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王子庸

                          余世存：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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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东先生告诉了我慎之去逝的消息，我的午餐就变成了向朋友讲述慎之的行传。跟朋友告别后，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慎之的音容笑貌伴我一路回家。
   
   我跟慎之打交道是向他约稿，他看不上我的杂志，同时又说从不接受约稿，但我把几期杂志寄给他时，他改变了印象；他曾经问我的办刊方略，我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有关于时代的洞见，他逼问范文，我说别车杜庶几近之，他说别车杜的道路也很危险，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大胆发了他的几篇文章，却让他也担心起来，他说我的感觉不灵敏，会闯祸的。但他有了文章，还是会给我一份。我无业时，他一度希望我去主持办一份与《大西洋月刊》类似的《太平洋月刊》，但谈了几次，终因他无力操作而作罢。
   
   1999年冬天，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借助于网络空间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王康先生从重庆来，再三提到此文，说要写点儿什么。来年春，王康先生的文章没写出来，我却涂抹了一篇《慎之赋》。我没有给他看，但他看到了，只是说，写得还不够，还不清晰。
   
   
   我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去他那里的机会多了起来，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转型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一再感叹后生小子无信史可参，问我能否找人重写中国历史，我因此陪同有志修史的张新奇先生去听他专论史的重要。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实在不行，唐德刚等人的书还是可以替代一下的。他对中共的历史更有兴趣，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了多篇文章，对新启蒙、对反右等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辩识，这些文章也成为我们认识反思历史的重要文献。我曾经应约为一家英文杂志写作《为什么中国人觉得美国恨中国》，我向他请教时，他说他们最清楚自己是如何参与设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印象，我鼓动他能把四五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写一写，他后来果然写了文章，不过跟我听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我把张鸣先生的两篇文章推荐给他，一篇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改运动，一篇是共同纲领的前后历史。我对前一篇很看重，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是下乡分田，而国民党却进城抢钱，由此决定了两党不同的命运；但张鸣先生的文章却梳理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已经具有绑票的一面，开国后的历史早有了预演。他却对后一篇感兴趣，因为前者是他们熟悉的，后者却至今扑朔迷离，现在张鸣先生还原了历史的某种脉络，他以为这样一来，一个大致完整的中共历史就可以向后人讲述了。
   
   至于中国的转型，他是悲观的，但又显得极有耐心，用他的话说，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我们设想中国的危难之局，总是叹息不已。能够维和吗？能够有德日的幸运吗？他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为需要的是政治人才，经济人才。我们应该为这些人才的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后来，他又对我补充说，还应该寻求法学人才。曾经有人劝他组党，公开意见，以为以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在知识界的影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果。他自承书生，不是这块料。但他对组织研究社团一类的事有兴趣，曾希望我跟他一起研究顾准，以三年五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一个顾准研究学会。我在他的感召之下，拿着他给的地址，跑到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顾准文存》，回来跟朋友们鼓吹此事，却是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再见他时，他也是沮丧得很。但他还是中气十足讲话，他的嗓门儿是很大的。他总要做事，不能做事时，写作就是他的事业。他写文章很慢，他说每年年初会酝酿四五篇文章，然后就像酿酒一样以一年的时间把这四五篇文章写出来就很不错了。
   
   我劝过他把文章结集，他担心，谁会出版呢？自传和口述自传成为风气的时候，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劝过他为社会留下一生的行状，他总是坚决拒绝。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也承受旗手的悲剧命运。他一度扬胡适，我提醒他可不能借此抑鲁迅；我被人目为愤青示警，向他诉苦时，他提醒我鲁迅就是中国真正的愤青。当我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并把首届奖给了他时，还没有通知他，他就在通过网络知道了，他奇怪自己跟北岛周星驰等后生一起获奖；但知道是我的主意时，他又坦然接受了。
   
   去年春，我的生活再度发生波折。我自绝于一切可能的体制，稿费不足以解决生计时，我只得寻找校对、翻译等活来做，这样“相交日已稀”，我自觉地断绝了旧日的交游，其中也包括他。我在北京的街头遇到沈昌文先生，听说他已经搬家，要到了新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跟他联系。夏天挥汗如雨地打工，整整三个月不曾写一字，三月后开笔第一篇《美国是否已经走下了神坛》，写作时曾经想过向他请教，但写后就发出去了。直到十一月，大半年后，一个朋友说起，见到了慎之先生，谈话之间聊起了我，老人很不满意，说这小子眨眼就不见了；我于是赶紧打电话，请罪，去他的新居，他的房子不错，只是太多的书零乱地堆积在客厅里。我谈到了年轻一代的生存方式，活着，为稻梁谋，他明白了，生或死，确实是一个问题；对比起来，我这一代比他们在生理上也会经受某种考验。
   
   他想卖掉一些书，我说让我先挑挑吧；下一次去他家，就把他的一箱《读书》搬回了家。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好几次我起身走时，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唉呀，我们俩人倒还可以谈谈，你不知道，我跟老朋友都没有什么话可谈的了，我经常感到是很孤独的，那是很难受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己更老。有一次我去得早了，他有点感冒，还赖在床上，听到我叫门，开门后，自顾自地给自己做早点，冲麦片，啃麻花，吃完后再跟我谈话。
   
   他的精神是好的。今年春后，我在秦川先生的追悼会上遇到了他，我们无话可说，只是握手而已。到他家里，他才说到对老朋友的去逝的伤感；但他自己却很乐观，他说自己会在未来的十年内能够写出点东西的。我当时暗想，他还有此等自信，那真是一件好事。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谈到了老人问题，我向他吐诉了我久想表达的观念，我们的很多老人确实寿则辱的，他们僵化的思维跟他们反对的体制是一样的。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证明说他身边的老年朋友是多的，许多老人从体制里退休后，又在新的体制里挂名做事，而这些人言谈举止跟他们口口声声所反对的没有不同；有人长期躺在病床上却还不给别人以发展发挥的空间，他们从没有公民观念，更没有平民心态，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但王康先生托送的《自由的历险》一书我却不能亲送到他的手上，他在电话里要我把书寄去，我听到他的声音嗡嗡地，问是否感冒了，他只是说，他在赶一篇文章，过一阵再见吧。谁知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声音。在网上看到他病重住院的消息，赶紧给他家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我们只能祝福。《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曾经创立过一个“李慎之网站”，他很关切地打电话来问我，我还一个劲地安慰他，因为我想到他还有十年要活。但怎么想到他就这么走了呢？有人还想再活五百年，他只想在今后的十年里把该写的文章写出来，谁想到命运如此弄人呢？
   
   祭如在。古人的话是不错的，我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了，他们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难的中国社会里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们也会将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这样的人，我们的苦难和无望才有了新的含义。
2003年4月22日匆于京城芍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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