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王子庸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1

    《东周列国志》上有个故事是写史官的。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庄公，奉公子杵臼为景公，自立为右相。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而是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杀之。太史有弟三人：仲、叔、季。仲复书如前，被杀；叔也同样被杀；季又书，崔杼说：“汝三兄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答道：“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掷简而还，但终以愧太史之笔，委罪于别人。
史家若都能这样直书不讳，捍卫历史尊严，历史便不会有误。只可惜，能不避当事人而这样做史家的恐怕不多。不要说是权倾一时的显贵，就是一般人怕也不愿意。当代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所引起的众多案例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今天为这句话的真实，明天为那件事的虚假。谁知道哪是真实的呢？
即使是真实地记录，但不辩历史的本质，便会出现大谬。《东周列国志》上还有个故事也是写史官的。晋国大臣赵盾与赵穿私下达成协议，自己不出面，而让赵穿弑其君晋灵公，再立公子黑臀为成公，总以为能盖其丑。一日到史馆，问太史董狐索简观之，只见上写着：“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臯于桃园。”赵盾大惊，要求更改，董狐道明真相，并说：“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赵盾无奈，但此后事王之心更加谨慎了。若是董狐照人们看到的事实记载，则赵盾之罪就在历史上抹掉了。董狐之不畏权贵，笔角直抵事件之本质的勇气，怕是后来的史家少有。那么，这样看来，历史还是真实的吗？
所以很多历史都是后来者重新修编的，但修编者又强加了自己统治者的意见，历史又一次被改变了。孔子修订《春秋》，有着明显的意图，制礼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便是教化的历史。但这样做是否也意味着改变了其它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不复存在。
从表面中的历史到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进步；从真实的历史到教化的历史，仿佛又是一个进步。但真的是进步吗？
《左传》、《史记》中的记载有着明显的倾向和文学的修饰，史料中的人物也从官方下到民间，好恶和爱憎是突出的，能发人深省，教化后世。这是否意味着又是一个进步呢？
从《春秋》、《左传》、《史记》来看，历史显然是不一样的，原因自然是记述者的有别。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是圣人孔子眼里的历史吗？是兼有文学家气质的左丘明、司马迁眼里的历史吗？孔子的眼里是礼、仁、义、信等，左丘明、司马迁的眼里还有阴阳、小说等三教九流。
教化的历史便意味着强调，强调就意味着偏颇，偏颇就意味着遗漏，遗漏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文学的历史意味着修饰，修饰便意味着夸张和删简，夸张和删简便意味着增加和减少，增加和减少的历史能真实吗？
老子是史官，我们却很少有他治史的史料，只有他的五千言《道德经》。而《道德经》足以说明他不愿强调任何一方，不愿遗漏任何一滴，追求混沌合一的历史感，他追求大道。但《道德经》显然不是历史，它是历史中的真理，也是真理的历史。按这种观点来看，任何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且是被遗漏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真实的。真实的历史是无言的已经流逝的历史。

2

人们说，文史哲不分家。所以，从达尔文文学中观察历史也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史诗互证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研究方式。而从文学中观察历史往往能透视出历史的本质，使历史上升到哲学的境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肯定地说：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事实上的确如此。神话的历史显然是虚构的，但民间以为它是真实的历史，是的确发生过的事件，所以神话的教益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幻想和心灵的历史。基督教徒们相信上帝的历史和耶稣创教的历史，穆斯林信徒也一样深信他们《古兰经》中所描绘的历史。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欧洲人，大都接受过诸神创造历史的神话教育，他们以此而阐发新的思想和文化。有一个商人从小就深信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中有关宝藏的描述，他用毕生的精力终于发现了人人都认为是虚构的宝藏。很多历史在人们的心中。
中国的教科书中曾经有一度把所有的文学都当成是历史来教育青少年的。《红楼梦》就是被当作封建王朝的没落史。而中国的作家们又何尝不是以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呢？《李自成》、《暴风骤雨》等等数也数不清的现当代作品不仅仅是这一思想下的产品，而且在新时期还有很多作家仍然是这样创作的。张炜的《古船》就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历史”作品。更不要说现在的影视剧了。在文学中，这一思想似乎太偏颇太过分了，它忘记了文学的其它方式。但不过置疑的是，文学中对人物命运的描绘本身就是一部人的历史。罗曼"罗兰在伟大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前言中说，他不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历史，并形容它是一条大河，是一部交响曲。也就是说，罗曼"罗兰力图真实地不遗漏地描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历史。
从古到今，历史都是由官方来记载的。官方记载的当然是官方的历史。在司马迁以前，史官所记都是朝廷中发生的大事。从司马迁开始，史官不仅从官方获得史料记载宫廷大事，且从民间搜集史料，记载在民间影响很大的事和人物，以及补齐官方欠缺的史料。民间的历史被遗漏了。从民间搜集的史料只是官方的一种补缺而已。
从有了新闻开始，报刊杂志承担了记录历史的部分任务，尽可能地拾取着将被遗漏的历史。新闻记者来到了民间，开始书写民间的历史。但谁都明白，这些公开的历史也只是在官方的宣传思想下进行的，是官方思想的一种解释，是被改编了的历史。这种遗憾正是新闻工作者和史家的心病。那么，真正的历史何以存在呢？且这种历史也只是人类历史的点滴而已。
我们只好把目光集中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文学正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是暗藏着的历史，是来自民间和灵魂深处的历史。从刻画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从正则描写到侧面叙述，从叙述事件表面到描写内心活动，历史走向全面，走向民间，走向真实。这就是历史真正的血肉和呼吸。如果没有这种血肉和呼吸，来自官方的呆板的历史能让人相信吗？
文学所揭示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记载是不同的，它要通过人——这一鲜活的完整的主体来告诉人们表象背后的真实，它是真正的人的历史。人这一意义上说，它才是真正的历史。但事实上没有人同意这种观点，就是因为它是虚构的，即使是历史文学也是虚构的。人类有一个愚昧的特点和习惯：相信面像的流水账一样的历史。
流水账的历史当然是遗漏的，它抹去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完整性；文学的历史往往又是不真实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

3

我们禁不住要问：“人的历史在哪里呢？”
史家回答：“在历史中。”
我们从已有的史料中，能看出人类的足迹和心迹。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划分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利益的关系上进行的，哲学家却是从人性的自由和解放来描述的，文学家是从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上来看待的，而宗教的历史完全是别一种历史。那么，人究竟在哪一种历史中呢？每一类历史都不过是人的一个侧面，并不是人的全部。假如把现存的所有的历史都加起来，就是人的全部吗？不是。
在孔孟以前，历史是一个样子，我们几乎不知道普通人的心理状况，只有一些粗糙的历史变迁，不仅大自然是荒漠，就连人性也是荒漠。孔孟以后，教化的历史便只有仁、义、礼、智、信，外加佛道的符号。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只能到野史和小说中去找。女人的历史几乎是空白。《金瓶梅》和《红楼梦》不但启开了长期被禁锢着的性的闸门，还打开了女人这扇被奴役着的窗户。中国人的历史在此时改变了。但这仍然是民间艰难的解放。到了本世纪，中国的传统几乎全被否定，中国人的历史又改变了流向。儒释道不再统治人的灵魂，信仰变成唯物主义。世界涌入中国，中国人的选择多了。从各种运动到文学、哲学，对人的解释和对女人的解释已经大不一样。
但是，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以前，性的混乱、迷醉、麻木、苏醒、恐惧、淫乱在怎样地左右着人的灵魂，女人的呻吟、痛苦、迷恋、畸形又是怎样影响着世界，这都是我们无从知道的。在此之后，我们又注意了多少。在孔孟以后，我们对中国人灵魂中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礼教的仇视又从哪里知晓呢？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的光明和黑暗，每一次的教化和解放都将意味着新的关闭，意味着人的思想和灵魂中的一部分又成为禁区。这就是被遗漏的历史。这是集体的人类的历史。
那么，人的个体的历史在哪里呢？
司马迁第一次把个体生命的历史重视起来，开创了传记历史。这种历史仍然是粗糙的，表面的，但这样粗糙的历史形式却告诉人们，每个人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个体生命也是灿烂辉煌的，它的轰轰烈烈的历史绝不亚于人类浩浩荡荡的进程。
在《金瓶梅》中，我们第一次无比惊讶而恐惧地看到生命的冲动、性的呐喊和人对现有世界中现有秩序的反抗，以及生命的毁灭。我们由此而知道，人类自诞生之日起，这一切都是生命所可能有的历史。在这里，我们还发现，生命的历史似乎与人类的历史无关。生命自有它的历史。
在《红楼梦》中，我们又无比伤感地也同样是第一次这样倾听一个情种旷古绝今的伤心语词和一个女子无奈又倔强的悲切心声。这是灵魂深处发出的痛苦反抗和对生命的凄切爱怜，我们因此才发现了人的更加细腻的情感历史。在这里，我们同样发现，历史中的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与其个体生命没有关系，只有生命本身存在的大事件，才影响和构成个体生命的历史。在这里，人类的历史是无足轻重的，只有那些与个体命运相关的哪怕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件才有意义。灵魂深处所暴发的革命、动乱、奇迹和蛰伏着的沉默、宁静乃至死亡，才是个体生命最为关心的大事件。
而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我们看到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以及整个世界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人，他的蒙昧时期、痛苦的生存压力、性欲世界的冲动、英雄的内心、真理的艰难追求、十字路口的徘徊直到信仰的彼岸，这一切构成他的历史。而在这个体的历史中，包容了整个欧洲的历史和现在，包容了宇宙。他的确是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他的辉煌灿烂、细腻详尽甚至比目前记载的整个欧洲史更为壮观，更叫人激动若狂。
个体生命的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和他所生活过的历史，它可能包容了人类的许多历史，也可能超越了人类现知的历史。只有个体与以往历史取得联系，个体才与那些历史发生关系，那些历史也将影响到他，成为他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当个体生命与以往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取得任何联系时，个体生命的历史将是单纯的，绝对的。
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从一种政治的历史到民间的历史，是一种自由；从人类的历史到个体生命的历史，更是一种自由。但就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言，个体的历史总是微不足道的。从生命个体的历史来说，我们不如说：“任何历史都是生命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将摆脱目前的政治的和集体的历史观，摆脱实用主义的历史观，而进入对个体生命的历史中。我们所遗忘的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历史将被记载。那些生命的诞生、冲动、努力、反抗、呐喊以至死亡，那些灵魂的悸动、不安、动乱、美丑、好恶、缺失和完满，以及个体对周围世界、信仰世界的体验，都将进入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不再只是一本流水账，将不再只是对事件表象的简单记载，而是把人的自由、完满、真实当作历史。这样的历史才真正贴近人本身。
它意味着文史哲的统一，从某种角度来看，意味着过去历史的消失。这种历史便意味着最少的遗漏，意味着最小的偏颇，意味着接近本质。这也许便是真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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