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画坛》

坡子吕三

《这片画坛》
引    言
          徐聚一
　　批评界一直热衷于疏阔宽泛的“批评”，虽然一波又一波，一浪再一浪，似乎高潮纷涌，一会儿纠缠什么主义，一会儿又粘连于“等于几”。但个中高手，功夫了得者，只要具体到作者及其作品的时候，就几乎个个进入了疲软状态。最高明的战法是尽量“玄虚”，老庄禅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云云、云云，远不止七十二式，到文章快结束就使一招蜻蜓点水，将作者、作品一略而过。极高明者则连这一招也不使，上来就无招胜有招，说东道西、不骂不赞，谁也不得罪又保持了其批评、理论的本色。
　　而这些文章相比而言还可算“好样的”。充塞于报刊画集中的批评文本，一大堆就是天花乱坠，批评界各路的“精英”还几乎没有一个能脱此弊，在此也不必啰嗦其名，反正文本俱在，但于肆中随便抽取一册即得。根据这些文本的描述，则真是大师辈出，艺术家遍地开了花。
　　中外艺术史可证，大师及艺术家们被“骂”出来“苦”出来的为多。——不过要提醒一些“有心人”，因此而模仿出来的“骂”、“苦”，统统无效。
　　“骂”，对真有艺术秉赋者是一种激励，他可能因此要以作品来证明“骂”之无理；而对滥竽充数者，又特有其指“伪”之功。既然正反两面皆有好处，则批评界何不对艺术大开其“骂”呢？
　　当然，现实“语境”中，“骂”之于“赞”，何啻天壤。
　　而“骂”得如果是真“无知”，那实应该没收他的“骂”资了，——真骂可是犯法的。
　　所以，我有感于《这片画坛》作者的“骂”点站得颇高之外，还相信其“骂”心纯粹。
　　此番开“骂”，我以为是他对批评界做的贡献。据我所知他与文中所及之人，大多有过交往，与不少人还交情非浅。所以我不相信他的文章是为别的目的而施的“攻击”。另一方面，我则相信被“骂”之人，都有“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的修养。而倘若依我之见，内中某些作者尚未有堪“骂”的实力。
　　愿这些“诚实的批评”，不要被走调变味才好。——但“这片画坛”，谁说得准呢？！
                                         辛巳之春谨撰于京郊
这片画坛（49则）
任我行
缘起
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
  独在客舍，看金庸剧，不觉为文人笔下的武侠世界心动。看那数不尽的剑客侠女，没完没了的恩怨情仇，打打杀杀，尽显英雄本色，隐藏无尽险恶；笑傲江湖，飘然尘外，到头来，落花流水一片，幻化无尽哀怨，不过文人的困顿无奈而已。
联想今日画坛，“大师”林立，占尽天时地利，各领风骚三五年，小打小闹，既无信仰，终为名缰利锁所羁，虽非“穷途末路”，敢问路在何方？
上世纪之末，好事者作“年终盘点”，开出诸如“百年十大书家”、“十大画家”的“帐单”（且有不同版本）。丰子恺先生说过，人生短，艺术长。看那武林第一把交椅到底谁能搞掂？华山论剑，五岳联盟，终是过眼烟云。
今以游戏之笔，一家之言，臆说名人，非治史之论；为避排行榜之嫌，信口道来。不妨与各位看官一瞥这画坛景象。
                    2001年4月1日于香港
吴冠中：稀释的火热                   周韶华：无知无畏
张  仃：将焦墨进行到底               刘文西：执迷不悔
赖少其：落幕前的辉煌                 贾又福：大师情结
关山月：艺术与政治神话的典范         陈丹青：迷途的羔羊
启  功：幽默的矫情                   黄永玉：一身湘气
刘大为：画外绝唱                     陈绶祥：新文人画的“打油”教头
陈逸飞：另一条路                     林  墉：没落的贵族
华君武：漫画人生                     于志学：取法乎下
范  曾：聪明反被聪明误               卢禹舜：
龙  瑞：经典的时尚                   朱新建：新文人的比基尼
亚  明：银子无罪                     丁绍光：精美的快餐文化
陈传席：卫道士的尴尬                 李小山：麦城的故事
彭  德：读书很多                     李伯安：世纪末的悲歌            
丁绍光与韩美林：精美的文化快餐       林筱之：快活就是现在
刘勃舒：江郎才尽                     王已千：晚节不保
刘旦宅：连环月份牌                   史国良：你的矫情我永远不懂
田黎明：浮光掠影                     王镛、陈平：新学派的形像代言
袁运生：左东右西                     陈佩秋：“规整”师傅
徐建融：敬业的小木工精神             李可染、陆俨少：都是革命惹的祸
方增先、吴山明：病了的浙派  

坡子吕三

李小山：麦城的故事
从李小山当年“穷途末路”的轰动到十几年后“提名展”的麦城故事，有力的证明了李小山对中国画的无知。
当年的成功，反映了艺术批评体制的极不完善，但一个血气方刚，少年癫狂式的白话批评（这种过份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文化深度的操作模式至今盛行）尚能让人们看到了批评家的真诚，这种肤浅的理想的精神光芒带来的成功是偶然的。而麦城的故事则充满展示了李小山对当下文化的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拙劣的操作中的功利性色彩表明了批评家理想信念的堕落，一个本来无有根底做出的文章已将当年的一点真诚浪荡而尽。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是隔世神话，市场化的日益膨胀严重左右着批评的立场并彻底摧毁批评的独立性。美学替代信仰的功利哲学、马屁文化、官僚文化的泛滥的大文化背景下，艺术这块小小的伊甸园怎能抵御撒旦的诱惑。天起了凉风……洪水泛滥的日子还有多远？
李小山的沉溺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批评界的无望。

周韶华：无知无畏
以此四字冠之周先生，对他来说可能是会心之言。一惯以“创新”、“革命”欲作领袖姿态活跃画坛的周韶华与文学界的王朔并不相同。王的无畏批判精神，并未削弱创作的生命力。周的无畏则不仅在他的“理论”（或宣言）而更能在其创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作这则小文的时候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字眼比这四个字更为合适了。
周韶华理论的无畏，表现于执著地大唱走向世界，与西方接轨，拿什么去接，则甭多想。假如他真的要作了一代领袖，那还了的，那些天真无知的小喽啰、小造反派亦不知要闹腾出多少事来。这是笑话。不过，周先生确实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好象周韶华不走向世界吾艺术就要完完。在创新或革命情结中，周先生的创作更彻底地暴露出对传统（不单纯之笔墨）和现代西方的双重无知，粗糙而肤浅的图式上无论标榜什么样签条，（周也曾跃跃欲扯起山头，标之三峡画派）也只是苍白的，空泛的。不妨勾引出一段鲁迅话：
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
鲁迅说对了，就像我们一说起笔墨周先生们就不屑一顾的样子，甚至一见画轴就要头痛一番。无论周先生怎样说大话，画大画；无论周先生怎样地要作浑身是胆的气概，依事实看来，周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理论与创作都不能代表当下的先锋，也使新潮者们愈来愈感到失望。
如果说周的前期的《人河寻源》虽也浅薄却尚有几分对文化的挚诚和客观，而近期的“天山”、“九龙奔江”之类已越发粗制滥造。比吴冠中彻底的是，吴虽也喊“笔墨等于零”，但他的彩墨中却依然表明对笔墨（仅仅是形式上的）的暖味，虽小却尚能优美。周韶华则紧紧绑住刘国松，一味大，大而无当，革笔墨的命也革掉了点和线的命。他与传统无关，与西方现代意识同样无关。周先生的价值可能在于多年以后对那些仍然无知的革命（不是我们常说的改革或创新）者来说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杨彦：作功与作秀
我不得不“开骂”杨彦了。
其实，杨彦本在“49”之列，他也晓得。可他昨夜突然打来电话，那语气竟有点神情迷离甚至迫不急待了。我想，杨彦竟如此渴望挨骂，估摸是他急于要知道我的“骂”到底是入木三分，还是隔靴搔痒。倘若是“入木三分”，就要思忖耐骂的实力；如果“隔靴搔痒”，恐怕又会因没得快感而大失所望。
杨彦让我想起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作功与作秀。
作为画家，杨彦的聪明睿智，八面玲珑，在同辈中出类拔萃。他也曾流连宋元，他也曾叩访梅公（瞿山），他也曾痴迷宾翁，他也曾搅腾海底世界那般的现代水墨……杨彦鬼精，凡在大师门庭一过，便顺手拣来盐块块，往自家水缸一扔，搅和一番，成了，盐溶之于水，味存形慝。正是杨彦的大智慧处。自觉得味道好极了，便揣摸着寻找卖点，捣腾上市（场）。杨彦自有一套法子，作秀作画拿捏得游刃有余，淋漓尽致。一看风头出得差不多，见好便收。其实，心里也虚了，便埋头作起功，补补课来。
拿破仑说：解剖学是一切。杨彦说：媒体是一切。千方百计要向观众挥手露脸儿。比如他说，你此番“开骂”，骂到谁，谁沾光，多给了他一次露脸的机会。我想，杨彦的满腮乱须，一身旧式装扮及其一举一动无不透出一名作秀高手的艺术才气。他四处奔波声称拍摄电影剧《张大千》竟招来众人说他长得挺张大千的，便一脸得意，掀髯大喜。我恍然大悟，昨夜的电话不又是这厮一次美妙的作秀吗？
不过，那些一心作秀的人可别忘了作功。

坡子吕三

于志学：取法乎下
对其“冰雪山水”于志学自有一套说法，所谓“创立黑白体系”、“增添绘画新要素”（传统的山、水、云、树后加于的冰雪）。跃跃欲进画史。
各位看官，不妨且听古诗一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个中冷隽清逸审美追求即在网络情境中亦能契合，堪为千古绝唱。所谓雪之意韵尽在“鸟飞绝，人踪灭”，以无胜有，计白当黑，虚中运实，得之象外，真是审美极致。综观画史，冰雪山水亦非于先生认为“补了空白”，华喦《天山积雪》，吴伟《踏雪寻梅》，王维、范宽、李成诸家不乏力作，与柳诗异曲同工，各得其妙。而于志学着意画雪，力求逼真，以工艺性的追求效果消解艺术家本真的心灵活动，虽得一“法”，终是取法乎下。照于先生的说法，则中国千百年来的绘画理论与美学经典可以统统烧掉。
著名美术史论专家陈传席在其著作《中华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对于的“新要素”一说颇为暧昧，认为于的冰雪山水之“独创”必载入美术史。我相信陈先生不会是信口开河，取悦与于，那么，我不禁要怀疑陈先生的“艺术史眼光”了。

卢禹舜：
以画入仕，60年代出生的卢禹舜再次造出中国文化史上的童话，且根本不比当年的董玄宰小道，而那作七品官的郑板桥一身寒酸，地地道道的伪潇洒。
卢禹舜的简历中，这样写道：黑龙江省美协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副院长艺术院院长，黑龙江省政协常委。据说，卢若不是中共党员，便可竞选副省长了。
作官与作画，卢君总算弄得挺到家，他以《静观八荒》的巨玄巨奇令坚守传统老套的画人吃了一惊。接着又以一支细毫不厌其烦的作类似白描反反复复的排列， 将极其低级平常的平面构成对称。图案当作他卢家的秘方。再以甜美的单色染啊染啊染，不知不觉中将中国绘画最精髓最地道的审美意趣一笔勾销，还冠以“新文人画”，在一大批弱智的“图式革命家”中，卢禹舜可算一个功成名就者。在如此缺乏生机的视觉前抹一层硬通货般“文化”丰乳剂，便仿佛立马“文人”了，这种几乎到了厚颜无耻地步的画工们也随着党得膨胀起来。
“人才是一个地区腾飞的关键，而文化是动力的源泉”，余杰奋笔著长文为“鬼才”（魏明伦）遇“鬼”（遭受冷遇）大声疾呼。卢君的父母官任人唯贤，重视文化人才，令我等文化人感到了力量，感到了一股暖流。若其真的不止将文化当做点缀，我看，依卢君的才气，何必再作此等毫无激情的活儿，若全力以赴献身仕途或可更会大有作为。

华君武：漫画人生
八十五岁的华君武老人，鹤发红颜，神采奕奕。他以政治漫画一路风光数十载，官至副部级。
我曾对华老说，你是画家中的领导，领导中的画家。老人说，那算什么领导。
都说龙年年岁太凶，华先生晨练不慎骨折，于是即兴作了首顺口溜：
老头练太极，
还想金鸡独立；
摔断股骨头，
自不量力！
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幸无后遗症，继续“金鸡独立”。
七个月后，老先生又画了一幅“红色的龙”，题道：
“龙腾新千年，兔断股骨头；开刀动手术，幸遇新华佗；卧床四十天，下地学走路；不用坐轮椅，拐杖也可丢；龟兔再竞赛，我决不落后。”
言辞之中，充满自信、幽默。大凡老人长寿，幽默豁达是最好的秘诀。
人老了，天真了！返老还童了，返朴归真了！八十岁的华老不再当年那般“满腔义愤”、“盛气凌人”了，愈发和霭可亲了。世事沧桑，时间会让所有一切淡漠、改变、消失！他说，自从摔了一跤之后，以前的事都不太记得了。
作为美协显要的华君武曾经直指首都机场那幅“版纳风情”中裸露的傣家少女的美丽胴体义愤填膺，一脸“主义卫道士”的凛然。引得文艺界的一片嘈杂。每每提及此事，人们依然不禁寒栗。华翁可能以为，身为领导，岂能没有坚定立场！
还是说点轻松的吧。华先生挺有趣，子康造访华寓，留下一张名片，字印得太小，老人端详半天，没看出究竟，搁了下来。过几日，子康收到华先生寄来的小画，老人一手拿着他的名片，一手拿着两只重叠一起的放大镜，搜索找寻，那情景比小布什在看喀布尔地图还费劲。
华先生极具政治敏锐，在“举国上下声讨四害”，中央在审判王张江姚之际，一幅叫《活猪不怕开水烫》的漫画应时而生。华君武以辛辣无情的画笔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愤慨。画上，张春桥人脸猪身，一幅死不改悔与人民为敌的嘴脸。任我行对朋友说，华先生太过份，张春桥再坏也是人嘛，怎么能把人当作猪呢！污辱人格！朋友提醒说，你要出政治问题！怎么能帮“四人帮”说话。敌人还会有人格吗？
华君武曾去南京参加南艺为刘海粟举办的庆祝活动期间，南艺请他做了次“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的土壤不适合印象派、表现主义和抽象派等现代艺术的生长。”他说，起码在他有生之年，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艺术在中国生存！
刘大师梗着脖子高声喝道：“荒唐透顶！中国土壤适合生长什么是他华君武说了算的吗？中国的土壤不适合这些艺术生长，刘大师是怎么生长出来的！”
这段文字已被刘大师的研究生简繁写在他的三部曲《沧海》中了。
朱新建：新文人的比基尼
朱新建的画让我想起中国的祖传品藻趣味——画如其人；故，朱新建绘画的趣味大抵要在其作品之外去把味了。
朱新建津津乐道的娇小女子们是一名画家对当下生存状态的“新文人式”的折射——“三点”的依在是“新文人”与“痞子”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心态。即那“70代”的卫慧、棉棉和京都四美比起老朱的“香艳”似乎也要略逊风骚。老朱不像“四美”这等小女人扭捏作态，一味煽情，他那情景直叫我们这些好色的男人们不觉想起那句“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旧话。但老朱终究做不出毕加索的“色情寓言”，几道“金瓶梅插图”式的小菜就像夫子庙的小吃一样调调人们的口味罢也。
   老朱也乐道“一只茶壶，几卷黄书”、“好鸟枝头”类的假古董，用的是漫画水墨手法（老朱旧业），道的是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朱新建的气质也注定弄不出爵士、摇滚的酒吧浪漫，老茶楼里小曲越唱越酸。
呜呼！啊！昔日南明偏安小朝，秦淮河影影绰绰的遗韵，满足着一大批“伪文人”们的精神手淫的需要。江南才子，落拓书生，与古书上的云游僧、各类怪教的道友们携手江湖，浪荡逍遥，自自在在，过把瘾就死，说这叫“新生代”。
在由“新文人画”教头陈绶祥主编的一本画册上某“新文人画家”这样写道：“文人画即学者画”，如此没文化的话，已将老陈家的底子一咕噜泄尽。没文化又不好好学文化，装作大智的样子，亵渎文化，看来，要作中国大画家，首先得巨海巨脸皮厚巨自信，再加上疯子般的活动家才能说不定就成了。
不过，比起那些装病呻吟的同道们老朱到底还有一腔赤诚，若去掉那份故作的童心，或可能与那笑笑生过上几招！
贾又福：大师情结
贾又福现象——所以谓“现象”确实因为上世纪末的画坛“贾家样”已叫一大批人迷信并果真以此道而入魔境。
“贾家样”以“以点代皴，反复渲染”的制作将“李家山”中偶尔可见的“板结刻”张扬极致。以《溪山行旅》的“现代版”象征“崇高主义”显得势单力薄。他的“假大实”与另一位具有强烈领袖欲的周韶华的“假大空”遥相呼应，周韶华对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无知导致他的肤浅与粗糙（那几条死鱼的图案作为古楚文化的象征显得格外浅薄），靠的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贾又福一样不惜以牺牲中国画的精髓为代价营构他们的理想主义，“大”之情结，“大”之架势，使之无法“自在”。一言以蔽之：“好大喜功”。（国画圈程大利、赵奇……油画界闻立鹏、詹建俊……皆属同好）。贾等的“大而无当”是被一帮“大而无当”民族主义高涨想把中国画搞大，一心要与世界接轨的评论家们诱入歧途的。如：刘骁纯、范迪安、朗绍君、小天口、刘曦林等等。搞“振兴民族精神”自欺欺人的事，中国人有一套，亩产万斤，村村办钢厂，两弹一星，申办奥运，国人果然振奋接着振奋，可能还将振奋下去。不要忘记，中国在各个指标上很多依然滞位未等。我并不是坚说“弱国无艺术”，那样恐怕要伤了许多同胞的心了。
自《太行丰碑》亮相画坛，贾先生的绘画从此便摆出凛然的架势不敢放下，两旁的偏稗牙将也都纷纷亮出招数，这类似舞台造型的场面可是要煞费一番心机的。众星捧月，大家都觉得您是大师，自己当真也觉得坐着了龙椅。
“大师情结”不知不觉就耗尽了创作的激情和原始的纯真，成了“大师”的标本。
而当代画坛可能并不缺少“大师”，缺的是真正的艺术家。

坡子吕三

龙瑞：经典的时尚
如果说龙瑞的画儿还能让我们感到一股清新，因为是那源头离黄宾虹明媚的阳光下那一座雪山不远，一片诗意温馨的精神家园，一片幽远而丰茂的绿色草地。
然而黄宾虹的博大精深与浑厚华滋在龙瑞的笔下终究不过表现为一种以势慑人的贫血和缺钙，仗的是蕴蓄饱满的冲动，一种原始的蛮力，大巴山的雄浑与川江激湍的呼啸却演绎成青山绿水的低唱；以意动人的传统内涵已沦为三里屯三流摇滚歌手的咋乎。笔力的浮华与“柔内含刚”无关，色彩的甜美与时尚有染。
黄宾虹是他的祖传秘方。拉大旗作虎皮的神话依然大有市场。如说黄宾虹是那《红楼梦》或《水浒》的原著，龙瑞的黄家翻版不过一部言情味十足的电视剧。（至于一位叫范扬的南方后起之秀堂而皇之地将黄宾虹的花鸟模仿得那么滑而薄还自得自乐就更令人可笑了。不信请看《收藏家》2001年第3期所刊此人作品），他通俗，他言情，一个琼瑶、金庸、小燕子、小奶油、小蜜盛行的年代选择了他。像周蕙的《约定》竟将那么另类的王菲唱得如此傻傻的甜假假的纯。甜得纯得不容易。
   龙瑞在他的“大西北”巨制中正是试图以其龙家样的黄宾虹来紧贴“主题创作”。心有余而力不足者强服大力丸，大则大矣，终究无当，无论如何的劳顿、折腾、效果、欠长、感觉是麻木的，结果是高亢的空乏的。
当然，真画家未必即“大画家”。宾老云：“大家代不几人”。龙大哥的“殉道精神”，甘为“黄”的门下客，倒令我肃然起敬，且，当代画坛，这样的自知之明了了无几。唯恐自个不大师。

亚明：银子无罪
“金陵八家”、“亚宋魏陈”——秦淮河畔，生生不息的集群情结，让我们坚信亚明的盛名不仅来自他的卓越才情大约与这六朝故都的地理渊缘有关。还是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
亚公（大家都这么叫他）是性情中人，会讲故事，自己的故事也多，先来两段，看看如何？
其一：某老板来亚府买画，亚公大笔一挥，成了。老板吞吞吐吐，说：可否热闹些？亚公笑着捻捻手指，再拿银子来。银子多些，我的芝麻粒子就多撒些。钱是你命，画是我命；你要我命，我就要你的命。坦诚如此。
其二：亚公遁隐太湖之滨近水山庄，确实清逸几日。既久，仍是“党政军民进进出出，三教九流来来往往”。亚公说，他要干件大事，将山庄内的高大墙壁一一抹上白水泥，创作壁画。年届七旬的老人，爬上爬下整整干了几年，说要改写中国古代壁画不过江南的历史。我说：江南无壁画，大约与江南黄梅天有关。不久，壁画果然成片脱落。亚公见我等惋惜不已，淡淡一句：管那么多，画的快活就行了。好像那句时尚的话：重要的在于过程。我分明看见老人家脸上掠过的一丝凄凉。
亚公要不瞎折腾，肯定要成大家。不知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
又：亚公临终，用战抖的手在纸上写道：
中国画没画出一点名堂，是最大的遗憾！亚公尝自署觉翁。只是这一“觉”太晚了些。

陈传席：卫道士的尴尬
陈传席本应高枕那本《中国山水画史》作他的美术史论教授，偏又呕心沥血地整出几篇叫板大师的奇文，一夜间上了地摊小报成了新闻人物。他总是傻傻地，神经兮兮地，一派大智若愚的样子，看上去很酷。却又终日叫苦连天。某次会上，他又不迭地叹息：若不是那场大火，烧掉了我的多部著作手稿，从国外带回的几麻袋的幻灯片，六卡车的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否则，我关于“现代名画家批评”的系列会做得更好，许多关于刘海粟、张大千的材料都是从未公开过，确凿可信，唉！又长长地叹了口气。上海的卢先生说：你藏了这么多的“黑材料”，不烧你才怪呢！
省府的某要曾就其关于刘海粟“汉奸问题”的研究找他谈话，说，事情搞大了，上面都有话了，怎么办？陈耸了耸眼镜，吞吞吐吐地说，你说怎么办？那位领导一看就这模样恐怕搞不出啥名堂，便惺惺而去。听说，此人不久便因腐败被抓。说到此处，老陈十分激动：谁想整我谁没好下场。总算意气奋发了一回。

刘文西：执迷不悔
刘文西同志在黄山写生，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即便雨天，也要对着窗外画画草木野花，笔不离手，半个月竟画了几大本。每天中午给先生送饭的女服务员说：刘先生真刻苦，我们都叫他“西北牛”。某日，刘先生对黄山的一位画家说：你住在黄山，却不画写生，奇怪！年轻人不能懒。好像有点语重心长。那人说：先生画山我读山，先生的黄山画在纸上，我的黄山尽在心中。先生不解，摇头叹息。
据说刘文西画领袖人物，用幻灯将其形象打在纸上，先作素描，再以宣纸拷贝（COPY），力求逼真，以其特有的“刘文西模式”表达对革命前辈的崇仰之情；在其反复的皴擦晕染之中，已将艺术生命的激情与中国绘画之意趣丧失殆尽，如此弱智的手法大约是中了某些人“以写实造型之技术革传统写意的命”之流毒。
或因刘先生画多了领袖，便渐生作“老大”的欲望。于是，刻了方“黄土画派”的“帅印”广布于其画。以为自己多年“深入黄土地”画了无数“黄土地的人民”便创立了一大流派。（据说刘先生亦因此而荣获延安市副市长的殊荣）好在起哄的不多。何为流派？我劝刘先生不妨暂时搁一下画笔读一读美术史。

陈丹青：迷途的羔羊
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圣经·耶利米书）
陈丹青毅然出走，在他“如日中天”的那时。或许并非纯为了“时尚”，赶着那阵出国的热。他怀着对艺术的赤诚，以为远渡重洋的那边定是他艺术生命的归宿。与其几乎同时出走的尚有陈逸飞、袁运生等等，纷纷赶到美国。袁运生的走带走的是无限的压抑和惆怅，陈丹青却是满怀激情，一路春风。我们清楚的记得，80年代，陈的“西藏组画”不啻画坛的一股清泉，连王朔这样的画盲都说“当时顺着就觉的陈丹青是全国最牛逼的”。
陈丹青和他多年不改的一身装扮一样道地不改书生本色。或谓不愿吃老本。这起码说明陈的自信与不自信的矛盾心态。对自己的自信认为他可以突破自己；不自信正表明他的一心超越自我的“傻冒”，他以为西方可以像当年成就徐悲鸿、吴冠中那样可以使他脱胎换骨，重塑金身。他的书生意气还在于他尚未意识到他的老本本未“老”够，尚可大吃一番并吃得再久，偏要捧着金钵化缘。生不逢时，恰是美国后现代主流当道。他的书生秉性既无谷文达、徐冰等辈的那股痞气又不能像陈逸飞、丁绍光那样索性以最肤浅的东方意趣迎合对东方艺术尚无知的西方市场而沦为畸形商业化的典范，更不愿追随主流（他的可悲恰在于在异邦忽然发现本土文化的真谛）。主流大约也不会选择他的“西藏老本”。于是索性退避边缘，一心寻求陈氏的乌托邦。最终和袁运生一样满怀惆怅，殊途同归。到头来，事过境迁，机遇的大门早已紧闭，落得“混不下去”的一片小人之口实。
陈丹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孤零零的身影蹒跚而来，那对生命意义的追索和自由的激情已被失落后的冷漠扼杀。
十几年来的异国他乡，陈丹青那些关于王羲之、董其昌、朱耷优美而堕落的图式除了说明这位对传统文化尚有虔诚之心的昔日才子才情枯竭而有多少深度可言？（我也再次感叹“传统文化那种沼泽般摧人沉溺的巨大力量”），而那些破皮鞋的小儿科自然让人一发既有凡·高那双皮鞋在前之叹矣。
至于那组有关20世纪末某重大事件为主题的作品，说以揭民族创痕取悦洋人或许太过，但，如此以艺术沦为“事件”的工具的作法实在看不出比当年的《毛主席去安源》深刻多少？

黄永玉：一身湘气
此所谓之“湘气”正是黄永玉先生这位七十多岁老人身上所散发的独特的青春朝气和不屈不挠的盛气。不过这股“湘气”较之他的同乡前辈“曾剃头”尚欠淋漓。但黄先生的所作所为以及黄先生的绘画大约也正赖以这股湘气而浩浩然，直令当今画坛刮目相看。
黄先生多才多艺，凡漫画、木刻、彩墨、油画、雕塑、陶艺，无一不敢涉及，还写了诗，并获了奖；又写散文，出了几大本，既有《沿着塞纳河畔到翡冷翠》这样挺港台味的，也有《太阳下的风景》挺文化的。听说，他正在写回忆录，写到四岁已有数十万字，大约亦是这股“湘气”所助（我要说明的是，不要以为这湘气尽是《湘西剿匪记》中所张扬的匪气，不要忘了尚有黄先生常常提起的沈从文老人这样的书卷气）。
世上的事就这么奇怪。依我看，黄先生做名作家放在文坛高手之列也不逊色，文笔老辣，时现机警，幽默中透着几分狡诘，也算一大“鬼手”；若以画家目之，黄先生的画，无论油画彩墨终不过大刀阔斧，仗的是一股蛮气，说不上有多少内涵，薄得要命。黄先生有智慧，他清楚自己的艺术可能与画史无多少关系，故不作当下盛行的包装作秀之类的酷折腾，但他非常明白自己作品的行情，不妨抄最新价单如下：
……老子之画作、书法，原就不佳，无根底，无师承，无章法，三无之下毫无看头，而诸渊雅君子要买，要收藏，老子大为得意。大翘尾巴之余，不免想到诸君子甚为不值之处，为诸君子一洒同情之泪焉。但人民眼睛素来雪亮，诸君子日后后悔，醒觉上当受骗，后果当不由本老子负责也。
为了搞活经济，使全国人民都笑起来，兹将本年润格规矩开列如下：
一、画作每尺三万。议价者加倍。
二、书法每尺一万。小楷另议。
三、送食物、画材纸张、古董、旅游纪念品，冀图混帐求画者，拒收礼物，白眼相对；反复纠缠者，以舍下三级恶狗欢送出门。
四、命题作画，请预付画款半数作为订金。
五、白撞生人冒充老朋友者，酌收谈话费，本宅一级恶狗欢送出门。
二000年庚辰夏初
黄永玉订（章）
财大气粗。黄先生不仅在香港、意大利置了别业，在湘西老家盖了“夺翠亭”，又在京郊大兴土木，建筑一座占地12亩的“万荷堂”，亭台楼阁，蓄水种荷，名犬如云，老人家吹着大雪茄，一脸得意，那派头不是画坛等闲之辈可以梦见的。

林墉：没落的贵族
林墉说：我们广东人长得不好看，又不会说普通话，你们北方人不会带我们玩。好在我们日子过得还自在。就不必在意太多啦。俏皮中带着几分矜意。
对于岭南画派早有各家高论在前，勿需赘言。至于徐悲鸿大师在岭南画派所得的好处大约不是人人晓知的。徐的那几只喜鹊、老猫的家底分明得自陈树人是毋庸置疑的。若照此说法，徐悲鸿（起码水墨画这一块）要划到岭南画派了。
二高一陈的衣钵落在“四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手中，那点老底子越啃越少，差不多几是强弩之末。
林墉作为岭南后起之秀——尽管他的“新仕女画”与前辈关系不大，但他十分清楚这份祖业的金字招牌的价值，还是乐呵呵地扛着。如果说林先生早年的巴基斯坦等国的写生（速写加流行的擦染）还透出几分才情，那么，“功成名就”之后便无暇考虑艺术的深度。恰适小平同志南巡，改革春风吹遍岭南大地，得天独厚，林墉的画风越发粗糙甜媚也就可想而知了。艺术光凭才情不够，文化底蕴的浅薄已成为当代大多画家的“职业病”。
到林墉哩度，我唸岭南画派应该要宣布破产啦！

坡子吕三

张仃：将焦墨进行到底
一场关于笔墨的“笔墨官司”（我实在不想用这两个字眼，我们的生活中这两个字出现频率实在太多了）将张仃和吴冠中这两位本不是“同路的人”一下扯到了一起。事实上，用张仃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早是老朋友，同一战壕的战友。有意思的是，以“焦墨写生”闻名的张仃早在青年时代即远渡重洋涉及现代艺术的追索，并有幸与毕加索会晤。未料几十年后，老人家忽然陷入“焦墨写生”情结。对于吴冠中先生来说，无论是他的“民族性”油画风景而是那轻歌低唱的江南水乡彩墨都足以表现一个风景画家的才情，可他晚年偏又沉迷于那些与布洛克、朱德群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近亲关系”、颇为“畸形”的抽象水墨。
张先生说他焦墨画萌发于他50年代在琉璃厂偶得的一本黄宾虹焦墨画册。从此，以一管枯瘦的渴笔打天下，从太行山到天山，一路风光，打进了传统绘画领域。《大山之子》中说:“就是这本小小的册页，结下中国绘画史上一段‘焦墨缘’。它是一座桥梁，把中国绘画史上最重要的三位焦墨画家牵系到一起。程邃发端，宾虹中兴，张仃集成，焦墨山水画才得以笔墨相续，墨气不绝”。（如果偏要将此三人“牵系到一起”，那么我以为中国的焦墨山水已经“进行到底”。）关于张先生的焦墨艺术好话已让王鲁湘这位近年杀进美术界的美学家给说尽了。从《张仃这只黑老虎》到《大山之子》一系列文字将老人家硬是推上了“黑土文化”的神话宝座。张先生的执著，不仅执著于艺术，而且执著于每一幅画儿，那么实实在在，一丝不苟，我除了敬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想用张先生自己的话来作结束语，他说，我的焦墨画只是再现自然，云云。
一位多么可爱可敬的老人。

吴冠中：稀释的火热
孱弱的身骨，执拗的个性，一脸的沧桑，满怀的火热——吴冠中，这位“老人中的‘年青人’”（李小山语）总是冲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作为新时期现代绘画先驱，吴冠中的绘画和他一系列的言论无疑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现状有着不可低估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江苏画刊》曾有文说过：吴冠中的机遇已不复存在。我相信时代成功了吴冠中，使其成为一马平川的这片画坛的一座秀美的山峰。
可以说，当代画坛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像吴冠中这样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浑身充满激情，胸中荡漾着朝气，对人生，对艺术如此执著。没想到，一场“炮打司令部”的“假画”官司，加之关于“笔墨等于零”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笔墨纠纷”弄得他几乎不能自己，本色殆尽，让我们扼腕叹息一位本有可能进入“更佳状态”的艺术家，因此而陷入迷惘与无谓的困扰（除非先生真的为了做秀），失去或可能真的成为大师之良机。如果说“85”期间先生关于“形式美”，“抽象美”以及后来“等于零”的发言还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的真诚，那么，其为张扬自我而对林风眠、潘天寿诸前辈的非议就显得有点目光短浅、心境浮躁。一个关于“与波洛克雷同”的话题竟让他“老朽成怒”。愤怒的背后让我们感到了一个软弱的灵魂。艺术家盲然的自我膨胀与那些政治领袖的自我膨胀同样可怕，让众多“吴迷”失望。我们不禁要问：老人家还有多少的“激情”可以如此的挥霍。

赖少其：落幕前的辉煌
赖少其走了，这位与病魔顽强挣扎了多年的老人总算跨进了新世纪的大门，一位衰年变法渐入化境的艺术家在其即将接近“大师”边缘的时候撒手而去，留下一串期望的余响。
“七十归故里”，对于年已古稀的赖少其来说，南方的这块热土并不能显现这位还乡游子的特别，在“岭南画派”依然一统的背景下这位孱弱的老人无疑一个异数，一位不可多得的孤独的拓荒者。这孤独却说明他的深沉和卓越，在精神世界里决意地走离了喧嚣的人群。
赖少其和石涛一样不是皖人却与皖南的山水与徽学文化有着不可解的情缘。皖南山水的灵性与黄山画家的血脉注定要在这位老人的身上涌动。这位青年时期身经“皖南事变”的新四军，新中国的文艺骨干、文化官员倾其大半生的心血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也曾占尽天时和地利。世事如烟，浮生如梦，垂暮之年的艺术家艺术情种再次萌发。回首文化仕途，空掷往日岁月，终于顿悟“人生短，艺术长”。而上帝又将病魔“赐”给了他，带给他无尽的苦难也使他在半梦半醒中开始了心灵的净化，开始了新的艺术征程。一个如此虔诚老人，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苦闷、病痛、孤独化成自由的空间。生命的律动在绚灿的色彩中升华。对传统绘画的把握和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领悟，使其可能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印象派”大家。

关山月：艺术与政治神话典范
   自从那《江山如此多娇》高挂在领袖和外国元首合影的地方，关山月便和那轮血红的太阳一样的火了。从此，幸运之神降临，一连串的名人神话在中国近世的文化舞台拉开了剧幕。陶铸说：广东有两宝，关山月和红线女。文化沦为政治的附庸至此已一丝不挂。
小平时代，关山月画展及时在京举办，前言上，关先生痛说文革难史，以招致首都及岭南美术同行的一致质疑。文革中的关山月依是长袖善舞，虽无“孽债”可讨，却也未遭劫害。天晓得，灾难忽然成了装点名门的光辉了。
关山月总是幸运的。他的《松梅颂》在粉碎四人帮后与华其敏的《翻身农奴热爱华主席》先后印成年画又一次家喻户晓。20多年前，我不幸读到了这张作品，并以为这是最了不起的艺术。陈子庄说关山月的梅花满天红像老太婆剪的窗花。
关山月也画过几张令人难忘的画，像《绿色的长城》，也是关山月屈指可数的好画，从此以后，他便僵死在名誉的巅峰。春风得意，无暇沉思；越女剑疏，是指“大师”名不副实典范的一例。
某年，我带着一函公文去广州向关先生约稿，不巧，老人住院去了。听说只是骇怕，没啥病。说那年闰8月，年兆不祥，又因岁正八十三正巧是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年岁，故而惶惶不能自己，索性住在医院，以防不测。关山月毕竟不是毛主席，死神迟迟未来，虚惊一场。

启功：幽默的矫情
“中学生，大教授”，绝对荒诞而牛逼的神话。老先生大智若愚而绝顶的老谋深算令当今一流的做秀高手退避三丈。比如，有人问他：您的假字满世界，如何鉴别？老人家一脸的“阿弥陀佛”，说：写得比我好的一定假。说得不温不火。幽默吗？中国式的传统型的文人的幽默。说具有哲理，指东道西，虚张声势，只好让你慢慢的“参玄”去了。
再则，虽为“中学生”的“大教授”身在名都上庠无论是自己抑或当年的陈垣恩师大抵总指望能做点像胡适之、辜鸿铭、陈寅恪起码钱钟书那样的学问，命运偏让他当了书法家，还作了领袖，袖着一管羊毫风风光光地度着晚年，这回倒真的幽了一默。

刘大为：画外绝唱
除了那优美的视觉效果实在看不出那张关于伟人坐在藤椅上沐浴春风的话题比所谓文革期间的领袖神话好在哪里？！
随其名显位赫，那些“草原的故事”由起初的漫不经心越发粗制滥造。向现实献媚使我不得不作这样的臆想：穿着三点式的歌女穿梭于灯迷酒醉，高贵与尊严，道德与良知已是隔世的传说；真善美的神话终难抵御欲望的诱惑。一边振振有词地大谈“民族精神”与“主旋律”，一边揣好了去沿海、山东赶堂会的机票。
当然，我也不赞同那些以为前段日子“袁运生叫板刘大为”是“酸葡萄”与“甜柠檬”的说法。袁不至于为妒嫉而起吧，刘的作为亦非只为银子那么肤浅。美协的这块金字招牌在广大美术工作者心目中其意义“不言而喻”，“刘老板”不辞劳苦扛着招牌深入底层让高雅的国画艺术走向广大群众和央视“同一首歌”下乡一样有着现实意义，至于出场费比大腕明星拿得少得多了（不过听说文化下乡中的明星们都是无偿参与的，再，毛阿敏的故事告诉我们拿钱是要纳税的）。
金钱无罪，在中国这个道德主义的国度里，金钱历代被视为邪恶的源泉，同时金钱又是人们不择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人对金钱的两重态度最能够体现中国人人格的巨大分裂：他们口头上和在文章里几乎是一致地对金钱进行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其实在私下里却对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充满了艳羡之情。（余杰《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我不敢说，当今世道，笑贫不笑娼。但，在我们非议刘大为的同时，又有几人不羡慕他的风光呢？
无庸置疑，艺术与金钱，艺术与官僚的暧昧让我们无法回避地看到文化精神关怀濒临破灭，市场像撒旦一样很酷地告诉我们理想与信念的欺世与虚假，世风日“上”，世态炎凉，腐败猖獗，婊子傍了大款，搞掂大官，你敢说她不是贵夫人？

陈逸飞：另一条路
对陈逸飞的印象更多的来自关于画展上请来了乐队以及“逸飞时装”与《海上旧梦》的话题。陈的《浔阳遗韵》被大量复制（印刷）悬挂在大大小小的酒店、餐厅甚至KTV小间里。这让我想起那些年，齐白石的虾米，徐悲鸿的奔马到处可见在毛巾、脸盆、痰盂，在人们生活的时时刻刻每个角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民的艺术家”。陈逸飞与人民无关、与艺术无关。他的怀旧情调最多激发了小资们的小资情怀。不咸不淡让小资们怎能不爱。
陈逸飞作为商业性成功的典范正反映艺术市场的趣味中颇为畸形的一面。他反复地强调凡·高的成功与商业目的有关，认为凡·高是运气不佳，其实他也要商业的，凡·高的献身艺术是艺商们造出来的神话等等。以此说明自己的商业倾向无妨艺术价值的存在。叫人哭笑不得。陈逸飞以为在他的画前扯上“文化”二字，便随着就文化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腐朽、堕落的层面上大做文章，向小资或洋人贱卖，与三十年代上海滩大世界里的舞女频频抛出的媚笑一个模样。
再，有“专业人士”指责陈的作品中那吹箫的女子捂错了地方，陈真的就当了回事，竟说要将那画儿“借回”改一改，如此“售后服务”，陈先生可谓开了先河。

范曾：聪明反被聪明误
记得范曾说过他是大文人范仲淹的某某代子孙，具体多少代还有待考证或由其本人说明。这是他的聪明处，大的。再说小的，比如，他可以随便拣出如范曾的范和狗屁的屁这二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扯成对联一幅，这样的“奇技淫巧”直叫那些热衷于传统文化皮毛耳食的人迷信得五体投地。
依范先生的秉性终究一介书生，政治游戏岂可以作作联语那般玩玩，满怀热枕追随大潮，结果弄得进退两难。
范曾现象再次证实当代中国文化的变异。
再说范曾的画，值钱。于是，有人说值钱的就是好的，而且大有人在。我要说范曾的人物画不过是涂了色放大的小人书图儿，肯定遭人白眼。看谁值钱说谁好，拿着耳朵当眼睛使，上当的是那些买家。说不定哪天成了“垃圾股”。此一时彼一时，时间较之艺术实在残酷得很！当年京城画行里的抢手货如今早被冷落在“三流”行货堆中。我不怕你又笑话我眼红。不过话又说回来，范先生赚的是那些官倒、资本家、暴发户和贪官的钱，不赚白不赚。至于那座盖在日本的艺术馆不过是洋人抛了一次媚眼罢了。

青铜时代

尖酸刻薄,却也痛快淋漓
一家之言,却也值得一读

黑白先生

是很值得一读,的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