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识分子的团结

王子庸

                        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识分子的团结
                                   作者：吴冠军
                           （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
    近日《东方早报》发表了汪晖先生的《现实的幻想与幻想的现实》一文，回应一个月前发表在同一报纸上的王晓渔先生的评论文章《“批判知识分子”的超级幻想》。针对“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以及《读书》杂志10月号刊登的一组相关文章，王晓渔在该文结尾质问《读书》杂志编辑：“这种批判的‘形象工程’，难道不正是对批判精神的‘粗暴的挑衅’么？”汪晖则在回应文章中写道：“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识分子’为‘超级幻想’的人的确站在两个世界里。”作为一个对两位作者以及他们的文字均较为熟悉的当代中国的读者，我不免要追问，到底是什么，使生活在同一个“现实”（当代中国）中、也面对着这同一个“现实”的两名均以批判性为自我写作要求的知识分子，做出那“两个世界”的决裂性声明。当王晓渔与汪晖都指责对方站在“幻想的世界”里，他们实际上所共享的，正是最根本的对同一个“现实”秩序——一个由主流的关于“和平”、“妇女”之霸权性理念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秩序——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然而，代之以在这种共同的批判精神之上形成知识分子的团结、以“围攻”的方式来激进地批判“现实”秩序，两位作者却是将极具火药味的笔锋瞄准对方，在文字的攻势中将对方踢入“另一个世界”了事。这使我不得不继续追问：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沟通、学术批评与公共批判实践，最后总是简单地、粗暴地走向彼此决裂，而不是在对方的批判性分析中，正视到自己思想写作与批判实践的界限并对它作出越界，检视自己生活/写作/自我认同中那最根本性的“幻想”并对其作出穿越？
    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中，“幻想”从来不是对立于“现实”，正相反，“幻想”是这样一个实用的窗口：通过一些个人性/社会性的想像，将那永远存在着千疮百孔之腐烂性创口的“现实”（因为永不会有一个最终极的、代表“历史终结”的完美秩序），转化为一个连贯的、和谐的、美好的秩序之图景。换言之，人们通过那掩盖各种来自真实（the Real）的恐怖性的黑暗缺口、代之以美丽生活乃至繁荣盛世之图景的那扇幻想的窗口，而取得融入“现实”的途经。这个窗口——一个对“现实”的幻想性补充（fantasmatic supplement）以使其平滑连贯——倘若在某种内在/外在影响下突然崩溃，那么这个人（或一个社会性的集合）所常年自我理解的那值得过下去的日常生活，便会骤然变得“不真实”（unreal）；最为珍惜的所有一切，瞬间变得毫无意义。在这样的时刻，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状（symptom）——比如歇斯底里、比如臆想幻觉（hallucination）、比如无可名状的恐惧（感受到恐怖性的幽灵）等等——便会出现。因此，幻想正是人们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的根本性维系，是当下现实的那个意识形态秩序总体化自身之根本性失败下的一个极为实用的弥合剂。在这个意义上，“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根本上是呈互相补充关系的同一个“世界”，共同呈现给人们一个“总体性”的和谐秩序。
    在许多我所深深尊重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们那里，最大的“幻想”不是别的，恐怕正是“批判性”这个符号本身：通过“批判性知识分子”这一想像性的自我理解/自我身份赋予，他们获得了在当下现实中的一个稳定的结构性位置，取得了同现实秩序的一个连贯性的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本身是（至少应该是）一个对抗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在那些知识分子（我自己也是自反性地包括在内）这里所起的作用，正是相当于使他们和现实世界相结合（以对抗性介入的方式）的一个幻想性补充：它所提供的也许并非一个把问题重重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就此转化成一派繁荣盛世的窗口，但却是一个使那些知识分子的生活在现实中获得根本性意义的窗口（或许谈不上美丽生活但至少是有意义的生活）。当失去了这个幻想、或是遭到剧烈性的冲击（比如被指责自己的实践/写作并非是在“批判”）时，那些知识分子们便很可能会骤然丧失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迄今所做的一切瞬间失重。原先那个幻想性补充的窗口、那个使生活具有意义的维系，此刻却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创口（trauma）；他/她活在当下的“现实感”，便因这个深渊性的创口而趋向分崩离析。在这个情况下，一旦当“批判性”这个维系那些知识分子所有思考、写作乃至生活之意义的根本性幻想受到威胁时，代之以勇敢地直面自己所遭遇到的那生命中不堪承受之创痛，正视自己思考/写作中的界限并选择英雄性-自杀性地穿透（traverse）自己的幻想（即将批判运用于自己的“批判性”上），一个最简单最轻松的回应方式，便是通过消灭那外部威胁的方式、通过维护乃至强化自己的幻想的方式，将这份创痛（这个深渊性的创口）抹除掉，使一切重新回归原来那熟悉的“现实”。
    正是“幻想”及对“幻想”的维护，产生出了这场“两个世界”间的知识分子论争。王晓渔这篇短文，在标题上便已经将批评指向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或许正是通过作为幻想的“批判性”之角度，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汪晖会撰写出这样一篇同他以前著述行文颇不协调、具有檄文风格的文字，来回应一位比他年轻一辈的批评者。当汪晖质问王晓渔“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你的‘现实’”，并指责他“能够回答的大概除了最为现实的‘秩序’，就是维护这个‘秩序’的‘程序’”时，汪晖无疑作了一个本不应该犯的逻辑跳跃：王晓渔对“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那场活动所依据的可能成问题的“程序”作出批评，并不代表他接受那套对“现实”秩序进行维护、作出种种意识形态区划与定义的符号性“程序”，并不代表他像汪晖所描述（所想像）的那样，“他们不过是告诉你：什么也不会改变，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歇着吧”。只有在某种幻想性的窗口下，汪晖才会有这样的视野，将两种“程序”之间的逻辑缺口予以连贯性地填平。正如我这些年来赞同并追随汪晖老师的诸种思想实践与现实批判，我个人完全同意他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让那些一心要维护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的公共批判实践。但这样的公共批判实践本身，必须也是自我反思性的（self-reflexive）实践，并将自身开放给公共批判。我没有看到汪晖文章里提供有任何成文的证据，来笔落实处地指责王晓渔就是“那些一心要维护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中的一个，其批评是出于要毫无批判地维护当下现实/霸权意识形态，而“跳出来跺脚”，而“感到不安”。
    汪晖对于这场争评活动之意义作出了他的诠释：“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去维护这个现实及其秩序，而是要让这个最为现实的秩序及其程序暴露出它的虚幻性。”对于他的这一批判旨向与实践中的计划，我个人十分尊重并且期待，因为这样的活动/事件在当下中国不是太多，而实是太少。但是经由那一轮制造决裂的论争，我觉得有必要向两位作者提出的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批判实践时刻保有自我的反思、并将它开放于批判性的公共评论，否则就会坠入这样一个陷阱，即对自我认同中的那“批判性”之幻想（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出最无批判精神之维护，无反思地将自己参与的所有实践都理所当然地视作是批判性的、而针对这些实践的批评声音则均是全无“批判性”的。对于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所造成的这一陷阱——我们可以称其为“‘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缺失批判的“批判”）——的唯一穿透方式，便正是将批判进行到底，即采取一种“critique with critique”（带着批判的批判）的自反性激进批判实践。汪晖在文中写道：“那个被责备为‘超级幻想’的活动所要呈现的千千万万普通妇女及其代表的世界，那个在平凡的工作中显示出的‘和平’的意义，难道不是比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所要维护的‘现实及其秩序’更具有‘现实性’吗？”并批评王晓渔“以曲解的、也是‘最没有幻想的’方式，把对千千万万妇女及其代表的真实的生活的肯定，说成是对一次像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评奖活动’的‘高度评价’”。正是在这里，汪晖缺乏自我反思地抹消了这场活动/实践自身的界限，即它“所要呈现的千千万万普通妇女及其代表的世界”，也并非就是“真实的生活”；这场争评活动先天地（在康德主义的意义上）没有可能来“代表”那根本意义上前幻想性-前意识形态的真实生活。但我们并不是因此就取消这些实践，而是在展开实践的同时，去反思性地检视它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渔对这场活动之程序所作的批评，并不是“吵吵嚷嚷的声音”，而恰恰是不可忽视：因为他所质疑的核心，正是那些“代表们”如何被“选出”的过程。在王晓渔看来，这恰恰是现实秩序中意识形态操作之一种，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批判精神”。
    然而，在这一不应忽视的实质批评之外，王晓渔在其文章中的多处措辞，确有过当之处，如文末对该活动下结论为一场“‘批判知识分子’导演的闹剧”，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侮辱意味的“定性”。而“这种活动究竟是不是‘骗局’，尚无法得出定论；它的发起者有何用意，也无法妄加评判”这样的评论，虽以一种不“确定”的表达方式（无法得出定论/无法妄加评判）来行文，但在这一不“确定”的安全笔调下来使用“骗局”、“用意”等词，仍然对被批评者起到了一种伤害性的文字效果。在当代西方思想界，齐泽克（Slavoj ?i?ek）是使用这种行文修辞手段的行家里手，常以否定性的语式写出实质骂人的话，如“某某当然不是一个骗子”，语义上虽是表达了断然的明确的否定，但在语句结构上却是把对方同“骗子”接在了一起，其对读者所起到的暗示性文字效果是：“如果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怎么会落到辩护不是‘骗子’的份上”；“即使某某不是骗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但具有着这样的暗示性伤害效果，这种“安全”的行文方式还陷对方以无法公开回应的尴尬境地，因为其明着是说“某某不是骗子”，被指者心头有怨气也只能自个儿憋着去（否则便落个“又没人说你是骗子，出来吵个啥”）。作为左翼哲学家的齐泽克，晚近这些年来同他的许多同道——包括当年发掘他的“伯乐”、左翼政治思想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穆芙（Chantal Mouffe）等——纷纷决裂，除了一些其它的因素外，齐氏的这种行文方式，不得不为这种大伤意识形态批判事业的知识分子间的无谓决裂负上一定责任（据我作为穆芙之同事的一位师兄告知，拉克劳、穆芙等人近年来已同齐泽克彻底断绝往来，尽管他们的批判事业几相一致）。王晓渔的这一评论，以比齐氏那明确“否定”还要更冒犯性一些的不“确定”的口吻，实把被批评者隐在地、暗示性地置于那“骗局”组织者（且“用意”不善）的层面上。
    文章中其它如“把‘争评活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其他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无用功’，只有他们（她们）的这个活动才有价值”等句，也实属批评不当，即以“仿佛”这个修辞，落实了对被批评者的并无十足根据的指责：因为在“把‘争评活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无用功’”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缺口——“高度”评价这一争评活动，并不意味着就此将其它批判性的工作贬为“无用功”。该论述之成立，需要其它的实质证据来填补两者之间的这一逻辑缺口。代之以列举出被批评者所写有的实质性的文字证据，王晓渔使用“仿佛”这一修辞来填补这个逻辑缺口。他的这一评论透过该修辞，实表现出了其所具有的想像性的性质，即通过批评者自身的某种幻想性窗口，他所面对的那个现实（汪晖等被批评的知识分子此时便成为那个秩序的一部分）以及自己对其之批评，被体验为平滑而连贯。正因此，王晓渔这篇批评性的文章，本身要为汪晖回应文章中的“二个世界”的决裂而承担责任（被批评者带有情感上的怒气，并不是生自空穴）。归根结底，该文对被批评者缺少了一份源自心底的尊敬、更遑论基于其上的同情性的理解，尽管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在对现实秩序的态度上，均怀有着不妥协的真诚的批判精神。
    相对于现实中那总体性的意识形态矩阵（该“总体性”之形成，本身是借助于幻想性的补充），知识分子们意识形态批判的声音总是实在太过微弱。当代左翼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提出一种知识分子团结理论，致力于形成一个无中心的“知识分子国际”，并呼吁知识分子们不要“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对于当代中国所有以“批判性”为自我写作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存在论层面上均是被“抛入”到同一个世界里，面对着同一个当下现实的意识形态秩序。然而，只有当他们能够有勇气穿透自身的根本性幻想，正视自己所从事的批判实践之界限、并在自我反思/外部批评下作出对它的越界的那一刻，知识分子之间那决裂性的“两个世界”（或多个世界）才真正可能成为一个世界，他们才能够同自己的论争对手（“木”）携手一起，从各个角度“围攻”当下的现实秩序及其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森林”）。
    在我看来，布氏那“知识分子国际”方案中具有实践价值的，不是它的建制化的结构框架（任何制度性结构必然会遭遇其内部裂口），而在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以自我反思的开放心态和自己的论争对手并肩一起，同这个世界（作为“森林”的现实秩序）展开不妥协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邀请，一个对所有被抛入同一个当下世界、以批判为已任的知识分子的邀请。这篇短文即是一个这样的邀请：此刻决裂在“两个世界”的汪晖老师和王晓渔兄，你们愿意接受我这个握手一笑、共视同道的邀请么？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墨尔本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2005年11月29日，发表时由编辑作了删节）