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墨学术新论]胡适与清代学术

唐朝轶

                          胡适与清代学术
                                                               刘墨※
内容提要  从建立现代学术这一先定目标出发来重新发现和阐释清代学术思史，试图从中找出与现代化的基本诉求相合的科学意识与科学方法，胡适从目的、思路、阐释以及到材料的选择，无不与此大有关系。胡适所以把清代汉学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相提并论，是因为他要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现代学术的新机运，从中开出科学方法，以解决现代学术里面的知识与科学的问题。
关键词  清代学术  科学方法  考证
胡适曾在口述自传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于1916年写的《论训诂之学》，是约翰浦斯洛(John P. Posl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十一版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一文的节译。他还说，他于191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所用的方法和主要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这些话似乎都可以证明胡适受到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并不很深。他对北宋的批判方法和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采取一定的赞赏态度，也不过是由于他发现它们和他信守的西方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有契合之处。综合胡适一生的学术论述，似乎很少对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与特点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坚持认为西方的方法“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并认为作为清人治学成绩的两部《皇清经解》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胡适大倡科学精神及其方法，他认定科学方法主要有五点：1、特殊的，问题的，不儱侗的；2、疑问的，研究的，不盲从的；3、假设的、不武断的；4、试验的，不顽固的；5、实行的，不是“戏论”的。为此，胡适还特别将瑞典学者高本汉所取得的音韵学成就与乾嘉学者做比较。胡适认为，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的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因此他用几年的时间，就推倒了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在此认识基础之上，胡适虽然承认了清代学术有三大成就（整理古籍、训诂、考古），但也指责它的三大缺点：一是清人大都摆脱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见，所以研究的范围大受限制；一是清人除了用经书、史书、子书作训诂和音韵的比较研究外，就再没有其他参考比较的材；一是清代学者太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
尽管如此，实情却并不全像胡适自己所说。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注八中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唐氏又在口述自传第六章注二说：“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虽然唐氏十分确定的看法与胡适本人的见解恰好相反，但学界中人也多以唐氏的眼光来看胡适——胡适对考据有特殊的兴趣，其学术著述也以考据见长，以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年轻的胡适也算到考据学的阵营中去，称他“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梁启超所以说胡适有乾嘉学术式的“正统派遗风”，在于梁启超认定乾嘉朴学一派的学者尽量裁抑主观，主张“虚己”，“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凡立一义，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综观胡适一生，他固然是新学术的先驱者，然而其一生的学术主题，除白话文学方面的研究之外，都不同程度地承续于清学。1910年夏，胡适为了通过留美考试闭门读书两个月，此间他听从杨景苏（志洵）的指点而苦读《十三经注疏》。从此之后，他又陆续研读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章太炎等人的书，意识到“以经说经”之法，必得小学之助，大概从此也不敢以臆测之见论文著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乌德瑞（Frederick. J. Woodbridge）修“历史哲学”，从中意识到如何利用“高级批判学”去清查古代文献中的伪托和篡改的重要性，期终结业时，他提交的作业竟是一篇论述清代校勘学、训诂学和考据学的文章，他把考据译为“有证据的探讨”，正可形容他一生的努力。
胡适在为恒慕义（A.W. Hummel）所作《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序中曾经这样说过：
从惠栋、钱大昕、纪昀、朱筠、戴震、邵晋涵、章学诚、王念孙、崔述及其他同时代人的传记，他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学术运动，这就是大体上但不十分精确地称之为汉学的运动。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语言文字学与历史研究的学术复兴时代。它是在一种新型的完善的批判的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兴起来的，这一方法的滥觞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与阎若璩。最后，从阮元、徐松、张穆、魏源、陈澧、曾国藩、郭嵩焘、王韬、谭嗣同、康有为以及他们在19世纪的同时代人的传记中提示出学术复兴的第三个亦即最后阶段的情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遇到了西方殖民帝国与军国日本，第一次遭到失败与屈辱。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社会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的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
胡适的这段提示，对于认清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新学术的来源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从他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正可以看出胡适对清代学人的兴趣之所在。
深有意味的是，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第六章的一个脚注中称：“治近代学术史的人，每把胡适列入古文家。胡先生向我说，他绝不承认这顶帽子。”胡适当然会对人们的这种看法感觉恼火，因为他认为自己搞的是科学方法，而“马融、郑玄懂得什么科学？”胡适不止一次宣称：“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
从1916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直到1960年的《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统计约在百万言以上--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方法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并使学术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努力的问学途径，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期，科学这一概念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者都应当在严格而确凿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寻求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与内在规律。当时凡是受过西学熏陶或接触过西学的人，都力求以他们所理解的“科学”这一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来研究学术问题。胡适借用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考据学中发掘出科学的意义，使其摆脱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且脱去遗老守旧之气而融入近现代的主流学术，恰是胡适一生学术志业的画龙点晴之笔。
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曾称胡适家学渊源，为绩溪胡氏(胡培翚)之后。尚未在学术界站稳脚跟的胡适默认了这一说法，只是后来才加以更正。不过，胡适并没有否认他少时在家乡亲友熏陶下，也确实受到他后来在口述自传中所说的“我国十九世纪一些高等学府的治学精神”的影响，这是指由当时龙门书院山长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和南菁书院山长名儒黄以周等所传播的学术空气。所以尽管是新式学人的开山祖师，胡适在某些方面却更近于清代的汉学家风。例如在1914年，胡适读章太炎的《诸子学说略》，曾经感觉非常诧异。觉得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其原因在于胡适正是以经师文字训诂来看章氏的义理文字。其实这并不说明章氏不守经师家法，而恰好说明胡适的眼光还是颇为正统的汉学。后来胡适与章太炎治经与治诸子之争，其渊源也应追溯至此。
胡适所以能将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思想加以综合运用，究其原因，是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一方面主修实验主义哲学，一方面留心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并试图比较与融合中西考据学方法的结果。在康奈尔大学，他特意选修了包括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课程在内的“历史的辅助学科”，翻阅《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版本学”的条目。这里有《胡适口述自传》为证：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对于胡适来说，“科学”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而欲整理国故问题，实验主义并未提供足够的方法，而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与方法，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起点──对于他来说，清代朴学所以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它包含了五个方面：一，文字学（philology），研究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二，训诂学，它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三，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的真伪、古书文字的错误；四，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它是考定古书的真为、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显然，胡适不管在西学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只要将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稍微加以变化，就可以成为他心目中的“科学方法”。   
为此，胡适对清代学术相当尊重，曾特别称道顾亭林、钱大昕、戴震、阎百诗、高邮王氏父子等的考据训诂之学，他对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也颇感惊异。正是在一点上，他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称道不已。最明显的事例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仅两个月就再版，胡适怀着兴奋的心情对有助于此书写成的学者表示了感谢之情：“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二王是乾嘉时期最重要的训诂与音韵的代表学者，俞樾与孙诒让虽以子学名家，但在治学途径上却与二王基本无异，都严格恪守乾嘉学术的范式。于是，仅在1919年，他先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力赞清代学术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继而在《论国故学》中认定清儒的考据“暗合科学的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强调汉学家“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故其方法有“科学的价值”——无不皎然可见胡适从推崇科学方法向推崇清代考据学的转变。而胡适的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更导致本来学习哲学的胡适在研究倾向上有了明显的史学性格。
1920年至1921年，来自日本的诸桥辙次访问胡适，笔谈中除称赞胡适赠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请教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研究的参考书外，还提出了两大问题：其一，宋代自由思想郁兴，学术发达的主因为何？其二，“近年敝国人之研究经学者，多以欧米哲学研究法为基，条分缕析，虽极致巧，遂莫补于穿凿。弟私以为东洋经术、西洋哲学既不一，其起原体系研究之方法Method，亦宜有殊途。然而弟至今未得其方法，又未闻有讲其方法者。请问高见如何？”对于前者，胡适认为是因印度思想的输入融化，而对于后者，胡适显然更感兴趣，因此回答说：“鄙意清代经学大师治经方法最精密。若能以清代汉学家之精密方法，加以近代哲学与科学的眼光与识力，定可有所成就。”同时，胡适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及他所写的《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一文作为参考文献推荐给诸桥。通过这段对话，可以发现胡适虽说世上的一切学问皆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然而这种方法在实际上仍然是“清代汉学家”的方法，近代的哲学与科学实际上只是为他提供了一种“眼光”与“识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成果，胡适展开整理国故的工作也是不可想象的。
胡适在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麻吕谈话时说，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汪中的影响则是“以史治经”。胡适对崔述的刻意阐发，对于新史学的建立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出于解放思想的需要，他将崔述称为“科学的古史家”。1923年作《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首次全面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步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再加上他的学生顾颉刚对崔述的表彰，一同促进了现代学术中“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1930年2月底至6月初，顾颉刚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刊于《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胡适在本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批评说：“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实际上，胡适也曾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此说只是表明他不再固执前见而已。比如1919年11月到1920年间，胡适与廖仲恺、胡汉民、季融五、朱执信等展开“井田辨”，在上古史料运用中涉及到经学今古文问题，胡适虽然称“我对于‘今文’、‘古文’之争，向来不专主一家”，但他认为《周礼》是伪书，固不可信，“汉代是一个造假书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刘歆造假书”等等以致怀疑井田制的存在，甚至否定了自己在留学期间所持的《周礼》为战国时书的见解而归之于刘歆的伪造，也彰然可见康有为以及崔适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一直很重视对经学今古文问题的研究，1921年7月1日他指导顾颉刚搜罗整理辨伪之作要注意《尚书》的公案，尤其要注意“今古文公案”之类“更大的问题”。192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顾颉刚：“关于古史，最重要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同时也为他拓宽思路、指点门径，意在使他超越今古文的纷争。胡适对于今文经学的兴趣还体现于1925年四五月间请钱玄同为他开《今文家书目》（即“晚清今文学底书单子”），直到1928年钱穆写信给胡适还提到：“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
《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在知识谱系上一脉相承，此一点别人看不出来，章太炎却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写给柳诒徵的信中说胡适此书中隐含的“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的确，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胡适解释含混不清的上古史的最重要理论基础，《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怀疑的经书或子书也多用“托古改制”之说以解之。尽管胡适曾经感谢章太炎的学说对他的启示，然而章太炎却毫不客气，当年他骂康有为“剽窃”廖平之说，如今又说胡适“窃”康有为之“唾余”，盖有深意存焉：“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章太炎的说法虽然不免有过激之嫌，然而就点出从康有为到胡适即疑古思想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而言，却是极具眼力。
在此前后，胡适对清代学术的兴趣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不止关注一些历史性的事实之考辨，而且力求从中发现更为普遍的意义。胡适先后为清代学术史上两个最著名的人物戴震和章学诚分别撰写了专著，声称他们二人的贡献在于：“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而不可谈义理；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种举动。”以清学为研究中心，胡适对近世哲学也曾有过系统的研究计划，后来虽未完整成书，却也留下了《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1923）、《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1924）、《戴东原的哲学》（1925）、《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等一组很有份量的论著。面对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与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之争，胡适曾刻意表明，戴震乃是从“朱学出来”，知道“致知穷理是纯粹理智主义的态度，哲学若要彻底做到这种态度，应该把中古遗留下来的种种半宗教、半玄学的观念，都扫除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大胆控告”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走上了“理智主义的一条大路”，这实在也是胡适对自己的智识主义的渊源之寄托与发挥。
胡适在科学方法这一角度上重组清代学术史的知识谱系，难免有添写、修改和擦拭的痕迹，然而从建立现代学术这一先定目标出发来重新发现和阐释清代学术思想史，试图从传统学术史中找出与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即合乎于科学意识与科学方法，胡适从目的、思路、阐释以及到材料的选择，无不与此大有关系。
对于胡适来说，他所以把清代汉学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相提并论，是因为他要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现代学术的新机运，从中开出科学方法的精神，以解决现代性中知识与科学的问题。这个动机虽然使胡适未免有抹杀传统学术经验论与现代学术科学精神差别之嫌，然而他的用心所在，却甚是值得同情。（2003-11-20）

薛在银

观点明确，学术性强，值得鄙人学习。

刘墨

陈寅恪的世家情结
                         刘墨
近来读书，颇重学人出身，因为出身不同，所关怀之问题亦不同，这大概也是“知人论世”之意。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经认为梁启超不理解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就是因为梁氏出身寒素的原因。
所以有如此认知，盖因陈寅恪出身名门之后，祖父陈宝箴（右铭）父陈三立（散原）是晚清新政中的重要人物，陈宝箴出任湘抚，一开近代湖南新风；陈三立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系诗界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氏一家在晚清迄民初的政坛、学坛享有清誉，陈寅恪深以此为自豪。此处可以参阅陈寅恪自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收入《寒柳堂集》（有上海古籍版和三联书店新版）。
牟宗三说在陈寅恪的身上有“公子气”，胡适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其实都不如说他有“世家子”（李提摩太语）情结更为合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言：“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三联书店版，963页）也可以理解陈寅恪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注重于世家及门第的原因之一。
    他在现实生活中更是如此。将陈寅恪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与这些名宦文士之后所交游者一一列举出来，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他的世家情结来了。所以陈氏史著注重出身、讲求渊源，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陈氏所寄托遥深的史家情怀。
    陈寅恪之母、陈三立之继室俞夫人，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俞寿丞之子俞大维的夫人是陈寅恪的胞妹。共和国建立后，陈寅恪还与曾国藩裔孙曾昭燏诗歌唱和，颇有交往。
    文廷式与陈三立同举江西乡试，陈寅恪曾为文氏《云起轩诗集》赋诗，其中有句谓“此意追思一泫然。”
    瞿子玖系晚清重臣，辛亥以后为“遗老”，其裔孙瞿兑之精熟晚清掌故，陈与瞿诗歌往还，颇为相值。
    蔡锷与杨树达是陈宝箴主湘政时时务学堂的高材生，陈曾任蔡的秘书，而与杨树达的交情则终生以之。
    还有陈夫人唐筼系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陈第一次到唐筼处首先注意到挂在墙壁上落款为“南注生”（“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号）的条幅，曾经数次拒绝父亲提婚而与同为巡抚之后的唐筼结婚，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已。另外还有一点未见有人提及，唐景崧晚岁注《新唐书》，未成，有见之者谓“天文”、“律历”两志最详且精，列传全缺。唐氏卒后，稿存其侄焕章处，焕章挟以为利，条陈粤西当局，请拨巨款开局聘员，从事修补，当道置之不理。不久焕章辞世，争议纷起，最后定由唐氏家属以及戚属余、陈二家共同保管。作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作者伦明对这一举动深感困惑：“未悉其意居何？以言藏也，曷不付之商务馆耶？”唐筼不能不知此事，陈氏后来治唐史，也似乎没有提过这件事。
今人多从学术上看陈寅恪，从生活上看陈氏者不多，其实生活中的陈寅恪之真性情，也应是史家所探究的领域之一。《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可见学术在陈氏心中是与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经商与作官则不在此例。
陈寅恪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他清高得可以不花钱，恰恰相反，他身上的贵胄公子气却需要极好的物质条件。三联书店新版《陈寅恪集·书信集》有陈氏“无钱不要”（第112页）一语，因为他说得极明白的是：“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第92页），他甚至还曾打算过“请某公补助”（当指蒋介石，第112页），因为也是贫病交加之际为了既不破坏规则，又能尽快取得资助的不得已之举。陈寅恪在《书信集》里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虽为好利”等等，也应作如此解，更详细的解释应在致傅斯年信中寻找。他这样写道：“弟近日似略有进步，但全待营养如何而决定。营养之有无又以金钱之多寡为决定，弟此生残废与否，惟在此时期之经济状况，所以急急于争利者，无钱不要，直欲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寔非得已，区区之意，谅兄诸亲友能见谅也。”（第112页）似可作证。

郭燕平

欢迎刘墨先生阅读、证伪、批判郭燕平的《书法哲学&书法学哲学·书法学学科分类学简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