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鸿泥”采风行记》的意义

九斤老太

《“陇上鸿泥”采风行记》的意义

张吉祥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刘正成先生“陇上鸿泥书法展”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八十余件，规模算不上很大，在一个各种展览多如牛毛的时代，这样一个展览在排除了刘先生的书法社会影响力之后，也应当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件，但是你一旦对这个展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会惊异于它的不同凡响，这次展出的作品，居然是历经半年多，行程上万里，几乎走遍甘肃大地的文化采风过程中创作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占据社会主流的时代，刘先生将书法创作的根系直接深入到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异峰突起。在此展过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历了“陇上鸿泥”全过程的包治国先生还经常得到来自甘肃的关于这个展览的相关信息，在很多的聚会场合，刘先生的这个展览仍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解读这些信息后面的内涵就是——展览的影响力以及它的持续性，若是展出作品仅仅是泛泛的，没有深度和厚度，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其实，了解刘正成先生的人会觉他与孔夫子一样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刘先生做为一名著名书法史家、书法理论家，一直高屋建瓴地坚守着书法的传统性，简言之就是书法的可阅读性。刘先生曾对书法的美术化问题在《书法艺术概论》一书中做过精辟的论述，书法的美术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他的历史和审美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不可避免地对书法的文化内涵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只有保持书法的可读性才能保证书法与文化内涵浑然一体。这样说并非是对书法美术化倾向的排斥，很多人也曾对刘先生的这些理论有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误解。当前的现实是，因书法的泛化以及书法家身份的职业化，保持书法的可读性已是一种对书法家们的奢求，因为书法有可读性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个是书写内容要有原创性，另一个是这种原创性要依赖于作者深厚的文化储备。刘先生深厚的文史修养在当代堪称卓尔不群，因此“陇上鸿泥”可以看作是刘先生理论主张的一次实践化了的注脚。
书法作品的现实阅读性并非是一般艺术品的简单阅读，但作品一经成为过去时，它业就进入了历史，而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若将其文化内涵完整解读即使用文献互证的方法也难以做到百分之百，《兰亭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先生推崇《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等经典，并以之做为自己创作的依归，于是在这次展览中出现了《代酒帖》《围炉帖》等绍接古人精神的作品。但是这类作品除作者和当事人之外的人在即使进入阅读时也很难对作品作出深切的了解，并因此消抵了作品的感染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就会被历史的尘沙掩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好在有一本洋洋五万言的《“陇上鸿泥”采风行记》让我们解除了以上的耽心，这本册子是包治国先生在全程随从刘先生采风创作之后对整个活动所做的全程全息的纪录。它是包先生在《陇上鸿泥》兰州展览前的一件急就章，甚至连校对都没来得及就付印并与展览同时出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展览过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本册子所起的作用和它在将来的意义，大概可以做以下总结：一是它让观众在参观展览的同时就对展出的每件作品都能做出全面深刻的了解，在观众眼里，这批书法作品不再平平地浮在纸面上，而是立体地凸现在观者的面前；其二是这批作品在展后现时地和陆续地进入了社会收藏，收藏家和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每件作品的创作背景通和文化价值通过这本小册子都能得到全面而直观地了解，能省却很多麻烦，事半功倍；三是在这个书法表面繁荣却文化退化的时代，它是对文化坚守的一个创造性的举动。
在《陇上鸿泥》展览结束后，2013年9月14日的《美术报》报道了陈振濂先生“我书即文献”的拍卖专场，也强调“阅读书法”、“学术引领拍卖”。这也与刘正成先生《陇上鸿泥》展在学术上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因此，《陇上鸿泥》展以及《“陇上鸿泥”采风行记》其“学术引领”意义在当下的创作和展览中就不再是一个孤例。（201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