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写一份悼词

王子庸

                   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写一份悼词！
               作者：葛霖 提交日期：2006-3-10 17:56:00

　　
　　 引子：关于汪辉和徐友渔
　　
　　
　　（一）中国新左派人士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结尾说：“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普遍流行的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正在受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习惯的那些思想前提。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 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
　　
　　　　本公民说：当我后来看到您的这种文章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新的方式和条件是什么？制度创新的背后是什么？它的思想文化依据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对问题的认识和数落，我想连我这种农民也会言语一番。在我看来，您是个很无奈的 “代理人”。您的陈述依据依然是非主体、非实质的，甚至依然是西方学理的，最多是“半殖民”的立场。至于新左派，也不过是“半空”的论坛，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借着殖民话语反殖民话语，却根本没有开创或建立起主体性的思想话语来，从而也悬置了真正的“解决之道”。呜呼，您虽然“不愿意”，但我认为您和新左派依然“彷徨于无地”！虽然一直在“苦苦求索”，但解构大于建构，您们依然是您们，中国依然是中国，问题依然是问题！
　　
　　　　（二）自由主义派人士徐友渔在《质疑“白银资本”》一文中说：“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
　　
　　　 本公民说：徐先生，虽然我不同意《白银资本》中所说，但即使它是不成立的，我依然会对您肯定的说，“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甚至，您也是其中之一。我将在文中阐释我的论意，及对您的“质疑之质疑”！ 且听后生慢慢道来！
　　
　　 一、从西安说起
　　
　　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现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西安似乎漠落了。但秦、汉、隋、唐还萦绕在国人心中。它们依然那么富丽堂皇，那么雄迈博大，那么盛气凌人。每当人们想象那段驰骋龙马、纵横笔剑的历史时，都会产生一种跃身而入的冲动。向往它的一砖一瓦。在追慕盛朝的同时，会毫无保留的将此情给予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世人心目中依然博大、厚重，俨然文化重镇。人们不会淡忘新浦细柳、曲江丽人。有些人还在争论：当年昆明池的泱泱碧波，是颐和园的五倍，还是十五倍？至于“覆压三百里，隔日离天”的阿房宫，美仑美奂、动人心魄的霓衣羽裳，世界奇迹、气势浩大的兵马俑，更是国人心中抹不掉的记忆。至今，呀呀学语的儿童，还在大声朗诵盛唐诗歌：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读了点史书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了西安。
　　
　　西安所辖为三秦中心，称关中。读书几年里，关中地区大致游遍。后来机缘巧合，又先后登了华山，攀了终南五台，去过陇原，走过陕北。华山和终南五台，均系秦岭山脉上的峰段而已。这座以“秦”命名的“岭”，真是当之无愧的大山。它东西绵延二千余里，南北宽三百里，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具有多重地理学含义。韩愈谪迁时，经由险胜的秦岭，曾无奈叹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有此天然屏障，南防荆楚足矣。而西段太白山一带，自古以险胜著称。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即指此处。而这又成了关中西南拒蜀天崖。关中的西北和正北方，分别是陇东和陕北。两地均属中国四大高原之一的“黄土高原”。横绵千余里的高原之上，布满了千万条宏宽、巍深的沟壑，仿佛是几百米高几百米深的战壕。这又成了秦的一大天险。不光秦与此利益相关，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李唐开国及近代革命胜利，都与此有莫大关系。至于关中东面，更是据黄河天险，守潼关固塞，据六国于周外。这样的“四塞之秦”，退可固守，进则兼并，能不利于当时统战天下？
　　
　　最终，秦胜了。之后，便有了汉、隋、唐，这些令国人精神高涨的圣朝。然而，秦统一了天下，开皇帝之先河，中国由此走向了专制社会。这到底是民族的大幸还是大不幸？我越来越感受到，生活中充塞着一种氛围，它让大多数人感到“压抑和郁闷”。相信谁都厌恶那种生活方式，我开始寻找这郁闷和压抑的源头，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我寻着寻着，就寻到了大秦帝国。由此，我开始重新感触脚下的平原，重新打量它所负载的文化传统。重新审视梦中的“汉唐盛世”。这个梦真的属于我们老百姓吗？亦或是一场刻意炮制的“帝王秀”？它的真正情况又是怎样的？老百姓有多少选择性？我发觉秦这个“领头羊”很不好。尽管它很快就灭亡了，但它所创制的“专制体系”，无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了关键性的错误。又尽管取而代之的汉兴了，唐也盛了。而且让后人陶醉不已。但秦用强力推行的专制文化没变，正所谓“汉承秦制”。何止于汉，秦以后所有王朝原本上是一样。秦，为此后的二千余年定了基调。区别只是“御用工具”不一样，“帝王胸襟”不一样。工具对头胸襟坦荡点的，兴了。相反，则亡了。惟独专制不曾动摇。由此附带、御用、衍生的文化，更是根深蒂固，令人窒息。秦始皇能坑儒、乾隆也能，“文化大革命”时的“全面专政”，不是更加得骇人听闻吗？
　　
　　 二 、历史的宿命
　　
　　这时，我第一次感到，西安，所谓的“文化古都”，骨子里其实很贫穷，异常贫穷。西安或长安，它的最初角色是什么？它在文化意义上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西安是以“帝都”的角色和名义出场的，然而帝都又是什么？秦始皇祖上甘肃，关中起家，刘邦来自楚鲁之间，李唐根系关陇，可他们很一致地选择了关中，征服了关中。如此看来，那时的关中，其实就是一块最有利、最重要的被统治地。是推行专制文化意识形态的“样板”地带。从非专制文化意义上讲，它最多只是“文化集散地”（市场意义上）。尽管它有雄伟的建筑，精美的瑰宝，但这些都是集全国物力，竭四海心血而成。
　　
　　帝都文化是一种时间性的文明，而非精神空间意义上的最高文明。哪个时期在它那建都，它就文明（不如说是物质上的繁华）。其它时期它就漠落，只是作为“统治文化遗瘤”而存在。而这统治文化，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无孔不入，全面渗透的“专制思想”。是那种令正常施欲者“压抑”和“郁闷”的文化。那么，把关中从 “帝都”中抽离出来审视，它是否就代表或蕴涵着当时最高精神文明？显然，无论先秦还是秦后，关中都不具备生成那种“包容性（并非目无规则的放任）文化”的特质传统。在它以前的“周礼”，是“专制文化奴役”的雏形。关中只是以“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帝国的统治核心。它甚至没有楚、晋等传统文化更具优势更加文明。剥去它身上的“专制文化光环”，它就是赤裸裸的文化沙漠。秦是战胜国，战胜国的文化，是否就是同时期的“最优文化”？结合历史来看，蒙不是，清不是，那么秦也不是！那么在先秦时期，有没有代表当时“包容性文化精神”的策源区域？如果有，它在哪里？如果没有，相较而言，哪个文化区域更接近于“非专制”？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基本上是“非专制”的。即便夏启杀伯益，夏商周从此“家天下”，整体上不过是一种“封建联邦”。与此对应的文化基本上是“弱专制”。秦是个转折点，轴心点。历史选择了秦，秦又选择了专制。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秦来看，当时的可选择性是多样的。战国非秦一国，还有六国；文化非秦一种，还有“六国文化”。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春秋战国，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期”。后世文化诸流基本萌发于此。儒、道、墨、阴阳、法、名、农、杂、小说，气象恢宏，各有主张，更称“百家争鸣”。而从区域上讲，儒、道、阴阳、法、墨等都集中于楚以北齐鲁之间。其中以齐为鼎盛，其“稷下学宫”，更是兼容并包，文明对话，“议而不治”，辩论时政，增益国策。“百家争鸣”即策源于此。而各派的出发点，都无非是“救时之弊”，为何秦不包容之，而仅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商鞅到韩非均以“严刑峻罚”治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我想，这与秦的强盛分不开。秦以“专制法”兴盛，在统一后自然视“专制法”为宝，而以此创建国制。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是秦占据关中有利地势（在冷兵器时代这很重要），它能统一天下吗？如它与晋国倒一下位置，而原先的国力不变，它能统一六国吗？再换一个角度看，强盛国家的法宝，真的只有“专制法”一种吗？在战国七雄中，齐国丝毫不比秦国差。它在强盛时期，“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一度领衔六国。而齐兴国的法宝是“专制法”吗？齐地更加重法，是法家之始。但齐国管子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是谓大治”。恰恰与秦之法相反，如果没有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群策群立，“以人为本”的气魄，很难鲜有强齐。令人痛心之处即在这里。历史做了这样的安排，让施行专制的强秦占据有利地势，而让施行“开明”文化但同样强盛的齐，处于不利地势。一切不容假设，最终秦胜了，中国二千余年来的专制文化诞生了。然而，“专制文化”，真的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吗？
　　
　　 三 、作为中国文化轴心的齐鲁文化
　　
　　
　　终于，我要离开西安。那几天，我登上了东郊的白鹿塬。据说，白鹿塬，即唐时的“乐游塬”。“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站在白鹿塬上，一千年前大诗人李商隐心目中的情境，一下子出现在了我面前。所有繁盛“今亡成灰，残阳水绕山围，帝陵草萎，玉树花飞，王谢堂前，寻常春归。”身在大唐的李商隐是否早已从梦中醒来？而后人只看到了它的无限好，却不知，这不过是一条“通往黄昏之路”，不过是在用最绚丽的篇章谢幕。
　　
　　阿房宫毁了，圆明园也毁了，如果它们还在，一定会和长城、兵马俑一样，成为国人永远的“骄傲”。然而，追想它们的来历，心里却怎么也骄傲不起来。阿房宫、长城、兵马俑、圆明园，它们根本不是中华民族自由创造的结果。当年监工的皮鞭声，被毒施工者的惨叫声，孟姜女的悲哭声，分明告诉我，这恰恰是“不自由”的结果，是被逼出来的。中国人向来是良民，言、行都不下流和野蛮，但是秦以降两千多年，整个主流文化就是对这样的“良民”，“逼”和“压”的专制文化。 “压”抑人们所想的，而从人们身上“逼”出他们所要的。连“盛世”都是“逼”出来的。“逼”到一定程度就反，接着再“逼”再反。二千多年，不知逼死多少人，也不知反了多少回。以至于最后，总是把人民“逼”到悬崖上，而自已也立在了悬崖上。这，就是专制强权的下场。回去时，路过塬下的产河，漫天的柳絮，如绵如雪飞滚。这一带称灞陵，“灞陵之雪”是长安胜景。这胜景仔细品来，也颇有意思：霸则陵。霸被水流去，独剩陵之雪！
　　
　　离开西安后，到了山东。山东所谓“齐鲁之邦”。在文化上，通常称齐鲁文化。然而这齐文化和鲁文化实在是大相径庭。鲁是周礼的复传，是儒家的起源地。齐则是姜子牙（《史记》称其为“东海上人。虽然跑到渭水钓鱼，但本非西周文化中人。”其后被尊为道家人物。）为代表中的“周中异类”，与当地民俗共同作用的结果。鲁国后有孔子，主张“君君、臣臣”。齐国有管子，主张“治国之道，以人为本。”鲁国施行“克已复礼”、恪守旧制。齐国则兼容并蓄，“百家争鸣”。鲁人多循规蹈矩，言行呆板，齐人则多开放阔达，自由活泼。鲁国之民，固守农业，鄙视百工，强调上下有序，男尊女卑，“男妇授受不亲”。齐国之民，则重视“工商”，交往自由。“男女杂坐（和今天聚会差不多），行酒稽留。握手无罚（相互摸摸手也不犯罪）、目眙不禁（直送秋波也不违规），前有堕珥，后有遗簪。（不知怎么搞的，耳环、发簪弄了一地）”。
　　
　　而《齐策》中更称其“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即溜狗）、六博、蹋鞠者（踢足球，齐是世界足球起源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鲁主“德治”，区分贵贱礼仪。齐主法制，“上亦法，臣亦法，贵贱皆从法，”大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识。用人方面，鲁强调“血缘宗法”，等级森严。齐则“尊贤尚功”，不管是“仇人”、“鄙人”，高个、矮子，只要有才，机会平等。（比现在某些国企还开明，如某些单位限制身高、籍贯等在它们看来都是不合理的），都可从政。鲁儒强调“畏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尊奉孔子。齐儒则尊奉在齐国当官十八年的孟子，声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又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人个性自由，不拘小节，趋向男女平等。恋爱时，女孩子跑到男人家里约会，甚至亲热一番，也没什么大不了。婚姻方面更是打破了很多禁忌。并开“上门女婿”之先河。总之，鲁比齐更亲向专制文化，齐比当时任何一国，哪怕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更具有开放、平等、商业和自由意识。然而，被错过的总是齐。继秦而起的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致于愈演愈烈，继续推广“文化专制主义”，而“百家争鸣”遂成为两千年来之绝响！
　　
　　 四 、千年未有之变局
　　
　　齐滨青岛，这座有着“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兼容并包，是一个移民城市。的确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清末民初，这里陆续来了一些政治文化名流，而以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特别市时为最盛。康有为、蔡元培、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老舍、舒群、王统照、臧克家、洪琛、吴伯萧、萧军、萧红等，简直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山海依旧，人去楼空。工作之余，我游览了这些名人的故居。在观瞻康有为故居时，我久久不能离去。提起康有为，就会想起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当翻阅“公车上书”、“大同书”及“孔子改制考”等篇章时，才发现，这个被描绘成“保守”、“落后”，甚至幼稚可笑的人，在当时比任何人都激进。他的公车上书，“拒和、迁都、变法”，全国为之“感动”。而“大同书”所阐释的人类公理，志在建立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理想社会。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着“激进思想”的人，却在当时固执地坚持一切从“君主立宪开始”，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从后来的历史中追求答案吧。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随后就是新文化革命、二次革命、军阀战争、国内革命、文化大革命，革命成了革命的通行证，最后一路狂热后，又把国家“搁”到了悬崖边上。终于一切回了起点，放弃革命，进行所谓的“渐进式”改革。由此感到，康有为在当时之所以心存最理想、激进之思想，而起步却缓和、“保守”（非大跃进），原因只有两个字：清醒。这比起某学者的“清王朝这个形式有必要存在”来，要超前的多了。
　　
　　提及康有为，就会想起整个晚清。历史不容假设，却常常带有巧合。在距秦二千二百年后的晚清，历史又作了这样的安排。让当时占世界经济总量1/3多的大清，败给了拥有坚兵利炮的不列巅。此后更是割地赔款，接连不断。一向以中央天朝自居的中国人，第一次不知所措了，史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下可乱套了。有人意识到，中国败给英国是“技术”上的失败，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有人死守秦以降二千年之国故，以为不可变更之至宝，是为“国粹派”。更有人主张“充分世界论”、“全盘西化”，以为中国一无是处。
　　
　　而且，越到后来，“全盘西化”越得“人心”，并摆出了以下事实为佐证：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战争失败了，连大清也覆灭了，而“西化”的日本却迅速崛起了。说什么“体用”本一物，既言“西用”，则不得不采取“西体”。其他则模棱两可。如偏好国故的钱穆，则论证出了秦以降二千年的中国非“封建社会”。仿佛旨在架空“革命”的合法性。你不是推翻“封建社会”吗？它不是封建社会，你又推翻了什么？但钱穆最终没能证伪二千年的专制文化，即二千年来专制无疑。更有人则证明出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甚至欣欣然将秦以降二千年文化（儒家），赞喻为“比西方更具超越”的文化。（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但惟独没有证明出，这种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合理性，它是依附强权加给中国人的，亦或是统治者为自已设计的“救生圈”，还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结果。最初及秦以降二千年里，面对这种文化，国人到底有多少自主权、创造权和选择权？
　　
　　二千年前，历史选择了“秦文化”，而错过了相对开明的“齐文化”。二千年后，专制/民主、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再一次摆到了古老民族的面前。但它们对应的范畴却大不一样。二千年前的东西，是处于中国东部的“齐”和西部的“秦”，是中国内部的两个方位。二千年后的东西，是中国所处的东方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相似的是，历史在二千年前的选择前夕，安排了一段百家争鸣的战国。而在二千年后，又设置了产生“新文化运动”的军阀割据。前者在形式上统一于“周”，后者则在形式上统一于“民国”。而且，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思潮的“策源”期。遗憾的是两者不存在“继承关系”。
　　
　　两次争鸣也大相径庭。二千年前的诸子，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管谁称霸，中国依然是中华，周依然是周。他们对“霸主”的野心缺少想象，可能不会想到秦会革周之命，开“皇帝先河”。他们几乎是在一个“自明的国家”里各陈主张，救时之弊。而二千年后的“五四”人士，都有很深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 “火烧圆明园”等情结。在“国将不国”、“民将为奴”的情境中，他们显得很清醒。在东西对比中，公然承认自已“落后”、“腐朽”、“一无是处”。最终以 “科学、民主”为现实目的。直到民国的建立，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乃至“阶级斗争”、“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我们发现，在这次长达百年的选择中，历史又把目光局限在了西方中，历史又在不停地选择西方。然而与二千年前比，这整个贯穿二十世纪的选择，真的使中国走出了“非专制”的文化怪圈吗？
　　
　　 五、在渴望中失去
　　
　　 是否非要所谓的“自由民主”不可？二千年的历史告诫中国：是！
　　然而，自由和民主又是如何定义的？它被定型为西方理解意义上的？中国人又是怎么理解的？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精神与制度的合二为一），就是中国要的“自由和民主”吗？从康有为故居出来后，我想，在与专制对抗中，在二千年帝制崩溃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就没产生思想大师，而唯西方是师？这是生理智力使然？还是认知思维使然？
　　
　　五四和春秋一样，是个大争鸣时代，但其独立性思想，远远比不上春秋。我将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称为“前五四时期”，将1978年以后的二十世纪称之为“后五四时期”。前五四思想主流，是极端反传统和借西方话语启蒙。其思想预设是，中国落后，西方先进。中国专制愚昧，西方民主科学。这个“思想预设”并非凭空而生的。在晚清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东/西二元价值对立，成为知识分子头脑中主要思想范畴。后来满清覆灭，全国一盘散沙。看尽兴亡，参与建制的知识分子，自然以文明冲突中的“优胜者”为楷模。然而问题是，真的是“东方”败给“西方”了吗？这个思想预设的前提如果不成立，那么预设本身也不复成立。五四启蒙所采取的方式（不是目的）就值得怀疑。
　　
　　亨廷顿著有《文明的冲突》一书。就书名而论，我以为在文明的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明的“内部冲突”。文明内部的自我冲突，决定文明外部冲突的优劣。整体上讲“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没什么优劣可言。与其说鸦片战争是东方文明败给了西方文明，不如说是东方文明内部不好的一面战胜了好的一面。因此，我认为：一味靠西化或他化来启蒙，对东方而言，只是打着启蒙的口号，进行了另外一种蒙蔽。想当初，西方的强盛和民主，难道是靠东方化或者他化带来的吗？只能是西方文明内部冲突中，其理性战胜了其愚昧的结果。那时西方处开放状态，虽偶尔也以“东方”为借口（如伏尔泰等人），但那东方不过是 “另一个西方”。是他们自我的他者化想象。主体性仍然是他们自己。
　　
　　而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却自动反传统，放弃主体，则纯粹沦为了“西化”或“阐西”的工具。主体性在发挥时，不排除借鉴或创造和开放性对话，但决不是“思想他者化”式的不劳而获。仍以西方为例，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中世纪黑暗的宗教专制，其宣称遥接古希腊精神，是对其的否定之否定。这完全是主体性的复兴。而非盲目反传统，动辄以为走投无路进行他者化。西方的文艺复兴，为创建自由和民主拉开了序幕。然而，中国的前五四，却只不过为“实验”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拉开了序幕。那么中国的主体性何在？中国的古希腊罗马又何在？
　　
　　应该首肯，前五四看到的问题或其精神追求大致不错。但急功近利，盲目极端的知识分子，在解决问题或现实追求的途径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由此，民国的命运即已注定。二千年来，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也再一次被悬置空中。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中的异类，也关注着自由、民主。由此，中国进行了另一种长达三十年的“西方实验”，期间不乏创造性发挥，但其同样的反传统（反的倒不是秦这个传统），最终以与民主为敌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全面专政”登峰造极的闹剧，宣告了它的破产。
　　
　　紧接着，中国步入了二十世纪“后五四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大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学术热”，共同组成了它的三步曲。七十年代末，坚冰初破，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心中余寒未消，自然谨言慎行。毕竟被“全面专政”了几十年，眼前的一切还有些搞不清楚真假。到八十年代中期就活跃起来了，大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态势，知识思想界再次树起了“启蒙”大旗。和“前五四”不同的是，这次启蒙，除了反传统的“彻底重建论”，主张西化的“全盘西化”论外，还散发出了“人道主义”意味，这恐怕是整个后五四时期，最具价值的觉醒了。但离“自由、民主”还很遥远。甚至还不如二千年前齐国的“以人为本”之说。至于“彻底重建论”和“全盘西化”论，则犯了和前五四时期同样致命的错误。貌似包含正义，仿佛“民主、富强”只在一念之间，实则离地十万八千里，根本违背了内在事实。一心想“不劳而获”，甚至有些“急眼”，它们和前五四一样，虽然看到了问题，却悬置了“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一边抓住自己的头发，一边大声的喊着“离开地面”。
　　
　　八十年代的政治风波，一方面暴露了中国知识界的“缺乏知识”（可能有点想法）；一方面则预示了中国的“民主”将无望于二十世纪。果然，90年代的知识界冷静了许多，“学术规范”被提上日程，“人文讨论”则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层面上，不了了之。这时，所谓的“国学”开始兴起，大概因为隔了几十年的缘故，所谓著名学人的文章，大部分是“介绍性的”，“普及型的”，根本没有“整合创新”的能力（大概也有些口号），甚至远远比不上“前五四”时的“国学成就”。通常说，90年代“有学术无思想”。但是其思想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和前五四一样，在中国二十世纪后五四时期，又进行了“第二次思想预设”。随着国家推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见成效，这些人一下子又变的盲目乐观起来。坚信中国正走向西方的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则必然导致“自由”和“民主”的到来。
　　
　　一时间，有点资本的人，比如懂英文，留过学等，无不精研那些西方市场背后的理论，而摇身一变，成为它们在中国的“思想代言人”或“代理人”“经纪人”。自由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保守主义。甚至以相互攻击为能事，热闹是真怪热闹，但也着实让人悲哀，竟然没有一种思想是国人自创的。然而更致命的是，市场经济等同于“市民社会”？市场必然带来“民主”和“自由”吗？假如这又是一个伪命题，而上述热闹仅仅填补了一种中国的“虚假需求”。我禁不住又追问，中国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到底在哪里？可我还没来得及追问，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为二十世纪划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这钟声同时也注定了“整个五四”的命运，那种在思想文化上一味 “西化”和“阐西”的命运。
　　
　　 六、特别的非专制
　　
　　青岛在人际关系上，思想观念上，都要比内陆城市趋向“开放”。我欣欣然，以为齐风遗焉。同样作为沿海城市，上海深圳的朋友说，论开放，青岛远远比不上它们。而青岛，正努力向它们看齐。我突然感到一种迷惘。开放即自由吗？在晚明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开放状态，那时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说白点，现在，自由只存在于“经济”中，自由就是遵守金钱游戏规则。金钱连着自由，成了人的主体。谁拒绝它，谁就失去自由，谁不向它看齐，谁就无权自由。难道这自由，真是我们百年来苦苦追求的“生活方式”？我们别无选择？社会财富年年高涨，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存的压力和痛苦有增无减，这是老百姓内心的真实需求？我质疑。这样的自由，是否也是一种强权？老百姓的自主权在哪里？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圆一个“制造盛世”的梦幻。走在大地上，没有自主权，走进大楼，还得面对严密的职业规范（我质疑其合理性）。况且这规范貌似现代，却与专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左右你。它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系列专制制度。这是否一种变相的“压”和“逼”？制度活了，人死了。然而，古今中外制度何曾消失过，变化的只是制度的作用意义。我们是用制度来保证人的活抑制人的恶，还是用它来催化人的死？我们需要理性，但我们需要作为“工具”的理性，还是作为人的理性？
　　
　　显然，我谁需要搞活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然产生自由和民主。而西方的政治体系移植到中国来，就必然带来自由和民主吗？我仍然质疑。如果不能，中国人该如何定义自由和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若只论经济，当时的大清国不是世界首富吗？无论今往中外，政治和经济都不曾消失，否则哪有人类社会？变化的只是经济和政治背后的思想文化，变化的只是它们和人的关系。痛心的是，靠市场来启蒙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不自觉得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由反意识形态专制，转向构建经济奴役。由反传统专制文化对人的渗透，变成开创经济专制文化对人的渗透。后者的手段似乎更高明。到底人是主体还是物质是主体？经济和自由、金钱和幸福、国家和人民，哪个是工具，哪个是目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经思想？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中国能实现自由和民主吗？它的思想依据是什么？难道中国真的命定的要走别人的路？
　　
　　显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知本”回答这些问题。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就是错误的预设前提，进而西化、阐西、验西的思想史。在西面前，它们显得很无知，除争相介绍外，再也没了别的能耐。前五四的知识分子太急功近利，而且极端不够理智。后五四时期，除了盲目浮躁就是盲目乐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进行思想预设，进而把真正的主体性问题悬置起来，逃脱真正的责任，而缘木求鱼。当然，也有些保守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牟宗三、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试图挑起责任，但要么遁地无术，要么失之偏颇，不切实际。只是处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的境界。独没有“蓦然回首，成竹在胸”的超越和成就。
　　
　　通过整个前五四和后五四的种种际遇，在二十世纪的思想潮流中，充塞着一种恶劣的气象，即非此即彼。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无论主流意识亦或民间激进人士都是如此。这个现实昭示了，百年来思想上的贫乏和短视。两个极端共同肇始于“极端反传统”的认知模式。而在夹缝中的保守派，始终是主流/非主流激进派的打倒对象，亦注定没有真正突破。回首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两次预设，都被现实证伪了。全盘否定传统的前五四，以“文革惨剧”（尽管他们也是受害者）做出了注脚。而西化阐西的后五四，则以“政治风波”，主流/非主流知识分子在双向招安中，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特色，为其终结（尽管后五四们不屑于此）。一切又仿佛回到了原点，历史最终将人为悬置的问题，重新还原到了现实中来。你就是你，你必须面对自己，觉醒自己。
　　
　　二十世纪末，“中国特色”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埋葬二十世纪思想主流的标志。它内含有多重意义，甚至包含有“中国文化本位”。这个“特”字，与其说是主流意识向现实妥协的结果，毋宁说是五千年来潜在事实和最基本事实的回归。这个“特”字，将预示五四“西化迷梦”的破晓。并一下子架空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白马非马）。这无疑利于恢复中国主体的创造性（未必是社会主义，亦未必是资本主义）。但同时，一个“特”字使我们比照出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理论面前的无个性、无特别和无“法”平等，更毋庸说是超越。总之，这个特字潜在的使我们不得不共同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特色，是 “特别的专制之一色”，还是“特别的非专制之一色”（异于西式民主之民主，白马也是马）？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后者，从思想文化意义上，我们又如何构建这一 “特色”？
　　
　　然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同两千年专制文化一样根深蒂固。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就是不断残酷削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走别人路的历史。就是不断残酷剖开国人的大脑，用手术刀强行灌注西方文化意识的历史。就是不断抛弃主体，引进、形成两种或多种西方思潮，进行窝里斗的历史（当然，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就是把自己“写在卑微的后面”，争相给西方大师当代理人的历史。而后五四们，为自己搭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戏台，高举学术的幌子，总算混进了二十一世纪。西化和阐西依然在他们身上阴魂不散。有学术而无思想，深陷学术泥潭而无法自拔，却故作高深。在理论面前，没什么独立自主性。甚至“公文包里夹着最新西方思想”，到处赶场、开会、推销。说起话来往往义正词严，嚷着要和西方接轨，而无视现实生活。至于钱包鼓鼓，无睹或不愿正视人间疾苦（不仅物质，精神更重要）者，多矣！
　　
　　那么，阐释西方的非专制文化思想，就比构建中国自己的非专制文化思想更具优先权？在中国进行西化实验，就比进行“自塑”更具优先权？一百年来，中国真的就没有产生思想巨著的机会吗？中国的后五四，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些全盘打倒传统的人，打倒的是哪个传统？有没有审视过传统，区别过传统？中国五千年历史就不曾有过自己的古希腊、罗马吗？偏见、短视、依然愚昧！至此，二十世纪思想史，既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思想巨著，也没留下起码的思想人格。叫嚣谁不会，哪些叫嚣着反封建反传统，一切为了穷苦大众的行为，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一幕幕预设失败的闹剧。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一场游戏一场梦。而梦醒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在哪里？要到哪里去？何去何从？
　　
　　 七 、途径与困惑
　　
　　 由此，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应该“发现”中国，更应该转身“发明”中国。这就得直面以下问题：肯定五四、反思五四、走出五四。所谓肯定五四即肯定它的反专制精神。所谓反思五四，就是根本反思它所采取的途径和思维方式。
　　
　　所谓走出五四，就是在反思五四基础上，找出新的途径和方式，创建中国‘特别的非专制之一色思想文化”。结束阐西的历史，将阐西变成翻译上的事情，变成平等对话和文化交流上的事情。我深知，这一点最重要，也最难。既然现实催生我们保持“中国特色”（不是你想丢就能丢的），体用又不能分家，体制亦不能和产生它的文化土壤剥离，那么就只能是“中体中西用”或者干脆就是“中体中用”。可能有人反问，“中体中用”不是原来的体制吗？可这一“原来”，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原来”是指秦已降两千年来的专制，还是指被这专制所蒙蔽的非专制？这类似与文艺复兴，不妨成为文化复兴。既是复兴，那肯定是推陈出新，有其所指。这个 “陈”所指，即中式非专制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这便是走出五四的途径，反求诸己。这异于盲目反传统的“全盘否定”，也不同于断裂派的“彻底重建”，更非西化派的“全盘西化”。
　　
　　那么中国“非专制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在哪里？经过考察，我以为这个传统资源主要有以下三处：一为先秦时期，春秋战国的齐鲁文化。二为萌发于秦以降专制文化内部的反专制思想。以晚明思潮为代表。三为形式上的帝制覆灭后，在东西文明冲突中涌现出的前五四学术精神。以早期新儒家为代表。其中，齐鲁文化，不是指趋向于专制的“鲁文化”，而是策源产生百家争鸣的“齐文化”。晚明思潮，即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顾亭林等为代表的思想资源。至于前五四新儒家学术精神，即熊、牟、钱、陈、梁等为代表的思想。以上三处资源具有相当的“中国特色之非专制文化思想”。这里且不详述。三大资源当然处于共享状态，任何个人和流派都可试着推陈出新，殊途同归，多多益善。
　　
　　这三大传统资源除先秦“齐文化”外，都仿佛“儒”有些关系。但就我而言，这继承创新不是儒学或新儒家意义上的，更不是西方任何一理论上的，毋宁说是新道家意义上的。我的任何想法都宁可归为道家，我称之为“新道家”或“新道家自然派”。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西方言说的自由，是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中国人创造的自由。自由在词语上不是英文那个自由，虽然它们之间可以交流、对话。我甚至不太懂英文自由的写法，我可以看译著，但没必要学英文看原著。这个自由为繁体自由的简写。读音为zi you。是“春风无限萧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中的自由，是“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中的自由，是本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却屡遭压抑而畏言之思想，其无象无形，我强名之曰“自由”。甚至可以这么说，自由即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即自由之所凝。不光言说自由，我还在五千年中国文化里淘出了另外一个词，叫“和谐”。（与和谐社会还不一样）
　　
　　我也要赋予这个词更高的意义。“自由与和谐”，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俺新道家的思想核心。至于“新道家”或“新道家自然派”，也是俺“捏造的”。请你不要论证谁违背了某某原来的思想。你脑子有病啊，谁为什么就不能违背？即便谁标榜和某某一家，谁为什么就不能有他自己的思想？而非反复阐释、注脚前人的思想。 谁规定了他们这一家的思想，仅仅是创始者的思想，而不是与其不同的思想？六经注我，和而不同嘛。怎么能让死的拖住活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复古，有的只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如果此“新道家”“新道家自然派”有什么想法和念头，那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开放对话为前提，以文化实践为原则，以创新传统文化为途径，以构建“特别之非专制文化思想”为宗旨，改变传统文化（非秦之传统，而是被其压抑下的传统）的弱势角色，力求创新出中国之独立文化文本。
　　
　　但愿更多非知识分子的公民（通常是先工作赚钱，业余搞。）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慢慢求索，一点点啃。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忙人，也不知在忙些什么，可能是非我辈（农民）所能参透的。本来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也不要打扰人家拉，咱们自个上路吧。走到哪算哪，权当业余骑自行车郊游。闲着也是拼命赚钱，吃喝拉撒混日子。就用这种方式，用自己愚笨的思考，期待那些大师们出现吧。但寂寞了，也不妨哼一首小曲来排遣，来为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祈祷：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谨此，无言，彷徨于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