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昨夜雪落

                        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刘军宁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本某些土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又很大的差异，制度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多，价值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少，甚至被遗忘。
超验价值在中国的两难境地
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宪政制度载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超验价值基础之上的。有关超验价值的形上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共有的自由大传统更是离不开相关的形上学支撑。易言之，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最高层面的正当性来自于形上学的超验价值观，来自于人们的根本信念，而不仅仅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理性论证。在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中，超验价值和共和宪政的正当性都是来自当地的本土超验价值，那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中被发掘出来的自然法传统。没有这种传统资源，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不可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
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脉络中，从近代到当代的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中都大量使用诸如人权、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生命权、财产权、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被视为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而无论使用者的初衷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概念被公认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价值观念常被看作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字面上被不加论证地写入了所有时期的中国宪法（甚至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物的1975年宪法）。然而，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要被写入中国宪法？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修成“正果”，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现实生活中，甚至所有的宪法都须臾离不开那些“舶来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自身传统至今没有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发放通行证。
本土传统资源提供超验的支撑
在中国，人们对本土传统资源能否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的支撑一直争讼不已。今天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的两极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上述争论也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尚未对中国是否需要落实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传统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达成广泛的共识。
为什么普世价值必须有本土传统中超验资源的支撑？因为，若是没有这样的支撑，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来自民众在信仰层面的认同。难道对普世价值的经验和逻辑的论证还不够吗？中国不乏对普世价值的经验论证，但是至今仍然得不到落实，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于缺乏来自本土的超验性价值资源的支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成功地为普世价值在西方的落实提供了形上的正当性源泉。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离不开来自中国本土的超验传统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资源至今未能给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形上的正当性源泉。
有人把对普世价值的超验层面的支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上。其依据是既然在西方是由基督教及其自然法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支撑，如果把基督教变成中国的本土资源，那么对普世价值制度载体不就有了来自本土的超验支撑了吗？这个道理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基督教变成本土资源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所以在短期内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中国的基督教身上，更何况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碰到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所以，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的。
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
上述必要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其文化传统有义务为普世价值提供超验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借助本土的超验资源也成功地落实了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他们也是大国，也有其文化传统。中国与印度不同之处在于，印度已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英国殖民传统，而中国没有也这一传统。日本变成宪政民主国家是由于其战败，美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普世价值并实行宪政民主。中国没有这样的经历，未来也看不到这样的可能。况且像日本、印度、韩国这样的国家都有从其他国家移植文化的传统。所以，中国作为与这些不一样的大国只能像英美一样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所以，本土的传统对于在中国落实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自由主义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所以，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各个朝代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相信人性的普遍性，相信人同此情，心同此理；只要信奉作为人类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只要承认中国人像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向往自由，企盼公正并为之而努力，这样的信念和努力就一定会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留下积累与沉淀。中国人对自由、平等、争议的追求，不可能不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中国人追求自由，这条道路非常曲折。这种曲折不说明，中国人不向往自由，只能说明中国人更迫切需要自由。不论这些印记和积累是多是少，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并有可能加以发扬广大。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是普遍人性的共同要求。这样的转型不是把期望完全寄托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的一支一脉，而是寻求中国的某些本土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在现时代的结合。

——原载《动向》200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