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陈寅恪

刘墨

陈寅恪的世家情结
                         刘墨
近来读书，颇重学人出身，因为出身不同，所关怀之问题亦不同，这大概也是“知人论世”之意。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经认为梁启超不理解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就是因为梁氏出身寒素的原因。
所以有如此认知，盖因陈寅恪出身名门之后，祖父陈宝箴（右铭）父陈三立（散原）是晚清新政中的重要人物，陈宝箴出任湘抚，一开近代湖南新风；陈三立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系诗界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氏一家在晚清迄民初的政坛、学坛享有清誉，陈寅恪深以此为自豪。此处可以参阅陈寅恪自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收入《寒柳堂集》（有上海古籍版和三联书店新版）。
牟宗三说在陈寅恪的身上有“公子气”，胡适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其实都不如说他有“世家子”（李提摩太语）情结更为合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言：“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三联书店版，963页）也可以理解陈寅恪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注重于世家及门第的原因之一。
    他在现实生活中更是如此。将陈寅恪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与这些名宦文士之后所交游者一一列举出来，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他的世家情结来了。所以陈氏史著注重出身、讲求渊源，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陈氏所寄托遥深的史家情怀。
    陈寅恪之母、陈三立之继室俞夫人，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俞寿丞之子俞大维的夫人是陈寅恪的胞妹。共和国建立后，陈寅恪还与曾国藩裔孙曾昭燏诗歌唱和，颇有交往。
    文廷式与陈三立同举江西乡试，陈寅恪曾为文氏《云起轩诗集》赋诗，其中有句谓“此意追思一泫然。”
    瞿子玖系晚清重臣，辛亥以后为“遗老”，其裔孙瞿兑之精熟晚清掌故，陈与瞿诗歌往还，颇为相值。
    蔡锷与杨树达是陈宝箴主湘政时时务学堂的高材生，陈曾任蔡的秘书，而与杨树达的交情则终生以之。
    还有陈夫人唐筼系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陈第一次到唐筼处首先注意到挂在墙壁上落款为“南注生”（“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号）的条幅，曾经数次拒绝父亲提婚而与同为巡抚之后的唐筼结婚，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已。另外还有一点未见有人提及，唐景崧晚岁注《新唐书》，未成，有见之者谓“天文”、“律历”两志最详且精，列传全缺。唐氏卒后，稿存其侄焕章处，焕章挟以为利，条陈粤西当局，请拨巨款开局聘员，从事修补，当道置之不理。不久焕章辞世，争议纷起，最后定由唐氏家属以及戚属余、陈二家共同保管。作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作者伦明对这一举动深感困惑：“未悉其意居何？以言藏也，曷不付之商务馆耶？”唐筼不能不知此事，陈氏后来治唐史，也似乎没有提过这件事。
今人多从学术上看陈寅恪，从生活上看陈氏者不多，其实生活中的陈寅恪之真性情，也应是史家所探究的领域之一。《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可见学术在陈氏心中是与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经商与作官则不在此例。
陈寅恪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他清高得可以不花钱，恰恰相反，他身上的贵胄公子气却需要极好的物质条件。三联书店新版《陈寅恪集·书信集》有陈氏“无钱不要”（第112页）一语，因为他说得极明白的是：“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第92页），他甚至还曾打算过“请某公补助”（当指蒋介石，第112页），因为也是贫病交加之际为了既不破坏规则，又能尽快取得资助的不得已之举。陈寅恪在《书信集》里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虽为好利”等等，也应作如此解，更详细的解释应在致傅斯年信中寻找。他这样写道：“弟近日似略有进步，但全待营养如何而决定。营养之有无又以金钱之多寡为决定，弟此生残废与否，惟在此时期之经济状况，所以急急于争利者，无钱不要，直欲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寔非得已，区区之意，谅兄诸亲友能见谅也。”（第112页）似可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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