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觉照：关于用《止战疏》代替《出师表》的建议信

王子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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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战疏》打败《出师表》
                   ——关于用《止战疏》代替《出师表》的建议信

教育部教材司：
    多年来，诸葛亮的《出师表》一直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作为范文让学生学习。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应将其撤出，以华歆《止战疏》代之。
    公元227年，即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奏请刘禅要求北伐，给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出师表》。公元230年，即魏太和四年，因大将军曹真欲南伐蜀汉，司徒华歆奏请曹睿息兵止战（姑称《止战疏》）。可惜的是，这份字字玑珠的奏章被尘封了一千七百多年而鲜为人知。如能抛开感情的好恶，当不难辨其优劣。

关于对战争的认识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终极手段，内战是阶级或军事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终极手段；政治斗争发源于利益矛盾与冲突，同一阶级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争夺对广大民众的统治权和剥削权；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既已形成，民众就被绑在两架敌对的战车上成为牺牲品。正因为如此，战争自古被视为凶器、危器或险器。之所以不被完全否定，因为这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虽不能贸然轻启，也不能断然弃置。
    在《止战疏》中，华歆认为:“战争是在不得已时才发动的，不可以轻启战端，要等待时机的成熟。”（原文为：“夫兵，不得已而为之，故戢而时动。”）戢是收藏、收殓、止息不用，时是偶尔。华歆深谙战争的习性特点，认识到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满足民众愿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国鼎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背景下，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自曹丕、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后，虽国有大小贫富强弱之分，然分裂局面已经形成，战局也相对地稳定下来，这同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已很不一样，即令是拥有中国整个富饶的北方区域，有近五倍于西蜀人口的曹魏，一时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华歆才有“戢而时动”的主张。
    诸葛亮不同。《出师表》对战争的两面性缺乏认识，对魏蜀双方力量悬殊缺乏了解，对民众厌战苦战希望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缺乏体察，惟因刘备曾“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所以要报恩于刘禅。在这里，诸葛亮置西蜀九十四万民众(已少得可怜)利益于不顾，视刘氏集团的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利益，并以发动战争北伐中原作为回报，不仅表现了愚忠，而且无自知之明！
    相比较，《止战疏》通达明晓，《出师表》愚昧癫狂。
用什么赢得战争胜利？
    一场战争的胜负，说到底，是国力民心的较量。
   《止战疏》中，华歆认识到三国鼎立局面业已形成，弱小者虽然进攻无力，但退守尚可自保的局势，极力主张积蓄国力，收揽民心，希望曹睿恤民情做个明君，并提出了明君的具体目标：“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治二王之业。”即以周成王、周康王作为榜样，先治理好曹操、曹丕留下的基业，成就一个太平盛世。同时提出了当前任务，亦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在这里，华歆提出了明君的目标，提出了政府的任务。二者虽然有差别，其实质完全一致，即无论是战争时期抑或是和平时期，政府都要把发展经济、解决民众的衣食作为当务之急。因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了民众，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统治者，以至于皇帝！它强烈地反映了华歆民本思想和止戈为武的战争观。
    《出师表》将目标确定为“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确定的目标有三个错误。其一，兴复汉室已成为虚妄，继公元220年曹丕称帝，221年刘备称帝，222年孙权称帝后，汉室已不复存在，失去君主宝座的汉献帝刘协，已做了曹魏的山阳公。西蜀刘氏虽然还自称汉室，但是此汉非彼汉，除了一块旧招牌未更换之外，不为蜀地之外所有人认可。刘禅虽无能之极，也不会让出江山给刘协。诸葛亮谙熟经、史、子、集，对夏商周秦汉兴起、衰落和灭亡的历史了然于胸，亦能领悟到新兴力量替代腐朽王朝的必然规律，制定《隆中对》的时候，诸葛亮将刘备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做一个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像他们匡扶周室那样去匡扶汉室。这时的认识已经落伍，刘备正式称帝时，已经放弃了兴复汉室的目标。而在七年之后，还奢望汉室复兴，已经十分陈腐了。惟有德者居之的天下，哪能始终都姓刘？其二，刘禅政治军事集团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荆州丧失，夷陵失败后，蜀汉政权大伤元气，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桥头堡。战争胜负虽同统帅的才能有直接关系，说到底，它是财力、物力、人力、人心的较量。当时魏国人口四百四十三万，西蜀仅九十四万，力量悬殊注定了北伐必然失败的命运。注定失败的战争制约了军心士气，第二次北伐时，诸葛亮亲自率领数万主力攻打陈仓(宝鸡)，陈仓守军郝昭部仅千余人，攻打了二十多天，各种攻战办法全都使用，依然拿不下一座孤城，由此可见蜀军士气之低落。其三，观察诸葛亮之世，担任丞相十二年中，从不曾将发展社会生产作为要务，而以战争为主题，以至相府都搬迁到汉中勉县（今勉县西边半公里处的武侯祠）。这不仅把西蜀民众绑上了战车，而没有人力物力支撑的战车，也只是一架纸糊的战车，穷兵黩武的结果，只能加速民穷财尽和国破家人亡。五出祁山无功而返，虽然每次都有客观的具体原因，究其实质，都因为匮乏，即人才匮乏、粮食匮乏、军用物资匮乏，统帅的雄心也匮乏疲惫得游丝断裂。全都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好战！
    一些人认为：西蜀已到了危急存亡关头，诸葛亮是用主动出击以求挽救西蜀政权。姑且不说此论缺乏依据支持，退一万步说，此理论能够成立，那也是饮鸩止渴。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知道，战术上有短促突击，即处于防守的一方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处境，会采取短促突击挽救暂时的危局，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或者在撤退之前，出奇兵短促突击以转移敌方视线，从而使突围获得成功。在战略上，弱小一方不宜于主动开战，战衅一启，主动者处于战争的客位，必须动员远较对方为多的兵力、人力和物力。更何况，千里行军，粮草器械和伤员转输所需要军工须数倍于作战部队，弱小的国力不堪承受如此浩大的负担。主动出击，必然造成国力的巨大消耗，一旦敌方全线进攻，虚乏的弱小之国将何以应对？所以，在形势相对稳定时，理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会采取守势，养精蓄锐以培养国力，静等时局和敌方内部发生变化。不能为则不为，不可乘则不乘。在不知彼、不知己、又不知总局势的状况下强行出兵，受到接二连三的失败教训又不肯接受，而依然一意孤行，只能以穷兵黩武来概括。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挖苦的字眼，如果还有较为贴切温和或较为贴切褒赞的字眼，我肯定早就换过了。
    相比较，《止战疏》冷静理智，《出师表》浮躁张扬。
治国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对作战时机的选择，历来受政治家、军事家重视，在对双方国力、军力、物力、人心进行仔细比较，对邻国及地理、天候因素通盘筹算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断。谁把握了社会运动的脉搏，善于捕捉瞬息万变的机遇，谁才拥有主动权。
    《止战疏》认为:“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战为后事。二贼之衅，可尘而待也。”关键需要曹魏政权“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如果能这样，“天下百姓将襁负而至”。这席话申明了以下主张：一、把治国放在首位，讨伐放在第二位，不能本末倒置。二、治国的核心是民众的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国人欢迎，东吴、西蜀的民众也会拖儿带女地前来投奔。三、统一中国的大业当然要完成，但是欲速则不达，需要静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则可传檄而定天下。从谋略上讲，这是世事练达的老谋深算，今天看来，也让人拍案叫绝。在申述主张的同时，华歆对曹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这一批评，尖锐而中肯，既是出于对民众的关怀爱护，也是为了保护社会生产力，从而保证国家的强大繁荣，为以后统一国家的战争做了准备。
    《出师表》对当时的西蜀形势虽有清醒认识，即：“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形势的危急看出来了，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天府之国”人力物力匮乏，军力疲弊而导致西蜀政权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奇怪，穷兵黩武的结果！公元199年，关羽破坏孙刘联合战线，在魏、吴夹攻下输得精光，以至连性命也丢了。这一仗，不仅使准备经年的器械粮食全部资敌，而且，还有更甚者，荆州三郡即南郡、零陵、武陵全部丢失，从而丢失了沿江而下出师中原的桥头堡。刘备在极不理智的状态下倾巢而出，企图上演一出“大报仇”，结果又被陆逊一把火烧得狼奔豕突，刘备也在气愤与羞愧交加中一命呜呼于白帝城。这时，军令、政令集于一身的诸葛亮，本该在元气尽丧的情况下改弦更张，于民休养生息，以图后举。然而，他仍未醒悟，在南方稍事平定之后，又贸然率兵北伐，去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它无异于自我消耗、自我毁灭。
    相比较，《止战疏》审时度势，应付从容；《出师表》举措失据，气急败坏。
败局预后有几招？
    这是战前应该审慎预见的，并应有进退方略的。虑事深远的军事家，往往有几套方案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军事势态。正确的预见是决定战事发动以及战争中间进行战略调整的依据，没有不顾及战争结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拥有北方十余省份的泱泱魏国，《止战疏》尚有贸然出兵作战，则“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的顾虑。曹睿在看《止战疏》时，也感慨道:“两位先祖（指曹操、曹丕）为消灭西蜀、东吴两个政权毕生操劳，尚且没有收复，我哪敢说自己比先祖的才能高，就一定能使他们灭亡吗？”（原文为：“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亡哉？”）显然，这一对君臣特别是华歆对战争结果判断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正确的判断，才有《止战疏》的产生和曹睿的退兵决定。
    《出师表》对北伐的结果，虽没有做出正面阐述，但在“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字里行间中，都表露了踌躇满志和必胜把握。问题是，他对战争结局的预测，并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而是带着十分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侥幸心理占据主导地位时的踊跃表态，是对敌我双方实力的漠视！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取得胜利的战例虽然自古很多，究其原因，都十分特殊：一、较小的新兴力量战胜貌似强大的腐朽力量。二、形势混乱中，较小一方依靠军事家奇谋突袭成功；这还得有附加条件，即所谓的大国也很小，没有较稳定的战略后方作更多回旋。三、众志成城的保卫战。四、貌似强大的一方骄傲轻敌，在准备不足时贸然地发动进攻。除此而外，别无其他。诸葛亮北伐时候，面对的是国力强于西蜀数倍的曹魏，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能相比，益州已民穷国困。只是因为严刑峻法，怨声才不载于道路，但民心的丧失已没有疑义。鼎立的形势已处于相对稳定，突袭成功的机会不复存在。更何况，曹魏有偌大的稳定后方作回旋，诸葛亮即令一时在凉州得手，也不可能加以巩固，曹魏必然要奋力抢夺。
    凉州殊异于汉中，刘备夺得汉中后，秦岭成了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即令曹操亲率大兵来抢夺，也无能为力。反观凉州，秦岭和陇上则成了西蜀北伐的巨大障碍，对曹魏而言，防守则容易得多。西蜀政权在夹缝中勉强生存，形势已岌岌可危，在四个特殊条件均已丧失的情况下，要坚持北伐，无异于以卵击石，失败自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四出祁山连连受挫后，诸葛亮已流露出了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蛮干情绪。既是蛮干，当然不可能成功。第五次出师的目的十分特殊，这在后边另有交待。
    有人常以楚汉相争时，刘邦仅凭汉中这一弹丸之地，终于打败了拥有全国人力物力支持的项羽相比，这是非常形式、非常机械浮浅的类比。严格地说，项羽并不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而是立场没有改变的楚国贵族，他代表了六国贵族分裂华夏恢复昔日天堂的愿望。亡秦之后，他虽然未对全国土地私有制度进行改造，但分封诸侯却是对郡县制度的反动，自不得人心。结果使得他所控制的区域，成为一盘散沙而难以调动。将秦朝降将章邯等三人分封于陕西以防御刘邦，是用非其人，他们在民众中的口碑，同曾与百姓约法三章的刘邦相比，自成天壤，刘邦在人心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项羽虽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但在政治上却是低能儿。低能儿如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倒还罢了，然而，他是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的人物；加之对人才的论资排辈和诿过部下，使得韩信、张良、陈平、英布、彭越等大批难得的社会精英弃他而转投刘邦，即令其亚父范增也在遭怀疑后怏怏而去；相反的，如项伯这样的糊涂虫以至于迹同内奸的人物却盘踞高位。因之，弱势的刘邦集团战胜貌似强大的项羽集团就成为必然。
    三国时期，蜀、魏之间则完全不同，曹丕、曹睿集团是一个蒸蒸日上积极进取的力量，其社会基础十分稳固，和平完成逼宫代汉时，整个魏国几乎不曾发生任何震动就是有力的证据。物移势格，此一时非彼一时，诸葛亮不能与刘邦前后两次涉足于同一水流。
    相比较，《止战疏》深谋远虑，《出师表》智竭气促。
西蜀丞相擅离岗位
    丞相是封建社会的政府首脑，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六部九卿，处理军、政、财、文及司法方面的问题，以日理万机形容也不过分。当时，诸葛亮已独断专行，华歆则受曹丕左右，职能相对小得多。《止战疏》不是述职报告，华歆没有谈及自己的全部责任，但即令在“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的情况下，尚不敢忘记自己是宰相，要尽到宰相的职责，因之在《止战疏》中强调：“臣备位宰相……不敢不竭臣子之怀。”
    诸葛亮任西蜀丞相一十二年，在成都相府中处理政务的时间极为有限，七年中都忙于南征与北伐，绝大多数时间不在任所，即令是战争间隙，他也在汉中勉县忙于备战，丞相的职责事务，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一概托付于刘禅。刘禅年仅二十一岁，少不更事，而且既信任黄皓之类的群小，又荒淫无耻。他在登基时就对大臣们讲过：“政在葛氏（诸葛亮原本姓葛），祭则寡人。”(见《三国志·后主传》注释《魏略》)十足的傀儡而已。就是站在刘氏集团的立场上，诸葛亮将政务交付于刘禅，也是对刘备托孤的辜负。《出师表》中，也曾推荐了一批军政人才供刘禅咨询，似乎已有了远虑。但以刘禅的无知和懦弱，哪能驾驭臣下，裁定争议！而诸葛亮又是“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人物，其战略战术才能都十分平常。他似乎过于自信了，或者是不愿意军权旁落，遂放弃了丞相责任，自己担当了三军统帅。这时的诸葛亮理所当然地犯了三个错误：其一是所托非人；其二是越俎代庖；其三是弃长就短。
    相比较，《止战疏》持中守正，《出师表》荒疏失职。
     一篇仅五百二十九个字的《出师表》，自它公布之日起就脍炙人口，备受推崇，一大批爱国志士也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我激励（其实这里已包含了误会，此名言出自《后出师表》，据考证，《后出师表》为张俨伪作）。这除了诸葛亮久被神化外，当然涉及到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标准。
    《止战疏》与《出师表》不过是两个奏章，自然不会上阵对敌以决雌雄。然而它们却是曹魏和西蜀两个政权的主导思想，对政治走向及其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魏能轻松击溃诸葛亮的五次进犯，并一举消灭西蜀，是在此之前，《止战疏》的主导思想远远优于《出师表》。
    仅将以上认识呈于贵司，供参考。
顺致大安。

西安市委党校退休教师  胡觉照
2007年4月3日

http://blog.sina.com.cn/u/4cd4e954010008n4

王子庸

胡觉照：

《出师表》做的是皇帝梦
    诸葛亮当国之后，为请致仕回家清养的贤达杜微出山，曾有一段披肝沥胆的谈话:“今天我们正可以利用曹丕那边内忧外患，麻烦很多的时机，关闭国境，奖励生产休养生息，并整治战备，训练军队，坐以等待对方出现重大挫折。那时我们再出兵讨伐，可以做到兵士无须要打撕杀，民众也不用劳累，而天下就可以复归统一。我只需您以崇高的道德时时辅佐罢了。”（原文为“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见《三国志·杜微传》）
    不用比较就可知道。这是蜀汉版的《止战疏》，诸葛亮与华歆认识完全暗合！
    然而事过不久,诸葛亮忽然呈上《出师表》决定北伐。是什么因素从中干扰，是他把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方略断然抛弃，代之以不顾民众死活的穷兵黩武？这可不是小事一桩。
    在陈寿收编的《诸葛亮集》中，有李严劝其接受九锡进爵称王的书信，诸葛亮作书回答说：“我和您推心交往已很久了，我的心迹您还不知道！您教我以兴复国家为要务，不必拘泥于臣道，因之不应该没有动作……今天讨伐曹魏之功尚未建立，知已之恩还未报答，而就晋身于霸主之列，坐自贵大，这很不合适。假如能灭掉魏国，杀了魏明帝曹睿，迎皇帝回到洛阳，我和你们共同升迁，十锡也敢接受，何况九锡！”（原文为：“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也已……今讨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有必要对九锡做点解读。九锡起源于周朝，汉代受九锡的第一人是王莽，三国时，董昭对曹操进言：“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原之势者也。”（见《三国志·董昭传》）建议他逐步取代汉王朝。建议击中了曹操内心深处的病痛，身为人臣，必须得朝见皇帝。一次，曹操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当面发泄出对他的强烈不满，这已令曹操毛骨悚然，出宫时，又由两队执刀武士挟着两臂拖出来，直吓得曹操汗湿内衣，面如死灰，从此就将大本营搬往邺城，再不去见皇帝了。如受九锡，就可堂而皇之地将政府机构搬往邺城，军、政、财、文一应大事就可以直接处理，所以欣然接受了董昭建议。在曹操的导演下，以汉献帝名义颁布了《九锡文》。文中在备陈曹操十余件功德后，开出了实质内容：第一，赐爵魏公并扩大封地，以冀州之河东、河内、平原等十郡作为封地。第二，给予九锡之赏，包括虎贲之士三千人，及与魏公身份相匹配的服饰乘舆等，第三，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有了一整套政权机构。九锡是臣子向皇位摆渡的秋千，受九锡之人，已是非君非臣、亦君亦臣，形臣实君的怪物，是君主的半成品。王莽，曹丕都是由此登上了九五之位。三国后期，受九锡成为脱壳羽化皇帝的公认模式。诸葛亮复李严信时说：“虽十命可受”中的“十命”，当然是一步登天不要过渡了。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称孤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敢妄称便是不忠，是篡逆。查遍《三国志》，除皇帝之外，臣下敢称孤的仅只三人，其一是已经公开称帝的袁术，其二是曹操，其三便是诸葛亮。大概谯周有口吃毛病，他被诸葛亮召见应对时，惹得周围的侍者讪笑不已，事后，有人建议究办讪笑者，因为谯周毕竟是“潜识内敏”的贤达之人。诸葛亮却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见《三国志·谯周传》）。曹操把汉献帝不在眼下，只是要做周文王而没有夺权，所以敢称孤，那么诸葛亮呢？当然是已经做了皇帝梦。
    皇帝梦并不是那么好做。人都说曹丕篡汉，但是除了玉玺外，曹丕并没有从汉献帝手中篡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篡夺的。董卓入主洛阳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借以支撑皇权的军队已沦为军阀的私家部曲，华夏十三州被大小军阀瓜分豆剖得一干二净；小皇帝已如遑遑逃命的丧家之犬，就连先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先被董卓做了三陪，后在逃难中实成为路人俯首可拾的尤物；洛阳、长安两座京城两座皇宫也化为灰烬；汉献帝还有什么？定都许昌后汉献帝终于有了江山，可那都是曹操率领军队南征北战打出来的，皇帝仅是个保管员，代曹氏保管了成果而已。可是即令是这样，曹丕依然洗刷不掉篡权谋位的罪名。
    刘备临死前，曾口授遗诏给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虽有遗诏支持，但蜀汉的产权属刘姓父子，如果贸然接受李严的九锡之议，就有鸠占鹊窠的诟病，定会酿成大动乱。与民休养生息，培养国力的方略虽早已明确，虽然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体民众的心里诉求，是智者惟一正确的选择。但诸葛亮既已萌动了做皇帝念头，当然要在有生之年尽早实现。而实施正确方略则是慢功，难立见成效。而且宫庭内部争斗的变数很多，权臣往往会成为砧上鱼肉，所以他没有耐心等待下去。通过北伐建立功勋是一条位登九五的捷径，一个侥幸的胜利，就可于一夜间获得不世殊荣；而且身在军旅，内部变数对阃外将军几乎是零。所以诸葛亮从形式、内容都学习曹操，南征班师后，就以准备北代为借口（驻在成都，准备北代前的征兵练兵，筹备粮草军资等更为方便，且可及时处理与丞相相关的日常政务），将相府搬迁到蜀汉北陲的勉县，（今天的勉县武侯祠，即当年的相府），内容上，就是置蜀国九十余万民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于不顾，为建立功勋，并使功勋转变为将来受九锡的阶梯，一味地穷兵黩武。
    为了使《出师表》顺利地获得批准，他打出了愚忠的旗帜，即“以报先帝而忠陛下”。刘禅听了这种奉承话当然舒服，其他大臣也难以反对，否则，就是与刘姓皇帝交情甚浅，对刘禅不忠！
    促使人从正确认识上倒退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在作怪。诸葛亮放弃正确的治国初衷，将全休民众绑上战车，去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其根源，就是那不曾醒来的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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