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向捷克知识分子学习怎样争取自由

昨夜雪落

                       向捷克知识分子学习怎样争取自由
                    —— 捷克人权活动家马里主教访华侧记  
                                    余杰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之交，捷克人权活动家马里主教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大陆。在杭州和北京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期间，马里先生先后会见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信仰人士、独立作家、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学者、维权律师以及官方天主教“三自”教会的神父等众多人士。作为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并肩作战的人权活动家，马里先生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和发言人之一，还曾担任“公民论坛”和“受不公正对待者保护委员会”的发言人。捷克实现民主化之后，马里先生离开了政坛，回到教会事务之中，现任捷克主教委员会主席。
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马里先生告诉中国友人，对于他本人和对于哈维尔来说，到中国来访问非常重要。由于哈维尔无法获得中国的签证，所以马里将会把此次的来访的成果一一转告哈维尔。“我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中的人们”——这位在捷克共产党的统治下曾多次受到警察骚扰乃至暴力殴打的主教，对于在杭州和北京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跟踪和监视并不感到吃惊，这一切反倒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缺乏自由的严峻现实——这是一般的西方旅游者所觉察不到的、掩藏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的现实。另一方面，当马里先生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从捷克的文学家、思想家和人权活动家那里汲取思想资源的时候，他感到十分兴奋。他与中国的友人们讨论了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克里玛、昆德拉等捷克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我亦向他介绍了九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关于昆德拉和哈维尔的争论，以及在那场争论中我撰写的文章的基本观点。马里先生表示，他基本赞同我的观点，他也认为昆德拉的虚无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的斗争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马里先生是捷克民主化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希望捷克的经验能够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说在波兰的民主化进程中充当主力的是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阶层，那么在捷克的民主化进程中充当领导者的则是以“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为标志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抵抗专制制度及其文化戕害的中坚力量？马里先生指出，一个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须清晰地申明和完全地实践自己的道德立场。这是一种真正让中国知识分子警醒的观点——即便是中国的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在振振有词地回避乃至否定道德的价值，他们曲意迎合当前中国人 “非道德化”的精神境况，并以擅长玩弄各式各样的“自我保护”的策略为荣。而马里先生则认为，道德是一个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当时他参与政治活动，不是为了取得政权，而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实现对基本的人权的保障——“一九七五年签署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必须得以实施”，打破共产主义政权对信息的垄断，并创建一个“生活在真实”之中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有道德感和尊严感的，而不是沦为谎言的奴隶。
马里先生指出，谎言是专制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动力，谎言也是自由最大的敌人。当他得知我曾写过一本名为《拒绝谎言》的政治评论集的时候，他高度认同我的这种努力：“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不用惧怕地说真话。”捷克曾经沦陷于谎言之中，而中国仍然还在谎言的辖制之下——这是我们相似的命运。对于昔日沦陷于谎言中的捷克，哈维尔也曾有一番深刻的评述：“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为可悲的。”这种描述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谎言帝国。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只有道德的力量才能改变谎言泛滥的现实，在此问题上马里与哈维尔的观点是一致的。哈维尔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了一场题为《“皇帝没穿衣服”》的演讲，他指出，如今任何一个专制国家都不敢在国际社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独裁有理了，人权日益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一方面，体制全然不同的国家必须把人权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献上；但是另一方面，极权政体必然大幅度地、经常地侵犯人权，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为，不希望有人脱口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他那富丽堂皇的衣服不过是幻象。”因此，对于官方的谎言，不能停留在“私下嘲笑或抵制”上，而必须公开地言说，必须将说谎者“揪出来”。不公开言说的真话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力量。当然，公开地说真话和“揪出说谎者”来并非易事，因为“说谎者”通常就是掌权者，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得罪掌权者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公开地说真话和“揪出说谎者”是知识分子伸张道德原则的前提。
马里以自己的生命历程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在一个专制社会中，道德决不仅仅只是纸上的言说，道德乃是一种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的行动和实践。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捷克的共产党政府不允许他在任何的公共场合露面。作为主教，他却不能在教堂里布道，而只能从事那些“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来糊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我询问道。虽然年过五旬身体却仍然相当健壮的马里微笑着回答说，那是在宾馆里为客人熨衣服的工作，他每天都要拿着巨大的熨斗工作若干个小时，那是一种真正的“体力活”。这个答案让我在吃惊之余不禁想反问：有多少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愿意并且能够承受这样的代价呢？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劳动人民，如今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大都活得无比滋润，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宾馆里的熨衣工人岂不是一件无比羞辱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已然凸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巨大差异。自由和民主是不会自动降临的，它们有赖于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的道德自觉和政治承担。以今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现状而言，自由和民主确实还离我们很远很远。
作为一名高级神职人员，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两者实现某种“平衡”呢？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宗教信仰者们也渐渐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马里先生指出，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对他人的关怀的延伸。同时，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就是关注公共事务，既然每一个宗教信徒都是公民，那么他就有权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这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马里在教堂中祷告和布道的时候，从来不会回避那些受到迫害的同胞的命运：“一个庞大的监狱就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在教堂中敬拜神，却漠视那些失去自由的弟兄姊妹的悲惨遭遇呢？”他一直都鼓励教友参与公民维权，而不仅仅是参加教堂的敬拜。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信徒都建立起了正确的政治生活的原则，所以共产党组建的全国性的“官方教会”遭到了大家的抵制，而根本无法吸引信徒参加其中。相比而言，中共控制下的“三自教会”的运作却相当成功，这是因为中国的当权者更加狡诈与残酷，而中国教会自身又相当的软弱。多年来，即便是中国的民间教会也完全隔绝于公共生活之外，根本未对社会道德伦理的溃败、社会的不公正等现象发出声音来。与捷克相比，应当感到何等的愧疚与亏欠啊。
那么，捷克的民主化进程中有没有什么失误和教训呢？马里先生坦陈，捷克的社会转型在“道义”上尚未真正完成。大部分对人民犯有罪行的前共产党高级官员和秘密警察均未受惩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弱化了人们对前政权罪恶的认识。捷克只有几名对杀害民众负有责任的前高官受到审判，这个数量太小了，使许多告密者逍遥法外，甚至不认为自己有罪。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有必要让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进行忏悔。当然，马里也特别强调了原谅的重要性，耶稣教导我们要学会宽容，“但是，原谅要在清理罪行的过程中完成”。我特意指出，像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就相当成功，既实现了正义，又避免了报复。马里先生也承认，由于当时捷克和整个东欧苏联地区的形势变化太快，可以说共产党政权是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对此民主派和普通民众都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大家都忙于在共产党的废墟上建立新的政权，所以未能实现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在捷克和其他苏东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许多前共产党高官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寡头的可耻现象。很快没有受过共产党伤害的年轻一代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更对历史不感兴趣。因此，马里先生告诫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必须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昨夜雪落

             余杰:对自由的恐惧--被禁的广告,因为广告中有一句“我要自由”
                  (转贴说明:一年前的旧文了,不过值得回顾一下)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著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著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