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从罗马不设防想到的

王子庸

                            王焱：从罗马不设防想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盟军进攻意大利。统率美军的是克拉克上将，统率英军的是亚历山大上将。而他们的对手则是德国陆军元帅凯瑟林。凯瑟林是一位军事指挥才能极为杰出的军队统帅。更为难能的是，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由于他直接下命令保护那些珍贵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不但象威尼斯、波伦尼亚这些意大利的古城，德军都未经一战而主动放弃，从而在战后得以幸存；而且为了在战争中保护罗马和佛罗伦萨，凯瑟林还宣布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为“不设防城市”，主动撤出军队，另外辟地作为战场。可笑的倒是美军将领克拉克，他不去与德军的主力决战，却趁势占领了不设防的罗马城，还声称“收复”，未免令人失笑。
     常言说，“兵者，危道。”战争关乎死生，系于存亡。也正因此，古往今来，战争史上，为了取胜而不惜采用任何下作手段的将领多得不可胜数。可凯瑟林在两国决战的生死关头，竟能将文明遗产的保护置于战争的胜负之上，不能不令人赞叹。假如他不是主动避让，而是采取焦土抵抗的战术，则这些千古文化名城必然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人类文明遗产将遭遇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无论纳粹德国有多么凶残，在这位元帅身上，我们却看到依然有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文化教养在。
      更令人感慨的是，凯瑟林指挥的德军防线的制高点，是具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山修道院，那是公元六世纪基督教本尼迪克特修会的发祥地。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凯瑟林下令不许军队在修道院附近设防。结果，反倒是盟军由于怀疑德军会利用这个修道院作为防御设施，出动大量轰炸机先将这一珍贵古迹夷为平地。凯瑟林的作为，连许多盟军将领也不能不肃然起敬。令人遗憾的是，战争结束后，凯瑟林却作为战犯被意大利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听到这个消息，盟国许多在战争中曾作为其对手的政治家和将领都为他鸣不平，就连已经卸任的英国首相邱吉尔，也委托战后已经晋升为元帅的亚历山大写信为他说情。凯塞林最终在1952年7月被释放。
      今天当我在历史久远、文明辉煌的欧洲大陆旅行，看到人们在罗马、威尼斯、弗罗伦萨等历史文化名城之间流连忘返，很想问一问他们，是否还能联想起这段历史往事？
      作为中国人，在欧洲众多历史名城的辉映下，我们会感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城市建筑遗产，不免多少相形失色。追索其原因，我以为近代文史学者黄濬所言最为确当。在黄濬看来：“吾国虽以旧邦著于世界，然大建筑物除长城外，鲜能保全，以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然而，即便建筑所用的材质有异，如果单单就作为文明遗产的古代城市建筑而论，老祖宗所留下的未必就比欧洲逊色。在老大中国还处在积贫积弱的民国初年，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在欧洲“看了马德里的山都，看了威丹的新战场，看了美丽的巴黎的凯旋门后的夕阳西坠”后来到北京，还是不能不被北京古城所拥有的那种雄奇的文化魅力所倾倒。
      当鹤见坐着火车到达北京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北京的城墙“暴露在五百年的风雨中，到处缺损，既不及围绕凡尔赛王宫的砖，单是整齐，也不如千代田城的城壕的石块。但是，这荒废的城墙在游子的心中所引起的情调上，却有着无可比类的特异的东西。令人觉得称为支那的这一个大国的文化和生活和历史的一切，就渗进在这城墙里。”待他走出北平车站，一见巍然之前门，便觉气象万千。其城楼与箭楼之壮美，特别是正阳门之箭楼，作为意涵民族保卫精神的军事性建筑，庄严博大，挺立于市街的中心，象征着北方民族性之伟大。鹤见说，他仰观正阳门，从“几十尺的石壁之上的楼门的朱和青和金的色调，足够想像出明朝全盛时期的荣华。而且那配搭，无论从哪一面看来，总觉得美。这也可以推见建造当时的支那人的文化生活的高的水准。”更令鹤见惊异的是，故宫太和殿“门前的石灯、石床、石栏之宏大，我以为欧洲无论哪一国的王宫都未必比得上。……自己常常想，能想出那么雄大的构想的明朝的人们，那一定是伟大的人吧！”由此竟使他放下了近代日本人常见的狂妄与骄横，想到“一见便该谩骂似的支那人的生活之中，却有我们日本人所难于企及的‘大’和‘深’在。”
      时至今日，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尽管得以幸存，然而，那经历几百年间的寒霜雪雨，以巍然的身姿环绕拱卫京师的城墙却已经荡然无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们消失的原因，却并非由于外敌入侵的战火兵燹。这正象黄濬所指出的，“吾国都会公私宇舍，不尽以荒而圮，其毁之亦尤力。殆亦世界所寡有。”
      世人论华夏文明近代凋敝，每每归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黄濬却在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指出，其实考察历史，“若拓跋魏，若辽，金，以及满清，皆有所建设。蒙古虽甚暴，而其后亦多创置。”“今日中国精完之城邑，仅有北京，而北京之所以有此风格，乃自辽、金、元诸代承袭而来，异族帝王有造于中国如此，关心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知此盛衰起伏之迹。”
      黄濬的分析兼顾到中国文化的不同层次。他指出，尽管“吾国哲人所垂训者，何莫非以因为创”，都强调有继承才能有发展，有因袭才能有创造，可“试考有史垂三千余年，而国中名都之有宫殿者，只余北平一城。开封宋宫，只余龙亭。金陵明宫，只余东西华门。泱泱大邦，重基杰构，所留遗后世者，大抵皆为荒烟蔓草，此非为铲除封建思想，直以自曝吾族破坏力之特伟。此习不革，何以自全于悠久哉？” 殷周时代是宗法伦理社会，所以征伐战争，先要破坏敌方的宗庙。此一传统相沿传承，致使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多毁于自己人之手。就执钧者而言，受近代激进主义影响，往往因为痛恨封建主义，牵连而及，以为摧毁旧建筑可以收扫荡封建之效。这一破坏传统，如果不能彻底革除，则中华民族是成不了文化腾达的伟大民族的。
      黄濬进而指出，“其所以每经大乱，一切文物即荡然无存者，类皆以民间教、学两失之故，但知毁廓，以申怨毒，而不悟已成之结构，皆为国宝。相习成风，视为固然，易代之际，始勇于破坏。抑知每经大乱一度，民失教养者愈众，后者之学识，未必遽逾于前，所形于建筑者，则已必逊于前。” 此所以古代的延陵季子游于晋国，道是：“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
      黄濬以八国联军入侵，海淀游民乘乱抢劫圆明园为例，说：“二十年来，圆明园故址，文础雕栏，暨于山石，为豪强攫取略尽……京城道上，常见大车曳宫殿木材花石而过，不知所往。”以为此事当与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的“易饼市中金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同一沉痛。他说：“余谓残毁文化最力者，实为国中盗贼……焚斮洗荡，驯成今日之状，故国之不强，文化之不振，未可概罪于异族也。而其大原，在于民之失学，与不得其养。”即便是“人民”，“其摽掠之狂既煽，则当以病态论，不可不勇于治疗也。”
      今天回想，包括古城北京在内的承载华夏文明的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未能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原因也依然不外这两个：缺学识，缺教养。

jixigao

说的好极了，顶之！！
    明年导让我给一所中学讲中国传统文化史，正可借鉴兄之识见，培养中国少年之血性与理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