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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识致知 积厚远游
———蔡大礼先生访谈录
时间:2011年12月26日
地点:北京西单中农发集团
采访人:《东方艺术•书法》编辑部李树周、彭再生
李:您的科班背景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八十年代初期,能考上这所最高学府,也是很幸运的吧。
蔡:是啊。那时候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小学、中学文化课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学校里不是政治运动就是学工学农,好在课外读了些杂书,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逃过一劫不必去上山下乡,才有了机会继续学习。我是1980年考上的大学,年轻的时候有梦想,又多少有点知识积累和社会实践,自信满满要做一个博学有识、兼济天下的人物,那时记忆力也蛮强的,读书一目十行,学起文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
李:当时北大的传统包括学风跟民国时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蔡:那肯定会有变化,但大的风气与氛围还是不错,为什么呢?当时很多老先生都还活着,像张政烺、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等先生还都健在,他们积学深厚扎实,融会贯通,个个都很厉害,能够聆听这些大家的现场讲授,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生最大的幸运,后来这些老先生相继去世,对北大文科系的影响很大。这些老师讲课从来不是照搬书本的,基本上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且能观照学术、社会与人生问题,经史子集谙然于胸,可以信手拈来用作教学的素材,而且他们对学生一向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非常大。
李:主要都学到了哪些治学的方法?
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举例说,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研究历史的重要心得之一就是要掌握、运用目录学的基本知识。搞历史,首先得掌握大量史料,如何爬梳归纳选取相关的信息,你如果不会目录学,好多史料就无法找到,不像现在有谷歌、百度,过去不行,主要靠查书。古代典籍众多,有记录历史事件的、有记述人物的,有研究典章制度的,有反映思想文化的,等等;书本身也很复杂,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分今古玄理,史有官私稗乘,子集更是卷帙浩繁,一部书成书的时间、作者、版本,成书背景与基本内容,何处著录收入哪部丛书类书,总之你可以通过既有信息,合理地利用一些目录学著作,很快地查找到想要的书和史料。再一方面是培养史识。学习掌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大量广泛阅读了解占有历史资料,训练自己运用理论与材料的能力;通过对材料的掌握、提炼、分析和思考,形成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史实、史料真实性以及历史人物的判断与评价,提高自身分析、解决史学研究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如,如何对史料形成、来源、可靠性等要素进行校勘、对比与考证,如何征引、释读和辨析关于某一历史事实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记载,如何具有把握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时代特点(经济水平、政治制度、风俗文化等),以及如何解剖麻雀,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透视整个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路径,这些都算是一些治学的基本功课吧。
当时,在京的大学间还进行校际交流,就是延请其他学校的教授来北大授课,其中首师大历史系宁可先生的中国通史古代史部分,人大历史系某先生(名字忘记了)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课程都表现出优秀的学术素养、治学水平和思想深度,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之那时的北大刚刚扫荡文革的阴霾,老一代教育家和来自社会、学校莘莘学子重拾北大追求真理、坚持德先生赛先生的校训精神,面貌一新,思想与学术充满活力,这些对我们学生的影响特别大,赶上这么一个阶段,是又一种的幸运了。
彭:学书法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蔡:我从小就喜欢书法,上中学以后一直坚持临帖,但玩儿一样地不用心,那个时候人生的关注点不在这方面。北大当时就有书法社团,像华人德、白谦慎、曹宝麟等人都是社团的中坚,已经小有名气,我对书法还不甚了了,偶尔听说有书法名家来校,便约上几个同学去听课。真正地对书法有些了解,并把书法当成一件事情来做,还是在参加工作以后。
1987年结识同在一个机关工作的曾翔,从此我们亦师亦友,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书艺,并吸引周边同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群体。后来,又陆续认识了刘楣洪、徐海、李强、刘绍刚、董国强、刘彦湖、李晖等人,1991年我们成立了“小刀会”。小刀会不仅聚集一批有想法有才华的青年,活动更得到书法前辈老师的提携、引领,全国许多同道的鼓励批评,加上大家的勤奋上进,这样一个高起点对我个人的帮助也很大,正是那段时间的收获与进步,使我慢慢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感觉、明确了方向。
李:您是如何看待书法?又是如何运有所学来进行书法、篆刻研究的呢?
蔡:我是这样看,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许多艺术形式不同,书法这门艺术太特殊了。
对古人而言,文字既是表达意思的手段,又是一种社会形象与角色的外化。因此,书写汉字具有双重性,除了表述、记录、宣示、教化的功能外,文字本身铭刻在象征国家王权、神权、贵族身份的各种器物上,就成为兼具实用性、工具性和工艺性的符号,文字承载的功能多方面的,美化修饰只是其中之一。秦统一之后,特别是封建王朝的文官制度建立以后,履行国家管理职能与社会交流需求的日益扩大,文字书写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日常化,而对于书写规范化、修饰化的过程,正是早期书法演变发展的历史同步,由于技法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艺术性不断提高,使精于此道的书写者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家,他们的代表作得以传之后世,成为后人学习与效法的榜样——通过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传之后世关于汉字书写的规则与规律,就是书法。我个人以为,要历史地看待书法这门特殊的艺术,历史地看待书法成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不能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比如我们说,当代书法与传统书法之间存在一个文化断层,导致书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永远地失去了,所以你不能用传统的标准来要求当代的书法家。在时代转换的民国时期,哪怕随便找个山沟里会记帐的老先生,都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为什么呢,从小学起用起啊,毛笔什么的,天天要写要记。跟我们现在整天对着电脑,连封信都不写的年轻人,那肯定不是一回事。经历这种文化环境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之后,若还想回到过去,还要照着古人“书法生活化”,就显得刻意了,而且即便形式上像了,骨子里也不可能像,因为这种不同是深刻的、无可回避。
再者有一点文史基础,有助于直接阅读、比对和分析古代资料,解读一些关于书法的基本问题。在学习时常常遇到问题要刨个根儿,问个为什么,这样才能做到不偏颇、不盲从。比如说到《兰亭序》,真跡已经没有了,现在流传下来的版本,定武本也好、神龙本也好,这些摹本的作者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代与身份,熟悉历史的话会知道原来是唐太宗喜欢的、字写得好的几位大臣,那以他们情况会有怎样的临写:首先,他们有幸见到、对临兰亭原帖;第二,他们是训练有素有相当水平的书法家,且书写习惯相对成熟;第三,从历史遗留有年代可考的书法推断,唐人写的肯定与晋人写的不一样,因为晋唐笔法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知道了这个,然后去拿王羲之的传本墨迹比对一下,再拿王珣的《伯远帖》比较一下。《伯远帖》是目前普遍认可的晋人墨迹,可以看出与《兰亭序》差别还是挺大的。《兰亭序》里边带有明显的唐人笔迹的特点,即唐人书法中运用笔墨的一些方法,包括点画的起笔、转折、提按动作等等,和晋人有很大的区别,晋人则更多古意,较多用转法,写出来的线条更圆浑。这一对照,说明《兰亭序》实际上经过了唐人的再创造,而不是晋人书法的真精神,如果你想领略真正的魏晋风度,写《兰亭序》恐怕不一定学得到。
李: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断的话,晋、唐到现在,每个时代书法的风骨,具体到笔法技巧上一些小的细节实际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在拼命去追这种东西,追摹所谓的“晋人笔法”等等。这个从书法史的角度去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从创作的角度讲,这样单方面去追摹,名曰“回归”,可恐怕穷其一生也没法“回归”,反倒丢了自己。
蔡:所以说,对于“传统”两个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隔膜,尽管书法界至今还有一些人不认同这一点。其实,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断裂,不光是反映在书法上,而是涉及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思想、生活、道德等都出现了重大的断裂。从“五四”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彻底性的毁坏之后,这种文化上的断层已很难再接续上,文化重建更是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还有这么一批人喜欢书法,愿意去钻研这门艺术,哪怕只是步趋古人也好,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作为一门艺术来说,模仿别人毕竟是低级的,古代书法家也是这样,虽然也要经过一个模仿的过程,但最终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做出自己的创造。
李:当然,书法的特殊之处也在于它的传承性特别强。不说追到魏晋,哪怕继承发展明清的一些东西,做到承古人未了之余绪,也是很不容易了。只是我们的前提是“入古”而不是“泥古”。
蔡:是啊,跟传统有了关联,这种东西就有了价值、有了味道。当代有些人不理解好的书法,说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就是缺少相关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熏陶,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渊源,自然也无从看到书法的妙处。如果只看文字的表象,线条干净圆滑就是美,结构平匀舒服就是美,这种所谓视觉形象的美感来得比较肤浅简单,于是印刷体、美术字都可以很美,类似停留在低水平、表面化的审美,不仅在书法圈外比较普遍,而且一部分自以为是书法家的人也是如此,这就很可悲了,让人觉得书法圈与娱乐圈一般的不学,而产生这种现象恰恰与文化环境的失去、文化传统的断裂直接有关。因此书法到了现在,只能是一门小众艺术,这门艺术的接受度和接受范围是有限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文化素养甚至实践经验。如果说想登门入室,达到比较高的境界,不去追根溯源或者停留在简单模仿上恐怕都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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