些文字不约而同地失载于“薛本”、“朱本”，但是保留在“复旦本”中。考察这些多出文字之来源，大部份可以从明刻本《法书要录》和宋本《书苑菁华》中找到，如“复旦本”卷六《书品并略论》“炎洲聚桂，其中”后面有“实相推谢，故有兹多品，然终能振此鳞翼，俱上”一句18字，即属此种情况。

同时也存在第二种情况，那就是有些文段只存在于“复旦本”中，而《墨池编》其它各本和《法书要录》、《书苑菁华》各本均无。如“复旦本”卷八《书断下》能品“评曰”“则逸少第一”后“若半行半草，翮整雄飞，则子敬第一”一句14字，这14字甚至也不见于各种《书断》的析出版本。这说明“复旦本”的底本所依据的《书断》不同于现在通行的明刻诸本《法书要录》中收载的这篇文献，而是另有所据。

“复旦本”依据的《法书要录》甚至不同于“朱本”、“薛本”所依据的《法书要录》。如“朱本”卷十三徐浩《古迹记》“光禄大夫民部尚书莒国公(臣)唐俭”下有小字注：“彦远勘：‘一本唐俭合在李大亮前’。”这段小字注出自张彦远之手，同时见于“薛本”、“李本”中，但是“复旦本”没有这段小字注，其篇后的排署顺序是唐俭在李大亮前，正是张彦远所说的“唐俭合在李大亮前”的另一本。

以上材料说明，“复旦本”的确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价值，关于《墨池编》原本和朱长文所见《法书要录》“宋传本”以及其中单篇文献的更早传本的问题或可于此探得消息。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先后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王亮先生、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沈津先生和中华书局陈虎先生的热心帮助和悉心指教，特致谢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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