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陈寅恪“大师”说（凤凰读书会）

侯勇

【悦读】
陈寅恪“大师”说
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一代大师的雅风与坚守


主题：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一代大师的雅风与坚守
嘉宾：徐庆全、郑闯琦



嘉宾简介：
徐庆全，《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山东烟台人。1986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

郑闯琦，九州出版社副总编，致力于思想学术的普及和出版。



活动简介：



一代大师陈寅恪的生前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他拒绝与各党派合作，一生遵从不问政治的信念。他所强调和一生践行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的身后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很多人席卷其中，最终被时代所抛弃，也有一些人拂袖撇身，弃时代而去。
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一代大师的雅风与坚守，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汪荣祖等十余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陈寅恪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深刻反思，深入解读陈寅恪之历史谜题：与傅斯年、郭沫若、周扬、胡乔木之关系内情；1949年去留问题；与西方学术界之关联；《论再生缘》出版风波；遗稿下落。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

侯勇

《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
被创造与被发现的“陈寅恪”

• 1郑闯琦：陈先生有很多的历史之谜　
• 2徐庆全：陈寅恪善于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材料得出不寻常的结论
• 3徐庆全：60年代我们惯常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 4徐庆全：陈寅恪热是一种精神文化事件
• 5徐庆全：从经济大潮到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
• 6徐庆全：我们愿意自己树立大师，愿意自己造一个大师出来
  

核心提示：

陈寅恪逐渐走出象牙塔，成为街谈巷议的公众人物和文化现象，它的缘起及过程是值得玩味与深思的。首先，陈寅恪具有极其高超的学术水准，和狷介美好的个人操守。这是他成为“大师”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在那个文化缺失的年代，对大师的渴望与呼唤被以一种令人赞赏的态度被迎合。学者入世之后，涌动风潮，而不失其赤子之心，大概只有逝去的人可以做到。而成为“大师”也应该是陈寅恪始料未及的。

侯勇

郑闯琦：陈先生有很多的历史之谜


　　主持人：现在开始了，我们今天将跟随《陈寅恪研究》这本书来一同走进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我想提起陈寅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一生所强调和践行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这成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一生不问政治，也没有党派，博学多才，通晓二十多种语言，著作有《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等大作。

　　我们今天这本主题书《陈寅恪研究》便收入了当代余英时、汪荣祖等十余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深入了解了陈寅恪的历史之谜，比如他与傅斯年、郭沫若等人的关系，包括1949年的去留问题，和西方学术界的关联等。那么今天我们就有幸邀请到《陈寅恪研究》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炎黄春秋的副总编辑徐庆全老师，九州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闯琦老师与我们一同走进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一同感受这位大师的雅风与坚守。那么现在我就把话筒交给郑老师。

　　郑闯琦：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由于我今天在路上堵了一会，耽搁大家的时间真是抱歉。那么今天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背景，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书的情况，最后我把这个话筒主要还是交给徐老师，因为咱们这个活动，主要还是学者来讲，所以徐老师在这方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徐老师，大家就知道这个情况了。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活动背景，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是九州出版社新出的一本书叫《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

　　那么这本书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它就是余英时先生前两年的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我们刚好就把它作为书名，感觉这个书名，它作为书名是非常恰当的。这个书就是说有什么特点？我可以用一句话这样来概括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为什么这样讲呢？就说是陆键东先生那本书，他就说是对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描述，那么他是叙述性的。

　　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肯定会有很多疑问，这个疑问比如说就说1949年，陈先生到底是想去哪里，为什么最后留在了大陆，为什么不去台湾，为什么也不去香港。比如说他在跟周扬的关系，大家就想不到，陈寅恪跟周扬也会发生关系，跟周恩来，跟康生，跟后来的胡乔木，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也是就说是算一个历史之谜，陈先生身前身后，我们书一个宣传也叫身前身后四十年。那么这四十年间，陈先生有很多的历史之谜。

　　还有一个最大的迷雾就是说《论再生缘》的出版风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书，《论再生缘》这本书，最初是在50年代末，由余英时先生，他就像投了一枚石子，从海外向中国大陆，然后激起了一连串的反映。那那个反映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到咱们新世纪，一直到徐老师，一下子反反复复的，来回地在探究这个《再生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没有出，是不是想出，这个是个历史之谜。

　　再一个历史之谜就是陈先生文革期间，他的手稿，到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丢失了，还是在哪儿，这个也算个历史之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看了之后是不能罢手，看了之后确实感觉能回答好多问题。当然了，还有很多历史之谜，还有比如说有待于陈先生的家人来出面讲一下，因为外人呢，包括余英时这样的大学者呢，他只能是猜测，就是说用一些逻辑推理来猜测。比如说到了近几年中华书局，他们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把一些原始档案，就是陈先生当年的一些书信来往就披露出来，这样就有第一手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非常有价值，这个书出来之后，我们就想，想跟大家更多人来分享，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书的作者，那么就近，刚好徐先生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他其中有两篇文章，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地请来了徐先生，下面请徐先生给大家讲一讲他的心得和研究，谢谢。

侯勇

徐庆全：陈寅恪善于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材料得出不寻常的结论

　　徐庆全：我要不用麦克风，大家能听得见吗？我觉得用麦克风讲话有点怪异，因为坐着拿麦克风其实挺累的一件事。其实刚才说起这本书，他们收了我两篇文章在里面，其实我真不是陈寅恪的研究者。但是我跟陈寅恪的书也有点关联，我是在八十年代上的研究生，学的是，当年学的是汉唐史，跟随的是宁可先生，可能大家在座的搞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位先生。当年到现在为止都是史学界著名的一位教授。

　　八十年代他是国务院第一波批准的带博士的人，老师，我是1986年跟他上学。因为他是搞汉唐史的，汉代和唐代的历史，我跟他学也是学唐史，当时想学唐史。当时师傅给领进门的书就是三本书，就是陈寅恪三本书，什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几本。我今天想说一下是精装本，当时读的书，读的挺带劲的。因为陈寅恪写书，他是用古文写的，基本上是文言文写的，不是咱们常读的那种白话文。

　　我这人有点怪僻，喜欢读竖版的书，也喜欢读文言文的书，所以读他的书，我觉得一点不费劲。后来读陈寅恪的书，知道了做学问大概有几种方式，陈寅恪算是做学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方式，所以做学问基本上是，应该总结出来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材料，就是材料习以为常，比方说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比方说唐代的一些典籍，大家都看得到。但是看到，习以为常的材料，有的人却得出不习以为常的结论，那么这样的学人是高人，像陈寅恪这样的人。

　　陈寅恪看到的材料也就是那些大家都看到的，但是他所做的学问，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的高度，到现在为止人们还得看这个高度，这是了不得的。但是事实上相比我们这些，我们在大学里现在这些历史学者们，陈寅恪的书并不多，没几本书。但是他的地位，他在历史学界的地位，大家需要仰视才看得见，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我是指做学问。

　　那么当时他的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就是从大家习以为常的材料当中得出不习以为常的结论，或者得出一种结论，基本上别人得不出的结论，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还有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就是发现新材料，发现新材料，陈寅恪本人很重视，在陈寅恪搞学问那个时候，比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包括五十年代，当然五十年代他没写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概括这些说，当时陈寅恪很重视发现一种新材料。

　　那么我刚才说，陈寅恪属于那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材料得出不习以为常的结论，这是大家的一种。还有就是发现新材料，当年我们在那个时代发现什么新材料？那就是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那么我们知道陈寅恪在海外游历多年，游历十年还是二十年，那么他对流落在海外的我们敦煌出土的文书，还有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他很重视。那么当时国内有一些学者也重视这个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座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在敦煌的十七窟有个藏经洞，发现了很多经卷，这些经卷陆续被斯文赫定、伯希和、斯坦因这些人拿到国外去了，后来你要到英国，英国博物馆发现，敦煌窟藏了很多咱们的敦煌的文书。所谓吐鲁番文书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吐鲁番地底下，墓地里挖出来有很多关于当年的流行一些史章，记载一些东西，当时吐鲁番有一个很著名的阿斯塔那墓地，这个墓地我去过。

　　那么这个墓地挖出很多出土的文书，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为什么这个藏经洞里要藏文书，还有墓地里要藏文书，那么这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传统。咱们学古代历史应该知道，或者我们学文献学的应该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统叫敬惜字纸，对字和纸是敬惜的，就是有这种传统。我们知道藏经洞里头，敦煌经书，它是经书，它正面抄的是各种各样的经文，背后是一种民间社会史料的记载，反过来写。因为当年在汉唐时期，大家造纸也不容易，读书人也不多。

　　所以当时老百姓拿着这个，一般的人拿着纸张都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东西，我们知道所谓文字仓颉造字，夜有鬼哭嘛，也是说对字的一种敬畏。从当年的记录来讲，纸张被发明，纸张的，不能像咱们现在到处都有纸张，当年是纸张就是应该是权贵人家才有的，才能看到的，读书人才有。比如说阿斯塔那墓地为什么要放经卷里面？是象征家里身份，他才有。所以就这样挖掘出来这样的东西，在海外也就是，比方说吐鲁番突出文书被日本拿走了，他们这个探险队拿走了很多。

侯勇

徐庆全：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引用的材料应该高于陈寅恪

　　徐庆全：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剩了不多，但是在海外的陈寅恪对这个东西很重视，那么大陆学者或者国内学者有很多人也根据敦煌，我们仅存的留下来的敦煌文书也做了研究，也成为一些史学家，比如陈垣先生，他就编过一本书叫《敦煌劫余录》什么之类的，就是和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他们拿走以后，不是还剩了一些吗？咱们赶紧给拿回来，拿回来以后，当年的北师大的校长，当年还不是校长，他编了一本书叫《敦煌劫余录》。

　　那么陈寅恪先生曾经给他写过序，序言当中他讲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是为国，学术之伤心史。那么当时国内像陈垣这些人，他根据新材料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也是一种研究方式，就是说做学问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发现新材料，那么研究新问题。对陈先生来讲，他是因为没有看到新材料，他从新材料中发现新的结论，有的人根据新的材料发现新的结论，所以这两种学问方式是一种并存的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方式高明一些呢？当然，我们得承认，大家都能看到的材料，然后你得出一种结论来，大家都佩服的结论，当然这就需要一个高超，比较高明。但是如果一说是把大家看到的材料和新发现的材料结合起来的话，那学问做的是不是更高明？当然是了。所以当年，1925年陈寅恪的同事兼老师吧，王国维提出了一个叫二重证据法。什么叫二重证据法？他讲到就是地上的材料，就是我们现在典籍留下来的材料，加上地下出土的材料，这两重材料弄在一起，然后形成一种研究的方式，叫二重证据法。

　　当年王国维提出这个方法以后，陈先生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是对此也是非常赞赏的。同时他的著作当中，他不仅是二重证据法，他好像是四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比方说因为陈寅恪他是通晓好几种外语，对国外的典籍也比较熟悉，所以你就看他的一些著作当中，他的引用材料的广度，基本上在我感觉，也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学者当中，引用材料的广度，大概钱钟书，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引用的材料应该高于陈寅恪，就是对材料的引用。

　　所以像这种做法，那么我刚才说，陈寅恪先生，他是一种既重视从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的结论，又重视所谓二重证据法。那么他的研究，事实上在中国，中国历史研究这个行当里面，这个领域里面，他的高度是现在还需要仰视才能看得见的。那么他的高度应该怎么评价，我们叫说一代大师，我觉得学历史的人比较讲究严谨性，我倒觉得他应该是一代史学大师。因为陈先生，他不是这种社会学大师，那么这就讲到我对陈先生的这个研究的看法。

　　我实际上我说我上研究生三年，当然后年我搞的是，因为研究生上了两年以后，我就开始搞吐鲁番出土文书了，那么毕业以后又留校研究了5年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当然现在转到现代史去了，有篇杂志，我做了研究，重点转到现代史了，有一些不研究了。那么不研究为什么还写文章？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材料，尤其我对陈寅恪他的，关于陈寅恪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的一本书叫《论再生缘》的出版，刚才也说了。

侯勇

徐庆全：60年代我们惯常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徐庆全：这本书它在国内外曾经持续引起过轰动，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大陆为什么没出版？当年海外的余英时，章士钊带到香港，余英时看到以后，写了一篇文章，那么在国外引起了轰动。那么大陆是怎么应对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对此是一直非常的感到很好奇，好奇的原因还在哪里？还在1960年前后，就陈寅恪这本书在海外被刻印了以后，大陆是开始了对《论再生缘》的研究的一个高潮。

　　在有一段时间光明日报是连续发表了，我们当年的所谓一个史学泰斗，所谓私藏之一，就是郭沫若的，一系列研究《再生缘》的出版。我们知道当年郭沫若，他是一个，他既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更重要他是一个地政的领导人，他是社科院的院长，同时好像也是人大的什么，政协的什么领导，国务院的什么教育委员会还是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他的身份很特殊，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政务缠身比较多，应该是有很多政务，他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甲骨文研究专家。

　　但是他突然为什么要对陈寅恪这个《论再生缘》那么感兴趣，所以当时这个东西让人感觉到，你明明知道你能感觉到，他这两个事情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海外陈寅恪的书出版，又加上余英时在写过这个事情一个经过。那么当时在19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我们是一个，作为我们自己是一种惯常的思维方式，什么思维方式？那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什么叫非此即彼？就是国外，拿着国外跟咱们是，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敌对的，他们要出版陈寅恪的东西，那肯定是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反对我们政权的。

　　那我们政权对海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一种诬蔑，那么好吧，我们应该反击，这是一种惯常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或者一直到今天，我们多人脑子里还是这种思维方式，就说是非此即彼，中间没有缓冲地带，你要反对我，你肯定是我的敌人，或者你不赞同我的观点，你就是我的敌人。所以当年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当年海外出版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同时又讲了说因为当时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下，大陆的中国统治下没法出版，又诸如此类的，所谓充满了异生态的话，那么我们大陆对此就漠然了。

　　所以我就觉得，郭沫若研究《论再生缘》突然来发力，一系列的，当然有其他几篇文章研究《再生缘》，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相互联系的事情。后来关注这个事情就关注了好多年，一直到2004年，还是2003年，我才真正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就是我这个《论再生缘》出版的整个过程。当然我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后来也引起了徐俊，就是中华书局的那个老总。当时我是利用了中华书局，他们中华书局的人也是，他们自己的档案也在看，那么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看到这一篇的。

侯勇

徐庆全：陈寅恪走入公众得益于陆键东那本《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

　　徐庆全：后来我就通过自己脑子当中的这根弦就解开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以后，在《南方周末》发表以后，是反响不一样，当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比方中华书局那个老总徐俊开始写文章，又重新披露一遍档案，当时他对我的观点他不是很赞成。还有一个当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上编所嘛，那个高克勤，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当然高克勤是批判我的，认为我这个观点不对。真的没有关系，我在上海跟高克勤还亲切地吃了一顿饭。

　　当然这个观点不是很一致的，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的观点余英时先生是非常赞成的，他认为我研究的，他在这本书当中讲了，他说你这篇文章研究个问题是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后来陈寅恪年谱，他把我这篇文章分段全部放在年谱里。当然这不是，我在这儿说这个说那个，并不是说我能够给他，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像这样的问题，围绕在陈寅恪身上，它确实是个谜，这个谜是我们解的对还是不对，也许还可能有更多的档案材料需要它出来以后，咱们再接着来。

　　那么我说的，解这个谜，我并不是说这个谜的本身，我在想一种现象，来借这个事说一下陈寅恪为什么热。我们想一想，陈寅恪从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的，走入公众的？应该是1995年，1996年，1996年得益于陆键东那本书，叫《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今年又再版的这本书。1996年那会出版的，应该1995年年底，1996年年底出版的，因为当时他这书出了以后，我当时就买了一本这个书看了，因为毕竟跟陈寅恪还有这么点，稍稍有这么点关系。

　　而且我跟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王永兴还算我的业师，什么叫业师？就说是，听了他的课，咱们学界不是有个登堂入室嘛，登堂弟子和入室弟子。宁先生，我跟宁先生，我是入室弟子，跟王先生算是登堂弟子，有这么个区别，咱们要学古代是，学文献，可能就知道这个词了。所以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嘛，所以陆键东书上也讲到采访王先生，那么我跟王先生也都是，他是我的夜师，我听过他的课，也跟他拜访过很多次。

　　所以陈寅恪这个书一出版以后，我多少要看了，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转到现当代史研究了，我对古代史已经放下了，但是我愿意看。但当时那会看了以后，确实是很激动，我用很激动的话来表述看了陆键东这本书。当时那种，当时三十多岁吧，觉得这种叙事方式，包括对陈寅恪这个人的挖掘，包括对他的历史功绩，就是所谓史学功绩的肯定，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亲切，所以很认真地看了这本书，同时也推荐给好多人看这本书。

侯勇

徐庆全：陈寅恪热是一种精神文化事件
　　徐庆全：当年不仅是我看这本书觉得好，我想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看的时候觉得好，所以当时我认为，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讲1996年的事件的话，我认为当年，就这本书出版，算是一个精神文化事件，要说文化现象的话，应该算是一个精神文化事件。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它事实上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陈寅恪热。我们讲我们学历史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对于某一种社会现象，都要想到要追根溯源一下，就是说越来越八十年代陈寅恪不热，为什么九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陆键东，就出现了一本陈寅恪，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事件，这都是学历史的人自己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毛病。

　　后来呢，其实我再反过头来看九十年代的一些事件，我就发现九十年代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的一种一个好的时代。我前一段时间给他们写了一篇书评，我说叫想念九八，有一首歌叫《相约九八》，我写的书评名字叫想念九八。为什么想念九八呢？1998年实际上是出版，你们搞出版的应该知道，应该注意，出版界一个比较辉煌的一年，那一年出版了好多的书，现在陆续再版。比如最近再版的一本书就是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本书，我就是因为写这本书的书评，我就写的想念九八。

　　头一年还不仅是这本书，我可以选择好几本，比方说韦君宜的《思痛录》，比方说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讲矛盾关系的，再比方说《解放文选》，1998年出了一系列的书，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再版1998年出版的书。再往前走两年，那就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写书评我还写了，为什么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当然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官司，就是龙潜，他当时讲到龙潜，这场官司，最后这个事情陆键东还败诉了是吧。

　　这场官司，可能是因为这场官司，书没有出版，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即使现在再版这本书，它所引起的文化现象，远远不会像当年。就现在我们比方在座的，就是新一波的读者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觉得，我感觉，他不会像1996年，1997年像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感觉了。最近三连这本书再版了，我注意到他们要再版，他讲的2013年6月第一版，这好像是一本新出版的书，以前1997年，1996年再版就抹掉了。

　　我想他恐怕也想做一种，一本新书来重新打造，但是我断言，我相信，我也断言，这本新书不会像在1997年，或者1996年，形成一个文化事件了，为什么？这就是我要说到的一种文化事件，它有一个社会背景。我们想一想1995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90年代中期这几年，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社会现象？在座的可能年轻的，岁数跟我差不多的话，反过来就能想到这一点。当年我们知道1992年，我们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国家整个进入了一个经济大潮的一个时代。

侯勇

徐庆全：从经济大潮到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

　　这个大潮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事件在延续，比如说，我们最记得的，或者最能想到的是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北京某个高校的老师在卖茶叶蛋，当时有一句话讲说，一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整个社会，教授开始到大街上卖茶叶蛋，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浮躁的感觉，这是第一种，我们知道这个。当年你要在座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看看当年的报纸，北京某个大学的教授到街上卖茶叶蛋是成为一条新闻给讨论了好几天的，这是一个著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这是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北京大学的围墙，南边的围墙给拆掉了，拆掉干吗？跟中关村连接起来。就是当年也是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在讨论，这都是90年代，1992年，1993年，1994年发生的事情，我讲的是这两个例子。那就是说，在经济大潮的裹胁之下，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界，包括我们的思想界，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浮躁的阶段，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学者已经不愿意在书斋里待了，愿意出来，加入到社会经济大潮当中去，做什么学问呢？

　　所以在这种经济大潮的裹胁之下，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浮躁的，缺少人文精神的一种状态，就延续到，从1992年到开始到延续到1996年，1997年这几年，这个社会所谓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所以当年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在呼唤什么？呼唤大师。现在我们知道，对大师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在座的有80年代跟我在一起上学，工作的人，我不知道我在我那个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师？

　　当年有一个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先生是会长，我的导师是副会长，当年我导师是副会长兼秘书长，所以敦煌吐鲁番学会就按在我所在的学校，那么我作为导师的学生，学生时期把我留校以后，我作为吐鲁番学会的秘书也做一点文字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叫老季老季的，季先生，也没觉得季先生称为大师。但是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社会突然觉得应该要尊崇某个人，要尊敬，要寻找大师了。

　　所以当经济大潮过裹胁整个社会进入到一种浮躁时代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缺乏了一种人文精神。可是社会老缺乏人文精神是不可以的，所以一些有志之士就开始让社会再回到一种有人文精神的时代，所以这时候人们就开始呼唤大师。我们知道80年代活着很多人，像冯友兰、任继愈，任继愈是后来的，是跟季羡林一天去世的好像是，我忘了，对，冯友兰，包括季羡林，他们搞中国文化书院的大师们，他们都是很著名的这些，但是没人称他们为大师。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寻找大师，我刚才说了，那是对一种对人文精神的一种缺失的一种焦虑。那么后来季羡林也成了大师了，当然季羡林成了大师，他是不是可以称为大师，也得再讨论问题。当然你要说季先生，他也成大师了，他无非就是活的时间比别人长点而已，当然这个话比较刻薄。但是反过来，这种社会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搞历史，搞文化史的人的重视，一个人，什么叫大师？

侯勇

徐庆全：陆键东的书恰恰赶上我们时代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

　　徐庆全：所以陈寅恪以前在书斋里，在1995年，1996年以前，基本上除了像我们搞古代史的人知道之外，更不知道，这个社会谁知道陈寅恪？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为什么陆键东这本书出来以后，那么全文化界都在说陈寅恪，因为他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恰恰赶上我们时代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我们知道到了1997年，1998年，有一个人文精神的一个大讨论，就是在这个书出来以后，1997年，大概1998年，有一个北京人文精神讨论，它也是从，随着商品大潮的席卷之下，人文精神缺失这种焦虑。

　　所以当时陆键东这本书一推出来以后，写的是陈寅恪，是一个大师，那么这是一个卖点，一个亮点。还有写陈寅恪他的风骨，那这又是一个亮点。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代为什么精神文化缺失，是因为他要见钱眼开，见了钱以后，教授就去卖茶叶蛋去了。那么陈寅恪这样的人是干吗的？他有他的学术风骨，有他的人格风骨，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陆键东的书是恰逢其时。出来以后，所以他的流行程度就很广。

　　那么隔了一年以后，就开始一场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那时候我年轻，那时候也没有学问，也没有参与过那个人文精神大讨论，我只是默默的，默默的看，默默地读。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看这种现象，所以陆键东的书，一种黑色的封面，一个孤独的老人，然后讲的又是人们所缺失的一种精神，所以他的书流行，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事件就顺理成章了。那么反过来我就说，为什么今天不可以？陆键东的书再版或者重版不会成为一个精神文化事件？因为今天没有这个环境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环境？今天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经过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能经商的经商去了，不能经商的做学问去了，再做学问，经商做不了的，然后摆摊去了，这个社会大概有序化了一些，至少比90年代那会有序化一些。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90年代我们还有一种，一种残存的一种所谓异形态思维方式在那摆着，今天多元化时代，这种所谓异形态思维方式恐怕就少了。

　　我们知道陆键东的书写的好，书写的好，语言也好，但是从一个学历史人的角度来讲，陆键东的书最大的毛病也在于他语言太好。什么叫语言太好？他有那种很煽情的语言，很有倾向性的那种语言，很有倾向性的对传主的一种怜悯和同情，对传主的一种人文情怀的关怀。当然这个对学历史人来讲，这是致命的弱点，我们知道学历史的人看一个人，可以对这个人有一种关怀，有一种人文情怀里面，但是他只是应该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去看，而不是把这个朦胧伤感的泪水化作你笔端的同情放在书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