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一直相信我的文字比我的发言讲话更精彩,我的文字很可能长期存留下去。它的影响比任职两个任期长久多了。
即使如此,一到文化部,我的新角色仍然是有魅力的。国内国外,更多的人在注意我。日本的报纸说,俄国的农业部长,法国的内政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与中国的文化部长,都是最难当的。我有了秘书有了专车有各个有关部门有精明能干的干部们执行我所解释和贯彻的上级的意图。我对于天下大事的一己之见,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挥解释,只要不背离大杠杠,就可以起作用。我的某些话已经被传达被讨论,已经有人在重复我的话。有些我看不惯的现象,例如本部门与所属司局所属单位,开一些无新意无针对性的会议,完全可以由我来阻止或者推迟。我读到许多文件,使我大开眼界,能够更宏观地理解与思考许多事情,例如邓小平同志与希腊时任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先生(同时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就大大推进了我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与认识。我衷心地相信,新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与来之不易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反正个人还想不起此前有过更好的时期。而我,至少在文化部范围内感到了被信任被依靠的滋味。说话算话的感觉真好。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相信自身的确实存在。被周围的人所期待的感觉真好。不断地思考,计划,商议,听取,决定,实行,分析,讲解,辩论,扯满智力的风帆的感觉真好。受到优待受到礼让与照顾的感觉也不错。不论出席什么演出晚会,都是先进贵宾室,后坐全场最佳座位。新皇冠车的音响真好。工资条的排号是0001也有令人一笑开颜的感觉。到处受到欢迎和(哪怕是)讨好的感觉真好。
张贤亮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说得确实粗鄙,但又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后来在写《季节》系列的时候,我调侃地说官欲如同性欲,你有,你想,并不特别地寒碜,但是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至少在我国)含蓄化。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那些粗俗的,不知羞耻的,肆无忌惮的,只考虑一己的满足而不考虑对公众的责任与自律的不择手段的跑官追官者,我觉得是太恶心了。
同时,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
有一次我去广东看望黄秋耘,黄秋耘毫不含糊地向我进言,说是“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人道主义与知我爱我友我如秋耘者也已经把我当成了爱身胜过(至少是可能胜过)爱理想爱人民的“位尊”者,岂不痛哉!我表示谨受教矣。想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到小羊宜宾胡同他的家,听他讲文坛各种难处,彼此说悄悄话,涸辙之鲫、相濡以沫,其可能性已经一去不复返啦。从黄的赠诗中,你已经感到了凉意。
起码八十年代,文人们对高官有疏离感,不像现在,愈来愈多的文人认同咱们的体制与风习,不掩盖自己谋个一官半职的心思。我与冯骥才聊起过一位热衷于写作的官员,我说,一心当作家的官员比一心当官员的作家可爱。其实这话也说得既不准确也不明白,因为也有相反的例子。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最怕最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官也可以做得有滋有味,权也可以掌得利国利民,话也可以说得高屋建瓴,事也可以办得外圆内方,与自己不喜欢不一致的对手也可以练一练、耍一耍、陪一陪,如同体育竞技,如同人格与智慧的较量,可以很投入,很刺激,很满足也很昂扬,至少可以很有趣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可以动真情,生真气,燃三昧真火;可以考验自己的品质、忠贞、度量、经验、学问、沉稳、耐性、智慧、技巧、机变……这样的身份有挑战性,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充实性,有丰瞻的作为,有大眼界,有大思维,有崇高信念也有成就感满足感,而且,也有回报,大回报。当然,有风险,但是与巨大的重要性与吸引力相比,一个男儿可以也应该顶得住,站得牢,走得正,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你做得到的我未必做不到,你做得很好的我可能做得更好,你做得不对的我可能早已看出料到……而且,活得连一星半点的风险都没有了,他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这样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会变成另一个王蒙吗?一位外国友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案头堆积的文件与数个电话,他叫道:“你是艺术家,这(指行政工作)会毁了你的。”顺便提一下,他实不像有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背景。还有一位与我相熟的汉学家,我说的是德国的顾彬,他早在我任职以前就问过我:“听说你要出任什么什么,你觉得你是政治家吗?”我知道他说的“政治家”是英语中的politician,一般译作“政客”的,而在中文里,政客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我当时甚至觉得尴尬。我第一次作陪同团长在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的时候,碰到一位知识界的熟人,我感到不安,面色不好,举止僵硬。所有的看到了电视新闻的有关报道的亲友都说我的样子别别扭扭。
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的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称与核心唱词,也恰恰是我的特点与弱点。直至今日,如果阅读起“谢公最小偏怜女,嫁得黔娄百事乖……”我仍然会泪流满面。听一曲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描写唐玄宗避乱归来,归途中夜难成寐,思念杨贵妃的故事),我会柔肠寸断,依依难舍。
最难堪的是任部长期间,我去听过一回李世骥等演员演出的京剧《哭塔》,是说白娘子的儿子,在二十年后长大成人,到雷峰塔前痛哭母亲,感天动地,最后将塔哭倒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精妙的唱腔令我想起白蛇与青蛇的命运,想起多少情感与愿望被法海与雷峰塔所重压,多少人生的痛苦无法解释……我竟然泪如雨下,而且是涕泪交加。我根本止不住。这完全是失态。要知道不是我一个人看戏,周围都是我的下属呀!
我喜欢文学的方式,即想象的方式,虚拟的方式,总体的方式,观察思考描摹雕刻的方式,穷根究底却又不急于做结论做决断的方式,语言修辞的方式。
我喜欢语言,喜欢抒情,喜欢奇想,喜欢与众不同,一鸣惊人,喜欢出其不意,喜欢给大众以冲击,喜欢大开大阖,喜欢拈花不语,含泪而笑,欲说还休,摹桑画槐,横看成岭侧成峰,草蛇灰线,却道天凉好个秋。我喜欢自由、自在、谈笑风生、潇洒诙谐、多一点个人与个性,我做不到太严肃,太不幽默,太组织化纪律化(虽然我从来遵守组织与纪律)。
我希望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一个强大者的撑腰来出成绩。我一直相信我的文字比我的发言讲话更精彩,我的文字很可能长期存留下去。它的影响比任职两个任期长久多了。我必须对得起文学(争取成为真正的文学大家),对得起作家同行,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读者。
我一边当着部长一边不忘写作。一边当着部长一边设想着下来的那一天。我甚至在与外国官员会见时,听到人家介绍我“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的时候,用蹩脚的英语补充说:“I';d like to correct the saying:I am a writer,meanwhile I am a minister.”(更正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部长。)我还说过,“I was a writer,I am a writer and will be a writer only.”(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想当一个作家。)这样想起,我又不能不感到愧对我们的共产党,愧对那些信赖我任命我的领导人,更愧对文化部的同仁们与文学界的同行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