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陈丹青

天生书呆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会看到，陈丹青对徐悲鸿成为大师天时地利人和分析是有明显的缺陷的：
缺陷之一：他不知道才华是人和的重要因素。陈说：“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他把人和的最重要因素“才”理解成天时地利人和以外的东西，似乎在天时、地利、人和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才华”，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古人没说“天时、地利、人和、才华”呢？因为人和已经包括才华的因素了。
缺陷之二：没搞清楚人和和人脉关系的区别，人的才能、性格、品德等因素是人和的基础，人脉关系是才能、品德、性格等因素作用于社会的结果，人脉关系是人和表象，内在的是人的才华品质性格能力，陈丹青在阐明徐悲鸿的人和方面中提到康有为的提携、蒋碧薇的私奔、军阀的垂青等种种人脉关系，实际上都跟徐的杰出才华有关，没有才华的出众品德的高洁谁能理他！
缺陷之二：他没有搞清楚天时和人和的重要因素人脉关系的区别。他说：“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这一时代多文化精英，那一时代少或没有文化精英，这是时代所致，无法改变，是天时，但存在这些文化精英，从人脉关系的角度看，徐能联络上这是人和，联络不上，没人搭理，就不是人和。没有文化精英，是天时不好，但徐能联络一帮半吊子，别人联络不上，徐有人和，别人没有。可见人和与不和是在横向对比中存在的，纵向能对两个人的人脉关系好坏进行对比吗？不好比，纵向能比天时。徐悲鸿能跟刘海粟可以比人脉关系，但不能比天时，可以和陈丹青比天时，但不能比人脉关系。
缺陷之三：他没搞清楚地利和人和的区别。他只看到了徐悲鸿从宜兴、上海、巴黎、南洋、南京、北京等时时处于文化中心的表面上的地利因素，但他忽略了徐悲鸿的个人选择和实际能力对他居于有利地域的主观作用。
缺陷之四：他对天时的对比判断过于简单，只提出了问题，没有给我们答案。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等等等等。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为什么存在，陈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是不愿说，或者没时间说，或者是说不明白，当然即便陈不说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问题具有价值，问题是提出这些问题能不能体现出陈的水准，能不能体现出陈对今日没有大师和民国大师辈出在天时方面的差别有透彻的认识。假如一般的从事书画艺术的人都能看到这些问题，陈除了能用一个典型的事例形象地把这些问题表达出来外，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总结起来，陈的关于徐悲鸿大师的发言，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评论固然独到，但他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理解过于肤浅，他只生动地提出了一些很多人都能提出的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他在别的地方可能很伟大，很有水平，在这篇文章里很一般。

文夫

丹青个性张扬，我喜欢

老渔翁

判断是否人才不在乎他平时，而在于他关键的时候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陈做到了，但不出色...之所以说他不出色，
是因为他错生长在这口水泡沫的年代里了。诸位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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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斋主

我以四篇文章驳斥陈丹青的谬论，为方便阅读起见，全部贴在这一楼。

其一：也说文脉——陈丹青凤凰网访谈读后（作者：刘兆彬）

       在2011年7月1日凤凰网文化栏目举办的访谈中，陈丹青一脸忧思地说“两千年文脉已断”、“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这段访谈被网友发到“书法江湖”论坛上，我看了以后感觉很不理解，说他和吴冠中一样“好作耸人听闻之言”，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关于这件事，我原本不想多说的，但我的简单发言立即遭到了挺陈者的批评，不得不多说几句，以便进一步说明我的看法。

       说到“文脉”，当然不得不谈到中国的文化。就这一方面，陈丹青提到“草根文脉”一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不知他究竟要指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草根文脉”，更不用说“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主要地是由“士”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即“儒士”、“文士”和“卿士”等创造的，但他们中很少有什么“草根”。

       “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一开始与“男”同谓，指种地的人，后来也指“武士”，再后来又指“官吏”，在不同时期的用法并不一样，换言之，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经历了历史的发展的。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意见，“士”在先秦多指“游士”，秦汉以后多指“士大夫”，但是在宋代以前，“儒士”、“文士”和“卿士”从来都不是“草根”。在宋代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士”的主要成分是门阀士族，只有到了宋代，“科举”考试给“庶人”提供了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并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才有越来越多的“庶人”变成了“知识分子”，但“庶人”仍然只是“知识分子”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全部。更进一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源自“庶人”，最后都成了“官”，成了“官本位文化”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维护皇权和礼教，所以他们创造和维系的官本位文化，就是“两千年文脉”的主要成分。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草根文脉”，更说不上“已被切断”，相反，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迄今为止，这种文化不但没有断，反而还很牢固。毫无疑问，陈丹青对此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考察，否则就不会有“两千年文脉已断”这个错误的判断了。

        在访谈中，陈丹青指责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必须说明，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很对的，但是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两千年文脉已断”，这是判断力的极度缺乏！实际上，不讲原则，以“实用主义”为真理，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理观！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管是“穷”是“达”，不管是“独善”还是“兼济”，都是针对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处境而言的，从来不是针对“真理”、“科学”、“正义”而言的。道家就更不管这些了，他们“避世”，才不管社会现实呢！佛家行善，有“救人”之志，但他们之“救人”，是遁入空门，而不是改善社会。所以，在中国人中，为科学、真理和正义而赴死的人要少一些。

        为了维护“两千年文脉”，陈丹青恨恨地说：“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其实，“五&#8226;四”不是人们故意破坏传统，而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根本进程是不断地走向全球化，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在封闭的空间里发展，中国的固有文化必须接受世纪历史进程的挑战，必须在吸收新成分的基础上自我发展、自我更新，否则就应对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五&#8226;四”以来中国文化所走的路一直是一条被逼无奈的路，是不得不变化，是不变化就面临着灭亡。陈丹青不管这一点，而是批评这种变化。他要使我们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的文明继续不变，那就只能回到“五&#8226;四”之前去，重新扎起辫子、拖起长袍，继续懒散的农业文明。他收集这样的文明！在访谈的末尾，当记者问他“以后的规划”，他说自己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的拍卖会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这种对于固有文明的留恋之情很感人，我也有这种感情。但是，我和陈丹青的认识不一样，我欣赏它们，但也知道变化的不可抗拒性。

       从访谈的内容看，陈丹青的表述极为矛盾。一方面，他痛恨“五&#8226;四”对文化的“破坏”，称之为“文化激进主义”，一方面又抱怨说“今天弄不起来‘五&#8226;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

       这一段表述的意思，与前一段文字不一样，前一段文字是批评“五四”精神，这一段倒像是怀念“五四”精神了。有这两段相互矛盾的文字，“五四”精神究竟是该批评还是该怀念，实在让人难以判断。还有一个矛盾，隐含在他对教育教“党文化”的批评中。他所谓的“党文化”，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政治思想教育是“两千年文脉”之外的事？但是从历史上看，“以吏为师”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教授“六经”，而“六经”中的“礼”，包含了数不清的政治思想教育，其中讲了很多“国务院语言”。儒家那一整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恰恰是陈丹青所谓的“权利教育”，因此“政治思想教育”或“权利教育”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

       整个访谈的内容，大体就包括以上主要观点，其中包含了诸多的混乱。他最根本的观点，是“两千年文脉已断”。这是一个针对整体文化的判断，本来是极难的判断，必须有对组成文化的各具体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才能准确。但是陈丹青的话说得很轻巧！在没有作具体考察的情况下就下了一个肯定判断，让人猜不透是大胆、无畏还是鲁莽。

        如上所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断，不但“官本位文化”没有断，其它具体文化形式也没有断。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想割断就能割断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文化造成了破坏，但是“文化”在精神中，并不仅仅在秦始皇烧掉的那些著作中，所以他没能割断传统文化。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思想产生了长期的冲突，最后被中国化了，“中国”的“文脉”不但没有断，反而因为吸收了佛教的成分有了新的增长点——产生了“禅宗”这种中国化的佛学。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脉”仍然没有断，恰恰是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诞生了20世纪的“新儒学”，产生了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徐复观等一大批思想家。“五四”运动，并没有将传统“文脉”割断，“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将传统“文脉”割断，因为“文化”也者，在乎人心之中，而不仅仅在书本中，也不仅仅在古代遗留的文物上，那仅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精髓”从来都在“人心”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是通过砸烂一些古代建筑就能连根拔掉的。在这一点上，陈丹青所理解的“文脉”太过肤浅了！认为“人们有意无意地砸掉、拆掉、毁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古时建筑和文物”就能破坏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这是一种极其表面化的看法。

       为什么陈丹青会说这种片面的话？这本来与我没有关系。但是由于不能捂住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还是有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进入了我的世界。根据我的了解，他实在是一个很偏激、很情感化的人。在清华美院的时候，他提出几个报告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加上自己招不到研究生，就宣布辞职了，辞职之后便开始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其实在世界上作任何事都很难，有时候你的建议没有道理，当然不会被采纳，但即便是有道理，也不见得就一定被立即采纳，因为还有一个“可行性”和“时机”的问题。陈丹青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本来就不满，后来又因为国内研究生考试要考英语，他喜欢的学生英语不好，考不上他的研究生，于是愤而辞职。他不是劝他的学生狠下心来，拼上一年时间把英语学好，反而抱怨国内的研究生考试制度。他的理由是：画家不用学英语。也就是说，他要招的学生是“画家”，但是如果是“画家”，其实也不用考研究生，“研究生”是科研工作者，要求他学好英语是很合理的事。如果仅仅是学画，采取到陈先生门上直接拜师学艺的方式，效果一点也不比读研究生差。但是你要读“研究生”，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工作者，国家就有理由让你考英语。记得我考研究生的时候，英语放下了13年，结果努力学了11个月，还是轻松过关了。似乎英语这东西，只要肯努力、方法得当，并不能阻碍一个有志学画者考取陈丹青的研究生。可惜的是，陈丹青不考虑这些，他不是劝自己的考生拼命去努力一年，而是抱怨国内的考试制度，抱怨完了就撂挑子——咱不跟你玩了！据说这种决绝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人的首肯。然而，在我看来这总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件事说明陈丹青缺乏做事的耐心，世事本来难做，所以古人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本是中国士人精神的重要方面，可是陈丹青既不弘毅，也无坚忍不拔之志，遇到一点挫折就撂挑子，实在算不得“两千年文脉”的维系者。

       最近几年，陈丹青的抱怨越来越多了。这一次在凤凰网的发言，好像装了一肚子真理似的。但仔细想想，在他说“两千年文脉已断”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潜台词：我陈丹青是这个文脉的守护者。然后又有很多人支持陈先生的观点，都自认是两千年文脉的守护者。这样看来，守护两千年文脉的人真是大有人在，为什么说“两千年文脉已断”呢？恕我愚笨，未能理解。

其二：再论文脉——对陈丹青“两千年文脉已断”意见的进一步看法（作者： 刘兆彬）

       批评一个代表了某种社会情绪并因此拥有广大粉丝的人必须预计随后抛来的砖头有多大的重量和多少的数量，否则就要多准备一些止血的药物和包扎的绷带。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只是曲折地表达对某种舆论力量的认识。陈丹青在凤凰网文化栏目的访谈——“两千年文脉已断”——发表后，我写了《也说文脉——陈丹青凤凰网访谈读后》这篇批评文章，指出陈先生的意见存在诸多偏颇、矛盾之处。文章在“书法江湖”论坛公布以后，果然引来了预料之中的批评，只是没有我原先预计的那么严重，只有几位网友批评了我的看法。这些批评的声音不大不小，雷声温柔，却涉及了一些与论题关系紧密的问题，对其作进一步的澄清也许不是无益的事。

        进一步的讨论涉及了以下问题：

       （一）“两千年文脉”是否真的断了。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说“两千年文脉已断”是个错误的判断，现在来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所谓“文脉”，也就是“文化的脉络”。它的延续需要以文化知识传播的形式来进行，首先并主要是在精神中，其次才是在不同的外在文化形式——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中来进行。

        文化的物态形式是比较容易消失的一种，譬如某些古代文物会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固有的物态文化消逝得更快——有些是必要的更新，有些是被破坏（如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形式并没有消失殆尽。在物态文化中，主要有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艺术文化等。据几个例子来说，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有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等，喝茶也有很多的名目，现在仍然保持着。古代建筑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战火——最近的是民国时期的战火，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目前看来还是有一些遗存，在当今中国，仿古建筑仍然层出不穷。在服饰方面、唐装、旗袍的穿戴，在当代也时不时地流行，并没有完全毁灭。

       随着社会的变化，原有的制度文化有了明显的变化，譬如说婚姻制度，古代那种三妻四妾的制度已经消失了，科举制度也已经废除了，政治制度已经革新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变化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伦理道德——就是三姑四姨的那些事儿，从根本上说还保留着传统的性质，结婚、祭祀的仪式，从古礼传承而来的仍然不少，所以，传统的礼治并没有彻底断裂。举一个例子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的婚礼浪费现象，说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仪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据相关网络的报导，有些富二代的婚礼极为奢华，有的花费高达数百万元，有的婚礼车队总价值超亿元，如此等等。尽管豪华轿车取代了古代的花轿，古代的新娘换成了现代的新娘，仪式的性质并无本质的不同。可见，传统的制度文化，仍然在很多领域保存着。

        再说行为文化，这个保存得要好一些，因为行为方式是难以改变的，一代传一代，“客分三等”的儒家传统仍然在，体现着远、近、亲、疏之间的不同处理方式，让人想起“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这幅郑板桥的对联，见了长官虔敬得很，见了不如自己的人傲慢得很，这也是传统行为的表现。在行为文化方面，不妨也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就举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吧。根据冯学荣在中国期刊网“社会”栏目发表的《中国人在国外表现嗓门大是习惯问题，和素质无关！》一文报导：“外交部近来呼吁国民在他国土地上不要大声说话。”因为中国人习惯大声说话，在国内都不觉得怎样，但是在他国土地上就显得不文明，有些旁若无人的感觉。记得一位老师说，前年他们在日本坐公交车，车上的日本人都默不作声，而一位中国的教师在车上大声说话，尽管笑得爽朗，还是引来许多日本人异样的目光。这是行为习惯问题，《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都这样。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行为文化，迄今为止还保持良好。

        再说“心态文化”，一般说来包括文学艺术，如书籍、书法、绘画、雕塑等。在当今中国，许多古书都被重新出版，如“四书五经”就是再版了又再版的书，而且有相当多的版本，还有许多古书，影印、线状，装帧得古色古香！书法、国画不仅仅存在着，还成了大学课堂上教学的专业，设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而且从事书画的人数相当多。根据统计，宋代初年的人口仅有600万人，元丰年间全国有1600万人，崇宁元年的统计数字是2000万人，人口最高峰的时期——大观三年的统计数字是11275万人，作为历史上识字率比较高的朝代，据说是17%，那么上几个时期的识字人数大约分别在102万、272万、340万、1917万人左右。他们都应该会写一点毛笔字。当今的人口数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数为1339724852人，如果1000人中有一个写毛笔字的人，全国写毛笔字的人就会达到1339.72万人，超过宋代初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的数量，不如大观三年的数量。但是，当代中国人中，大约1000人中不仅仅包括1个写毛笔字的人，如果是1.5个，总数就是2000多万人，远远超过宋代了。可见传统的心态文化并没有消失。

        而最内在的是“精神”，是“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观念。这是由几千年文化史积淀而来的，根深蒂固，实在是很难改变，即使有时候你觉得它似乎改变了，也不过是经过了现代的化妆，其实质还是原来的实质。举艺术精神的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在书画方面的追求，主要的还是追求气韵生动、气息、气味等，这就是传统的艺术精神。中国画讲究“笔墨”，这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2年3月，吴冠中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笔墨等于零》一文，就源于他感觉传统上重视“笔墨”的绘画传统阻碍了中西融合的革新之路。他的文章发表以后，招致了张仃、关山月、郎绍君、陈传席、童中焘诸先生的批评，其中，张仃撰写《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强调坚持“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关山月撰写《否定了笔墨中国画等于零》一文，同样强调笔墨在中国画中的作用。同为画家，陈丹青痛恨的是“两千年文脉已断”，而吴冠中痛恨的是中国画在笔墨方面的陈陈相因，根深蒂固，怎么也“断”不了。说到“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哲学”。建国以来，当代中国学者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从未中断过，这是在学术的层面。从文化传播的层面看，央视“百家讲坛”请人讲过的不仅仅有老子、庄子，还有其他的传统哲学思想。

         以上这些，应该足以证明“两千年文脉已断”的判断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是没有经过仔细考察的武断说法。

        （2）假设陈先生的观点——“两千年文脉已断”——是对的，那么谁来为这一问题负责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以这个假设——“两千年文脉已断”为前提，我们来展开更进一步的推论。“文脉”之传承和延续，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形式，在诸种文化传播形式中，教育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形式，所以陈丹青把“文脉”断与不断的责任归咎于教育。一方面，他批评说“两千年文脉已断”，似乎是批评教育机构不好好教授文化知识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在2007年6月雅昌艺术网的专访——《艺术类考生越来越烂》——中说：“我一直反对文化课”，“一个藏家来买画才不问你什么研究生，这些都无所谓，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很多画家根本学位好无作用。”从这里看，他又反对学习文化课了。你既反对文化课教学与考试，那么，“文脉”的断裂不是很正常吗？可是他对“文脉”的断裂又极度不满。这责任该谁负？可以由大家自己判断。

        （3）研究生考试是否应该考英语。我们知道，我国的艺术类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包括英语考试的，这道门槛把陈丹青看好的学生挡在了研究生学院的门外，这是导致陈丹青愤而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涉及好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部门有自己认为相对合理的考试制度，你要拿教育部门的学位，就要参加教育部门规定的考试。但是陈丹青的想法是：我要你教育部门的学位，但是反对教育部门的考试制度——具体说来是反对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英语。这当然是一对矛盾。作为矛盾的一方，陈丹青也讲了自己认为很有道理的道理——一种站在自身立场上的道理，但是教育部门有教育部门的道理——另一个立场上的道理。对于教育部门的道理，在陈丹青一方看来就是“非道理”，而陈丹青一方的“道理”，在教育部门看来也是“非道理”。那么好了！你拒不考试，教育部门拒不授予学位，双方互不买账，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但是陈丹青一方虽然说“学位好无作用”，其实还是很重视这个学位的，非要让教育部门改改不可，但是教育部门要考虑方方面面，或者认为陈丹青的要求没有道理，压根就不想理会，或者认为他的要求有道理，短时间又改不了，或者仍在考虑，继续论证。总之，一项考试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发脾气就马上执行的，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论证才行。可是，这不是性急的陈先生所能容忍的，他愤而辞职，他骂骂咧咧。

        第二，艺术类考生考英语的难度。在陈先生看来，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挡住了艺术生进入研究生队伍的行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以201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复试分数线为例，在A、B、C三区英语的国家复试线中，除去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最高的是经济、文学、管理学几类，为55分、53分、50分，艺术类最低，为35分、33分、30分。这已经是很低的了。一般的研究生英语考题，除去30分为作文题，有70分选择题，在A、B、C、D四个选择中乱选，误打误撞也能猜中不少分数，假设四个选项任选一项能猜中25%的答案，就是17.5分，如果自己稍微明白些，分数应该高一些，加上作文别写跑了题，拿30-35分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很遗憾，艺术类考生中有一部分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其实除了国家统招之外，还有“艺术硕士”一说，英语由学校命题，比国家通考简单得多，但是很多人还是过不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自身不努力。一个有志于读研的艺术生，只要肯努力、方法对头，通过这一关并不难，认认真真拼搏半年一载就行了，但是他就是不吃这个苦。那么，是不是该怪罪自己呢？当然是！但是就在这个本应怪罪自己不努力的当口，很多人不怪自己，而是怪罪考试制度。其实，在中国的各类考生中，艺术生从来就是一个“特权阶层”。从高中考大学起，艺术生就有特权以很低的文化课分数去读大学，所以，很多学习不好的高中生往往在最后半年或一年转攻“艺术”，以便获得一个读大学的机会，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在大学阶段，有一部分艺术生比较努力，但也有很多艺术生一点都不努力，不但文化课，甚至连专业课都懒得学，男生忙游戏，女生忙聊天，就是不学习，把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所以，他们考研究生受挫，本来就是自作自受的成分多。可是陈丹青的看法正相反，他不怪学生平常不努力，而是要为这些本来享有特权的学生进一步要求特权——压根不考英语——要求教育制度为他们的懒散让路。这就是不知反思。反观中国高考的历程很容易发现：在恢复高考初期，艺术生和其他类别的考生文化课的录取分数不相上下，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其余类别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越来越高，而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一直保持在恢复高考初期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反思呢？我感觉很奇怪。

        第三，绘画研究生需不需要考外语。陈丹青的主张是“不考”，因为在他看来只要画画好就行了，“不识字都没关系”，又说：“西方美术学院没有学位的”，“学位好无作用”。那又何必考研究生呢？为什么要盯着研究生不放呢？“研究生”有“研究生”的性质，以我有限的了解，每个国家的研究生培养目标中都包括“研究能力”一项，所以也符合“研究生”的概念。也就是说，绘画研究生不应该仅仅是“画画的”，他应该是一名艺术学科的科研人员，要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所以，对他的要求应该超出仅仅是“画画的”这个界限。反过来，如果仅仅是“画画的”，就不该考“研究生”，而是应该考“美术师”之类，不授予研究生学位而是授予其它的能力证明。这当然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得有论证的时间、办学的条件等，你太急了教育部门办不了。这当然是越快解决越好，但是现实条件摆在这里——以前没办好，解决得有点时间。这种等待和努力是陈丹青无法容忍的，所以他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当记者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呼吁”的时候，陈丹青说：“不用呼吁，呼吁个屁。从来没有过文化部或教育部的政策，政策都很合理变成这个情况了。”记者又问：“您最后一个态度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吗？”陈丹青说：“我的态度就是赶紧逃走……逃到学校门外去。”对于陈丹青的这种做法，我想这样说：绝对理想的社会是非存在，存在的社会就不是绝对理想的，所以，不要幻想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符合自己的理想。存在着的社会，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合理的态度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flee，当然努力了也有暂时解决不了的事，那就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努力到什么程度。陈丹青的问题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总想一切都合乎他的理想，但事实上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地方。

        以上是进一步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了我的个人看法，这些个人的看法有多少道理，应由读者来裁决。这篇小文章就到此为止。

其三：浪漫的现实主义——我对陈丹青及其绘画的一种理解（作者：刘兆彬）


        有很多人认为，陈丹青的绘画当然是“现实主义”的，然而这是一个不真的判断。因为我最近批评了陈丹青的“两千年文脉已断”说，其fans又以他关怀现实为理由唱起了赞歌，所以有必要说说这件事。

        但是在谈陈丹青之前，应该先谈王国维，这是因为有时候迂回一下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王国维有一段话着实让人佩服！因为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可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很容易分别的，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看走了眼，在无意中把事情弄错！

        本文使用的“浪漫的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从逻辑上看是绝对不能成立的，但是给一种混乱的思想加上一个混乱的标签，也算是天造地设，能够以悖论的方式凸显事情的内在矛盾。2005年，陈丹青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回想陈逸飞》的文章，文章设问道：“陈逸飞，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抑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答案他没说，当然不清楚。但究竟什么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我们不用指望陈丹青做什么理论分析——习惯于凭感觉说话的人没有这个习惯，指望他说明白什么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还不如打消自己的念头。

        人们说陈丹青是“现实主义”画家，这是有据可查的。在这一方面，人们所举出的例子不算少，譬如他在1980年创作的《西藏组画》。美术界评论说：

    《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并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1]

    陈丹青……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在色彩和笔触的运用上极尽朴实。[2]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既标志着中国写实主义油画技术的巅峰，也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美术史意义的终结。[3]

不管相关评价对陈丹青绘画价值的估量是否客观，但是认其作品为“现实主义”的意见最多。陈丹青本人声称《西藏组画》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自然主义”正是“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而且，恰恰是这种“关注现实”的面孔，为陈丹青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尤其是近些年来，他开始“转行”，从言行看越来越像一个“社会批评家”了！他对中国当代教育制度的批评，更是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好评。

        那么，陈丹青似乎是“写实家”了？是“现实主义”了？且慢，此事需要有所分析。如果说他和现实主义没有关系，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其实也不对。也许陈丹青自己是有所意识的，他在《回想陈逸飞》一文中的设问更像是一种“夫子自道”。从绘画和他所讨论的社会问题看，都是“现实的题材”，但这不是判定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的真正依据。“主义”云云，是一种“艺术主张”，它是“思想”而不是外在的现象。就陈丹青所要处理的艺术现象和社会问题看，无疑是“现实主义题材”，但从思想上看，他相当“浪漫”。所以，他是以“浪漫主义的心态”处理“现实主义的题材”，从本质上看，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浪漫主义者”。无论是他对艺术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还是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都是相当“浪漫”的，是以极其理想化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问题，丝毫没有现实主义者的坚忍和毅力。

        他不满意当前的考试制度。诚然，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只是陈丹青所认定的缺点未必是缺点，他认定的优点却常常是真正的缺点。他批评教育体制的言辞上吐下泻，就像堵塞了的老黄河口一样胡乱奔流。但是正如朱其先生所说：如果不是当前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前些年请名人当博导之风”流行，“陈丹青也不可能通过严格的博导资格评定”。[4]在他进入清华美院担任博导这件事上，清华美院或许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进入清华美院之前，他只读过硕士，1982年毕业后便到纽约做了“自由职业画家”，既缺乏从事教育的经历，也没有经过职称晋升的程序，2000年受聘于清华美院时摇身一变就成了“博导”。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没有讲师、副教授的职称，一下子就聘了个教授；他没有经过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的遴选过程，一下子就成了“博导”；他没有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历，一下子就获得了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说得好听，这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破坏职称制度和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产物。也许是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当时的清华美院做通了相关部门的工作，“破格”提拔这样一个“博导”，这样的事情也算是“有情可原”。就这样，陈丹青高高兴兴地进了清华美院，清华美院也以“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为由，为他举办了作品展和研讨会，由庄边先生在《装饰》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陈丹青作品展研讨会”座谈纪要》一文为其宣传。在这个座谈会上，杜大凯、王宏建、陈绶祥、翟墨、邵大箴、韦尔申、殷双喜、刘骁纯、程大利、朝戈、钟涵、袁运甫、吕品田、刘巨德诸先生都锦上添花地做了发言，面对着诸位先生令人心花怒放的评价，陈丹青自己也表了态。可见，当时的清华美院真心实意地要“重用”他，他也想好好干，眼看就要风生水起的样子。但是当时在场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料到，在接到“教授”、“博导”的聘书后，他高高兴兴地进了清华美院，可是进去后他后悔了，先是“大闹天宫”，后来又“反出天庭”，弄得自己和校方都很难堪。对于这件事，清华美院至今没有正式的表态，陈丹青是后悔了，不知清华美院是不是也后悔了……

        不管怎样，陈丹青进了清华美院。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不管是校方还是陈丹青一方，目的都是要把眼前的学科建设搞好。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很不顺利，陈丹青想招收的学生考不上，考得上的他不想要，导致他一连几年都没有招到研究生。唯一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考英语，而那些报考的学生英语又不好，一直无法通过这个考试。经考察，那几年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英语复试国家线如下：2001年，45分，仅高于工学类的英语线（40分）；2002年开始分“基本线”和A、B区，分别为50、47、45分，在所有考试类别中仅高于照顾类——如少数民族考生——的英语线（40分）；2003年划分为A、B、C三区，分别为44、41、39分，在所有考试有类别中也不算高；2004年，A、B、C三区分别为43、41、38分；2005年，A、B、C三区分别为47、45、41分。当时的英语试题相对简单，情况如上。现在的英语试题难度有所加大，艺术类A、B、C三区考生的英语复试线到2011年已经下降为35、33、30分，成为除少数民族考生外所有考试类别中的最低分了。由于清华大学是经教育部许可的“自主划线”的34所学校之一，其英语复试线比国家复试线略微高几分。但是无论如何，这道关口并不是很难突破，只要方法对头，自己肯努力，拼上一年时间足以解决问题。所以，通不过这个考试的考生，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身不努力，应该“反观自身”，作为“博导”的陈丹青，更应该鼓励这些考生努力突破这一道算不得很难通过的关口。但是不管是考生还是陈丹青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都拒绝自身反思，转而批评教育制度，让教育制度为自己的懒散让路。

        由于不能正确理解，所以陈丹青不满，由于不满，所以陈丹青“不平则鸣”，逐渐摆出一副“大闹天宫”的架势来。他先是不断地向校方提交一些自以为写满了真理的报告，随后又因为这些报告没有被批准和得到解决变得愈加愤怒。我曾经说过，陈丹青这种让他所在的群体无条件地服从他自己个人意志的做法，是“做皇帝的思路”，也是很浪漫的想法，事实上这是绝不可能的。现代社会不是个人意志决定群体意志的社会，即便是美国总统的个人提案，也可能因国会的否决而搁浅，何况是陈丹青的个人意志呢？我国的教育制度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这种“改进”绝不是任何个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并可以立即执行的事情，即便是清华美院的院长或者教育部的部长也没有这个权利。他得召集一个专家委员会之类的班子进行讨论和论证，讨论和论证通过了才可以执行，否则清华美院的院长和教育部的部长也只能暂且搁置问题。陈丹青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意识，并且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意见被暂且搁置，这本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习惯——在一次访谈中，当采访者问他“你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陈丹青说：“自作主张”[5]——可见“自作主张”是他的习惯。很好！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自由的社会，你可以在私人生活方面“自作主张”，但是这种自由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是：你在群体生活领域不能“自作主张”，要受到群体意志的限制，要与群体意志进行协调。换句话说，在清华美院工作，至少有两个意志需要协调——一是陈丹青的个人意志，一是清华美院的群体意志，只能采取相互协调而不能采取一个压到另一个、一个必须服从另一个的方式，清华美院既不能剥夺陈丹青的个人意志，陈丹青的个人意志也不能强加于清华美院的群体意志——那些清华美院以校方的规章、制度、研究生培养目标等文件表达出来的群体意志——它们是经过群体讨论和协调后的产物。群体意志不是不可变化的——规章制度不是不可改动的——但是仍然需要通过群体的形式，换言之，你陈丹青的个人意愿要通过清华美院得到执行，就得经过清华美院的集体研究、讨论并获得通过。如果通过了，你的个人意志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得到推行，如果通不过，对不起，你得等等！——美国总统的提案过不了国会的关口也得等等。但是陈丹青很浪漫，甚至很专横，他等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个人意志被群体意志所否决——他有“做皇帝的思路”，他要“自作主张”。他不考虑校方的难处，校方也无法满足他的个人要求，于是他挥舞着大棒一阵乱打，终于“反出天庭”。

        陈丹青“反出天庭”，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自己的意见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他愤怒着——彷佛在特洛伊战场上失去了密友帕特罗克洛斯的阿喀琉斯——胸中燃烧着誓欲碾碎特洛亚城的战火。他批评清华美院，完全忘记了那些请他进入清华美院的人的一片拳拳之心——那些都是费尽心力以“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为由把他从一个“自由职业画家”直接捧成“博导”的人，他批评教育部的考试制度，从不考虑这个考试制度的合理的方面——研究生考英语的必要性，也从不考虑艺术类考生自从恢复高考之后一直是一个“特权阶层”——可以以远远低于其他类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去读大学——这一事实，而是向教育部门进一步索要特权——取消绘画类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英语考试。他的理由很片面也很浪漫——“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但是，正如王宏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

        “具有较深厚的艺术理论基础；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准确的把握；论文体现创造性见解并具有理论价值，具备独立从事高层次研究与教学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可见，对美术专业的博士生，无论培养其能力或其今后从事的工作，都是美术研究而不是创作。[6]

也就是说，研究生的身份定位是“学者”，否则不配承当“研究”二字。由此看来，陈丹青所列举的那个理由——“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实在是有些荒唐。当然他还有一个理由，要培养瞧不起博士的博士。但是很遗憾，他自己都说“艺术就是个才能”，也就是说是“天分”——是“生而知之”不可后天学习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学生的禀赋是爹娘给的，还需要陈丹青来教育？正如朱其先生所说：

    艺术家为什么一定要当博士？目前清华美院等一些艺术院校设置绘画博士，这在学科逻辑上就有问题。绘画的技术层面实际上也就限于解剖、形体、透视、色彩，这在本科层面都可以解决。绘画更上一层的境界实际上并不是技术，而是个人的天分、综合素养和艺术观念。到了美术硕士层面，主要是在艺术观念、艺术史和人文学科综合基础方面的理论教育和研究，但这实际上属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范畴，跟绘画创作本身的继续高端训练并没有关系。高端的创作能力并不需要培训，也不可能是培训出来的。

    而现在设置的以绘画创作为目标的博士课程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绘画博士如果是创作博士，那么它以什么作为目标呢，培养艺术大师，还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普天下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是从博士训练出来的？[7]

自身就是“天才”的人，还需要陈丹青来培养？天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能超越前人。他本身就比你强，你要教给他什么？可以说，陈丹青所陈述的这一方面的理由是丝毫站不住脚的。

        他不同意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英语，这是一个研究生身份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国家的考试制度与研究生的培养目的有关，而且这个“培养目的”，不是某个人的目的，是一个国家的目的，一个教育部门的目的，一个教育机构的目的。国家考虑一项具体的制度，要看一个国家目前发展的需要。当前世界正面临着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全球化进程”，西方人正在学习汉语并以此为工具来获取我们民族的智慧，中国人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学习外语去获取西方人的智慧。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不去学习外语，但是国家要求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外语是合理的，其理由是——“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绘画类硕士、博士研究生考外语是对研究生基本素质的要求，因为绘画研究就要面对整个绘画研究领域——人类的绘画——既包括中国的绘画也包括中国以外的绘画。尽管某个研究生个体可能会选择一个中国画家作为毕生研究的课题——但这只是选题的事，对一个合格的绘画研究生的基本要求是：他遇到国内外的绘画类课题都应该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这是国家的教育目标、群体的教育目标，也是民族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目标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一一对应。教育是公共事务，它要面对一个普遍的目标而不是某些个人的特殊要求。当遇到某些个人的特殊要求——譬如陈丹青夸张出来的“天才”——只能采取补充的方式为他们留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无法更改整个的考试制度。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因为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必须应对全球化进程的挑战，所以，作为高端知识分子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责任代表整个民族“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家教育部门的要求。陈丹青当然不理会这些，他是批评“五四”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他比五四那帮人更浪漫。他希望中国社会符合他的个人理想，丝毫不想想地球上是否有这样的地方。

        他被人看作“现实主义者”，被人看作“关怀现实”的人，但他实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太愿意理会他——迄今为止，教育部门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狂想，因为没有理会他的理由。他可以继续愤怒下去，但结果就是依然不被教育部门理会。

[1]王征《陈丹青的“自然主义”及艺术变迁》，载《科学之友》2011年第9期。
[2]贺炜《曾经的高度：陈丹青和他的油画》，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3]林钰源《中国油画去“工具化”——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2期。
[4]朱其《对陈丹青辞职意义的质疑》，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7日版。
[5]唐辉《自作主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访谈录》，载《荣宝斋》2008年第6期。
[6]王宏理《陈丹青的意义何在》，载《美术报》2005年4月16日版。
[7]朱其《对陈丹青辞职意义的质疑》，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7日版。

其四：“绘画研究生”的身份定位——驳陈丹青对“绘画研究生”的看法（刘兆彬）

        “绘画研究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研究绘画的学者？还是画画的人？这是一个“绘画研究生”身份定位的问题。以“研究生”为标准为“绘画研究生”定位，则“绘画研究生”就是以绘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其研究范围包括绘画史、一般绘画理论、绘画美学等，而在一般绘画理论中，又包括关于绘画本质、绘画创作、绘画欣赏乃至画家的研究，它们均属于“绘画研究”，或者从更高的类别来说，叫“艺术研究”。换言之，从性质上看它是一门“科学”，而其研究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是“学者”。但是近年来，在“绘画研究”的类别下面，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叫做“绘画创作方向”，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理解，它应该是以“绘画创作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艺术科学研究，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从“一般绘画理论研究”领域划分出来的、以绘画创作活动为唯一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如果这样的话，设立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在学理上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件怪事，“绘画创作方向”的研究生被人理解为“画画的研究生”，这就说不通了。“画画”是一种艺术实践活动，与艺术科学研究分属于两个相关但是具有本质区别的领域，如果仅仅是“画画”，应该叫“绘画创作班”，怎么能和“研究”二字联系起来呢？专门画画的人应该叫“画家”或“画师”，怎么能叫“研究生”呢？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宋代的米芾曾经被授予“书画博士”的名号，那不是因为他写字画画，而是因为宋代建立了“书学”和“画学”，他是书画理论家，具有丰富的书画知识，著有《海岳名言》和《画史》，所以宋徽宗让他负责书画两学。根据邓椿《画继》的记载，宋徽宗“兴画学”的目的在于“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①]，而根据《宋史·选举志》记载：

        画学：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文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②]

对这段文字，刘金华女士解释说：“宋代画学的课程设置除六项绘画技能课外，还有四项文化修养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艺术家而不是普通的技术工匠。即画学的课程已经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类似今天的公共课，或称文化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此外还设置了有关画学理论的问答，用来提高画家们的文化修养。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十分重视全面地培养学生的整体素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教育。”[③]由此可见，宋代“画学”教授文字学（“说文”和“尔雅”）、拟外语（“方言”）、博物学（“释名”）、一般绘画理论和绘画美学。当然，“方言”不是“外语”，但是在学习的性质上有点与外语类似，所以本文称之为“拟外语”，近乎一种“第二语言学”。“画学”的考题，至今已经不能完全确知，但是根据俞剑华先生的报导，画学“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其画题多取古诗为之”，现在还有下述考题流传了下来：

    （一）踏花归去马蹄香。
    （二）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在多。
    （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四）乱山藏古寺。
    （五）竹锁桥边卖酒家。
    （六）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④]

通过以上报导，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宋代“画学”的一些情况。“画学”建立于1104年，是宋徽宗革新“画院”的结果，刘金华、彭亚、董峰、张光福等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⑤]，马媛媛、彭亚、董峰、张光福、李亚兰、赵英辉等认为它是专门的绘画教育机构，隶属于国子监学校教育系统，有着明确的教学制度。[⑥]应该说，它与当今的美术教育机构并不完全相同，但的确具有教育性质，因此人们将其比附为“美术学院”并非全无道理。宋代“画学”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给我们一种总的印象，它实行一种在当时时代堪称“全面”的教育，除了绘画技能之外，还包括类似政治思想教育的“读经”和“读律”、类似外语教育的“方言”等，于此可见宋代政府对“画学”学生的身份定位。

        与宋代“画学”的学生相比，当代中国“绘画研究生”的身份定位还面临着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因为“身份定位”不明确，则“绘画研究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不明确，依此类推：绘画研究生的应有知识结构不明确，就无法确定绘画研究生需要学习和考核的内容，有可能因此造成许多混乱。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混乱已经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硕士生应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博士生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这是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基本素质的一般要求，“绘画研究生”自然也在此列。这原本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自从陈丹青不断针对“绘画研究生”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以来，“绘画研究生”的身份定位成了问题。他说了很多话，但是具体的内容却不多——就是反复强调“绘画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能考英语和政治，“我一直反对文化课”，“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这样一个学科知识结构的定位，来源于对“绘画研究生”身份的定位，即，陈丹青仅仅把“绘画研究生”定位为“画画的”。可是这样一来，这个身份定位就与“研究生”身份矛盾起来！因为他要培养的是“画家”或“画师”，根本就不是“研究生”。这样的“研究生”，甚至也不符合宋代“画学”学生的标准，因为宋代政府对“画学”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相当全面。

       从上面看，把“绘画研究生”定位为“画画的”，在本质上与“研究生”这一概念相矛盾。然而，我要说的还有另外一件事！这是一件被很多人久已遗忘的事。这就是：教育是公共事务，体现着群体的意志，一个国家教育部门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一定体现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又与该国所处的当前处境有根本的联系。因此，中国教育部门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设置，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要从本国的历史中寻找原因。

        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切的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开始是有些知识分子主动地去学习外语，了解整个世界的情况，其后，政府也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据柳诒征先生《中国文化史》报导，自清朝同治七年志刚、孙家谷等使美签订《中美续约》，就规定了中国人赴美游学的条款，曾国藩、李鸿章等“遂议遣幼童出洋肄业”。初次带领学生赴美的是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同知容闳。在出洋游学的第一期，清朝派出去游学的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左右。甲午战争之后，出洋游学的学生大多去了日本，去美国的相对要少一些。[⑦]正是译书和游学，使中国人了解了世界，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华民族了解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

        迄今为止，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仍然相对弱小，所以，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政策中一直有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一项，其中也包括在方方面面了解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即便是绘画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立足本国，放眼全球，吸收整个人类创造的智慧财富。这样一项任务，国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民众做到，但是通过教育制度施加这样一种影响，逐渐推及更广的领域，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需要。尽管陈丹青讨厌“国务院语言”，我在这里还是要讲一段“国务院语言”：一个通过国家教育部门培养出来的素质全面的“绘画研究生”，如果仅仅定位在“画画的”这个层面上，与民族发展的要求相差得实在是太远了！事实上，国家不仅仅把他看作一个“画画的”，还会作为一国的“公民”和社会的“高层次知识分子”来培养，要求他具备一个高层次知识分子应有的全面素质。一方面，这是中国绘画界了解整个人类绘画世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和社会知识分子的需要。所以，国家以教育的方式推行了一种群体意志——所有类别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都考英语。

        有人反驳说：美国的艺术研究生不考汉语，为什么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一定要考英语呢？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美国不需要而中国需要！在目前的世界上，中国还没有美国那样的资本，所以要根据本国的处境决定本国的政策。绘画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包括英语，这不但是绘画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中国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具备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能力。

        综上所述，“绘画研究生”的身份定位，从较低的要求看，要定位在“学者”的层面上，从较高的层面看，要定位在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层面上。简言之，“绘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单单是个人发展的要求，也体现着本国的教育发展战略。

        以上，就是陈丹青把“绘画研究生”定位为“画画的”之所以行不通的原因。

【注释】

[①]邓椿《画继》，载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②]《宋史·选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刘金华《画学考》，载《艺术百家》2010年第2期。
[④]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167页。
[⑤]刘金华《画学考》，载《艺术百家》2010年第2期；彭亚《北宋国子监画学体制及教育职能考论》，载《美苑》2009年第1期；董锋《宋代画学新探》，载《美术与设计》2003年第3期；张光福《宋徽宗时期的皇家绘画学院》，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
[⑥]马媛媛《北宋“画学”教育中的文人画观念及其成因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彭亚《北宋国子监画学体制及教育职能考论》，载《美苑》2009年第1期；董锋《宋代画学新探》，载《美术与设计》2003年第3期；张光福《宋徽宗时期的皇家绘画学院》，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李亚兰《论画学与宋代绘画》，湖南工业大学2001年度硕士学位论文；赵英辉《试析宋代画学教育对中国绘画的作用》，载《上海艺术家》2007年第5期。
[⑦]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1-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