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伟英 :给何家栋先生的最后一封信

王子庸

                       严伟英 :给何家栋先生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不能把信寄给你，你正在死去，呼吸越来越困难，天天咳血，离死亡越来越近。现在，每次出门，看见门口的信箱，我就会想起你——你的信再也不会来了！你再也不能读我的信了！但我必须继续给你写信，虽然这封信你看不见，我要把信发在博客上。如果真有所谓特殊感应，也许你能感知到我的心意——你正在北京的医院里煎熬，忍受死亡的过程。你我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鬼神之说，其实这只是我倾泻情感、维护信念的方式罢了。
　　这几天，一直想着在北京，你对我说的那些话。经过痛苦的思索，我想明白了。我好像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蜕变。我要告诉你，过去我因为悲观错过了很多东西，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那是一种怯懦。如今我决定，像你那样生活，积极地去抓美好的东西。翻阅你的信件，你在给我的第一封信末尾就写着“把握了现在，也就把握了永恒。”到如今我才明白此间真义。那天你笑着说，“我常想自己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失败者，我是屡战屡败。”可不，你做的那些事，没一件做到底，虽然那不是你的错。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社会是不公正的，这个世界很难改变，但你一直努力周旋于两股势力之间，为争取民主自由、为实现家国理想而奋斗，至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你总是积极去抓每一个机会，而我的性格则截然相反，我总是看见那些事物不好的一面，消极对待，彷徨犹豫，以致每每坐失时机。
　　去年此时，我的长篇小说历经三年终于完稿，我们通信讨论小说的含义。小说女主角在看清社会之腐败、人性之变态之后，愤然从社会出走。你将其与娜拉相提并论，说：“关键不在于娜拉走后怎样。自由是一种终极价值。”我非常高兴。你还说：“自由虽也有物质需求，但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为什么要死在风雪中的理由了。巴尔扎克死前要见俄国情人，也是在大风雪中奔驰于旷野的马车里死掉的。我想，自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情人，这样一个风雪中的小站。只有死亡才能得到的东西。”说出了我无法言语的心情！你还提起自己的经历：“建国以后，每次运动都扫我一下，家被搜查，文革中两次扫地出门，片纸不留，这种生活，养成我随时准备着‘出走’，在北京、河南、山东三角地带，我经常在小站的长椅上过夜，苦不堪言，当然，今天回想起来，就有点‘诗意’了。我们是经常用苦难和悲伤来喂养自己的，以便把自己变得更纯粹。自己走向风雪中总比被驱赶到风雪中好一点吧？”
　　你是一个勇于闯进暴风雪的男人，我从小钦佩这样的男人，这些话我都没写到信里。我一直吝啬赞美，而你从不吝啬赞美，这可体现我们的不同。我总是盯着事物不好的一面，而你轻易就会被事物积极的一面打动。为什么我们同样追求自由，生活态度却大不相同？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你是一个英雄，而我只是一个怯懦的小姑娘。
　　在 “出走”这个问题上，你曾提出 “出走”以后可以选择继续斗争，我大泼冷水，以为一个普通的没势力的小姑娘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你又说“出走”以后，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问题，就是说，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时我看着这一段文字，颇为茫然,现在明白了，其实“经验主义地解决问题”就是你的人生态度。你一直在尽可能抓住时机，用适当的方法推动民主改革，虽然在大时代中，你屡战屡败，成就渺茫，但在此过程中你吸引了一大批同道，你们互相温暖，同舟共济，你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磨砺意志。而我，偏喜欢唱反调，经常说：“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改变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被高估了。历史是由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所推动的。没有什么人民，只有一盘散沙的小民。”这一类看似精准、实则悲观的丧气话。我经常在悲观的情绪中彷徨无地，不知何去何从。而就在我患得患失、左思右想的时候，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
　　我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我怯懦，我以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或者说，我害怕失败，害怕受到伤害。旁人都认为我很坚强，只有我自己知道，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去想一些事，那些事恰恰是人之一生所无法回避的。而你向来无所畏惧，你总是伸手去抓每一个机会，紧紧抓住那些机会。我为什么那样悲观，为什么那样怯懦？太多现实的牵绊拖在我身后。每个人的起跑线是不同的，一个出身在那样家庭的人，却生就一颗高洁的心，注定会有矛盾和苦痛跟随我。再说我只是一个弱女子，习惯于消极被动地等待。也许这些都不是怯懦悲观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之前我没见过你，不知道还能像你那样生活。
　　现在我懂得了，我决心像你一样积极地去生活、奋斗。我的理想与你不同，我只是想要爱和自由。一度我对得到真爱失去信心，于是我去争取自由，写作能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我就争取到了这个自由。今后我也不会放弃写作。但现在，我不能不对自己说，我要尝试去寻找真爱。我不再自闭了，我要经验主义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去试一试，我要争取将自由和真爱同时抓在手中。祝福我吧。
　　你用生命教会我做人的道理，对于你的感激，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从自我禁锢中走了出来，而你，亲爱的先生，晚期癌症的痛苦正在折磨你，正将你拉向死亡。我乞盼这死亡的痛苦早日远离你，让你早日去到那个风雪中的小站，得到你向往的自由。你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几个月来无法正常入眠，你整日坐着喘息咳血，但你依旧修养良好，处处为他人着想，念念不忘天下苍生，不带半点惶恐怨愤。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爱你。
　　我对你的爱犹如水中的鱼对天上飞鸟的爱。有那么一首歌，唱的是飞鸟和鱼的爱，就是现在的背景音乐——
　　我是鱼
　　你是飞鸟
　　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
　　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
　　哪来这一场
　　不被看好的眷与恋
　　你勇敢 我宿命
　　……
你比我大五十岁，我们通信五年结为挚友，这样的友谊很有戏剧性，就像《伦敦查林十字街84号》，要不是你这次病危，也许我们至今仍未谋面。其实，自打我接你来信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必有死别的一天。你已八十高龄，突然辞世的概率很高，待到这一天真的来临，我还是料不到自己那样伤心。我们的友谊，如同鱼儿和飞鸟的对视，遥遥关注，不可接近。你是一个英雄，勇敢坚强，而我悲观消极，便似冰水里的一条鱼。如今，你这只飞鸟要落地了，落到你宿命的湖面上；我呢，痛定思痛，决心努力挣扎一下，游向新生，争取摆脱宿命的悲剧。
　　我要努力抛却怯懦，向新生的路途前行，去尝试可能的生活。而你，亲爱的先生，无论你是否看得见，我相信你的爱心和温暖会永远陪伴着我。

　　　　　　　　　　　　　　　　　　　　严伟英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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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庸

                           论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何家栋


  摘录者吴敏题记：在一篇据说是何家栋逝世前最后写的文章里，他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实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对人类解放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疾苦的痛切关心。当代中国实在是太需要这样的共产党人了，他们才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大业的希望之所在。此将何家栋在这篇文章中的有关话语敬录于下，以与选举网诸网友共飨之。

      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我们这一代确实是非常忠诚的。
      对于追求人类的解放，我们都是不会动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革命本身，又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往前走的，中共本身犯了很多错误，即使它不发生异化（党内的腐败现象就是一种异化——摘录者注）的时候，它也有很多问题。
      真正变化的是现实，而不是我们的理想错了，我们的理想没有错。
      我对反共份子不喜欢。
      我们这些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对腐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有人问我，何叔叔你为什么还不退党？我说为什么我要退党？我是要把他们（指党内那些腐败堕落、背叛人民的人——摘录者注）开除出去。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丢了以后，别人就多了一根棍子打你。自由的旗帜也不能丢，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共产党为什么不争夺民主的旗帜？老是举着独裁的旗帜，叫人家整天敲打你，就是要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现在不能放下来，如果你放下来，你就成了人家敲打的对象。共产党不这么做，就等着灭亡，你听不听是一回事，但是要说出来。
      这个旗帜（指民主的旗帜——摘录者注）一定要打，谁不打，谁就要灭亡。国民党当年不打这个旗帜，他就灭亡了。他到台湾后，又举起这个旗帜，他就兴旺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但是他的宗旨，老百姓的解放，老百姓的幸福，应该是没错的。
      我不同意反共，共产党的一部份已经异化，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共产党，这是假共产党。
      假共产党整了真共产党，要说的就是这些道理。
      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民主的旗帜卷起来。
      要做党内反对派也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现实问题，房子、车子 ...... 有人写文章，老婆就不愿意了，说你别再写了，再写门口给你站上人，连我出门都不方便。万里原来还讲几句大话的时候，儿子回来就跟他说，爸，你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就连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现在的资本主义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因为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教训，才有后来的福利国家。有些人把共产党的一些错误都归到马克思身上，不妥当。把坏蛋做的事都归到共产党身上，也不妥当，主要是他不能接受不同意见。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代替共产党（指在现阶段的中国——摘录者注），这是它的彻底，也是它的愚蠢（邓小平早在1941年也说：共产党搞“以党治国”“实在是最大的蠢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页）。一旦它失去控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就会天下大乱，玉石俱焚。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王子庸

                           何家栋－－一个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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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凯撒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2005年3月26日：风雨《刘志丹》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何家栋
访问时间：2005年3月

陈晓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提到的“反党小说”就是《刘志丹》。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讲述了陕北著名的红军领袖刘志丹传奇的一生。然而，从一九六二年起，因为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再加上幕后种种复杂的关系，小说《刘志丹》遭受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而且有上万人受到了株连。
今天我们节目的讲述者、《刘志丹》执笔人之一何家栋，当时自然也是厄运难逃。
何家栋：我挨整哩，人家以前都说我是“老运动员”，每一次运动都跑不了的。这也很怪，每次运动都要捎上一点，最后也都搞清楚了。比如说“反胡风”，其实我跟胡风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胡风”也把我给搞了一下。为什么要搞呢？说我是右倾，你没抓几个胡风分子，不是右倾吗？就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你知道吗？这些东西，中国一搞起运动来什么手段都使，总结经验就是，你不整人，就必然要挨整，你所以老挨整。就是因为你到整人的时候，你不整人家。所以我说，我这一生如果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顾准说过一句话，我手上没有血。我这一辈子，大概没有整过别人。因为我没有机会，也可能是没有机会整别人，所以只好老挨整。
陈晓楠：八十二岁的何家栋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里，三十年代他是游击队员；四十年代，他是地下工作者；五十年代，只念过五年书的何家栋，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等几部纪实体小说，销售量达数百万册，成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六十年代，何家栋作为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被打倒，从此十四年只字不写。
说起何家栋与文字结缘，那是一九四九年。由于他有从事印刷出版工作的经验，被调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工人日报》。最初的工作是当工务科长，管工厂，第一任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厂厂长。以后因为要搞出版，又改成出版科的科长。
何家栋：实际上这个出版社也就是我一个人。
陈晓楠：为了解决出版社一穷二白的困境，何家栋拼命工作。几年后，工人出版社就开始买工厂、建大楼。然而，突如其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将何家栋卷了进去。
何家栋：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弄了好几百万块钱，他们就觉得这几百万块钱，你还能不是大老虎嘛？所以，没有任何根据，就叫我来检讨。实际上那些钱根本就没经过我的手，就是从客户那儿领来了以后，直接送到王府井银行去了，都是打成捆的，我根本就没经过一次。后来呢，当然这么一查也查不出什么来，到时候还说我，因为给那个客户那个办事人员一支派克笔，他们就说我行贿。所以，最后我不是贪污，而是行贿。
陈晓楠：除了经济问题，何家栋曾经被捕的经历也被认为是涉嫌叛变。何家栋被罢了官，而且开除党籍。莫名其妙的就失去党籍，失去工作。何家栋这位十五岁就参加了抗日，十六岁成为连指导员的老共产党员，实在无法忍受被闲置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全国特等劳模、新四军时代的兵工厂厂长吴运铎。军工专家吴运铎曾经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一百多处，手足伤残仍然奋斗不息。何家栋将吴运铎的经历写成了纪实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一时风靡全国，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主人公——编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何家栋：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名义，也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我就直接和他（指吴运铎）联系。那时候，他在俄专学习，就是在国会街（现在北京宣武们新华社——编者）这一带，他准备到苏联去学习，去留学。这样呢，他的功课也很忙的。我们就在操场上篮球架旁边，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谈一谈，我就记录了，回来就帮他儿整理，这样子做出来的。
陈晓楠：直到一九五五年，何家栋的历史问题终于查清，但是党籍却迟迟没有恢复。何家栋认为，组织上应该主动改正错误。而对方坚持何家栋应该主动提出申诉。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又被打成右派。
这张照片是何家栋刚刚被划成右派时拍摄的。由于照片中的何家栋精神抖擞，他为此还受了又一次的批判。
何家栋：所以，我写东西都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心中有非常不平的时候才写那么一点。比方说《赵一曼》是怎么写的（赵一曼，中共党员，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打击日本侵略军，后被捕牺牲——编者）？《赵一曼》就是打“右派”的时候，叫我写检查，我写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拿出稿纸来，拿两张稿纸，这边写我的检讨，这边就写《赵一曼》。有人来了我就写检讨，写那么几个字。人家一走，我就接着就写《赵一曼》。结果呢，书写出来了以后检讨还没写完。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
写《我的一家》（陶承的自传体小说，讲述欧阳梅生一家的革命经历——编者）又是这样。也是打了右派以后。你觉得我是右派，我觉得我还是左派呢。
陈晓楠：何家栋自称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这些曾经极为畅销的作品并不看重，甚至从不署名，他始终认为自己会写出更好的作品。虽然当了“右派”，但是何家栋并没有就此停笔。在何家栋的写作计划中，刘志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位出生在陕北一个书香门第的黄埔高材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信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中国西北高原创建了一块宝贵的红色根据地。
刘志丹被陕北人称作是“咱们的老刘”。美国记着爱德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是“现代侠盗罗宾汉。”而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何家栋：刘志丹的一生其实就是一部传奇。陕北人一提起老刘，有的还掉眼泪。不仅提起老刘掉眼泪，提起高岗也掉眼泪。那时候，我们也到刘志丹的家乡，到延安以北那些地方去。那个时候，陕北这个地方是非常穷困的。他们那时候搞闹红的时候，就给穷人分粮食，分什么的。你要知道，陕北是李自成的家乡啊！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好日子。而且那个地方的农民的反抗的传统也特别强。所以，有一个人能够给他们吃一碗饭的话，他是会非常感动的。
陈晓楠：在何家栋看来，二十几岁就名震西北的刘志丹之所以能够创建红色陕北，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够团结各种各样的人。刘志丹的队伍最初起来，就是一些流民队伍。

何家栋：所谓流民就是什么呢？就是讨饭的，到处流浪的，三五成群、几个结伙的就这么搞的。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样呢，他的队伍几起几落，有的时候搞起来了，就和军阀打仗，叫军阀给吃掉了。他就回去了，以后主要是团结一些地方势力，比方说哥老会呀，民间组织啊，民间力量啊，他还是很依靠这些人。
后来，就是阎红彦的秘书写的那个一篇文章里所反映的一种观点，说刘志丹不过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民团的团总。那个秘书就是用这样一种口气来说的。
陈晓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和晋西游击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等人将各自的队伍合而为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建国后，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又成为云南省委书记。
何家栋：两个人合编组织起来，组织一个反帝同盟军吧，西北反帝同盟军。阎红彦的队伍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刘志丹的部队缴械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成分不好，纪律不好，老抢人家的东西吧，抢老百姓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开仓放粮，那就是抢，你说不是抢吗？他的队伍也是这么干，不这么干吃什么呀？就没吃的呀。所以这样一搞呢，就把刘志丹的人打死了几个，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给瓦解了。
陈晓楠：一年以后，阎红彦调离了陕北苏区。一九三三年，几起几落的刘志丹重新获得了军队的领导权。一九三五年，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将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包括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近万人。不久，红二十六军和陕南的红二十五军组建为第十五军团。后来，红二十五军发起了一次进攻西安的战斗。
何家栋：杨虎城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张汉民。张汉民是共产党员。那个时候，红二十五军进攻西安的时候，杨虎城想，叫你们共产党去给共产党打个招呼吧，就派这个张汉民去打头阵。张汉民去跟红军联系，红军说，不知道这个，你是白军，白军里边怎么还有共产党呢？就把他给杀了。
张汉民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曾经表示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认识。既然你跟刘志丹也认识，那证明他也是反革命了。既然张汉民已经确定是“反革命”，那么你刘志丹也是“反革命”。所以就带了一个人到这来指认。军团里派人去送信，刘志丹正好半路上碰见他了，刘志丹是副司令，送信的人并不知道是要逮捕他，就把这个信交给他了。
刘志丹一看是逮自己的，照道理来讲的话，他也有部队，他为什么不能调一支部队来来保护自己呢？但是，他没有，结果呢他就去投案了。投案后就接受审查。红二十六军的部队呢，当然就把所有的领导干部全给抓起来了，就开始肃反，那个部队里边的那些知识分子，凡是跟西安来的这些人，差不多都给杀了。
陈晓楠：刘志丹被捕半个月后，毛泽东率领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刘志丹。一九三六年春天，在一次战斗中，身为军长的刘志丹亲临前沿观察，刘志丹看到敌军阵地上有一挺机枪正猛烈扫射，他探出上身用手指着说要把它缴下来向中央献礼。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的左胸。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来的香烟。有人认为刘志丹的死存在疑点，但何家栋却不这么看。
何家栋：因为当时跟着志丹在一块的那些特派员，裴周于是亲自看着他倒下的，那个枪弹是从正面射过来的，不是从背后打的。所以有人说这是在战场上有人谋杀他，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陈晓楠：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周恩来写了一首诗，“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一九四二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了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刘志丹和他领导的陕北红军作了肯定。一九五六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将小说《刘志丹》列入选题计划，并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来写，却遭到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的反对，理由是一九五五确定的“高饶反党集团”已将高岗打倒，对西北干部的震动很大，如果李建彤写这本书，难免会给处境已经很艰难的西北干部带来更大的麻烦，连累那些老战友。
何家栋：这个书如果要是在平时的话就不应该有什么麻烦，但是后来出了高岗问题，因为写陕北，写刘志丹，就不能不写高岗，所以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不好处理。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就要想回避它，就是说，历史问题就不写高岗，没有写高岗。但是，不写高岗就有一个问题，高岗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写红军战争能不写政委吗？所以就用了个假名字。这也不行。其实，小说改到后来，都是别人的事情，已经没有高岗本人的事在里头了。但是，人家就说你把别人做的好事也贴到高岗的头上了。他们是这样来理解。
陈晓楠：李建彤在工人出版社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了写书的要求。在何家栋等人的协助下，李建彤查阅大量资料，几次赴陕北采访，写出了小说《刘志丹》的初稿。
何家栋：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要想想，送给他审查就是不对，何必呢？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是吧？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什么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陈晓楠：到一九六二年，李建彤和何家栋等人几经修改、历时六年，终于形成了小说《刘志丹》的第二稿。这部小说得到了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领导周扬的肯定，小说《刘志丹》的节选部分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与此同时，李建彤把还没有最后定稿的《刘志丹》送给阎红彦审看。
何家栋：阎红彦一看就火了，说，这个书不能出版，如果出版的话，要经中央讨论，因为这是历史上的这个问题呀。他就是说，过去做的结论也不一定对。
陈晓楠：在《刘志丹》的第二稿形成之前，何家栋曾经专门采访过阎红彦。
何家栋：阎红彦说，你们不要写刘志丹，刘志丹政治上不怎么样，要写还是应该写谢子长。我去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谈谈谢子长。我说，那好啊，你多谈一谈。但是，他又谈不出什么来，也就是排座次，谁坐头把交椅，还是这个问题，是卢俊义坐呢，还是宋江来坐？无非就这么个问题。所以，后来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你也谈不出什么来。我还说，《刘志丹》怎么不能写？他说，刘志丹政治上不行，三甲原收了他的枪，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是这么个意见，我们当时是可以杀人的，我们没杀他，还不是便宜了吗？他是这么个观点。陈晓楠：阎红彦的一位秘书后来在文章中说，阎红彦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小说《刘志丹》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史，并且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领袖，以及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之后，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认为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简报上登出，引起轰动。
何家栋：当时唯一的理由就是为高岗翻案，我们就一直不服气。我说，我们没写高岗，怎么给高岗翻案？翻什么案？没翻案。陈晓楠：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已经产生了。对于这句语录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稿子交到阎红彦那里，交到康生那里，康生就说，你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毛泽东写了这么个条子。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下，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以后，毛泽东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也成了毛主席语录了。也有人说这个话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康生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弄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呢，这就开始整我们了。
陈晓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习、贾、刘反党集团”。其中，曾经担任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此时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贾拓夫，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那时候被人们称为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此后，这个反党集团的名称有过一个令人费解的演变过程。因为以九六七年贾拓夫被迫害致死，“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成不了反党集团。于是，专案组只好又把曾经接受过李建彤采访的马文瑞补缺，成为了“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刘志丹》小说案又升级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把早已经被当作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和高岗也划了进去。
何家栋：这跟彭德怀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为什么叫彭德怀也成了我们这个小说反党集团里边的一个？他根本没有提供材料，也没有说过什么。他不是陕甘的，但是他是西北的，因为习仲勋当过彭德怀的政委呀，所以就胡扯上了，我认为都是胡扯！简直是为了整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陈晓楠：从八届十中全会到文革爆发，不管这个“反党集团”的名称怎样变化，不变的是这个“集团”的反党纲领——小说《刘志丹》在何家栋看来，小说《刘志丹》案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上万人被批斗、迫害，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文艺界的风气。
何家栋：“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现在看来，我给它改了一下，叫“利用小说告状是一大发明”，不是“反党是一大发明”。阎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虽然不是发明，但是确实给文化界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告密、告状，接连不断。你们看看《毛主席论文艺》那一本书里面收的那些批示，几乎文艺界、文学、戏剧、艺术各个方面，电影，都有人打报告。作为一个文学问题，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公开地辩论，公开地讨论，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告状的办法来解决认识上的问题。那么现在阎红彦搞了一手，我认为他是把整个的文艺界都给搞乱了。
陈晓楠：小说《刘志丹》专案组的组长康生在延安时代就参与领导了“抢救运动”，造成无数冤案。在此之前，因为讨论另一本书，何家栋还曾经和康生有过一面之缘。

何家栋：开了一个座谈会，康生也去了，我也去了。座谈会上，康生说，书我不看，里边写的我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看。那个书的作者说，他不看书，不看就不看，只要他不反对，那就算通过了。不过我对康生的印象可不怎么好。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坐那里，还备了点水果，就是吃葡萄，弄了一盆葡萄大伙吃。康生看样子很爱吃葡萄，摘一个，这样往嘴里面扔，吃完就“噗”吐皮，开完会，他吐了一地的葡萄皮。我就这么个印象，我说，哎呀，怎么这么些首长这么个样子为什么拿《刘志丹》当反党纲领呢？就是为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把刘志丹写成革命的正统，代表毛泽东的路线，下一辈的接班人就应该是高岗这些人，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算数了。人家说，你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窜改成刘志丹的思想，然后就是该你们来当皇上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么个问题
陈晓楠：就在我们进行这次采访的前一天，《刘志丹》的另外一位作者李健彤女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因为小说《刘志丹》，李建彤曾经被长期关押在一个地下室里。一九七○年她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因为小说《刘志丹》在一起共同工作，也因为《刘志丹》共同蒙冤，何家栋和李健彤之间建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因此，在何家栋的心里，始终对李健彤怀着深深的怀念和感激。何家栋：她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她的文化比较高，过师范，学的音乐。她是刘索拉的目情。刘索拉就是有点继承了母亲的某种传统。
陈晓楠：小说《刘志丹》受到批判之后，李建彤为了保护一些被采访者，用毛笔将采访笔记上的一些部分抹去，尽可能不牵累别人。
何家栋：我觉得李建彤始终对我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她对别人说，何家栋不知道这事。都把我给撇开，她说，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所以我也少受好多的苦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说《刘志丹》案的受害者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那个盛行揭发、诬陷的年代，因为小说《刘志丹》备受磨难的一些人，像李建彤一样坚守着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你搞坏了，这事怎么能这么干呢？没有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还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全国总工会的书记张修竹，人家问他，这个小说里边写高岗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写陕北还能不写高岗嘛。他就这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完全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编辑当时骗了我了。张修竹没有这么说。工人出版社社长呢？那个时候，其实他也跟这个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一点关系的话就是《工人日报》连载过。中宣部派工作组来检查的时候就说，这里边是反党小说，里边是路线斗争。这个高丽生就说，什么路线斗争，现在无非就是这个，人都活着呢，都想把自己说得好一点，所以才出了问题了，过了二十年以后，很多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路线斗争？到那时候再出，还是好书嘛。以后就批他这一条，就说，你老想出，还想反天啊？其实他说的是实话，我认为也是实话。
陈晓楠：文革爆发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摧毁。西北大部分司局级长以上的干部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连习仲勋吃过八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陷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后来又株连了五十多家饭馆，逮捕十多人打死六人。

何家栋：就是给红军去陕北带路的这些人，被打死了。像小说里边写到的有一个人，叫焕焕。那是一个局长，后来被沉到河里了，是用石头捆着投到湘江。我在文革中也单独囚禁了几个月。因为人家拿板凳老打我的脑袋，不是棒子，是拿个小板凳，咱们以前那个时候北京很多人坐的那个，开会时候坐那个小板凳，拿小板凳这样拍脑袋。后来，我看电灯泡有红视现象，就是电灯泡周围有一圈彩虹。后来人家说你这就是青光眼。我就跑到医院去检查。给我检查的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同仁医院的一个院长，是给毛主席看眼睛的专家。这个时候也被揪出来，看门诊去了。这是他给我看的，确诊是青光眼。但是，越治越糟糕，最后这个眼睛就失明了，这个眼睛还有0.3，0.2的视力，你这样坐到对面，我就看不见你的眉眼到底是什么样，知道有个影子坐到这，听到你的声音。哦，我知道这是叫王劼，张力坐那边，她要不说话，我就不知道她是谁。
陈晓楠：作为“习、马、刘反党集团”的习仲勋被关了八年，一九七八年刚刚被“解放”的习仲勋邀请何家栋去广东，在那里他们有过一番谈话。
何家栋：他自己对这个事，反正已经过去了嘛，他这个人也是挺豁达的，他从来也不说阎红彦好，也不说他坏，他根本就不提他，他连他的名字都不提。你看，很有意思，他没说过他。
陈晓楠：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宣布《刘志丹》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同年，小说《刘志丹》上卷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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