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

王子庸

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 ——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一．
我们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
一方面,我们习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神话,我们有连续二十多年都是高位数的经济增长。在当下
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的时期,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一枝独秀,中国有着庞大的产业能力
,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成为令无数发展中国家嫉羡的世界工厂。二十多年来,我
们的精神思维主要致力于此,逐利发财的冲动堵塞了我们对生命自处和相处的全部丰富的感知
和想象,窒息了我们对文明社会的健康平易的意识和自觉。很多人以为,中国之路可能真的如中
国政府宣示的那样独特,中国勿须发达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等等价值信念,就可
以成就一种新的东方的文明。
这种精神坎陷的时代景观给了很多关心中国的西方人以迷幻,他们看不清中国,他们想不通中国
人。怎么,你们真的不需要正义吗,不需要民主自由吗,人权真的不是你们生活的必需品吗？中
国宣称自己发展得很好,不需要别人来做老师,他们到北京上海来的时候,也确实发现我们活得
很好。这让他们大为不解,这是怎样的国度和怎样的人民？那些从良知正义的角度要求中国进
步的人士甚至怀疑或不无羞恼于自己的努力,他们为之苦苦奋斗的人民似乎、竟然是在”享受
生活”。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建设几乎一日千里,我们进步神速,即使他们的某个机构每年拿我们的人权状
况说事,但他们的总统到中国的北京上海却得承认我们的繁荣。他们看我们越看越失去了底气
和自信,我们活得红光满面的,我们活得滋润着呢。而延续中共血统的政权,本是中国人生存和
发展的最大敌人,却已经一再地顺当延续并继续实施着无能而专横的统治。我们有无数的问题
却以复杂性掩饰了,我们有确定的苦难冤屈在生和死,我们的精英却自豪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我们的青年游行示威起来也只是表明中国整体受到了侮辱和损害。究竟怎么回事,人权呢,
自由呢？放眼世界,好像只有他们在做切实的工作,为我们的生命目的、为我们的人生终极关怀
着,而我们没有付出努力,也不再反抗那管制我们的敌人。
确实,我们不再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大规模地、经常地向政权表达意见的举动了,我们更没
有针对中共政权的积极或消极的反抗,我们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把苟且的生活当
作正常的生活对待。那些一门心思希望我们走向民主化道路的人们,那些真心帮助我们认清我
们被奴役的处境的人们,那些努力改善我们的人权状况的人们,发现我们不仅有了与巴黎同步的
时装,甚至美国大学刚出版的学术新作也很快在北京圈子内讨论了,更不用说,新新人类们把头
发染色进入了后后现代的行列。看见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他们不得不在心里嘀咕,那些中国崛
起论或中国威胁论至少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北京的确发展了,我们在一种威权统治里过得不算
太坏。一个未曾明确表达的共识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里过得不错。
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眼里,这个民主自由无望的大陆上的发展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不仅西方人、
就是中国人谈论起中国可能的战争、天灾、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造反、精英政变、如同
历史上的动乱、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就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绝无可能。撼
山易,撼发展的中国难。人们稍作理性地分析,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的有农民、有企业家、有青
年、有公务员们,都很务实,都有着巨大的胃口和惊人的发财欲望,这将是怎样的经济加速器或
发动机？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贡献更为罕见,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与自己的社会现实保持某种距离
,他们在主义和观念上做工夫,不断地移植世界知识,并越来越心系世界知识,努力参与世界历史
的演进,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三道四、指东打西、评比优劣。因此
西方人不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从每一个交往的中国学人那里都听说
了他们都甚少了解的当代西方的学院知识,这种进步或发展与他们一根筋地追问、计较生存的
正当性有很大的差别,却也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
所有这些个人的信仰、理性、学识无能于辩识一个文明的发展状况,却由造化本身提供了答案
。我们确实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那些江湖医生的”中国威胁论”并未能摸准中国的脉膊,
他们实在高看了我们的能力和作为,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诸多领域,我们不会有什么创造性
的发明发现以挑战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仅仅照葫芦画瓢地在市场的低端进行过度竞争
,这种能耐只是让发展中国家大为嫌恶,尚未能对世界构成威胁,我们也没有威胁世界的意愿和
健旺的生命力。我们威胁世界的能力或作为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的。一种连中国人、东方人
都从未想过或难以想象的方式,一种病疫,自污而传染了世界。今天的中国人还沉浸在这个叫做
非典或萨斯的恐慌和惊悸中,但西方人却已经从对中国的迷幻中醒过神来,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
对这个看不透的国度和人民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了。
在西方人的意识深处,中国之”黄祸”是可怕的。义和团一类的恐怖传说,既使西方人鄙视轻蔑
中国人,又对这个说不上文明的文明帝国有一种惹不起躲得掉的恐惧,这个迟迟不愿跟西方人一
样接受生命价值的文明帝国不仅是一个谜,而且言行举止匪夷所思,它放不下过时的文明帝国的
身段,无能、可笑、可恨,又蕴藏着一种邪恶阴暗可怕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
日的因素。而那些移居到西方的华人,那些生活在伦敦、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自圈自闭划地
自狱的”中国佬”,在西方人眼里丑陋、阴险、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野蛮而
又狡猾,不比地狱里的一群好多少,况且中国人是活生生的。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让西方
人迷惑起来,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错以为中国人是一群可以哄好的乖孩子,不无
侥幸地以为可以在中国人那里买到便宜,彰显人权,收获正义,享受猎奇。但这个似孩子又非孩
子的种族却在说不,六四不曾唤醒他们,五八中国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九一一以来的大小事
件,都不曾唤醒他们,他们明白中国强大到威胁他们的时日还遥遥无期,但一场非典却以非典型
的思维和形式挑战并威胁了他们,非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了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华人,这是一
个不可信赖的种族。
唐人街的经济遭受了打击,它本来也一直以自污的形式存在着。没有欧洲人会没事找事地跑到
华人的餐馆里就餐,泰国人也跟着倒霉,西方人实在分辩不出他们跟中国人有什么差别；甚至西
方的工人见到中国寄去的邮包也不愿沾手,如不是违背良心,他们可能不会费力地消毒,而是直
接送去焚毁。大学和研究机构委婉地谢绝对中国学者的邀请。无数的企业取消了中国的订单。
中国的媒体虽然一再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称道中国的合作态度,但世卫组织已经揭示了中国瞒和
骗的经过。地球人都知道了,一百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出游进行限制。中国、中国人,再次成了
一种无来由的祸害的象征,成了一些西方人头疼而不齿、不齿又得防着点的实在的妖异。这个
没心没肺生活的民族,像生物学揭示的所有低等生物的存在,如老鼠、蚊子之类,不可理喻,以数
量代替质量,以时间占有的长度代替生命的热度作为存在的本质,却威胁危及了人类生活,与发
达国家、文明民族比较起来,其距离之遥远实在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啊。

王子庸

二．
我一直想对这些人说几句话,即你们错了。良知正义、民主自由同样是中国人所拥有的禀赋,所
信仰和所追求的人生价值。诚然,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专制的,但中国人仍有万物之
长的心灵,仍有心灵在感知生命的全部丰富。中国人之于专制并非如鱼得水,到今天为止,专制
生活对中国人依然是可怕的考验。中国确实给世界添了烦难,但中国人跟西方人在本质上没有
差别,何况自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以来,中国之于世界的威胁也远不及西方之于世界,西
方对于世界的欲望也比中国积极得多,正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以物质的名义,解析了精神,以
西方的名义,征服了东方,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挑战了自然；只不过今天
的西方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而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还没有多少进化。中国决不会离开世界成
就自己的特别,中国决不会就此自称小康进而大同,而且没有一个中国家庭不羡慕与美国西方有
沾亲带故关系的家庭,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明白西方的发达、美国的富强与民主,没有一个汉语工
作者们不羡慕英语法语的好命运。我曾经着手做过这项工作,《2000前的北京》或《专制下的
北京》,2000年的时候就想把这一报告完成,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感受着这项工作的全部困难
。表述专制生活的全部情境已经够难的了,今天我还要表达由于文明的无能无力施难于世界的
歉疚。要说清楚是不容易的,就像要把我个人的生活和思考全部马上明确表达出来一样。怎么
才能使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体会这里的气氛呢？只要浓墨重彩,就能描出一团漆黑,就能如好
莱坞的电影表现的落后蒙昧地区的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镜头,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欢乐
、吉祥,就能如中国的高等华人们那样感觉良好、自信十足。美国每年发布的世界人权报告的
中国部分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但今天它已经成了一个”杀人不死,救人不活”的劣质药品,它
无能于描述中国生活的真相。
甚至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年鉴学派的细节或越来越像回事的数目字管理,都不能代表真相,揭
示真相。像萨特描述”占领下的巴黎”一样,需要有许多发明,许多技术才能表达真相,还需要
许多善良的愿望和许多想象力才能理解真相。在灾难的日子里,世人能有这样的静心和善愿吗
？即使忠实地描述中国生活还不够,还需要像阿伦特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需要对群众
、对民族主义、对个人有许多情理的把握才能洞察真相。
更为复杂的是,信息的某种自由流布,世界漂泊一族的出现,使我们与自由世界并没有完全被隔
绝。神权社会、极权时代那种完全与自由世界的封锁隔绝状态消失了。我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
能用言词填平的鸿沟也消失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有了共同的经验、回忆,我们全民狂热地看
过《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我们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人去拯救他们被俘的女
兵杰西卡）,我们内地极为贫困的地区也在消费可口可乐、麦当劳,我们的希望小学教材也有着
西方的影子。但请不要以为我们因此换得了西方人的心智,或我们有了跟西方发达社会相似的
生存背景。
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到西方学习并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精英,今天却成为中国市场、权力乃
至媒体符号中最如鱼得水的骄子,他们不怀好意地干着妖魔化西方的勾当而在中国大行其道；
即使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在西方长时间里的观察,也陷入了情理的迷雾之中,他们甚至解构起民
主自由这样的生命原则。他们在西方呆得久了,在他们看来,民主没有绝对价值,没有金钱和政
治背景,平庸的布什怎会当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女儿还没毕业就被人许诺十万年薪？关键是
你是否拥有有效的生存手段,而西主民主制度比东方专制更让人接受,不是什么人人都有追求民
主自由的本性（如果人有什么本性的话,那就是人不仅要活命,而且希望活的好一些）,不是什
么”人人都要自由”的普世观念。如果专制能给人带来比民主制度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就会
抛弃民主,就像人类社会抛弃落伍的部族血亲制而让专制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样。
也正是这种生命认知基础上的多样和危机,导致了中国生活的危机。这也是我自2000年后放弃
工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中国专制生活的真相难以简单地说明,中国生活的良知正义难以乡愿
地获得,它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谈到专制下的生活,与其是说给老外朋友听的,不如说是
在中国谈论,在中国反思,但这种有求于同胞的行为,首要在于自身的位置,即我们自己是否做到
了,我们是否是一个人,是否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质。这需要行动,需要思想。而在专制独裁下
生活,我们难以行动,难以思想。那些能行动能思想的外人或旁观者们与我们虽能接触,却不能
沟通。虽然有无数的汉语知识生产,但这些知识多做了专制生活的帮忙帮闲,既不能使人认清生
存的本质、生活的处境,又不能改造更新我们的中国生活。虽然有众多的外国记者云集北京,但
他们的报道仍不能使人们了解专制独裁的真相。他们无权指导我们的生活,他们无能理解我们
的生活。有关中国煤矿一类的灾难报道只是一种报道,在我们这里却是生离死别的沉痛和无形
的恐惧；外人对中国非典事件的愤怒也只是一种对专制独裁政府的不可理喻的厌恶,对其统治
能力的不信任,在我们这里却是呼吸之间的惊怖不安,是听闻小道消息的绝望和屈辱,是对当政
者怀抱善心时的不信和厌倦。
因此如何谈论专制中国,我能代表谁来说：在中国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在我以为最应该迸
发出大恸哀嚎的地方,到处是无辜和快活的笑容；在我以为生存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时候,媒体
上的作家学者教授们却一脸的幸福；在明星们上台领奖以为光荣的场景,我却读出了无尽的可
怜可耻；在商人政客戏子为五星红旗骄傲的时候,我却感受了彻骨的疼痛和悲凉。但这只能是
一种个人经验。同时,请朋友们理解,当我用我和我们谈论真相的时候,这个生存的主体是相当
不确定的,他曾经是个理想的青年,他有过纯洁的心地,但他可能已经有了人格的多重分裂,他的
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公众生活完全不是一个世界。作为言说者,如果对真相的描述过于自以
为是,中国生活过于黑暗,人们很容易提问,你做了什么？要知道,这是我的中国呀,我能够来谈
论本身,不正说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吗；如果因此我们依然对某些人物破口大骂,对现实全
盘否定,如果我们只是以文字痛斥中共政权来立身处世,我们还不如老实地承认,我们是懦夫而
已。
什么是中国生活的可怕之处？它无形,让你不觉得有生死之决的敌人；存在的诸多体制都让你
觉得合理,不合理处让你觉得有希望改进。等待、忍耐、希望、看戏、评戏、分享,组成了中国
生活的内容。在中国生活是相当模糊的。
但当初不是,一二十年前不是。那时我们自觉于第三世界国家行列,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几个现
代化,我们很想超英赶美,我们有这种生活的目标；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那就是一穷二
白的帽子和面貌。国门大开后,我们更能说得出来,我们进一步明白了,我们的敌人还有封建专
制的阴魂、制度和生活方式。思想解放运动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延续到八十年代,改革是一场革
命,我们的生活在当时无论如何地有一种确定性。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限制,我们知道世界大
势,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后来一直到今天,改革结束了,革命精神丧失了,改革于人们不知不觉
中沉淀出如同传统中国的上下两层社会。中国生活再一次结构出一种专制生活,人生如戏,或揣
着明白装糊涂,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少有明确的改造意志,人生于他们并非有关正义的斗争。真的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只有康梁革命和辛亥革命的精英们有过担当大义的悲愿和努力,自那
以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很少有过革命的要求、眼光,更不用说是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制度的正义
革命。今天,相当多的中国精英更是把革命等同于造反,等同于煽动阶级仇恨的民粹主义一类的
病毒；他们以为,革命的代价远大于当下中国生活的代价。这也说明中国生活并非明确置多数
人于死地的,并不是”时日曷丧”一类的一刻都不能忍的国民公敌。
尽管鲁迅是深刻的,他要求”这样的战士”,能够反抗战胜一切明确的有形的潜在的无形的敌人
；但这只是适用于个人,偶然,不能要求于生活,当精英们都觉得敌人不是那么实在时,更不可能
要求全民皆兵。外族统治、王权社会、皇权极权时代的子民都有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是伊拉克
的敌人,金正日是朝鲜的敌人,但对专制生活里的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们没有一个明
确的一致的敌人。仁慈的权威邓小平一度是我们的敌人,但当他出来亮相时,我们心里仍止不住
地激动。我确实知道,在邓小平死时,不少知青,不少中年人是衷心哀悼他感念他的。他活着的
时候,北大的学生致意说”小平你好”,他死的时候,媒体很朴素地表演说”小平走好”。江泽
民也曾被描画成暴君,他镇压了***,他确实沾满鲜血,但我们谈论他时,却老江小江地蔑视他
嘲讽他,我们心里明白他是我们的暂时的皇上。李鹏先生,他对六四有责任,我们谈论他却经常
从智力的角度而非仇恨的角度来谈论他。好不容易走了一个傻子,却又来了一个疯子。这句话
在中国社会流传多年,但当朱镕基这个疯子下台时,媒体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狂热和权谋。今天,
在新一代专制的人格形式表演他们的人生辉煌时,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们又激起了我们的希望
,北大的学生喊出了”胡哥挺住”的口号,八十多岁的焦大也赋诗说,”胡哥好样温哥帅”。我
们曾经以为专制独裁只是一个社会里少数人的事,只是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的事,但我
们经常看见他们却恨不起来。在他们得意得疯狂的时候,例如朱镕基修建上海悬磁浮,邓小平盖
香山饭店,江泽民建国家音乐厅,李鹏修小浪砥和三峡工程,我们最多只是私下骂骂他们；我们
看见他们的老态或人情,例如江泽民站着念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李鹏傻笑了起来,温家宝跑到矿
下和大学食堂里吃饭,我们心中那种古老的,少儿时期就具有的同情恻隐就会砰然泛起,他们也
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人哪。正义、良知被戏剧性的家国情结解构了,他们也不容易,他们亲民,亲
农,识得孰轻孰重,他们日理万机,只是因为中国太大,人民太多,官僚太官僚,他们才左支右绌,
不停地平衡维持,灭火救火,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有他们的不得已,不要为难他们是多数人的共识
。他们作难了就跟他们一起提心吊胆,在一家有难或国家有难时,这是经常的,我们都会放下成
见,因为我们有一种毁家纾难的中国心。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或从抽象的专制独裁出发认定某几个人是
敌人,那么其他人就能够同意我们吗？交通警察可能是司机的敌人（他们乱罚款）,但不是我们
的；税吏可能是小商小贩的敌人（他们胡摊派）,但不是我们的；医生可能是病人的敌人（他
们收红包）,但不是我们的；律师可能是原告被告的敌人（他们对原告被告敲骨吸髓）,但不是
我们的；博导可能是研究生的敌人（他们只认孝敬了多少钱物而不认学问人品）,但不是我们
的；官员是部门行业的敌人（他们怀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心）,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虽然是
司机、小商小贩、病人、原告被告、学生、部门行业的集合,但后者及其不幸总是分立的、个
别的、偶然的、项目的；而我们却在专制独裁下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是把官府当作敌人,但官府也即我们今天的政权却是一个庞大的体制,一
个多数人的事,一个不止于一个阶层的事,除了底层的工人农民外,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亲友
在政权里任职。他们是敌人吗？如果我们认定体制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够像农民一样斩断
跟这个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吗？即使农民也在向这个体制求乞。一旦我们全部采纳了暴民的思
维和眼光,世界又会变得多么简单可怕。
我们不可能坎陷为暴民的思维和眼光,我们对现实的全部不满,对专制生活下的不安和耻辱,却
极为可怜地失去了清晰的敌人。我们本来意见风发,但我们越是斗争下去,越发现势单力孤,最
后发现身处无物之阵。没有人是敌人,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政客,等等,都是有血有肉
地出现在你的身边,他们都有各种好的名义,并正当地行使其职能,他们甚至不吝暴露他们人性
的弱点,即使他们有罪,但我们都以为自己明白,那是制度使然,他们的愚蠢贪婪不过是制度的产
物,腐败被揭露被惩处只不过是他们的命不好而已。贾庆林居然当上政协主席,那就是他跟对了
人；成克杰胡长清被杀,也只是狗咬狗罢了。这些都是制度机器固有的症状,跟我们的生活无关
。反之,当我们有幸亲炙这些中高级官员时,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们只是在其
位而已。我们一点儿也曾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最多是羡慕他们或者蔑视他们。
那么制度是我们的敌人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制度跟我们血肉难分,我们或者被绑上
它的战车,或者主动驾驭它的运行。它保障了我们的生老病死,一旦医疗制度发生了问题,我们
看病就成为问题；学术体制发生了问题,我们的职称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司法体制发生了问题
,我们打官司也换了麻烦。我们谈着要改变制度,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却同意要在这个制度
内得到最优厚的效益。当然,如此深究下去涉及到我们隐秘的羞耻心；但确实,制度给予我们抽
象的敌对感远没有具体的保障更实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抽象地诅咒这个敌人,我们每个人都
需要实在地从这个敌人那里领到中国生活的各种保证。
也许时间是我们的敌人,是它把一个血性单纯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深通世故的成人,中国人少年
时期所受的成人教育,接班人、栋梁、历史人物等等,在岁月的流变里转换成了名人、成功人士
、社会宠儿。这个需要养家糊口的责任者和虚无者,如今没有公敌,他只对私怨感兴趣,只有了
结私怨,才能在专制机器的铁桶稳定里获取最大的利益；也许文明是我们的敌人,它的物质成就
给年轻人太多的劳作,电脑、网络、游戏、影碟、酒吧等等,让他们的精力多有分配,让他们分
心于眼前的丰富,甚至敌人也成了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玩意儿。
就是说,专制的生活仍是可以过的,可以忍受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立刻马上扔掉他们的
生活。萨特说得对,敌人的概念只有当敌人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火线时才是坚定的、明确的。
中国生活的可怕在于我们认敌为友,在于我们做了自己的敌人,在于我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王子庸

三．
但不要以为如此专制下的苟且,生活就是安稳的。
确实有一个敌人,而且是最恶心最可憎的敌人,它没有具体的面目；但它随时可以把我们从生活
里挑选出来,让我们做专制的祭祀牺牲。那就是专制独裁的专政力量,它有很多名字,例如情治
部门、安全部门、军队、纪检系统,等等。有一天,我的朋友的同学拔了一个号码,电话响后,他
说了三句简单的话：王副市长吗,我是纪委的,请你明天下午两点过来一下。他挂了电话说,那
小子正在电话的另一端发抖呢？这确实是一种恐怖。军警特本身就让人畏惧,他们没有原则,法
律是他们家的菜园,任他们挑选或弃置不用。我也跟他们打过交道,其中的某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待我很是和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用我们的术语,他们很了解情况,他们掌握了很多信息,甚
至西方的前沿学术观点、国内的思想流派,他们也了如指掌；我跟他们甚至开玩笑,他们如此开
通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像俄罗斯的克格勃一样准备接管国家政权？但他们实在又是偏执的,他们
真的是狼种,他们只有狼狗一样的思想；他们没有生命,只有对生命的戏弄。我们难以想象,技
术成就的每一生活方式的改进,在我们这里,都最终为专制接管。例如网络,异族发明的虚拟空
间,在我们这里却是实在的产生罪名的渊薮。我的例子不足称道。不锈钢老鼠,如今世界范围内
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就在网上咋呼过,她可能在网下见过某种人,但她只是一个学生,她的宣言
在我看来只有后现代的意义,还没有喊出皇帝不穿衣服的真相。但专制却挑选了她,成就了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可能因为怯懦的勇敢（例如进虚拟空间表白一下）而
以身试法,莫须有吧,一种中国生活的罪人就出现了。
但这种恐惧却也是相当不经意的,相当偶然的。只要我们乖巧一点,只我们温驯一些,我们就会
安全一些。所有中国生活的不安感来自于必然的巧遇。这就让大部分无知的人们无知于自己的
生活,让部分开智启蒙的人们无助于个人的遭遇,侥幸地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例如市民阶层,
我们最看不起的一类人,他们是多么老实又多么布尔乔亚啊,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占据了西方布尔
乔亚和东方农民的最恶劣的混合,他们是东方专制独裁者们圈养的生存权的典范,但他们中间的
少数人被挑选出来驱赶来去。最近的例子,北京西城区一个叫徐永海的人因为拆迁而获得了专
制社会的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一个人一辈子以身体来获得这么一种认识是不容易的,也是刻
骨铭心的。他遇到的敌人是谁,是一群人,是几个机构,是他们,是房地产商人,是拆迁办的人,是
不准他游行的警察。中国人民众多,但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却是一个人面对无物之阵的群魔众
鬼。多可怕。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都躲到家里成了”坐家”,他们也会偶尔光顾我敲打
我。一个学者受到他们的多次接待,终于想通了一个问题,他们一再警告的人,原来是我啊。并
不是不想收拾我,收拾我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我最好老实点。我只能说,他们想借学者之口来传
达他们的力量,想让我生活不得安宁,充满恐惧。我确实如他们所愿,而且我还超额完成了他们
的任务,我为他们和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甚至是人群中最没有相貌特
征的人,我每天在大街上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挟着公文包,抽着烟,看看红灯,然后随着人流穿过
马路。甚至那些穿制服的军警特们,除了农民会在他们面前害怕以外,我们跟他们迎面相逢再也
不会紧张；尽管农民进城也会穿起制服,例如小区的物业管理员或门卫,他们也能够让城里人让
高尚住宅区的主人们低下高傲的头来,但那又是一回事。总的说来,那些作为国家政权机器化身
的官和吏们,那些这机器衍生出来的公检法文教卫们,他们不是我仇恨的对象,但他们是我的没
有对象的仇恨。
这就是专制独裁下生活的可怕。让你倾家荡产,让你不得人身自由,让你暗暗地死（感谢美国,
它告诉了我们有哪些人在暗暗地死去）,但所有这些直接的伤害只有少数人来承担。因此,由我
到我们,我的感受不能代替我们的感受；纵然我有着求做奴隶不得的恐惧或有着不共戴天的深
仇大恨,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我们生活的常态却还是在有规则地过日子,我们都有一份奴
隶的饭碗和奴隶的位置,这种常态让我们不觉不自由,不觉得身披枷锁,不觉得有达摩克利斯剑
悬在头顶。就是说,专制独裁生活里的恐怖不是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不是每时每刻都
提心吊胆的极度震撼。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只有活着。甚至我们的生活是可以示范
的,是可以交流的。我曾经说过,我们也许可以做南欧南美南亚等国家的榜样,因为我们有市场
却无民主自由,有德法双修却无法治精神。是的,今天我可以说,中国生活是一切专制生活的典
范。我们的国民都在努力生活,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来利往。就是说人们都在学习、工作、吃
饭、做爱、交谈；古人尚且说,螺丝壳里做道场,何况是中国大陆,以前的天下,现在依然有近千
万平方公里的道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舞台没有实行军管,没有实行戒严,人们
可以在那上面表演,表达,可以在那上面寻求生活所需,可以在那上面找到一生的伴侣。人们完
全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也不去想舞台以外的天地,人们更经常地不去想舞台的限制以及在那上
面所受到的专制,因为人们随时都会被别人的事件、别人的痛苦、别的事件吸引过去,即使在人
们传播官吏的腐败愚昧无行无耻时,人们仍是满足的,前者的生活给了后者消遣的好材料,因此
人们经常在谈论国家一类的大事时会开心大笑。这样的生活还不够人学习的吗？还不够西方社
会的朋友们迷惑的吗？
不用说,这个无物之阵经常提醒或暗示我们它的存在,它在那儿,它就在我们其中。生活的不自
由机会的不平等随时都有新的证据,让我们明白,敌人、无物之阵、他们,等等,是活得多么滋润
,活得多么荒淫,活得多么有想象力,这是中国作家更不用说我们永远难以想象的境界。因此,只
是借助于它的探索,它的存在边界的自我呈现,我们的生活才有了基本内容。我们从没有离开过
它。尽管它有时是那么遥远,《人民日报》跟《城市画报》是两个近乎隔绝的世界,《求是》杂
志跟《时尚》杂志是两类社会,唐家璇也说中共是一个过时的词汇,它有时还非常知趣,不搞严
打,不下文件,不发出声音；但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功利的想法无不染
上它的色彩,以至于在它显得大度或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们中间最善良最有机心的人会利用文字
和媒体来试探它的反应,寻找它的底线,它相当配合地成就了我们生活的烈士,让一些人一些机
构一生的成就就此高不可攀,以前叫利用小说反党,现在可以叫自由化或破坏稳定。它既是我们
寻求正义和获得良知表达的背景,又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它是我们世界的经纬线。它奠基了我们
的生活,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可能成就；当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其熟悉得几乎坐忘,不思
量,自难忘,它是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就是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
得不错。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它那么反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只是把极权时代
的义务改革掉,只要它作威作福的权利,只要把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垄断到自己的手中为所欲为地
调控。因此不在它和它允许的体制里生活的人们,即不做它的大小食客的人们,不让它成其肉身
的人们,不做它的此生当世人格形式的人们,那些苦难无助的下层人民,就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就
只有向它缴纳自己的几乎全部劳动所得,就只有生生世世地供养它,任它作践。为它打工五十多
年的农民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农民为它种地五十多年没有什么积累,反而据说欠它不少债务,李
昌平实话实说,中国平均每个村都有十数万以上的债务,欠银行的,欠政府的,欠地方官员的,就
是说,打工的欠了它的；我也曾去村里调查,李昌平说的确是实话,农民的生活只有活着,是太平
时代并不安稳的猫狗而已,这种奇怪的算账理论大家都接受了。农民要活下来,只好抛荒,跑到
城里来向城市求乞,跟它的大小食客们打工,农民不愿铤而走险。据说曾是领导阶级的工人同志
们也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工人已经成了它的包袱,工人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但它眨眨眼就狠心地
让工人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大学生们也没有跟它翻脸,他们曾想跟它套套近乎,被它翻脸用坦
克碾压了,他们就只能在学校里做一个老实的学生；即使今天它不给大学生就业的希望,大学生
们也没有说什么,做什么,大学生们还在卖力地学习研究臧否西方知识及其现实的优劣。真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供养了它,它不值得我们给予任何信任,但我们不曾跟它翻脸。人们得了病,宁
愿躲起来自生自灭,也不愿意进它的医院,山西至今还有二十多个农民因不愿进医院而被它通缉
（请原谅我不再流泪）；人们宁愿听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它的报纸（请原谅我不再流泪）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它其实比脏病瘟神还要可怕。
是的,人们没有跟它翻脸。尽管它在各个方面都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它在中央要的是法西斯,它
在地方要的是封建,没有我们的自由民主,没有我们的生命正义。我们要离它远一点生活,何其
艰难。学校是它的,银行是它的,邮局是它的,道路是它的,医院是它的,从报刊到影视到网络的
各种媒体也是它的。一个人出门,就不是生命自由权利的适当展开,而是面对这所有的生老病死
、吃穿住行的限制。因此那些属于它的人,那些上层人士,它的大小食客们,就只有拼了命地把
自己分享的一部分最大化,从而能够应付其他食客的管制宰割；它的道路虽然享受了它的其他
部门的供奉和尊敬,但道路出门时也得受其他部门的宰制,因而也得拿出一部分来供奉它们。它
让食客们觉得这种游戏是很好玩的,它是食客们的衣食父母,是食客们的制度形式,又是食客们
的精神归宿。在这样的有敌人而无敌意的情况下,谁有号召力,说我们有一个敌人呢？谁能指明
这个敌人呢？即使它不尽义务,人们也会小心地论证它的合理性。例如非典,越南都二话没说地
宣布对病人免费治疗。我们的最有学问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却在网上用西方知识谨慎地讨论是否
应该由中央政府买单,而一两个地方政府宣布免费时却让人们以为那是了不起的德政。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生活得幸福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又怎么找不到幸福感呢？
据说有人责怪中国人认知上的愚昧,情感上的偏执,对任何一场世界事件都不能公正公开地表达
出自己的观点。这其实错怪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它养育下的群众,即使新的人类,在心智结构
上也是它所控制它所决定的,它种下了龙种,它又赋予并增添了信息的成分。就是说,专制生活
不可能提供充分公开的信息,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描述离真相也就遥远；专制生活很少能成
就基于人性的社会思想,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分析也就着相；专制生活很少能有正当的作为
,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评论也就流于无同情的轻浮清议。因此,人们可能有观点,但他们没有
自己。他们是观念衣服的架子。如同伊拉克或朝鲜面对美国的愤怒的群众呼声,我们不能苛责
于他们必须表达健康的人情。请原谅我刚才用了他们而不是我们一词,我并不是想把自己摘出
来,做一个旁观者,外人可以旁观指指点点,我们却不应该作为旁观者指责我们的专制生活。虽
然旁观者谈论正是这些国家的各类精英或民众最常见的生活方式；身在其中却以为自己清醒地
活着,自己活出了人的全部丰富性和目的性,这是混杂了他们的虚伪和骄傲、羞耻和高明的表达
方式。这些落后国家或病弱的民族确实还有着另外的眼光或自觉,但不是这种旁观者。一个绝
望的大陆,中国死了,在其中生活,他们不可能是个活物,他们只是象征而已；我也如此,如果我
不是寻求另外一种生存和表达的话。

王子庸

四．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就明白这种生存状态,他们承认即使这种生存状态下仍有健全的生命
存在,但那需要勇猛精进之心,这种人并不是张扬了个性、表达了自己,而是维系了生存的背景
并有所超越,而是理解了中国生活并有所作为,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花果飘零。遗憾的是,一个民
族飘零的花果可数而且当其时是无人知晓闻问的,我们可能明白在伊拉克百分之百地推选萨达
姆做总统的时候仍有真正的心灵存在,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心灵的伊拉克面容；我们可能想象一
个朝鲜人同事布施于他的民族,但我们不知道对他来说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种明心见
性道成肉身的模样。有时候,对这种人的尊崇和纪念是相当迟缓的,甚至其时代被推翻过后很长
时间才会被发现。大多数人,即我们,对于时代社会多只能是感觉而已。这种感觉只有当生活变
得过于尖锐时才会上升为心灵。
因为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演进史上的一个阶段,它曾经进步过,它的存在状态也不是停滞不前。
只是当它自身开始败落例如演变成了当今的中国生活时,只是当新的制度如民主制度对比鲜明
地竞相遥望时,我们才感到无来由的绝望,我们才感到自己的中国生活确实已经有违人的良心更
挑战了生命的正义。但正是如此,生活于其中的人才有赌徒之心,才有旁观的态度,才有把生命
当作工具手段的作为。生活在别处,此地的生活由于缺乏信仰的基石而属于某种历史的中间物
。我们的中国生活因此既真实又虚妄。我们既是示众的材料,又是好事的看客,自以为冷静的旁
观者。甚至是在一种承继中,在一种时间社会的自然演变中,我们感到了某种废绝,人心不古,但
我们仍苟且过来了；这种”古”究其实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例如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似乎
全民都明白了信仰真空、向钱看、道德沦落等等语词的生活含义,但全民却仍是与世浮沉,共谋
成就了一种令外人不可思议的中国生活。即使如此,中国人迷糊的面容后面揣着的是大明白,他
们深知还有一种更深的认知和表达,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什么了,即一个有活力的中
国死了,用佛家的话说,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法灭时代也开始登场。有关中国崩溃的论调早就在
中国人中间普遍地讨论过了,直到现在仍是中国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每一个谈论这类话题的中
国人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一个超越者,因为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崩溃是无足怪的,因为
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免于崩溃是无足怪的。
这是我们的悲哀。这个切己的中国和中国生活似乎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既无意志
让它毁灭,又无力让它兑现一切。因为旁观,生活于我们成为一场巨大的骗局,它是一个巨大的
幻象。我们的心智稍微放松一下就会被这种幻象吸附进去,我们看见了高楼美仑美奂,我们看见
孩子们新新人类,我们看见了先富起来的人们金堆玉砌。繁荣啊。成就啊。是社会进步了,还是
自己落后了；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自己不明白。扪心自问,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付出或贡献什
么,生活仍如此繁荣不正说明中国有自己发展的特色和奇迹吗？
何况生活确实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呈现了它的发展面貌和发展格局,每年都有新的词汇,这些创造
性的词汇远多于作家学者们的想象。同时,两会里有议员,音乐厅里有音乐,美术馆里有画,大学
里有学生,但这一切都不过是维持门面而组织的戏剧演员,或说是为了维系自身生存而成就的象
征符号、生力军和接班人。这一切都证明这个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最大的邪教最大
的黑社会有规则地运转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借王小波的话,也不过是它的行货。我曾经说过,
稳定是官方用以恐吓我们的手段。但说真的,我们没有人希望动乱。稳定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中
国伪问题,任何一场小小的动乱,受苦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民。
但是,在这个火山一样宁静的日子里,在稳定的无知的生活变迁里,为什么我们的每一感受总有
异己的色调呢？我们在自己的广场里散步,在自己的政府前经过,在自己的大学里穿行,感到的
却是一丝苦涩,一种悲情,一种羞耻的愤怒。即使北京上海的城建搞得让老外们都眼花缭乱,一
些新的建筑新的设施确实道貌俨然或气魄庞然,但在我们眼里它毫无生机,一点儿也不亲切,它
太大太空了。三环四环的道路形式大于内容,世纪坛太妖,广场太有血腥,纪念碑太高不可攀,日
益拓宽的街道失去了人情,距离太大,远景显得太开阔。我们在这座最有方位感的古城里最容易
迷失方向,最容易感到行路艰难,做事难,行路难。用毛喻原的话,我们遭遇了废世。尽管它表面
上不乏语言上的气吞山河,物象上的龙腾虎跃,杜撰的景色也如彩色电视画面般的亮丽,那么美
好,但究其质,我们坚信在一切”新鲜、沸腾和华丽”的外表之下,它总有一种包不住、藏不了
的消极情怀--废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