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硕：敬畏自然，向生命说“是”

王子庸

                                  于硕：敬畏自然，向生命说“是”

王子庸

　　科学凌驾自然，技术僭越科学的恶果，是我们的存在变成缄默的集体，冷漠的人群。
　　放眼望去，曾被当成征服对象的自然正在愤怒反抗，悲怆地用滚过大地之躯的各种灾难提醒我们它依然存在，生命有赖于它。
　　我们渴望生命激情的天然率真，贴近自然……生态精神是跨文化的，它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世界的重心正从社会转向自然”。

　　“自然问题”是21世纪的“世纪问题”，21世纪人将以“还自然之魅”为己任。人类曾在科学进步的亢奋中，背叛自然，“征服”自然，直到将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死的机械的自然。如此继续下去，人类将失去养育我们的自然“乐园”。法国思想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他的著作《还自然之魅》(庄晨燕、邱寅晨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如果人类不再有能力反抗自身的贪欲、专权和麻木，那么就只能听由自然革命来替天行道。
　　灾难：自然冤魂　愤怒的反抗
　　20世纪，人类在战争、扩张、发展中狂奔、追逐，只是在人为划出的“世纪之交”才歇一下脚。放眼望去，发现被当成征服对象的自然正在愤怒反抗，悲怆地用滚过大地之躯的各种灾难提醒我们它依然存在，生命有赖于它。
　　如果人类不再有能力反抗自身的贪欲、专权和麻木，那么就只能听由自然革命来替天行道。只是再次现身的自然，伤痕累累，更像重返人间的冤魂。而不肯退出舞台的，是那个打败了自然但却灵魂空虚的机械世纪，是一个超自然的，但却从上帝独断到理性专制的千年。自然的废墟上，各种延迟爆发的威胁正在急剧变成现实：近日造成十多万人死亡的印度洋地震海啸，核污染和食品致病，资源的匮乏和无节制的开发，大气失衡中的酷暑，生态失衡下的瘟疫(禽流感、“非典”、艾滋病)，生命优生情结造成的疯牛、克隆人……
　　“自然问题”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以后被重新提出的，克隆人的准出现进一步引起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危机感。“自然”，当一字一板地把它念出，是的，人是否应当生而如是，自在天然？什么时候，自然问题会成为人们日常思考的主题，成为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类都共同关注的“唯一的问题”呢？生态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是跨文化的，它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世界的重心正从社会转向自然”。
　　科学宗教将传统智慧视为谎言、迷信、荒诞不经、似是而非，只留下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
　　变质：科学凌驾自然　技术僭越科学
　　近代认识论可概括为两条线索，即科学的机械哲学和浪漫的自然哲学。机械哲学希望将自然的一切力量，包括万有引力，都归结为机械力量。自然哲学则希望将各种现象和非机械力量统一到一个有机整体中。机械哲学试图复兴希腊原子论和几何学派的理论，自然哲学则要复兴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万物生息相通的无限本原观。机械哲学的先驱是伽利略，衣钵继承者是牛顿；浪漫哲学的先驱是斯宾诺莎，后起之秀中有歌德和谢林。今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需仰视而观之的科学泰斗伽利略却否认色香味的客观性，而伟大的力学和数学巨擘牛顿竟将视觉排除在科学之外。歌德针对牛顿的缺欠，提出了“视觉世界”理论。他当时就批评指出，在思想与感觉分离的原则作用下，自然和人类都丧失了本性。“现代物理学最严重的弊病是实验与人完全脱离，人们只承认人造仪器所展现出的自然，并声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限定和说明其效应”。稍后谢林将自然纳入自身发展的自在过程，将精神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这些机械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统统融入“世界永恒的灵魂中”。
　　那么，智性的科学何以走向工具性的机械主义？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与哲学相近的科学的任务曾经是发现自然的奥秘，对自然作出解释。科学在探索真理的同时，曾与宗教和世俗权力作过不懈的斗争，因此它同时也承担着解放自由的使命。然而，进步主义的19世纪改变了科学，在经历了一段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之后，科学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从小写的科学走向大写的科学，摇身变成了现代宗教。像创世的上帝工作到了第七天，号角齐鸣，开始休息。而代行其职守的是技术，二者之间的角色发生了逆转：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以过度或缺省的方式主宰并塑造我们的世界。科学不再探索自然的奥秘，也不再与自然合作。宗教曾经要求放弃理性，从而确定信仰比真理更真实。我们的科学宗教显得更加霸道，它要求理性牺牲世代相传的鲜活知识，将传统智慧视为谎言、迷信、荒诞不经、似是而非，只留下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
　　科学的口头禅是“支配”、“征服”，让自然像战败国一样屈从或干脆被消灭。支配需要建立一种秩序，而征服则是废除已建立了的秩序。科学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将自然花了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东西化为乌有，而类似的巨大浪费一直是大部分现代科学“奇迹”的基础。我们已习惯于对一切与自然相关的事物——自然人、自然物种、自然资源使用暴力。大量的发明创造以接近光的频率和速度诞生，在学校课堂、科学家传记、历史课本、学术演讲，乃至电视节目、报刊文章中，人们都在因某发明或某理论的诞生而欢欣鼓舞。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用科学技术来取代自然，或者说“将自然技术化”。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学会了对自然的冷漠、蔑视或恐惧，自然就这样被解除其巫魅。然而，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人类虽然赢得了几次战役，但却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
　　在去魅世界中，现代性的偏执将事实与价值推向绝对二分的极致。工具理性就此将精神性的一切价值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领域排除出去，并成功地用可计算的手段取代了不可量化的目的和伦理。自然问题就这样被简化为环境问题，通过某种技术将其分割并以各种物理概念来命名，譬如说臭氧层、酸雨或白色垃圾。我们都知道，直到不久之前情况还是如此：否定目的、方法万能的机械理性凌驾于一切之上。计算指数的进步主义，比如国民收入总值一类，就像一架悬梯，每个现代社会都顺着它往上爬。而进步主义是一部只升不降的悬梯，全自动，无人驾驶，盲目向上，人们既不知如何走出去，也不知它会停在哪里。我们都在现实的威胁下，但却还在不断地追求进步。进步的宿命论和计算的非理性正在为各种形式的毁灭创造条件，使所有毁灭的方法都变得正当，让人们欣然地去接受，直到超过限度的增长把我们彻底压垮。
　　过去的人在自然之中拥有一种目的，并且从自然那里继承了人类的天性，所以人能将目的拟人化，要么将人的能力和天性归结于神，受制于神；要么认为自然与人类一样，对人的目的进行判断，然后决定支持或反对。而今天，机械科学使人丧失了目的，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对与错之于他不再具有判断意义。人们以非个人化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再考虑我们自身的命运，不再关注问题解决的意义本身。我们的存在变成缄默的集体，冷漠的人群。
　　最后，科学的变质还体现在它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僭权。过去大家都认为，科学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社会手中，比如先有了直流电和磁性的发明，然后才有在民用或军事工业中的运用。如今，社会提出建议，决定权到了科学手里。科学不仅凌驾于公民之上，也远离了公开的辩论。科学与人类之间距离的拉大使热爱变成了恐惧。
　　突然之间生活中有了许多新感觉：居然有树林，树林生命般地葱郁而非理论似地灰暗，鸟儿正在歌唱，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形体。
　　生态政治：还自然之魅的钥匙
　　自然问题重新出现的背景，是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出现了危机。生态运动打破了社会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超越了机械理性的禁忌，重新赋予自然情感和自然理念以合法性。
　　(一)自然与自然主义意识
　　自然是我们的感觉和思维直接可以触及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水草花虫，山川河海，是人类生息劳作的地球家园。四季更迭，日以继夜，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自然。自然原本是一种朦胧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和联接宇宙神灵的巫术法器、咒语祷告、天人感应、信仰体系，以此表达爱恋与仇恨、恐惧与渴望。巫魅的象征符号，甚至使巫魅的自然产生人们日常中难以遇见的奇迹。
　　因而，人类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不无惋惜地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割断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这一过程表现为：
　　1.无属地化。人类群体在脱离居所和生产的同时，在世界各地散播并重组，陷入一种连续的反复，失去了与地球的接触，也失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为麻袋里相互挤压却毫无关系的土豆。
　　2.标准化。凭借完美主义者典型的无所顾忌和狂热精神，人类为自己建立起一种生命的典型或者所谓完美的标准，个体或群体再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只能或者必须实现这种被视作更好或者更高的标准。工具标准化，消费标准化，市场标准化，战争标准化……
　　3.超大化。如果说我们倾向于从产值、人口或资源的数量关系上来讨论自然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在拜物的语言中将具体的现象转化成空洞的抽象。个人消失在超巨型的都市并被迫抛弃自己的特性。机器人技术掩盖了超大化的事实。人们通过电脑传送最大量的信息，并将其传到最远的距离。结果却离开了周围有名有姓的个体和群体，陌生独处，甚至不复存在。
　　相对这一情况，自然主义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反应性自然主义：太阳，蓝天，树木，鲜花，动物，在大地上运动着的和在天空中飞翔着的一切，包括“自然”这个词，归属自然的想法，对每一个人既是一个发现，又是对一种熟悉体验的重新认识。
　　2.批判性自然主义：由消极反应变成积极对应，思考变革的可能和方向，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但是它真正批判的对象是世界的去魅，韦伯所说的“从巫魅自然向理性经济的过渡”。
　　3.积极性自然主义：目的在于彻底解放自然，将社会中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人是自然中积极的行动者，自然是人创意的宝库。积极自然主义需要持续的政治激情，以公开动员民众，与他们一起进行思考，倡导一种历史自然观。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主张科技研究等方面的决策应取决于一种自然的选择。
　　(二)自然政治与“生态人”向“经济人”的挑战
　　针对积极的自然主义意识，可选择相应的自然政治。
　　这里的“政治”一词，带有原初希腊文(politikos)的含义，指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它是当今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自然政治不是“保护”而是“选择自然”，选择我们的行动所期待的历史的自然。它是一个诗化的政治运动，因为行动者参与的是一项极为宏大的事业，对世界没有诗的梦想的人也无法改造世界。这一在西方社会兴起的运动改变着许多人的观念和实践，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感觉开始恢复敏锐，重新关注这个我们身在其中却熟视无睹的自然世界。灰色逐渐褪去，色彩重新斑斓。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循规蹈矩，而是更接近自然，更具野性。
　　自然政治即“选择自然”旨在达到均衡、组合、扎根：均衡符合变化的需要，在改变层次的同时也要改变关系和结构；组合的工作就是将分离的事物联合起来，开展创造；扎根则是从人的现有基础和独特智慧出发，重建他与大地的联系。
　　这些年来，经济的优势之所以获得了一种严肃的表象，是因为虚构的“经济人”从定义上就是自私的，“理性地”精于计算，乏味冷漠，唯一的激情就是追求财富。与之相对的是“生态人”，明确关注所有的存在物，他的第一要务是保证在其居住地永久地生活下去，从而将自己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世代相传。他需要在生命现象的连续体中感觉和行动，这意味着轮替和节奏。所以，在自然政治里，“生态人”必然向“经济人”挑战。
　　自然政治必然反对战争，反对集权，呼吁拯救物种，反对社会和经济连环危机，反对各国间的不平等，反对压迫，反对种族主义。
　　(三)自然实践与生活的野性化
　　在西方，如果说“社会实验”来自心理学家的职业习惯，生态运动的自然实践则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是尝试新的生活方式：骑自行车、参加反核游行、使用太阳能接收板、制作山羊奶酪、撰写专著等等，这些都是走向自然的替代方案。失忆的社会被唤醒了，它重新记起了自然。突然之间生活中有了许多新感觉：居然有树林，树林生命般地葱郁而非理论似地灰暗，鸟儿正在歌唱，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形体。生态运动的先驱们可以这样说：误解并不一定与文化有关，而可能是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不到位。如同我们所知，音乐、色彩的共鸣是“自然的”。生态主义者趋向于一切热烈、直接、崭新和简单的事物。
　　生活的野性化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实践，它意味着生命激情的天然率真，贴近自然。
　　为了解放超大化整体中的原子个人，我们可以改变规定的社会路径、单调的交流，而让个人在具体的小环境中体验生活兴趣，感受确实的喜悦，建立联盟，结束身体的飘移不定。例如，重新创造家庭，使其成为可以持久生存的共同体。
　　生活的野性化意味着打破构想社会和体验社会之间的界限，努力将共同的激情与概念的抽象联结起来，将集体生活和语言中的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联系起来。人的本质在于交流蓬勃的激情、更好地拥有激情，从而克服巨大的恐惧，完成宏大的事业。激情是积极生活的核心，所以我们应接受它，召唤它。
　　生活的野性化需要社区时间来激励。这个社区时间在现代化中遭遇到不幸。这段时间处于个人生活和工作之间，许多人已不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因此变成一块撂荒地。与节假日时间不同，社区时间指的是一个生活区域内的各种交往，大家一起参加活动，构成了社会交往体系。其实，任何社会都需要某些“浪费”来共同庆祝一些事件，度过时间的一些节点“阈限”。社区时间、节日庆典是非常宝贵的浪费。
　　最后，生活的野性化需要艺术的创意和想象。让建筑师设计某种居住形状，改变我们的空间生活；让雕塑家赋予材料以生命，改变我们的目光；让画家创造无数色彩和意象，激发我们的感受力；让音乐家将世界的声音谱写成曲，引动我们身心的共鸣。艺术中贯穿了我们对野性生活的追寻。但我们必须注意，驯化的、文化主义的艺术和科学不同于野性的、自然主义的艺术和科学。
　　人的自然将人类统合为一，构成我们的共同关切和普遍人性。我们要做的是，肩撑自然，如同携老扶幼，在一种生态政治的指导下，共建我们人类的“自然人本主义的祖国”。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计划顾问、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拉尔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人类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