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凤

抱一斋主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记书法家、书法史学者张其凤
高二适曾经对尹树人和季伏昆说：“同是学书之人，最终往往大不相同。有人写成书家，有人写成字匠。……不好好读书，写到死也只是个写字匠。”但是如果说写字好必定是读书多，这有道理，说读书多必定写字好，却不一定，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写的字，实在不大好。但是张其凤读书多、写字也好，所以陈振濂说他“好学敏思，于乡前贤刘墉生平业绩极称深研，创作与理论双擅，海内不多见也”。
张其凤对于书，是吃不是读。在吃饭的胃之外，他还有一个‘学问胃’，一天不读书，这个胃就害饿。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他一直不断地学习，1988—1989年北师大文论专业硕士生主干课程结业、1997年中国美院国画系书法专业硕士生主干课程结业，现在正努力考博士。现在象他这样刻苦的人并不多，正因不怕困难，他才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确定在刘墉研究方面。建国后，书法界对刘墉不大注意（只有一两篇专题论文），可以说几近空白，其凤的选择，面临理论研究文章极少、资料极度困乏的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他跑遍了全国数十家图书馆、博物馆，用了大量的时间，通读了《清史稿》，并查阅、检索了数千种与清史、刘墉有关的史料。那个时候，其凤的经济条件比较差，他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三个月，早餐是两根油条，两碗稀饭，午饭是半斤面包，一瓶矿泉水，手上沾满灰尘，就将面包从塑料袋里一点一点推出来吃。每天下午四点半闭馆，他从寂静的图书馆出来，看见车水马龙的国务院北门时，往往都是两眼昏花一身疲惫，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
其凤治学的第一个特点，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比如民间传说的刘墉“三天一奏本”，他翻遍了《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七百名人传》、《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清鉴纲目》等史料，都没发现明确的记载，为此他专门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到故宫博物馆的清宫档案馆查阅资料。为提高效率，他在图书馆读书时发明了一个办法，在北京图书馆新馆借书的时候，要先排座号，然后持索书单排队索书，每次只能借5本，如果没有所需资料还得从头再来，这样一次就要花费半小时到一小时，其凤就与管理人员商定，每多借一本图书加一元钱，每次可借十到二十本，象《石渠宝芨》和《秘殿珠琳》这样的清宫大型著录图书，他都是一次借出来。他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采用双证法，通过对史料，刘墉墨迹和其他实物资料的交叉研究发现问题。为搞清刘墉墓挖掘的情况，他曾八次到山东省高密市方市乡白家庄（刘墉墓所在地）进行实地调查，并找到挖掘时在场的薛家顺老人，最终搞清了挖刘墉墓的起因和挖掘情况。又，刘墉家书和《刘文清公遗集》中，刘墉皆称刘墫为“五哥”或“五兄”。刘墫乃刘棨四弟刘棐二子刘继爚四子。根据文献，刘继爚只有四个儿子，刘墫为什么行五呢？为搞清这个问题，其凤想方设法找到了刘墫后人刘镜亿老人，最终弄明白了刘继爚确有五子，只是第四子早夭且无嗣，故修谱时被略去，实际行五的刘墫在族谱上就排在了“第四子”的位置。
其凤对建国后的刘墉研究，筚路蓝缕，有开拓之功，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但是更难得的是，作为拓荒者，他又同时把刘墉研究推上了当代刘墉研究的最高峰。他在《刘墉研究从稿》中系统地研究了刘墉的家世、宦况、政绩、书法、文学、交游和民间影响，被学术界公认为“刘墉研究的一部拓荒力作”。但是他没有停步不前，而是在《刘墉研究从稿》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完成了许多重要论文和《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的编纂工作。收入《坐忘斋文集》和《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的《刘墉评传》还通过考证刘墉的若干墨迹、碑刻、丛帖，理清了刘墉在各个时期的用笔特点、布局习惯，最终将其书法风格划分为：50岁以前的“剥离馆阁━自我书风创造的准备期”；50-69岁期间的“壮迁坡老，上攀晋唐的过度期”及70岁以后的“集帖学之大成的成熟期”三个时期。
对于其凤的学术成就，刘淑华和川夫先生在《独辟蹊径、自出机杼━张其凤的〈坐忘斋文集〉介绍》（《潍坊学院报》2002年9月号）一文中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史料的全面挖掘，使人们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全景式’的刘墉，有清正廉洁等积极的一面，也有明哲保身等消极的一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封建士大夫形象。”
“二是对刘墉的书法艺术进行全面剖析和时空定位。”
“三是纠正了许多历史疑案。”
这个看法是比较公正比较全面的。这些成果不但引起了国内专家的重视，在国际论坛上也备受关注，他因此与杨仁凯、陈振濂等20位中国专家一起，应邀出席了2000年9月1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书学理论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刘墉家书考证》的论文。
其凤的书法极具才情，很好地解决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梁少膺认为“张其凤的行书小品既发扬了北碑之苍涩，又继承了南帖之尔雅。用笔洒脱，但又沉实；结构富于变化，但不离奇怪诞，流露出张其凤对传统的驾驭能力与现代审美的意识。”（《少膺评说》，《书法》杂志2002年第5期第24页），这是十分公允的评价。其凤称自己的训练创作思维模式是“两面神式”，这一模式是受古罗马“两面神”神像一个躯干、两个面孔，且面孔朝向相反方向这一现象的启发创造的。具体地说：他在一个阶段或许是“二王”，手札式的，或即精雅工巧式的行楷；一个阶段或许是“大风吹倒三山去”，狂放疏荡，充满激情的狂草，而且因为有了前者，所以其“狂放”是放而有度，又因为有了后者，所以其“工巧”是工而有致。收入《张其凤书法作品集》（济南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的小楷横批《临钟繇荐季直表》、小楷手卷《临文征明十八贤图记》、金文折扇《抚墙盘铭文》、甲骨文折扇《抚牛骨刻辞》、颜楷中堂《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隶书斗方《选临礼器碑》、《抚汉简立轴》、《抚居延汉简六条》、《拟新莽嘉量》等临作与颜楷大中堂《唐诗一首》、行楷长联《旧雨新雨》、楷书长屏《杜甫七律二首》、颜楷长联《杜甫七律》、行楷立轴《白居易诗》和小楷中堂《苏轼前后赤壁赋》等作品把触角伸向了传统，而行书四片《刘墉诗四首》、行书斗方《高适诗》等作品注意空间安排，有美术化的倾向，则又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其凤就是这样，从两极把握不同性质的艺术语言，并按自己的方法对这些图式符号重新加以化合，完成了书法的创新。而这创新，又透出深厚的文化修养。将静与动、洒脱与沉实的结合历来被认为是书法的一个难点，米芾就因克服了这个难点，将沉着与痛快结合在一起受到一代又一代书人的激赏。其凤书法能于“静中发动”，以重驭轻、以静制动，注意擒纵，都说明他在洒脱与沉实的矛盾中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如果说其凤作品中透出的“田园牧歌”式的古典风韵，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有关，那么，他书法中的现代意识则与他作为“学院派”积极的理论阐释者和实践者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注视有关。在《听沈鹏先生谈“主题性”书法创作随感》一文中，其凤谈到了尤金·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弗兰茨·卡夫卡的《城堡》、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文章，可见他对西方当代文艺思潮有相当的注意。其凤在《复合意识━“学院派”书法创作方法的一种阐述》（《现代书法》1998.1）中认为“学院派”的创作方法“复合了现代意识与传统书写意识”，正因为这样，他深入研究了诸如美术、雕塑、考古等与书法有关的“结合部”。对于他的“学院派”作品，马世晓先生曾经在《新美术》（中国美院学报）上以“象MTV一样，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加以肯定。可以说，他的书法作品数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先后入选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行草书大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在济南成功举办个人书法展，都充分证明了他在书法创作中的突出成绩。
无默默之功者，无昭昭之明，其凤的学风源于他的为人。他的斋号“坐忘斋”透露出一种淡泊的情怀。他曾对自己的斋号作过解释：“我是坐下来忘世，站起来入世，忘世是为了专心学问，入世是为了关注现实。”我认为这是将儒家的认真和道家的洒脱结合的精神。其凤非常激赏曾国藩的为人和治学，也许就是激赏曾氏的认真、执着、宽容、谨慎、和高屋建瓴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说，要“三心二意”：即要有平常心、宽容心、进取心，意志坚定、意识超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才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秘书、系副主任等机会，一头扎入他所热爱的书法研究和刘墉研究中，逐步登上了书法史学的高峰。

抱一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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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杏轩

山东中青年书家的骄傲。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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